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攸關的遵義會議
中共黨史上把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稱為“偉大的曆史轉折”。事情確是這樣。正是從那時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裏的馬列主義”，開始為全黨全軍所認識和接受；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內受到了批判和糾正。這個勝利是毛澤東長期深入細致和艱苦工作的結果。鑒於對遵義會議本身的記述研究已有不少，我想從另一方麵作些補充，即毛澤東如何在組織上和方法上保證會議取得成功的。
博古和李德決定撤出蘇區開始轉移時，最初打算將毛澤東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留在江西，不讓他們隨軍出征。幸虧這事沒有成為現實，不然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的進程肯定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了。好在當時由於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聲望，又還掛著中華蘇維埃主席的名義，黨內許多人不同意把他留下，博古等才勉強地帶上他，但是隻讓他跟著軍委二隊的休養連，作為病號躺在擔架上隨軍行動。正好當時的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重傷未愈，也在軍委二隊坐擔架，二人的擔架經常走在一起，毛澤東就抓緊時機將自己長期思考的問題，一路和王稼祥邊走邊談，把他的思想主張對王稼祥作了深入詳盡的闡述解釋。
王稼祥與博古、張聞天和王明同為“從莫斯科回來的”最受共產國際信任、重用的“四大金剛”之一。但是他為人正直坦誠，到蘇區以後越來越為毛澤東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所吸引，早在寧都會議時就曾力排眾議為毛澤東辯護。長征以後他和毛澤東的多次長談，使他們進一步相互了解和尊重了，王稼祥完全同意並信服毛澤東的一係列主張。毛澤東又通過他爭取到張聞天的支持，長征途中他們三人索性一起行軍和宿營。日夜反複交談，對反“圍剿”失敗的原因，麵臨的危險局勢，解脫困境的辦法，取得了一致的認識。直到進了遵義，他們三人都住在遵義新城同一座樓上。當時中央的領導核心是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由於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長征途中形影不離，人們就把他們叫成了“新三人團”，這意味著黨內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核心。博古、李德對此雖然很為不滿，認為他們在搞“非組織活動”和“小團體”，但因當時敵情緊迫，內外交困，早已自顧不暇，也隻能對他們聽之任之了。周恩來本來就很敬重毛澤東，實際上支持著他們的活動。這樣除了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在蘇區的博古、張聞天和王稼祥三人中有二人轉向了毛澤東，加上周恩來的實際支持，博古完全被架空了，李德更成了“孤家寡人”，朱德等紅軍領導人更是尊重和擁護毛澤東的，毛澤東的意見這才開始被中央采納。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改變了原定的長征路線，轉兵貴州，突破烏江，占領了遵義，使奔波苦戰幾個月、損兵折將一大半的中央紅軍，終於有了個難得的喘息機會。正是這一切，為遵義會議的順利召開，創造了良好的前提條件和適宜環境。
毛澤東通過王稼祥等向中央提議，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會議，總結檢查前一階段的工作，特別是反“圍剿”的失敗問題，討論解決麵臨的嚴重局勢。毛澤東考慮到政治局委員中有近半數人不在遵義，在遵義的又未必都能支持他的主張，又建議將會議擴大到紅軍軍團指揮員一級，紅軍將領中許多是從井岡山到曆次反“圍剿”都和毛澤東一起戰鬥的，他們早對李德、博古的瞎指揮不滿，他們的參加會議，使毛澤東增加了一批天然的支持者，這就保證了他的正確主張，能在會議上得到多數的支持。
李德也被通知列席了會議，我作為他的翻譯，也有幸參加了會議的全過程。中央和軍委以往的會議，李德一向以“太上皇”自居，一切都是他或博古說了算。這次會議卻一反往常，不僅取消了李德的特權，會前的醞釀準備，就完全排除了他的幹與，開會時更把他擺到了實際是受審的位置上，別人都圍桌而坐，他卻被指定坐在門口一張獨凳上。會議還是由博古主持並由他作了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但由於明顯地失去了多數人特別是張聞天、王稼祥和周恩來等主要人物的支持，不得不喪氣地承認失敗，隻是力圖把失敗原因推諉到客觀上。周恩來作為博古、李德指示的主要貫徹執行者，主動承擔責任，認真地作了自我批評，大家馬上對他表示了諒解。
許多人都以為，遵義會議討論時的主要發言，是由毛澤東作的。其實討論發言時的第一發重炮，是由張聞天發出的。正是他的發言，不僅第一個旗幟鮮明地批評和否定了博古的總結報告，更嚴厲指責了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他的發言使博古、李德感到震驚，也使不少參加會議者感到意外。事後我了解到，所以由張聞天首先發言，正是出於毛澤東的計劃安排。會前他就和張聞天、王稼祥共同研究好發言的內容，最初的發言提綱實際是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主要的觀點論據也都是由他提出的。但是他卻執意不首先發難，再三推舉張聞天在會上放第一炮。因為張聞天當時在黨內的地位雖然略低於博古，其學識影響實際卻超過了博古，他與博古同樣受到共產國際的器重，由他來帶頭批評博古，就顯得更公正和有分量，別人聽來也更有說服力。
張聞天發言以後，毛澤東才發表了自己的意見，看來是對張聞天發言的補充和發揮，實際卻是作了歸納概括和結論定性。具體的話我記不清了，幾條結論性的話我卻一直難忘。他說反“圍剿”軍事上的錯誤，主要表現為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和退卻時的逃跑主義。其根本原因又是完全脫離實際的“本本主義”，即“左”傾教條主義。他在發言中又舉了許多實例來說明他的論點。心裏本來不太服氣的博古，這時也隻得低頭接受批評，一向“老子說了算”的李德，除了幹生氣也無言以對。別的同誌更覺得毛澤東說出了大家早已要說隻是還沒有說出的話。正是在毛澤東和張聞天發言的基礎上，才形成了後來的遵義會議決議。還是由於毛澤東的推舉，這一決議是由張聞天執筆寫出的。
在遵義會議以及毛澤東和張聞天的發言中，對博古和李德的批評有著明顯的不同。對李德可說毫不留情，措詞十分尖銳嚴厲，多處直接指責了他個人。對博古則留有餘地，並且對事不對人。毛澤東會下還曾向參加會議的紅軍將領打了招呼，讓他們將博古和李德區別對待，對博古這個才20多歲的中央負責人，盡量予以愛護和照顧。毛澤東這樣做，使李德完全孤立了，他對此感到十分惱火和委屈，認為許多事原來是中共中央推給他幹的，現在出了問題卻集中火力攻他，弄得他一肚子氣無處發。但是毛澤東的處理方法實際效果很好，會議團結和爭取了博古，使他冷靜地聽取了批評意見，開始認識並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從這裏我體會到了毛澤東努力縮小打擊麵，盡量團結大多數的策略思想和政治胸懷。
遵義會議決定撤消了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接受了毛澤東的一係列建議，實際上實現了他的意圖，但是在後來的黨內分工時，他卻又極力推舉由張聞天來接替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會議還決定朱德為“軍事指揮者”和“最高軍事首長”，周恩來是黨內對於軍事指揮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本人開始隻是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後來由於戰事需要，才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三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毛澤東這才開始成為黨和紅軍實際上的負責人。這個不短的過程，都表明毛澤東為了黨的事業，善於等待和因勢利導地穩步前進。正如他當時指揮的“四渡赤水”一樣，為了達到目標，不惜迂回曲折。
在遵義會議以前，還曾經有人提出，當時的軍事路線是錯誤的，政治路線同樣有著嚴重問題，也應該加以檢查批判和糾正。毛澤東不僅馬上勸阻別人這樣做，而且在自己的發言和最後的決議中，特意加上了“政治路線無疑是正確的”之類的話。他這一著也是十分高明的。因為當時的政治路線不僅是中央的既定方針，也是得到共產國際批準和支持的。如果輕易批評甚至否定其政治路線，不僅牽動太大，並且將失去許多人的理解和支持，連一直受共產國際和王明、博古信任的張聞天、王稼祥也可能會難以接受和轉不過彎來。所以在遵義會議前和會議上，毛澤東一開始就繞開了政治路線問題，隻集中力量解決了當時最迫切的軍事路線問題。直到中共“七大”前夕延安整風時，共產國際已宣告解散，王明失去了後台，其政治主張也被批判否定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地位得到了確認並日益鞏固，這才對遵義會議以前那一段的政治路線，作出了是“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結論。毛澤東為此等待了將近十年。在這一方麵，他是把原則性和靈活性有機統一起來的典範。
遵義會議使長征紅軍反敗為勝，轉危為安，扭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曆史命運。也正是從那時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才開始為全黨全軍所接受，他也才逐步取得了全黨全軍的領袖地位。如果當年他隻憑意氣，急於求成，不講究策略步驟，不僅難以取得遵義會議的成功，長征紅軍以至黨和革命的道路，很可能不是後來這樣，中國人民又不知要付出多大代價才能走上正軌和取得勝利。毛澤東在這一關鍵時刻的曆史作用和偉大功勳，確是永遠不能抹煞的!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