作者：銀正雄
人民會懷念過去仁慈的獨裁者的原因很複雜：也許那是一個我們不需要煩惱操心政治紛擾的時代；也許那是一個有清楚規則、問題可以解決的時代；大有為政府加上經濟奇蹟，尋常黎民百姓也看得到未來應該會更好的時代。
人民會懷念過去仁慈的獨裁者的原因很複雜：也許那是一個我們不需要煩惱操心政治紛擾的時代；也許那是一個有清楚規則、問題可以解決的時代；大有為政府加上經濟奇蹟，尋常黎民百姓也看得到未來應該會更好的時代。
很多市井小民似乎都特別懷念蔣經國時代：那是台灣的經濟起飛的年代，即使期間有許多外部的挫折，例如退出聯合國，中美斷交等，內部也不是那樣的民主，但整個台灣的社會似乎都洋溢著樂觀和信心。
但是，奇怪的是，自從台灣民主化之後，很多人對台灣，對台灣的領導者的滿意度反而節節下降，反而懷念起「美好的過往」。這反映在歷來最受人民懷念的總統中，兼具獨裁者與民主推手麵貌的蔣經國永遠居於首位，蔣介石其次，三位民選總統的聲望與民間評價反而不如前兩位獨裁者，這樣的結果其實是發人深省的。
不管是仍然進行的馬王政爭，還是之前頻繁發生的公民社會運動，其實我認為都與目前的「台灣僵局」有關。從核四到服貿，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棋局都已經陷入難以解開的僵局。因此，有人認為馬英九的鍘王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更換能貫徹意誌的國會議長上台，打開立院的長期僵局，從而有機會推動重大的改革。
而民間社會眼見代議機構無力解決民間社會的切身問題，從文林苑到大埔，人們對既存的社會製度失去了信心，激進的意識形態開始佔據上風，於是頻頻自力救濟地走上街頭，造成社會擾攘不安。歷史學家所說的「極端年代」於是降臨在我們身上。
由僵局而產生的社會動宕，事實上已經嚴重衝擊台灣人民的信心。勞委會新公布的國際勞動統計，發現我國勞工去年平均月薪蟬聯亞洲四小龍最低；台灣家戶儲蓄率則偏高，遠高於韓國、日本。顯示台灣不僅長期低薪僵固化，而且對未來感覺到深刻的悲觀，才會擁有超高的儲蓄率。
剛剛過世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科斯，其所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論提供我們一個可能解釋的視角。科斯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將交易成本引入了市場與企業組織的邊界分析。他認為市場的運行是有額外成本的，包括搜尋成本、資訊成本、議價成本、以及決策成本。通過形成一個組織（也就是企業），並允許某個權威（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的成本。
因此，如果將台灣看成是一家超級國家公司，蔣氏父子的國家機器用「看得見之手」的威權和計畫來調控國民經濟，不再受到狹義交易成本的局限，因而展現出了較高的執政效能。遍地開花的加工出口區以及十大建設正是這個時期「大有為政府」的代表作。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大陸或新加坡這樣類似的威權體係政府，擁有較高的決策速度以及執政效能，其實是基於相同的道理。
然而，國家行使權威的政治經濟協調方式也不是免費的。換言之，用組織形態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無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種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組織成本」。當組織成本升高到超過交易成本的時候，理論上，應該要縮小政府的組織邊界進入市場交易。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大陸的組織成本極高，導致嚴重的無效率。因此，市場化改革成為必要，並進而創造耀人的經濟奇蹟。
台灣在1980年代末期進行的改革，政治上從威權政府轉型為人民有選擇權利的民主化改革；經濟上則是解除管製，退出直接幹預，很明顯地在走小政府的道路。小政府容許個人的空間多一點，公民社會的力量強一點。與中國大陸或新加坡相比， 我們也必須付出了政府的動員與幹預力量下降的後果，其實這是不同的政治經濟路徑選擇的結果。
然而，緣於缺乏清楚的交易規範，在台灣做決策往往需要付出極大的交易成本，而且曠日費時。於是我們需要很多的「喬事情專業戶」，從街頭司法黃牛到國會殿堂的「調和鼎鼐」與「密室協商」，搓圓仔來解決各式的不規範交易問題。
因此，人民會懷念過去仁慈的獨裁者的原因很複雜：也許那是一個我們不需要煩惱操心政治紛擾的時代；也許那是一個有清楚規則、問題可以解決的時代；大有為政府加上經濟奇蹟，尋常黎民百姓也看得到未來應該會更好的時代。於是，「普世價值於我何有哉？」。要解決現在的台灣僵局，我的看法是盡速重建全社會的「共同交易規範」而非「共同價值」，也就是每個人必須尊重多數人的選擇以及公共利益。因為討論價值涉及對錯與信仰，毫無懸念地會陷入立場之爭而毫無交集。尊重多數人的選擇以及公共利益。在我看來，才應該是未來的台灣政經改革以及公民運動的新方向。
但是，奇怪的是，自從台灣民主化之後，很多人對台灣，對台灣的領導者的滿意度反而節節下降，反而懷念起「美好的過往」。這反映在歷來最受人民懷念的總統中，兼具獨裁者與民主推手麵貌的蔣經國永遠居於首位，蔣介石其次，三位民選總統的聲望與民間評價反而不如前兩位獨裁者，這樣的結果其實是發人深省的。
不管是仍然進行的馬王政爭，還是之前頻繁發生的公民社會運動，其實我認為都與目前的「台灣僵局」有關。從核四到服貿，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棋局都已經陷入難以解開的僵局。因此，有人認為馬英九的鍘王的主要原因是希望更換能貫徹意誌的國會議長上台，打開立院的長期僵局，從而有機會推動重大的改革。
而民間社會眼見代議機構無力解決民間社會的切身問題，從文林苑到大埔，人們對既存的社會製度失去了信心，激進的意識形態開始佔據上風，於是頻頻自力救濟地走上街頭，造成社會擾攘不安。歷史學家所說的「極端年代」於是降臨在我們身上。
由僵局而產生的社會動宕，事實上已經嚴重衝擊台灣人民的信心。勞委會新公布的國際勞動統計，發現我國勞工去年平均月薪蟬聯亞洲四小龍最低；台灣家戶儲蓄率則偏高，遠高於韓國、日本。顯示台灣不僅長期低薪僵固化，而且對未來感覺到深刻的悲觀，才會擁有超高的儲蓄率。
剛剛過世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科斯，其所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論提供我們一個可能解釋的視角。科斯對經濟學的主要貢獻，是將交易成本引入了市場與企業組織的邊界分析。他認為市場的運行是有額外成本的，包括搜尋成本、資訊成本、議價成本、以及決策成本。通過形成一個組織（也就是企業），並允許某個權威（企業家）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的成本。
因此，如果將台灣看成是一家超級國家公司，蔣氏父子的國家機器用「看得見之手」的威權和計畫來調控國民經濟，不再受到狹義交易成本的局限，因而展現出了較高的執政效能。遍地開花的加工出口區以及十大建設正是這個時期「大有為政府」的代表作。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大陸或新加坡這樣類似的威權體係政府，擁有較高的決策速度以及執政效能，其實是基於相同的道理。
然而，國家行使權威的政治經濟協調方式也不是免費的。換言之，用組織形態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無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種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組織成本」。當組織成本升高到超過交易成本的時候，理論上，應該要縮小政府的組織邊界進入市場交易。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大陸的組織成本極高，導致嚴重的無效率。因此，市場化改革成為必要，並進而創造耀人的經濟奇蹟。
台灣在1980年代末期進行的改革，政治上從威權政府轉型為人民有選擇權利的民主化改革；經濟上則是解除管製，退出直接幹預，很明顯地在走小政府的道路。小政府容許個人的空間多一點，公民社會的力量強一點。與中國大陸或新加坡相比， 我們也必須付出了政府的動員與幹預力量下降的後果，其實這是不同的政治經濟路徑選擇的結果。
然而，緣於缺乏清楚的交易規範，在台灣做決策往往需要付出極大的交易成本，而且曠日費時。於是我們需要很多的「喬事情專業戶」，從街頭司法黃牛到國會殿堂的「調和鼎鼐」與「密室協商」，搓圓仔來解決各式的不規範交易問題。
因此，人民會懷念過去仁慈的獨裁者的原因很複雜：也許那是一個我們不需要煩惱操心政治紛擾的時代；也許那是一個有清楚規則、問題可以解決的時代；大有為政府加上經濟奇蹟，尋常黎民百姓也看得到未來應該會更好的時代。於是，「普世價值於我何有哉？」。要解決現在的台灣僵局，我的看法是盡速重建全社會的「共同交易規範」而非「共同價值」，也就是每個人必須尊重多數人的選擇以及公共利益。因為討論價值涉及對錯與信仰，毫無懸念地會陷入立場之爭而毫無交集。尊重多數人的選擇以及公共利益。在我看來，才應該是未來的台灣政經改革以及公民運動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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