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9日，張安樂（中）回到台灣後被警察押往地檢署，他雙手拿著一本藍底黃條的文宣品，上麵寫著：“和平統一一國兩製”
張安樂（左）在美國監獄拿到學位
1985年3月20日，台灣軍事法庭審理江南案，開始偵訊陳啟禮（右二）與吳敦（右三）
原標題：黑白紅張安樂的意外人生
竹聯幫大佬、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江南案」的翻盤人……當政治、金錢、暴力和義氣交集在一個人身上，他折射出了這個時代的印記。世上沒有第二個杜月笙，也不會出現第二個張安樂，他們都是時代的產物
作者：本刊記者張歡萬靜波發自深圳
6月29日下午兩點，從上海起飛的國航CA197航班準點抵達台北鬆山機場。張安樂特意挑選了這個航班，相對於桃園機場，鬆山機場距離台北市區更近，方便媒體記者前來。
和之前設想的一樣，機艙門一開，幾個全副武裝的“霹靂小組”成員就衝了過去，給張安樂扣上了手銬，他沒有任何反抗，在一群警察的簇擁下，被帶進專門的通道，押解到台北地檢署。
張安樂穿著黑色的唐裝，非常配合警方行動，臉上帶笑，經過大批記者麵前時，手裏揮動著一本藍色的小冊子，封麵一欄醒目的黃色中寫著“和平統一”、“一國兩製”。17年前，他為了逃避牢獄之災離開台灣，17年後，他帶著手銬，對媒體說：“台灣的鄉親，我回來了。”
機場外，一千多名中華統一促進黨的黨員揮舞著紅色的旗幟為他助威。張安樂是這個黨的總裁，警方扣押他是因為他還處在“組織犯罪”和桃園機場綁標案的通緝期內。
差不多所有的台灣媒體都來到了現場，SNG直播車和電視記者都在忙碌著，六百多名警察維持秩序。接下來連續幾天的新聞都有他的畫麵，關於他的過往和今後去向，藍綠名嘴們爭個不休。
這個人，坐過國民黨的牢房，在美國重刑犯監獄裏待了十年，被大陸公安監控和訓導過。從某種意義上說，由他翻盤的“江南案”影響了華人世界的進程。
盡管身上有太多的傳說和秘密，但66歲的張安樂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像大學教授，而不是竹聯幫的“精神領袖”。他身材高大，戴著一副無框眼鏡，並不總穿黑色衣服。頭發已經大半花白，這兩年日漸稀疏，身材微微發福，但保持得還不錯，這可能要歸功於每天晚上沿著深圳的海邊走兩個小時。他前後在台灣和美國拿了5個本科學位，還有兩個肄業的碩士學位，說起話來慢條斯理，各種掌故和典籍知識信手拈來。談到江湖往事時，“一槍把他打了，手給砍了”，聲線不變。
回台第一天的晚上就以一百萬新台幣交保，這個結果是他事前沒有想到的，原本以為會先被關上兩三個月，甚至兩三年。雖然明知還有漫長的官司要打，但走之前他想的是“（坐牢）唯一不方便的就是衛生習慣，畢竟年紀大了。吃住沒要求，有書看就好，限製了我的空間，限製不了我的時間”。
我們第一次見麵是在一場說不清的飯局上。作為主人，他侃侃而談，話題涉及兩岸局勢和當下時政話題，客人有他的同學——現在是美國大學的數學教授、台灣某位政治人物的代表、東莞的一位台商協會會長、他的好朋友和事業夥伴張夢麟、一位竹聯幫輩分不低的大哥、兩個記者以及一位國保大隊長。
點菜時，他照顧到了每個人的口味，自己吃得很克製，也不勸酒。身為幫派大佬，張安樂不抽煙喝酒，一輩子不碰毒品，卻因“販毒罪”而被FBI關了十年。他說這是自己一生中最大的冤屈，但都過去了。
這場飯局被安排在他在深圳辦公室樓下的酒樓。他還有一個身份是韜略集團總裁，這是全世界運動頭盔最大的生產商。他的生意還包括旅行社和茶葉，但並沒有投入太多精力，交給了股東和朋友打理。辦公室裏有各種不同的關公像、日本武士刀、盆栽的矮竹和竹子畫，以及塞得滿滿的幾大書櫃。
中國近現代的書籍占據了書櫃的很大部分，張安樂說自己最大的愛好就是讀書，喜歡研究國共兩黨曆史。他看過南京大學高華教授的《革命年代》，以及關於延安整風的講座視頻。他覺得高華的觀點還是偏頗，對國民黨批評太多，他認為國民黨在大陸失敗主要原因是輸在土改上。
王豐是台灣資深傳媒人，也是張安樂多年好友和傳記作者。在他看來，張安樂有著極強的大中華情結：“他生在大陸，在台灣算外省第一代，自小見到的是國破家亡、滿目瘡痍，上學都是學大陸曆史、地理，這種情緒有獨特的時空背景，是沒辦法複製的。”
總體而言，張安樂是一個有著濃重大中華情結的自由主義者，如利益集團、官員貪腐等大陸存在的問題，他看得很清楚，也非常明白《炎黃春秋》和“烏有之鄉”的立場。他認為再給大陸30年，中產階級社會就會形成。
在他看來，現在的中國處在前所未有的盛世之中，台獨則是一顆不可預測的炸彈。“如果台灣宣布獨立，大陸領導人怎麽辦？不打，影響內部穩定。打，則後果難以預料。”
和經濟學家郎鹹平吃飯時，張安樂顯得非常樂觀。他指著陪同的秘書說：“教授，你從經濟微觀角度來看很悲觀，經濟我不懂。這位王小姐（他的秘書）是個美女，但是如果你用顯微鏡一掃皮膚，發現坑坑窪窪。我從曆史宏觀角度看大陸還是美女，我是樂觀的。短短30年，沿海基本發展成中產階級社會了。中產階級的定義是擁有獨立經濟條件和獨立思考能力。最好的例子就是王小姐，十幾年前下火車來深圳就帶著兩百塊人民幣，現在房子車子股票都有了，她已經變成中產階級。”
繞不過的“江南案”
林竹（化名）在電話裏告訴我：“狼哥是竹聯幫的精神領袖，雖然他已經不過問江湖的事情，但我們還是會打電話向他匯報，特別是遇到糾紛和人事問題。”林是竹聯幫排前幾名的大佬，在台北，他晚上一個電話就能把國民黨、民進黨的黨團召集人和立委喊到一起喝酒。
張安樂在竹聯幫輩分極高，綽號“白狼”，他被普遍視為是幫內“大腦”。上世紀70年代，竹聯幫遭受第一次重大打擊，總堂主陳啟禮入獄服刑。張安樂提議在幫內開設分支，以加強幫派總部對龐大組織的控製。在竹聯幫招募人員、訓練計劃與製定幫規的過程中，他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同學、朋友張夢麟說：“如果狼哥不離開台灣，竹聯幫的天下就是他的。董事長（陳啟禮）出來後，也說讓他來統領。”
張安樂輕易放棄了這一切，他回憶說：“以前列寧說過一句話，從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北京—加爾各答—巴黎，這是鄉村包圍都市的意思。所以我覺得從台北到北京最近的距離是台北到美國，再到北京。我必須得到美國的知名高等學府拿到一個學位，然後以留美學人的身份回到大陸，現在叫海歸派了。不然你一個竹聯幫某某人到大陸算什麽啊。還有就是董事長的魅力無人匹敵，竹聯幫有他就夠了。”
他一方麵和兄弟應酬，忙於幫中之事，同時還去上托福考試的補習班。兩年後，他先到美國內華達大學，再赴斯坦福大學讀碩士。
在斯坦福，他見到了第一批來自大陸的留學生，他很想結識這些穿藍色中山裝、騎自行車的年輕人。有一次，王炳章去斯坦福大學演講，台灣的海外工作委員會發動灣區的中國留學生去捧場。張安樂回憶說：“王講的還都是民主abc，我說不要講為什麽要民主，你告訴要怎麽做。王說了之後，楊明輝站了出來，他說我承認我們大陸現在落後，所以我們要好好學習回去建設我們的國家，你這樣講是在侮辱我們的國家。楊明輝講話的時候出自內心，眼睛裏都是淚水，後來我才知道他是斯坦福留學生的黨支部書記。我看了很感動，台灣留學生風度不好，噓聲一片。會議結束後我去和楊明輝握手，聊天，就這樣建立了關係。”
後來，他主動提出開車帶大陸留學生去shopping，提供各種幫助，先是遭到拒絕，不久，他們接受了他的幫助，開始接納他。
和在台灣的日子相比，張安樂被大陸留學生的報國熱情所感染。張夢麟當時也在洛杉磯，他回想那個場景：“我們都非常年輕，都年少輕狂，都有理想和熱血。”
王炳章一直想影響大陸的公派留學生，托人找到張安樂要大陸留學生的地址，要寄雜誌。張安樂拒絕了，他說：“這些人將來可能三分之二會留下來，但隻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回去就夠了。他們和你們接觸，就上了黑名單，隻能留下來，楚才晉用，隻能為美國服務了。”
為了籌集學費，他暫時休學辦餐館，並竭盡所能幫助大陸留學生。張夢麟跑去他在山景城租的房子，被嚇了一跳，沒有床，隻有床墊。
他想盡量避開政治，但他的身份注定了很多意外的發生。第一次回台省親，就被關進警備總部，理由是台獨。第二年暑假，他去香港見了從大陸來的表嫂，張夢麟給他打電話：“先不要回台灣了。”這次的理由是“通匪”。他知道，在香港時他被台灣情報部門監控了。
張安樂的表嫂出生在延安，父親是越南共產黨高級幹部，一生加入過法共、聯共、中共和越共，最後因回國革命而離開中國妻女。胡誌明來中國訪問時，都是表嫂前去獻花。張安樂的姨夫是擔任過中央黨校黨委書記等職務的高幹，他的表哥則是一名不折不扣的“紅二代”。
1982年，魯迅的長孫周令飛為愛情投奔台灣，台灣的情報部門找了張安樂的同學去遊說他，試圖讓他“策反”表哥。他拒絕了情報部門的要求，“我是兄弟出身，不可能做這個，這叫出賣人家對你的信任。我表哥那麽信任我，你讓我說去做，不可能。宋美齡和宋慶齡還是親姐妹，讓他們去好了。”
“親匪”的名聲也因此傳了出去，他猜測，這是1984年10月陳啟禮沒有聯係他的原因。
1984年10月15日，在“國防部情報局”的安排下，竹聯幫總堂主陳啟禮帶領幫內成員吳敦和董桂森，在加州槍殺了美籍華裔作家劉宜良（筆名“江南”）。他之前出版的《蔣經國傳》被普遍認為得罪了台灣官方，但事後人們發現他還可能是一名多重間諜。
這起案件的細節，到今天都沒能被梳理清楚，隨著一些當事人相繼離世，真相更是難以追查：劉宜良的真實身份、被殺原因、幫派力量如何和情治單位走到了一起、一清專案和該案的關係……
事發之前，張安樂不知道陳啟禮的計劃。董桂森原本住在他家裏，和張夢麟一個房間。那天一早，董被人接走。直到中午時，另一個住在這裏的兄弟告訴張夢麟，董桂森走之前對他講，這次出門是為了董事長（陳啟禮），如果出了事，幫忙照顧在台灣的家人，董事長還特別叮囑不要告訴白狼。
張安樂得知後，第一反應是“要出大事了”。
第三天，陳啟禮帶著兄弟們回來。張安樂很快發現他們的房間堆滿了刊登劉宜良被殺新聞的報紙。他對辭行的陳啟禮說：“小心被滅口。”陳啟禮說：“沒事，我有一卷錄音帶。”張安樂建議他們三人留一個在美國做牽製，但台灣方麵一定要讓他們回去。
不到一個月後，傳來消息：台灣開展大規模掃黑的“一清專案”行動，由安全部門和警方執行，陳啟禮和吳敦被關押在警備總部軍法處，董桂森跑路去了菲律賓。
這個消息激怒了張安樂，張夢麟說：“除開他和陳啟禮的兄弟情誼外，他看得更遠，不能夠這樣默許有人犧牲，被政權當作工具來使喚。”
這卷錄音帶成了張安樂手中惟一的籌碼，原本可以置身事外的他也被卷入了這場漩渦之中。他說：“我們本不想拿出錄音帶，那是玉石俱焚。找了我們認得的一個教授，文工會的副主任魏萼。我們說手上有錄音帶，必要的時候會公布。我們的條件是董事長和吳敦從警備總部轉移到司法受審，因為殺人是事實了，我們也懂法，轉移到司法讓他們有發言的機會。在警備總部可以隨便說你脫逃然後殺了滅口，還有停止追殺董桂森。一清專案抓到的人有案的送司法，沒有的就放了。
魏萼跑回來見了‘國家安全局長’汪敬煦。刺殺事件是‘國家情報局長’汪希苓安排的，台灣的情治係統最高是‘國安局長’，是上將，而汪希苓是‘情報局長’，是中將，他想江南案處理好了，可以升上將。大汪與小汪有矛盾。一清專案由大汪來負責，魏找到大汪，大汪一聽，驚天欣喜啊，還有這麽一回事啊，正好可以整小汪，很快就派人找了我們。
我們的目的還是救人，而且不要傷害到台灣。我們在林肯plaza交了錄音帶。第二天一看報紙，怎麽小汪被抓了。我之前沒提小汪，FBI打電話問怎麽回事，我說我拿了幾個月，剛給你們就出事了。
我們不相信FBI，他們和台灣的關係從戴笠時代就非常密切，我們搞巡回記者招待會。我覺得錄音帶分量還是不夠，小汪畢竟是家臣，是可以犧牲的，後來也果然抓了。我們又不能動蔣經國，那會威脅到台灣安定。我們隻能挑出蔣孝武，畢竟虎毒不食子。我們就說我們還有第二卷錄音帶，其實我們沒有。”
蔣孝武是蔣經國次子，當時負責情治係統，被普遍認為是蔣經國的接班人。張安樂在CBS《60分鍾》接受采訪時，將暗殺主使人矛頭引向了蔣孝武。外國政府情報部門派人到美國本土暗殺一名美國公民，這個消息極大震動了美台關係。
在此之前，參與“江南案”的“軍事情報局長”汪希苓、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副處長陳虎門已經被逮捕，但蔣孝武還是被外放到日本和新加坡，遠離了權力中樞。
這場風暴引發的連鎖反應還遠不止人事上的變動，因這件事引發的海內外壓力，1985年底，年邁的蔣經國公開表示“蔣家人今後不能也不會參選‘總統’”，並在隨後宣布解嚴，開放報禁和黨禁，台灣的民主化進程開始大大加速。
另一個結果則是誰也沒有想到的，大批本省角頭和外省幫派頭領被集中批捕，促成了角頭大聯盟，為90年代台灣的“黑金政治”埋下了伏筆。大批江湖大佬的集體入獄，也直接誘發了幫派內部權力重新洗牌。當90年代大佬服刑歸來，他們發現，一個全新的時代開始了。
受“江南案”拖累，張安樂被以“走私毒品罪”等數罪並罰，判處15年監禁。他此後一再聲明，自己是兄弟，但絕對不碰毒品，他是被FBI構陷的。
紅色根據地
“我回去就是為了這本小冊子。”張安樂指著一本藍色封麵的小冊子告訴我回去的理由，“你要記住，我完全可以不回去的，我在這裏過得很好。隻要這本小冊子出現在鏡頭裏，我就贏了。”
這是一本宣傳“一國兩製”對台灣的好處的宣傳材料，雖然不厚，但編寫花了很長時間，一直在修修改改。3年前，張安樂的母親在深圳去世，從那一刻開始，他就準備回台計劃。最後他是以大陸居民身份拿到了入台證回台，而不是像其他台灣人用台胞證。
到了台灣之後，他高舉手冊不放，從戴上手銬到進入台北地檢署，他一直拿在手上爭取曝光率.交保之後開記者會，秀的還是這本手冊。翻開這本文宣材料，首先看到漫畫“台灣的未來，隻有跟大陸和平統一，才是唯一的出路”，再配以各種論述。
在他的計劃中，接下來要在台灣大規模派送這本小冊子。
張安樂是中華統一促進黨的創始人、總裁，該黨2005年在台灣注冊成立，是台灣第一個公開宣傳統一的政黨，前身是2004年成立的保衛中華大同盟。
2008年11月，海協會會長陳雲林首次訪問台灣，立刻激起綠營民眾嗆聲。陳雲林下榻的圓山飯店甚至掛起了防蛋網，對每一個進出飯店的人員進行嚴格審查。即便如此，依然有大批綠營人士利用各種形式想突破進來。就在這種情形下，張安樂出動了大批黨員揮舞五星紅旗前來支持。
此後，陳雲林2009和2011年訪台期間，張安樂都在深圳遙控指揮黨員前去為之站台，在陳雲林經過的地方，高喊“歡迎陳會長，下次再來”，並多次和綠營示威者產生衝突。
連戰2005年到大陸訪問，在機場遭遇大批綠營反對者，一大批支持連戰的“黑衣人”和綠營人士發生肢體衝突。2009年，台灣爆發“八八風災”，達賴喇嘛到台灣訪問“消災祈福”，又是一大批黑衣人沿途抗議。
這背後，都是張安樂的統一促進黨在行動，也讓這個人數並不多的政黨在台灣頻頻引爆話題。紅色的理念和黑色的裝扮，這兩種顏色在台灣都不受歡迎，不過這並不影響統一促進黨在台灣生存。
台灣在成立政黨方麵采取的是報備製，現在有兩百多個政黨。統一促進黨成立時，還是陳水扁在台執政，為了應對“漂白”的外界議論，張安樂找了朋友林正傑做主席（現在是榮譽主席）。
林正傑是本省人，民進黨的創黨元老，早年曾和陳水扁、謝長廷一起並稱“黨外三劍客”，有著“街頭小霸王”稱號，後來積極支持統一，和綠營戰友決裂。
上世紀九十年代，張安樂從美國坐牢歸來，根據台灣法律，還要再審一遍。此時，透過陳啟禮和吳敦，他結識了時任立法委員的林正傑。林為張安樂的案件積極奔走，協調“法務部”等各部門。林和陳、吳曾經關在同一個監舍，他評價這兩位獄友：“對國民黨就是愚忠。”林正傑說，當年在綠島囚犯主要就兩種人——動拳頭的（幫派兄弟）和動筆頭的（不同政見者），大家相處時間長了，自然成了朋友。
對於黨的定位，林正傑認為統一促進黨應該是一個理念型政黨，而不是選舉型政黨。在台灣目前選舉製度下，“中央層級”的立法委員選舉采取“單一選區兩票製”，即在選區內，選民既選人又選黨，這種選舉製度很容易造成兩黨製，擠壓小黨生存空間。2014年台灣開始“七合一選舉”，“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都是“複數應選名額”，即在同一選區內，候選人隻須獲得比例較小的得票率，就可當選。這或許給了統一促進黨在政治上的空間。
因為幾起衝突新聞，統一促進黨開始被台灣人知曉。林正傑告訴本刊記者：“對付台獨也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許信良當過民進黨主席，都還被綠營打。”
在護送連戰、組建“天使隊”保護施明德等事件中，都是林正傑提議，張安樂反倒有所顧忌，而並不主動。林正傑開玩笑說：“白狼並不反對，否則他怎麽做兄弟，隻是沒我狠，我比他還像流氓。”
在綠島坐牢時，林正傑讀了很多馬列的書，他的結論是，“政治不是請客吃飯，絕對的和平主義行不通。以前統派在台灣去關帝廟拜拜都會被人打，哪裏有你抬頭說話的機會。”
張安樂的構想是開辟“紅色根據地”，他要利用幫派和自己的人脈在南台灣創建“紅色據點”。他說：“我們參選沒有得失心，參選是要培養紅色資源，這樣紅色陣營才敢落地生根。這不是唱高調，台灣政治人物都很現實的，有了紅色選票他比你還紅。”
統一促進黨現在有三十多個黨部，據稱有上萬人的規模。在張安樂的計劃裏，先透過各個黨部為勞工做事，吸引勞工，然後開設服務站，直接服務在地民眾。他說自己做的是“政治公益”，“我回去的目的，就是要先做社會公益，這是馬上感受到的，然後會體會到你的政治公益，我們做公益是打五星紅旗的。當然社會公益要有資源，我以前常常建議大陸，不要整天去買那個買這個，而應該想辦法從公益著手。”
他對於大陸對台政策有自己的見解：“大陸現在給台灣送了很多資源，基本上送到南部綠色地區，但為什麽不給我們呢？這好比牛奶工廠是紅色的，可是現在用綠色的奶嘴送牛奶，老百姓怎麽看嘛。如果以後用紅色的奶嘴送牛奶，會讓紅色力量在台灣壯大，這很現實。今天是我們下單派送，你慢慢就跟我們靠攏了，這一定的，人是感情動物。”
曾經有台辦官員問張安樂，民進黨縣市長在高雄請達賴吃飯，有沒有雲林縣長蘇治芬。他回答“當然有”，大陸輸送資源到南部台灣，這反倒成了綠色政治人物的政績。馬英九去雲林走訪時，說我上台後改善兩岸關係，雲林鄉親的農產品才能登陸到大陸。可蘇治芬說：“對不起，馬總統，是我賣出去的，不是你賣出去的。”
張安樂拿這個案例舉證，他說：“蘇治芬沒說錯啊，深圳給他一個點，上海也給他一個點。可雲林老百姓認誰？隻認蘇治芬，票數開出來綠油油的。”
搞政治勢必需要資金配合，林正傑說：“我們沒拿過共產黨一毛錢，白狼都是用自己的錢，他這種人也算絕無僅有。每次抗爭都要抓人，律師費和交保費都是白狼自己出、自己籌。”回台灣的計劃已經籌劃了3年，為了日後的經費，張安樂賣了一套深圳的房子。
和大陸的關係，一直成為綠營人士抨擊張安樂的理由。他的一位朋友曾經幫他聯係河沙生意，這是建築業的必備材料，台灣不出產，要從大陸進口，但這筆生意遭到了一些對台部門的推諉。統一促進黨最早在台灣舉行活動掛出五星紅旗，也被有關部門打了招呼。
張夢麟說：“我們從來也不否認他在大陸有一些關係，因為有這麽一種關係也認識了一些朋友，誰都有關係。可是，最重要的是你在大陸到底有沒有作奸犯科。我們問心無愧。”
2008年立委選舉時，國民黨需要在高雄拿下一個重要據點，一旦選上，指標意義甚至大過實際意義。統一促進黨北部黨員南下，結合南部兄弟，一起為這位候選人掃街拉票。一位高級黨工說：“台灣的選舉要買票，XXX也一樣。如果說沒有這些兄弟力量的介入，早就被打出來了。我們如影隨形，對方根本沒有辦法去賄選，又不能用暴力來驅逐我們，我們可以以暴製暴，可以還擊，我們有自衛的能力。”
張安樂並不否認兄弟力量對於黨的作用：“如果沒有竹聯這個後盾，這個黨今天不會發展到今天這樣。我們2004年成立的時候，公權力在綠營手上，暴民也在他那邊，誰敢來參加啊，隻是兄弟來支持。”
兄弟和黨員的雙重身份給這個政黨未來發展埋下了很多變數，台灣媒體做過報道，一些“堂主”黨員進行暴力討債，而另有幫派黨員以黨派為誘惑，誘使年輕人從事非法活動。
對於這些現象，林正傑回應說：“關於黨員犯罪，就事論事，該怎麽判就怎麽判，應該根據行為而不應該根據背景。”
一位高級黨工對我表達了擔心，他說：“張安樂常年在深圳遙控指揮，他很容易被一些低素質的黨員蒙蔽。很多黨員就在黨部裏公開打牌，而且欺負另外一些黨員。張安樂當年改革了竹聯幫，但他現在還要去學會如何組織一個現代政黨。”
意外的兄弟生涯
我們的話題談到陳啟禮和紅樓會議時，張安樂的聲音激動了起來，這是我見到他惟一的一次激動。
1981年，香港功夫明星王羽在台北天竺餐廳和四海幫惹上了麻煩，後來演變成竹聯幫與四海幫的廝殺，衝突甚至引發到法院的法警室。11年前，正是因為類似的“陳仁案”，竹聯幫遭受重大打擊，張安樂不想看到曆史重演，就打電話給已經退出江湖的陳啟禮。
他們請了很多媒體記者說明情況，在台北紅樓劇場二樓的清香潮汕沙茶火鍋店裏，陳啟禮帶著女朋友去了（偶像劇明星陳楚河的母親，菲律賓觀光小姐）。張安樂清楚記得陳啟禮說的話，以至三十多年後，複述時聲音哽咽起來：“董事長說，將來蔣經國先生走了，萬一政權落入台獨手裏，把黨政軍都收編了。到了那個時候，我要出山。我寧願台灣被共產黨統治，也不要被台獨拿走。”
陳啟禮開始重整竹聯幫，開設8個堂口，走組織化和企業化方向，其他幫派紛紛效仿。此時台灣經濟開始起飛，蔣經國推出“十大建設”等政府公共工程項目。幫派兄弟開始大量進軍工程界，綁標、圍標，染指建築業。
張安樂說：“董事長重新出山和美麗島事件刺激有很大關係，他已經看到地方勢力的崛起，就會有意去結交。他搞的俱樂部，宋楚瑜也填表加入。他和蔣緯國關係很好，每個星期都會一起吃飯，已經到了隨便吃吃水餃就好的地步。他那個時候已經隱隱約約有了杜月笙的意思了。1981年，他還是大中華主義，當時台灣左手反共、右手反台獨，蔣經國處理美麗島就是說他們是共黨。很多人都沒有想到獨和共要選哪一個，但是他想到了，而且做了選擇。可是到了1983年4月，我發現他已經從大中華主義，變成了大中華民國主義。中華民族主義是不論國共，都是中國人。中華民國主義是中華民國代表中華民族。”
在張安樂看來，正是和蔣緯國和宋楚瑜這些高官走得太過密切，陳啟禮的思想開始發生變化。此時台灣對於打擊組織犯罪的呼聲不斷高漲，陳啟禮與情治單位的接洽有了自保的考慮，而軍公教子弟背景的他，也被看作是“忠黨愛國”的“民間義士”。劉宜良的多重間諜身份，也為兄弟出身的陳啟禮所不齒。
張安樂說外省子弟在台灣有3個傳奇——“馬英九，外省孩子選上‘總統’；郭台銘，白手起家成為“首富”；我們董事長，獨生子、法官子弟、書香門第，又沒有眷區作後盾，打出一片天地。”
和陳啟禮一樣，張安樂出生在一個外省教師家庭。他的父親是大學教授，而母親是著名中學北一女的老師。當兒子讀書時混兄弟，他的母親怎麽也理解不了，“我們在大陸的時候沒有這些東西啊，青紅幫都不是中產階層和知識分子家庭出身。”
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兩百多萬外省人來到了這個陌生的島嶼。經曆了“二二八事件”之後，本省人對外來掌權者懷有警戒之心，而外省子弟為求自保，自然就以各種形式抱團。
與此同時，國民黨政權吸取在大陸期間教訓，嚴密控製學生運動，年輕人的精力無處發泄。和張安樂同一年出生並有著相似成長經曆的導演楊德昌後來拍了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小公園幫”和“217眷村幫”的爭鬥就是張安樂們少年時代的寫照。
與大陸不同，幫派大哥在台灣並不受人鄙夷，國民黨兩位領袖孫中山和蔣介石就曾經加入過洪門和青幫。青幫大亨杜月笙因在抗戰期間的表現，也被社會肯定。
1995年，坐完十年美國黑牢的張安樂回到台灣。此時的台灣幫派背景發生了新的變化，國民黨放開各級選舉，民進黨憑借理想主義和清新形象開始占據各個舞台。李登輝為了贏得選戰，並應對黨內反對派，開始拉攏各個地方派係。政治、金錢和暴力開始勾結在一起，黑金政治成為台灣民主的汙點。
美國新澤西州立羅格斯大學教授陳國霖是研究華人幫派的專家，曾在台灣做過多年實證研究，遍訪警政人員和一百多名黑道大哥。他在2004年指出：在台灣，幫派分子、企業家與政治人物之間的勾結，成為黑金政治發展的主要原因。企業家的錢可以幫助政治人物買票，而幫派的恐嚇可以確保買票的效率。對於企業家而言，與政治人物交往有利於獲得政府工程，幫派則比司法更有效率解決糾紛。當上層社會與黑社會的關係增強後，一旦在政治經濟製度結構產生大改變時，黑社會成員就可以努力轉變他們的犯罪人身份，成為合法生意人。對他們而言，得到另外一個合法生意人身份，辦起事來和恐嚇者的身份一樣有效。
在台灣，政治人物、企業家和幫派分子的三重身份有可能會集於一個人身上，而這種現象卻又不能簡單理解為民主的失敗。
本刊記者曾采訪過台中市“角頭”立委顏清標，這位台中“海線”大哥甚至還有宗教領袖的身份。作為一名民意代表，顏清標的每一票都是來自選民，他每天重要的工作就是跑各種婚喪嫁娶的場子，以及向地方和“中央”政府為選區爭取項目。這種“務實”為本鄉本土（可能也在為自己牟利）的政治人物很難不受歡迎。2012年顏清標因貪汙而被判入獄後，他的長子還能贏得立委補選。
陳國霖教授分析認為，在台灣，黑道人物是很好的助選人。不僅因為他們的人格特質受到選民歡迎，還因為他們在涉足地方政治前，長久以來在地方上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力。地方民眾有糾紛時，通常會轉向黑道求助解決，而不向政府機構求援，因為他們相信黑道可以“公平且有效”地解決紛爭。
為了應對日益嚴重的黑金問題，國民黨政府進行了一定努力，先後三次開展專項掃黑活動。1996年，第三次掃黑行動“治平專案”開啟，正在大陸的張安樂涉嫌桃園機場圍標案以及有組織犯罪。他留在大陸，一待就是17年。
前一年，他從美國回來，從事商業活動，並在雜誌《獨家報導》開專欄“與狼共舞”，抨擊李登輝台獨思想。
張安樂沒有想到的是，掃黑行動開始與政治鬥爭緊密掛鉤，他回憶說：“台灣選舉必須要得到地方樁腳支持。宋楚瑜1994年當選省長後，慢慢把地方的樁腳收編。他功高震主，為了得到中央資源，炮打中央，不是打李登輝，而是打行政院院長連戰。李登輝認為宋楚瑜‘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給你省長的位置夠了，‘總統’的大位還是要給連戰，矛盾產生了。當時“法務部長”廖正豪是連戰的人，發動‘治平專案’針對的都是宋楚瑜樁腳，他認為我們這些‘外省掛’都會支持宋。宋楚瑜的小舅子陳千山是我們的兄弟，跟我講“我們宋先生吃了啞巴虧，掃黑針對的都是宋先生的樁腳。挺宋的基本都有事，挺連的都沒事。偵查權在他手上，說誰黑誰就黑，整頓江湖上的政治異己。”
一起逃亡的還有陳啟禮，去了柬埔寨，並獲得勳爵，成為當地顯赫人物。11年後，陳啟禮在香港去世，他在台北盛大的葬禮堪比國葬，兩萬多各界人士出席。“立法院長”王金平和民進黨黨團召集人柯建銘位列治喪委員會名譽主委，台灣各大幫派和日本山口組、香港三合會等國際幫派也派出大批人士前來吊唁。
在陳啟禮的葬禮上，掛著一副由作家張大春所擬的挽聯：“啟節秉乎天，人從俠道知忠藎；禮失求諸野，路斷關河望竹林。”
陳啟禮病危時，張安樂去香港看望他，他握著陳啟禮的手安慰說：“你是當今的杜月笙。”陳啟禮搖了搖頭，說：“我做不了杜月笙，時代不同了。”
張安樂告訴我：“台灣問題是大陸十三億以及海外一億華人關心的問題，但不是隔著台灣海峽就是隔著太平洋，有心無力，鞭長莫及。兩岸如果分裂了，時間久了台灣就變成新加坡了，他們已經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如果這個時候可以把傷口愈合，重歸統一，在曆史上就是除了秦始皇外貢獻第一人。董事長因緣際會盡到自己力量，他超越了杜月笙，如果沒有江南案，他會向那個方向努力。”
如果不是當年讀初中時得了肺結核，他會考上更理想的中學，而不會加入竹聯幫。在淡江大學的風波，如果不是最後得到了陳啟禮師兄的幫忙協調，他也不會在江湖路上走這麽遠。
他還記得第一次見到陳啟禮的場景：“鶴立雞群玉樹臨風，在永和戲院門口，幾百個人一看就是他。”
他的朋友、傳記作者王豐說：“再也不會有白狼這樣的人了，他屢屢為兄弟所累，但還堅持朋友情義相挺。這是那一代兄弟的特質，現在時代已經變了。新加入幫派的小弟都是看老大帶給我什麽好處，竹聯幫早年基於少年好勇鬥狠、朋友相挺的單純時代結束了。”
在他回台灣前幾天，我們最後一次見麵。他又提到了楊明輝當年帶給他的衝擊，我忍不住打斷並告訴他：楊明輝後來沒有回大陸，一直在美國工作生活，做過波音公司的高管。
他愣了一下，搖搖頭說不相信，馬上讓隔壁辦公室的秘書帶筆記本電腦過來查證。當確認了我的信息之後，他想了想說：“沒關係，我相信他還是會給國家帶來貢獻。”
因為幫派生涯，他的家庭生活難言幸福。多年牢獄之災讓他沒法侍奉母親，小孩很早就被媽媽帶去南美生活。關於兄弟生活，他寫過一首歌《兄弟》，裏麵有一句“太平盛世遊戲人間”。
我問他：“做兄弟，有過後悔的時候嗎？”
他認真想了下，講了一個故事給我聽：“還好我走這條路。有一年，我去張家口參加一個座談會，我一看台灣來了一個教授團，十幾二十個人，名單上寫著馬政。我專門跑過去，一看果然是我的小學同學。我們都讀桃園國小，我乙班他甲班，那時模擬考好像看到他的名字，我最高是第九名，他也總是在前麵。後來畢業的時候，我拿到縣長獎，他拿到校長獎。他父親和我母親當年都是山西最早的國民黨，他父親還聽過我母親演講。
他後來考上政大，然後去美國讀書，最後當了教授。我當年如果沒有走兄弟這條路，就跟他一樣。母親希望我當錢穆這種大學問家。我做不了大學問家，做個教授應該沒問題。可是教授滿街走。有一腔熱血，可是有心無力。書生報國，就一支筆，對不對？如果我們沒有兄弟的力量，能不能發展出這樣一個黨？不可能。紅派的教授很多，有理想的也很多，但為什麽在台灣沒人聽呢？”
他最後說：“如果有來生，我還是要做兄弟。”
（本刊記者王大騏，實習記者徐玉燕、杜家寶、於振洲、鍾文嫡、梁蓮娣亦有貢獻。本文部分內容參考《黑金——台灣政治與經濟實況揭秘》，陳國霖著，商周出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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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安樂學曆
學士： 淡江大學曆史係
聖馬利學院心理學、社會學
內華達大學拉斯維加斯分校會計學、資訊管理學
碩士：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肄業）
斯坦福大學運籌學（肄業）
張安樂談兄弟
做大哥和做總司令不一樣。總司令這三個字就給了你威權，你有置人生死的權力。做大哥，要講倫理。你要怎麽樣？兄友弟恭。總司令也需要帶人，但軍令如山，不聽就槍斃。總司令退了就沒人聽你的了，而我們董事長退休了一樣可以指揮。
林正傑談幫派在台灣
我不會戴著有色眼鏡看兄弟，幫派的存在有其社會需求，有案件就判案子，大規模打黑不審判直接送去管訓，這是侵犯人權。兄弟問題其實是階級問題，讀書不好家裏條件又不好的小孩怎麽辦？要麽讀警校要麽當太保。前幾天我一個在雲林當鎮長的朋友去坐牢，競選的時候對手買票，他氣不過拿槍去叫板，結果送別會上一半警察一半兄弟。兄弟收入很低，比一般勞工要低，最好的衣服就是參加葬禮的黑色衣服。所以參加活動穿黑衣服。幫派對付不了國家的，對抗不了國家機器，你們幾把爛槍算什麽，怎麽幹得過國家機器？就是夜壺，想起來用你，不用的時候踢走。
宮崎學談幫派在台灣影響
沒想到台灣黑道與政治、平民之間的距離那麽近。我去台灣參加陳啟禮的喪禮時發現，治喪委員會名譽委員長居然是立法院院長王金平，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日本議員極力撇清與黑道的關係。陳啟禮就讀的東門小學校長還舉著旗子帶小學生進靈堂！我本來以為隻有國民黨與黑道有關係，但采訪時發現，民進黨也一樣，這可能是台灣民眾對黑道的看法不同。不過，我想不管哪國的社會都一樣，黑道多少都跟政治扯上關係且相互依存。現在全世界的黑道都一樣，越來越難生存，尤其是反恐之後。
人物周刊：你怎麽看待統一促進黨在台灣的作用？你說的這種“紅色力量”在台灣可能並不會受到太多人支持
張安樂：我們是紅色的，認為台灣與大陸共處一個中國，希望將來能夠統一，目前先一國兩製。目前台灣的紅最少，我們是惟一公開站出來的。綠色的定義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應該正名叫台灣共和國。藍色指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最好叫中華民國，其實現在也就百分之十幾的人認為，這是從興中會到同盟會、辛亥革命、北伐一路過來。用中華民國的名義還可以從大陸弄些好處，這也是一部分藍色的人的想法。
台灣的民主本來應該是中國人的驕傲，但是因為涉及到國家認同問題就很麻煩。我們現在在台灣一無支持對象，二沒有根據地。南部可以算是綠色根據地，藍色沒有根據地，台北都岌岌可危。我們紅色更慘，什麽都沒有。
馬英九內心深處是紅的，他當主席就說中國國民黨終極目標是要統一，可第二天就在台獨報紙登廣告說台獨也是我們的選項。因為台灣的土壤是綠色的，他必須要媚俗，我想他綠色話講久了，自己也就相信了。納粹德國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說，謊話說一千遍就是真的了。
馬英九的問題就在於他的外省人原罪感非常嚴重。民進黨是意識形態的，而地方派係是沒有意識形態的，他們和國民黨是利益共生。如果民進黨和地方派係結合，就完了。
蔣介石在台灣去日本化，恢複中國化。馬英九又開始去中國化，他不是一個大的政治人物，他認為吃定我們了。現在大陸對台灣是越綠越拉攏，你依靠的對象在哪裏？三大法寶要先有黨的建設，才有武裝鬥爭，才有統一戰線。他們不是被你統戰的，而是靠攏你的。你大軍要過江了，張治中才會跟你。拉攏政客是沒有用的，他怎麽可以幫你做工作，價值在哪裏？拿了你的好處回去還是要反對你。
所以要有一個地方，進可攻，退可守。當年你沒有延安你就完了。當年毛澤東要背靠蒙蘇，如果你真投靠了蘇聯，就完了。
當你培養了紅色選民以後，就會有紅色政治人物，比你還紅，一國兩製講得比你還要深，這就是良性循環。等到那個時候，紅色在政治上就會有影響力了。
人物周刊：這些年海峽兩岸的關係得到了改善，而大陸還存在更多現實的問題，台灣問題的重要性在哪裏？
張安樂：現在是我們中華民族萬世太平的前夜，惟一變數就是台灣問題。如果我們過了這個關，我們就成了中產階級社會。如果過不了，就不好說。我認為需要耐心。
現在的資訊是擋不住的，威權並不是一無是處，至少有效率，毛澤東用這個來搞鬥爭，鄧小平用來搞建設。孫中山有能力推倒舊秩序，卻沒有能力建設新秩序，亂了38年。毛澤東建設了新秩序，20世紀惟一有能力建設中國的就是毛澤東。
既得利益很難一下子放棄。美國4年內戰，燒殺擄掠很嚴重，但是沒有清算啊，軍人騎著馬配著槍回家了。我們4年下來，傷口到現在都沒有愈合。
我始終認為台獨是不可預測的炸彈。如果宣布台獨，大陸任何領導人怎麽辦？不打，影響內部穩定，打，不可預測。
人物周刊：你主張“和平統一，一國兩製”，你怎麽說服台灣民眾和政治人物，畢竟現在台灣還並不認同你的理念。
張安樂：“中華民國”這4個字是台獨的護身符、統一的絆腳石。現在連蘇貞昌也在用“中華民國”包裝他的台獨。有些人還有些中國情懷，還想統一的，像郭冠英講的，統一要在中華民國底下統一。如果不是中華民國，我們就不統一，可顯然這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對中華民國絕對會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更有感情，我在它底下長大，我們這些人一定有感情。但是我對中國更有感情，不能為了中華民國4個字，妨害了對中國的認同。所以，現在我跟我們的同誌講要忘掉中華民國四個字，回歸中國。很簡單，中國是本，今天我穿這個衣服叫中華民國，明天我穿那個衣服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我還是我，還是中國。不能為了衣服把人給忘掉了。
我和馬大姐（注：馬英九大姐馬以南）說，馬英九到了美國還不是犯人一樣。先向哥斯達黎加買入場卷，還要行賄。有了入場卷才可以和美國說我要過境，和犯人一樣。陳水扁過境紐約，洋洋得意，但還是被人家攔住了。香港特首去美國，警察會攔著麽？不會，還得拚命保護。你馬英九在美國被限製，高級犯人。美國國務院一個處長跑到台灣，藍綠大佬還不得乖乖排排坐。2004年“3·19”槍擊案之後。幾萬人準備要衝擊總統府，為什麽不衝擊了？我們一個同誌製定計劃的，一大早接到命令取消。包道格（時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和連戰、宋楚瑜說，好了好了到此為止了。
如果統一，台灣人做副元首，你到美國下飛機，副總統來接。國宴在白宮，包道格安排吃住還可以，想上主桌那是未知數。
人物周刊：你說的中國，指的是政治中國、鄉土中國，還是文化中國？
張安樂：中國就是這個土地上的人民，中國文化是流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文化最發達的時候是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的時候，後來定於一尊。中國文化後來吸收了印度文化，現在吸收了西方文明，不斷在進步。
中國就是中國，沒什麽文化政治的區別，那都是學者的語言。現在的問題是，兩岸要統一，鄧小平講得很清楚，一國兩製是最好的方法。我一個朋友跟我說，他可以接受聯邦，不接受一國兩製。我告訴他，夏威夷是聯邦的一個州，香港是一個特區，可香港不必交稅給北京，夏威夷要交稅給華盛頓。香港人在香港犯了北京的法，沒有犯香港的法，北京不能來抓你，比如法輪功。夏威夷人沒有犯州法，犯了聯邦法，聯邦會來抓你。聯邦說你可以進美國，你就可以去夏威夷，如果聯邦說你不能進美國，你就不能去夏威夷。
你不認同這塊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怎麽叫認同文化中國，韓國人比中國還認同文化中國啊。人家祭孔啊，禮失求諸野啊。台灣比大陸保留的多很多，包括祭孔和很多其他的東西。好不容易天安門廣場樹個孔子像，又給搬走了。
有人說香港到現在都沒有普選，可英國人在的時候，香港人從來不敢要求普選，立法局議員都是指定的。倫敦派英國人當總督，絕對不會派香港人當總督。
改革開放，就是民生主義。馬克思講階級鬥爭是社會進步的源動力，孫中山講民生問題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那現在改革開放是解決民生問題，還是階級鬥爭？
以前中國是蘇聯的附庸，稱蘇聯“老大哥”，自從兩邊翻臉以後，最起碼中國大陸走民族主義了，而以前國民黨英文名是Nation’s
Party，它的民族主義是真的。
現在大陸民權主義走得最慢，但跟毛澤東時代比起來，天翻地覆大躍進了，要給它時間嘛。“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這不就跟“民治、民有、民享”和“民主、民權、民生”異曲同工了嗎？
人物周刊：這次回台灣，幫派兄弟是什麽態度？
張安樂：兄弟也分很多種，很多尊重我的選擇。有沒有抱怨的聲音，有。尤其在民進黨執政時代，害怕會不方便，害怕被鎮壓。
台灣很多地方是政商黑結合，搞工程就是三個缺一不可，這些民代負責政府內部的打點，商人負責作業拿錢，怎麽樣擺平其他商人就要靠兄弟。比如說一個工程一定要有幾個公司來標，怎麽分讓兄弟來調節，這次標讓這個公司拿到，拿到以後每個人分多少錢，怎麽分工作，兄弟調節、做仲裁來保證，這些不能寫下來的。政治人物不能直接拿錢，商人拿錢給兄弟，兄弟拿錢給政客。
當然有些兄弟會因為我不方便。埋怨也有，但不重要，基本上我做的決定基本能夠實行，他們都尊重，尊重我的選擇。
人物周刊：你的一生足夠豐富，現在支持你做事的精神動力是什麽？
張安樂：其實還是那句話，中華民族萬世太平的前夕，我能做什麽？我繞了一圈，中國的儒釋道法都啟發了我，想清楚了就沒什麽問題了。我現在替共產黨做事，因為共產黨替人民做事，共產黨要一分為二，前30年講鬥爭講破壞，姓毛。後30年姓鄧，講建設。
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個巨人看我們，就好比我們看螞蟻爭食，他會覺得我們很可笑。人生就好比火柴，有人就亮一下子，有人從頭亮到尾。不管怎麽樣，也都不過是一瞬間而已了。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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