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為戰鬥英雄張積慧洗雪冤情（中國空軍史話）
1952年2月10日，在朝鮮上空的一場空戰中，美國空軍第四戰鬥機大隊第334中隊中隊長、美國空軍的三料王牌飛行員戴維斯，被誌願空軍空四師12團三大隊長張積慧擊落並當場陣亡。戴維斯的隕落，固然是一個悲劇，但是，作為一名軍人和駕駛戰鬥機的飛行員，從他駕駛戰機投身到戰爭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與死亡為伴。從這個意義上說，就如同我國古代出征的戰士們抱定馬革裹屍還的決心一樣，戴維斯在朝鮮的天空血染長空，魂飛天外，是這種選擇的必然結局之一。戴維斯的真正悲劇，不在於他的陣亡本身，而是，在他死後由美方發表重要史料裏，對戴維斯最後之戰的記錄，把一些不實、甚至是汙蔑之詞，強加於戴維斯。那些看似對戴維斯的表彰和讚美，如果細細品味，深入分析，則恰好相反，它不但有太多掩蓋真相的謊言，有些情節甚至是給戴維斯臉上摸黑，玷汙、扭曲了這位空中戰神的英雄形象，讓這位曾經叱吒長空、風雲一時的空戰英雄於死後含垢蒙羞，被冤負屈。
曆史有時同樣會變得謊誕。擊斃戴維斯的戰鬥英雄張積慧也經曆了一段蒙冤受屈的噩難。
中國空軍司令部成立於1949年11月11日，四野十四兵團司令員劉亞樓任司令員，四野十三兵團政委肖華任政委。副司令員為軍委航空局局長常乾坤，副政治委員為軍委航空局政委王弼。二野十七軍軍長王秉璋任參謀長，四野十四兵團副政委吳法憲任副政委，四野五十一軍政委楊春甫為幹部部長，後勤部長為四野後勤部運輸部長。
劉亞樓1946年起擔任東北野戰軍參謀長，是享有直闖林彪辦公室特權唯一的人。劉亞樓於1939年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過，以少校軍銜參加過蘇聯衛國戰爭，後來長期擔任林彪的參謀長。1949年以十四兵團司令員的身份指揮五個縱隊34萬兵力發動天津戰役，是他的成名作之一。
劉亞樓鐵麵治空軍，據說當時包括副司令員在內的許多幹部都怕他。1965年因患肝癌病逝，從他的遺物中發現了林彪1954年2月初寫給劉亞樓的一封信“劉亞樓同誌，我對高崗的意見，請你轉達。我不同意他的意見，並請他考慮。毛主席對我非常重視，非常信任，他的意見不妥。我不會考慮。”此信澄清了林彪與高崗和饒漱石的關係。
劉亞樓逝世以後，空軍政委吳法憲轉任司令員，原副政委餘立金任政委。
文革後的許多文章在談及文化大革命時，往往忽略前期的活動，“斷頭式”的直接進入林彪集團和四人幫集團掌權的時代。從而把整人的帽子全部戴到他們頭上，其實他們中的很多人在文革初期是革命的對像，是最先挨整的，空軍就是典型的例子。
對空軍的文化大革命，普遍的敘述是：1966年6月，吳法憲主持召開的空軍黨委3屆11次全會。會上，劉震和副司令員成鈞等揭批吳法憲的錯誤，吳法憲立即以他們“在空軍搞罷官奪權”的罪名以空軍黨委的名義上報。在林彪的支持下，打倒了空軍副司令劉震和成鈞。
據吳法憲回憶錄記載， 1966年4月下旬，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在中國西部上空進行一次空投氫彈的試驗（第三次核試驗，實爆時間為1966年5月9日）。空軍司令吳法憲和副司令員成鈞親自前往組織實施。
核爆後，吳法憲接空軍政委餘立金的電話，要他和成副司令員立即返回北京，開會討論《五一六通知》。後來餘立金又來電話講，葉群（林辦主任）轉告要吳法憲盡快趕回北京（有文章透露是因為葉群到中央文革副組長、軍隊文革組長、總政副主任劉誌堅那裏去，正好空軍某副司令員也在座。這位副司令員不認識葉群，以為葉群是家屬，所以繼續和劉誌堅談空軍準備批劉亞樓，劉誌堅連連使眼色不讓他說。而葉群不認識這位副司令員，和劉誌堅說空軍有位副司令員，想把老婆藥死，沒想到說的正是這位在座的副司令員。葉群回到家，立即給吳法憲打電話，說你後院起火了，你還不趕快回來。此說法源於時任空軍副參謀長的王飛，其中所指的副司令員可能是劉震）。
1966年6月4日，由吳法憲召集的空軍黨委常委會議召開，史稱空軍黨委3屆11次全會。出席會議常委7人，8人列席了會議。
會議本來是討論如何貫徹執行《五一六通知》的問題，然而會議剛一開始，副司令員劉震、曹裏懷和副政委王輝球等人就向吳法憲發難，提出：‘你作為空軍司令員、黨委書記，對《五一六通知》不主持開會，不組織學習、討論，躲到外麵檢查工作，遲遲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這是為了什麽？對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動，是什麽態度？’當時就向我轟了起來，上綱上線，給了我迎頭一棒。我當時還蒙在鼓裏，不知道他們為什麽要這樣幹，我根本不知道，常委一些人已經在北京醞釀和串聯了一些日子。在我回京之前他們已計劃好了，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機會，在空軍鬧一場，要把我拿掉。”（《吳法憲回憶錄》頁572）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應當有幾個原因。
一是文革開始是劉少奇主持的，來勢很猛，從機關到學校都動了起來。空軍司令不在家沒有開展起來，大家心裏著急，把責任歸結到吳法憲和餘立金身上。
二是此時賀龍主軍，有傳言賀龍有意讓成鈞當空軍司令員。成鈞出身於賀龍的紅二軍團，打倒吳法憲是為成鈞讓位置。
三是批吳法憲實則是揭劉亞樓的蓋子。時任總政主任蕭華在此前的3月25日在討論羅瑞卿問題的小組會議上的發言稱：“羅瑞卿和楊尚昆、楊獻珍的關係就很不正常，和劉亞樓同誌的關係也極不正常。當然，我們對劉亞樓同誌的看法是一分為二的。劉亞樓同誌是個極端的個人主義者，也有個人野心，當了羅瑞卿的工具，直到臨死才說出自己是受了羅瑞卿的騙，上了羅瑞卿的當。”（中共中央文件 中發［66］268號附件三，蕭華：《堅決保衛毛澤東思想，徹底粉碎羅瑞卿同誌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篡軍反黨的陰謀》。）吳法憲、餘立金都與劉亞樓關係交好，接的是劉亞樓的班。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說（第573頁）：“隻見劉震帶頭，……常委裏麵，隻剩下我和餘立金、鄺任農站在一起。張廷發在會議上不表態，他對劉震他們的行動不滿，但是也不和我們靠在一起。看到常委會開成這個樣子，真是讓我傷心。”
此時的空軍黨委常委會由十一人組成，即：吳法憲（書記，司令員）、餘立金（副書記，政委）、王秉璋（副書記，副司令員）、成鈞（副書記，主管防空和導彈部隊的副司令員）、劉震（主管作戰的副司令員）、曹裏懷（主管訓練的副司令員）、譚家述（主管防空軍的副司令員）、常乾坤（主管工程和院校的副司令員）、徐深吉（主管後勤工作的副司令員）、張廷發（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輝球（副政委）。
6月6日，空軍黨委召開全會，包括空軍黨委委員五十多人，各軍區空軍的主要領導和空軍領導機關二級部部長以上領導四十餘人共九十餘人參加了會議。
吳法憲在回憶錄中說：“我講了大約有十分鍾。我剛講完，幾個常委就衝出來了。……他們一個接著一個地搶著上台發言。講的大致意思都差不多：空軍的‘文化大革命’搞遲了，吳司令在西北躲風，遲遲不回來，遲遲不作討論，不作決定，對中央的指示，對《五一六通知》按兵不動，耽誤了空軍開展‘文化大革命’的時間。他們幾個這樣一講，立即就使得會場的氣氛非常緊張。”“他們看到了當時中央改組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學黨委的先例，就想借這樣的一個機會，憑借著他們在常委會占多數的優勢，來強行改組空軍的領導班子，把我和餘立金趕下台。”（見吳法憲回憶錄第574頁）。
鬆植：《血色年華——聶鳳智將軍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頁301）中對這次會議也有描寫“會議一開始就秩序大亂，吳法憲、餘立金根本壓不住台。有的對吳法憲、餘立金義憤填膺；有的對劉亞樓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說到劉亞樓一言堂、一長製、飛揚跋扈、壓製民主時，竟痛哭流涕。會議一開始大家的矛頭就異常集中：揭發批判劉亞樓、吳法憲、餘立金、江騰蛟的‘罪行’或‘錯誤’。”
列席會議的北空副司令員李中權在《李中權征程軼事文集》（北京：藍天出版社，2001，頁404）中回憶道：與會者“對劉亞樓同誌，特別是對吳法憲的作風問題、生活問題、工作問題、幹部問題等等，列舉了大量事實，提出了許多意見，我也在會議期間發了言。吳法憲裝出一副可憐挨整的模樣，隻是低著頭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記錄。”
《聶風智將軍傳》寫道：“與此同時，下麵部隊如武漢軍區空軍、廣州軍區空軍、沈陽軍區空軍等，卻由於在學習268號文件中揭發出來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已紛紛打來電報開始向空軍黨委表達他們的意見和看法。”南京空軍空四軍所轄的駐江蘇鹽城的空31師和鹽城基地，突然給空軍黨委發來一份電報。電報列舉了劉亞樓的許多錯誤，以及提到劉亞樓就無法避開的空軍黨委其他一些領導人的錯誤。電報措辭極為強烈，最後向空軍黨委提了三條要求或建議：“撤消劉亞樓的訃告和悼詞，重新評價；將劉亞樓的骨灰搬出八寶山；改組空軍黨委現有的領導。”
無需多說，僅按這些文章所述的情況，就可以想象得到空軍黨委會議批劉亞樓和對吳法憲的批判到了何種激烈程度。
這種情況下，主持軍委工作的軍委副主席賀龍和處理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葉劍英下令總政治部向空軍派出工作組。工作組由總政組織部副部長胡友之為組長，包括青年部副部長蕭麥萍等三人。葉劍英秘書李文芳也一起來到空軍，代表葉劍英表態支持了吳法憲。
據吳法憲書中所言，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等原紅二方麵軍的幾個幹部，又到了軍委副主席賀龍那裏，向賀龍匯報。賀龍當時說：‘這個會，吳法憲、餘立金他們不能開，你們就組織起來繼續開嘛。有話就說，有問題就揭嘛’”。
賀龍的話是後來成鈞、黃立清、廖冠賢、傅傳作檢討中提到的。而《血色年華——聶鳳智將軍傳》則稱，賀龍當時說過：“看來，空軍這個標兵是有些問題。過去不但你們受了蒙蔽，我們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問題揭開來好。有問題不揭，將來焐［捂］出大事來，那損失就大了！”
賀龍的話無論怎樣解釋，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在空軍黨委會議進行中，未經軍委研究表態至少是輕率的，有拉偏架的嫌疑。
吳法憲回憶錄（579頁）說：“大概是到了七月初，在連續批了我們一個來月之後，他們認為時機已經成熟，應該對我們采取措施了。於是，由劉震牽頭，成鈞、曹裏懷、徐深吉、常乾坤、譚家述、王輝球署名，正式向中央軍委遞交了一份控告信。這份控告信一共羅列了二十五條意見，基本上概括了大家在會議上所提出的問題，其中有十條是對著我的，拉了這樣一個材料。當時林彪在大連休養，這封控告信由劉震打電話到大連，找到‘林辦’的秘書，將信的全文傳了過去。”、“林彪在得知信的內容後，對葉劍英稱：“空軍這個情況不正常。劉亞樓、吳法憲有缺點、有錯誤，應該批評，但是這種作法不對頭。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機，搞罷官奪權。”（頁580）
範碩在《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決戰——葉劍英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鬥爭紀實》一文中說：葉劍英聽了林彪對海、空軍黨委全會、擴大會議的意見後，“在當晚就報告了鄧小平，小平說他完全同意。第二天7月4日在劉少奇那裏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周恩來、鄧小平、陶鑄和軍委常委賀龍、聶榮臻、陳毅和葉劍英都參加了。會議提出了三條意見，其中的第三條為 “用黨委全會和黨委擴大會議這種方式撤換領導的做法是錯誤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顯然不讚成劉震等人的做法。
吳法憲回憶錄中寫道：“七月二十日上午八時，中央軍委召開常委會議。到會的有葉劍英、聶榮臻、賀龍、徐向前四位老帥，林彪沒有出席，陳毅因工作原因也沒有到會。空軍黨委常委全體成員參加了這個會議，但總政工作組的成員沒有參加這個會議。”（頁581-582）
範碩的文章寫道：這次會議由賀龍主持，葉劍英傳達了中央軍委常委會的精神。其中提到“針對空軍常委中有人搞小動作，企圖撤換空軍兩個第二把手的問題，提出批評。他形象引用三國人物的典故，批評某些人‘罷官’‘奪權’鬥爭，真是‘天下英雄誰敵手，可惜今日無曹劉。’”
《聶榮臻年譜》則記錄有：“7月11日上午，出席第五十三次軍委常委會議。會議討論了空軍領導班子的團結問題。聶榮臻在會上說：“空軍建設已有十多年，應該肯定是有成績的。我們建設一支空軍是不容易的。這雖然不能歸功於劉亞樓一個人，但劉亞樓是有一份的。……你們硬是要把劉亞樓搞得很臭，說標兵也是假的，硬要把空軍幾十萬人搞得灰溜溜的，這是否有利？這是一個關係到幾十萬人的榮譽問題，這會有什麽嚴重後果？我很擔憂……中央已經明確指出，搞地下活動的性質最嚴重。”（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021）聶榮臻的態度顯然也不支持劉震等人。
據吳法憲回憶錄講，林彪從大連回來聽了他關於四人曾經到賀龍報告及賀龍的表態後，提出：‘這件事，你要他們寫一個材料，然後送給我。’。於是吳法憲就找到成鈞四人寫了材料報林彪，吳法憲和餘立金聯名附了封短信。大意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現送上成鈞、黃立清、傅傳作、廖冠賢四人所寫的材料，請閱。現在看來，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之所以開成這樣，是因為有兩條線操縱著。一條是以林副主席為首的一條紅線，貫穿著空軍黨委十一次全會的始終；另一條是以賀龍元帥為首的黑線，在控製著這次會議。”（吳法憲回憶錄頁590-591）
這一點雖然是吳法憲回憶錄所述親，卻值得懷疑。因為賀龍當時並沒有被打倒，他不敢向毛澤東和林彪直接提出賀龍黑線的問題。
空軍黨委於1966年8月20日以劉震為“彭黃反黨集團成員”、“在空軍搞罷官奪權”上報軍委，9月12日，軍委令其“停職反省”。而張廷發的罪名，則是“羅瑞卿在空軍的代理人”，“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的羅瑞卿分子”。顯然，張廷發的被打倒主要原因是與羅瑞卿關係密切，還有文章稱是葉劍英下的指示。
10月27日，經中共中央批準，調整後的常委會由十二人組成：吳法憲（第一書記，司令員）、餘立金（第二書記，政委）、王秉璋（副書記，副司令員）、成鈞（副書記，副司令員）、羅元發（副書記，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北空司令員）、曹裏懷（副司令員）、譚家述（副司令員）、鄺任農（副司令員）、常乾坤（副司令員）、徐深吉（副司令員）、王輝球（副政委）、劉錦平（民航總局政委）。
1966年9月7日，軍委副主席賀龍、聶榮臻、陳毅、葉劍英和總部領導蕭華、楊成武等接見了參加全會的人員。葉劍英、楊成武作了講話。９月８日上午，吳法憲在全會上作了總結發言。會議於當日結束。
還有一種說法是，9月8日軍委召開常委會議，小範圍討論賀龍問題。參會的有林彪、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肖華、楊成武、王新亭、劉誌堅、邱會作等人。根據會議記錄，林彪說：“主席已看了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隻選看了一些綜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主席已找賀龍同誌談了，要他以後不要這樣搞，人家不滿意。”、“在空軍大鬧要搞掉吳法憲，就是他煽動的。打掉吳法憲，替成鈞開路。”、“海軍他想扶蘇振華，搞掉王宏坤、李作鵬、張秀川。”、“材料很多了，總參、空軍、海軍、工程兵、政治學院、國防工辦、公安部、衛生部，到處發現他伸手奪權，……他同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關係很密切。”
李作鵬和邱會作回憶錄都提到大約在1966年秋天，在北京的各軍兵種負責人被通知到京西賓館，由肖華、楊成武帶隊，乘車去葉劍英家看有關賀龍的材料。葉劍英對軍隊幹部說：“主席對賀龍很不放心，不少人揭發了他的問題。整理了一些材料，大家來看一看。總理剛才打電話來，特別強調要注意看投敵問題。”這些材料大都來自賀龍比較親信的部下的揭發材料，僅有一份是周恩來提供的一封信，此信是賀龍寫給其一位國民政府任職的舊交（原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書記長李仲公）。
此時賀龍兵變的風聲已經傳出，但1966年12月28日仍參加了中央政治局會議並坐在毛澤東身旁，說明至少到1966年底，賀龍雖然受到批評，卻仍然在位。
1967年1月19日下午，周恩來與李富春一起來找賀龍正式談話，向他提出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提出賀龍、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這是賀龍問題正式調查的開始。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與卡博、巴盧庫談話，說：“楊成武，他是代總參謀長，總參管好幾個部，其中一個作戰部的部長（指王尚榮）、副部長（指雷英夫）寫大字報要打倒他，那是賀龍挑起來的。”說明軍隊內部鬥爭的責任人中央基本認定是賀龍。
賀龍專案組的成立時間是1967年9月13日，總負責人是專案組二辦主任代總參謀長楊成武。空軍政委餘立金為賀龍組組長。賀龍專案涉及的人包括許光達（裝甲兵司令）、劉震（空軍副司令）、成鈞（空軍副司令）、王尚榮（總參作戰部長）、雷英夫（作戰部副部長）、金如柏（軍事法院院長）、李貞（空軍幹部部長）、譚友林（工程兵副司令員）、廖漢生（北京軍區政委）、黃新廷（成都軍區司令員）、楊秀山（武漢軍區副政委）、張仲翰（新疆軍區副政委）、向黑櫻（南空參謀長、賀龍侄子）等軍隊高級將領。
種種跡象表明，空軍文革開始後的鬥爭是賀龍被打倒的直接誘因。但是，最終為賀龍定案則源於老部下的揭發。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公開講話，毛澤東說：“過去說對賀龍是一批二保，因為他是二方麵軍的代表。現在看來不能保了，因為他搞的事以前不知道。從成鈞、許光達、廖漢生等的揭發材料看來，他是破壞我們這個軍隊的。他背地搞篡軍反黨企圖是有的，但是沒有來得及。”
空軍這次黨委會，本來是揭劉亞樓批吳法憲和餘立金的。結果帶頭挑事的劉震和中間派張廷發受到處理，而積極參預的成鈞副司令當時安然無事，後來卻隨著賀龍的倒台一起被審查。
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除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外，空軍副司令員兼國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空軍副司令員曾國華，空軍黨委常委劉錦平等先後被停職審查。原蘭州軍區空軍副司令馬寧（正軍級）出人意料地調任空軍司令。同時提拔的還有武漢軍區空軍司令員傅傳作為政治委員
馬寧出身於二野12軍，解放前任12軍作戰處副處長。他是５５年授銜校官（上校）中唯一在1964年晉升為將軍的，是中國空軍第一個飛行員空軍司令。擔任過空軍師長、軍長，調任前為蘭州軍區空軍副司令（正軍職）。
據說林彪事件後，周恩來曾向毛澤東建議，要選一位能上天的空軍司令，能下海的海軍司令。據此，馬寧被任命為空軍司令員，空軍“戰鬥英雄”鄒炎（沈陽軍區空軍副司令員，46歲）、張積慧（空1軍軍長，46歲）被任命為空軍副司令員，杜玉福（空12軍副軍長，43歲）被任命為空軍副政治委員。
海軍航空兵“戰鬥英雄”王萬林（海軍南海艦隊航空兵司令員，45歲）、“八•六”海戰“戰鬥英雄”孔照年（海軍廣州基地副司令員，48歲）、海軍潛艇22支隊支隊長高振家（44歲）被任命為海軍副司令員。後來，聞名全國的珍寶島“戰鬥英雄”孫玉國（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33歲）和中印反擊戰戰鬥英雄陳代富（陸軍第54軍副政治委員，32歲），被分別破格提拔為沈陽軍區副司令員和武漢軍區副政治委員。
馬寧能被重用不會如此簡單，有一種說法應當可信。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後，中央責令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停職反省，派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帶工作組到空軍指導工作，以保證空軍整體工作的正常運轉。在後來中央軍委開始醞釀空軍領導班子的人選時，按照與林彪集團沒有任何瓜葛和牽連、空軍司令員要能上天這個條件，時任總政治部主任，曾任12軍軍長的李德生作為馬寧的老上級向周恩來和毛澤東推薦了馬寧。
新一屆空軍領導機關除司令員和政委外，還包括張廷發(少將、二野)、成鈞(中將、三野)、鄒炎（上校）、張積慧（上校）、曹裏懷(中將)、鄺任農(中將)、薛少卿(少將)為副司令員，高厚良(少將)、杜玉福（上校）為副政委。這是一個典型的去四野化的空軍領導班子，也是業務型突出的領導集體。成都軍區空軍指揮所主任高厚良任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空軍副參謀長梁璞任空軍司令部參謀長。空軍原政治委員王輝球調任沈陽軍區政治委員，空軍副司令員常乾坤病逝，副司令員兼國防科委副主任羅元發專任國防科委副主任，副司令員譚家述免職。
文革後的1977年4月，原空軍副司令、政委張廷發（比馬寧大四歲）取代馬寧任空軍司令員。空軍副政治委員高厚良為空軍政治委員，曹裏懷、成鈞、吳富善（原廣州軍區顧問）、何廷一（空軍副參謀長）為空軍副司令員，曠伏兆（原地質部副部長）、黃立清（沈空政委）為空軍副政治委員，王定烈（原南空副司令）為空軍司令部參謀長，劉世昌（廣空副政委）為空軍政治部主任。
原空軍政治委員傅傳作（61歲）免職、副司令員鄒炎被免職，副政委杜玉福降為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空軍領導機關會飛的隻剩下副司令張積慧一人，並在不久降為工廠副廠長(1978年7月免職)。
而海軍“下過海”的副司令員王萬林降為海軍航空兵副司令，副司令員孔照年被下放到海軍工程學院任副院長，副司令員高振家降為海軍潛艇學校副校長。沈陽軍區副司令員孫玉國按正團職被轉業，武漢軍區副政委陳代富被免職審查，後任師政治部副主任（正團職，後轉業到南陽地區銀行紀律檢查組組長）。
這些當年周恩來選的能“上天下海”的空海及陸軍高層領導，最終的結局還不如原來的職務。
空軍司令張廷發和海軍司令蘇振華都出身於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外界一直以為他是鄧小平的愛將之一，其實都是華國鋒的人。隻不過當華國鋒與鄧小平發生矛盾時，張廷發及時轉向鄧小平，而蘇振華與華國鋒一條道走到黑，最終因華國鋒檢閱海軍事件受到冷落。張廷發因鄧小平保住了地位，卻因為太過鋒芒畢露得罪了葉劍英、楊尚昆等老人，最終不得不在67歲時辭職。這個年齡在老人當道的時期並不算老。接替他的是另一位空軍英雄王海，此人是山東乳山人，與張積慧同屬威海地區。
張廷發在任副司令時，卻給空軍戰鬥英雄張積慧的悲劇人生。
山東榮成人張積慧是家喻戶曉的戰鬥英雄，擔任過空軍團長、師長、軍長(接替馬寧的空一軍)，直至空軍副司令。
張廷發在空軍整張積慧時說的有鼻子有眼。張庭發仍然延續文革整人的老路，把張積慧說成是文革“火箭幹部”。事實上張積慧時年五十歲,而且張積慧是從飛行員、大隊長、抗美援朝1953年就是空軍團長，此後從蘇聯學習回來後仍任團長，後由副師長（1960年）、師長（1964年）、副軍長（1969年）、軍長（1970年）、空軍副司令員（1973年），是由各級指揮職務一步步升遷的，可以說沒有越級提拔。
張廷發找不到張積慧任何政治錯誤的事實，因為張積慧一直在軍隊擔任指揮職務，沒有參預政治鬥爭。於是，他就在張積慧的英雄事跡上做文章。
張積慧在抗美援朝戰場上擊落敵機五架，尤其是擊落美國空軍英雄、少校中隊長、號稱“空中一霸”的“王牌飛行員”喬治-阿-戴維斯，從而打破了“美國空軍英雄不可戰勝”的神話，引起美軍，特別是美國空軍的巨大震驚。誌願軍空軍為他記特等功，授予“中國人民誌願軍一級戰鬥英雄”稱號，並被譽為“空中英雄”、“空中突擊手”。朝鮮政府授予他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二級自由獨立勳章、軍功章。
美國空軍戰史這樣描述“2月10日，戴維斯少校率領第4聯隊的18架下一86為掩護戰鬥轟炸機攻擊軍隅裏附近的鐵路目標擔任巡邏，戴維斯少校在西麵很遠的地方發現鴨綠江的西北方向有敵機的凝結尾跡，於是他和僚機離開了下一86編隊向鴨綠江飛去，戴維斯把飛機降低到了3。2萬尺，F一86的這次打擊顯然出乎敵人的意料，僅僅幾秒鍾就打下了2架米格。當他從後邊接近第3架米格時，第4架米格從左後方衝來，一連串炮彈把他擊墜於地。”
中國空軍對這次戰績的確認是經過一段認證的，當事的許多人對此進行了回憶。
得知美國合眾社華盛頓2月l 2日報道美國的“空中英雄”戴維斯於2月10日在朝鮮北部上空被擊落，誌願軍總部立即令空4師“即速用一切辦法查明，戴維新是被我空4師擊落或被友軍擊落或被高射炮擊落的。”
經空聯司再三核對，10日上午隻有空12團的部隊在清川江地區作戰。
空4師接到指示後，即於2月16日和18日連派兩個調查小組入朝實地調查。結果，陸軍149師在博川郡青龍麵三光裏北麵2裏處山坡上，找到了戴維斯的飛機殘骸。
機型F—86 E，機號307。它與張積慧的飛機殘骸相距很近，張積慧傘降點距此地僅500米。戴維斯的屍體還在飛機座艙裏，在戴的屍身上找到了他的飛行帽、手槍、血型牌和飛機護照，其中軍號牌上刻有：喬治·阿·戴維斯少校。
誌願軍50軍149師給空4師寫了證明材料，與張積慧匯報的情況相符。空四師向空聯司寫了由師長、政委、參謀長、主任等五個簽名的正式報告。空聯司最後確認：戴維斯為張積慧所擊斃。
空聯司還給中央發了電報，非常明確地指出了戴維斯是被張積慧年擊斃。
以下便是《空軍首長關於張積慧同誌擊斃美空軍“英雄”戴維斯報毛主席電》電文。
主席並軍委：
1.經查明2月12日合眾社華盛頓所發表的在朝鮮上空被擊落的美國空中英雄戴維斯少校確係被我空軍第4師第12團3大隊大隊長張積慧同誌所擊落。
2.這場空戰發生於1952.02.10，AM7：40，泰川縣之納清亭附近上空，戴維斯率領F86噴氣式飛機8架與張積慧所率領之6架飛機交戰；空戰結果擊落敵機2架，擊傷敵機1架；我機被敵擊落3架。張積慧同誌所駕駛之飛機被敵擊傷後安全跳傘著陸。
3.戴維斯所駕駛之飛機為F86E型，307號，被擊中後人機墜地粉碎（距離張積慧跳傘地點500米）當場找到戴維斯不鏽鋼證章..........等物品，已拿回北京，還有當地部隊50軍149師的書麵證明信一封。
因此，戴維斯是被張積慧所擊斃，直到文革結束都沒有人質疑。
然而在文革後，身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的紅人張廷發趁“文革”結束的撥亂反正之機，卻向張積慧發難，說他是“黑線人物”，並在1978年發起了一場空軍“整張”會議，讓一些人捏造證據，歪曲事實，否定張積慧擊落戴維斯的功績。
在這種環境下，一些小人也趁亂出世，不僅蘇聯空軍出來攪局，而且僅空四師就有三人出來聲稱戴維斯是自己打下來的。
空4師12團2大隊第3組雙機的長機王澤平和翟子清。此戰中國6架米格戰鬥機中有三架被擊落，王德玉犧牲，王澤平與翟子清均棄機跳傘。他和翟子清曾在1985年後向空軍申訴，認為戴維斯是自己打下來的。而此時張積慧已被撤職，該申訴信存於空軍檔案。
第三位是時任空4師12團2大隊長侯書軍。此人後來在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兼空軍司令員，其任上因黑鷹直升機墜毀事件以中將軍銜離休。
黑鷹直升機墜毀事件發生在1991年6月16日，成都軍區司令員張太恒、副司令員張德福、侯書軍帶領工作組沿中尼邊境調研。視察完樟木口岸邊防連後，工作組在聶拉木分別登上來時的三架黑鷹直升機。張太恒司令員等人乘坐由邢喜貴機組駕駛的第一架直升機；張德福副司令員等人乘坐由國逢仁機組駕駛的第二架直升機；侯書軍副司令員等人乘坐由胡殿元機組駕駛的第三架直升機。前兩架直升機相繼向南起飛，第二架直升機在向右轉彎180度的過程中不幸撞山，機上人13全部犧牲。死亡人員包括成都軍區副司令員張德福中將、西藏軍區參謀長毛海清大校、成都軍區四個二級部部長副部長以及參謀幹事等人，機長國逢仁、副駕駛阿羅、空中機械師李先通。13人中，將官1人，校官7人，尉官4人，士官1人。事故結論是，直升機在起飛時遭遇下降氣流，導致轉彎時撞山。軍區司令員張太恒、副司令員候書軍等被免職。
侯書軍在2002年6月以個人署名、自費印刷出版、私下散發了一份《擊落戴維斯的事實經過與事實真相》數萬字的印刷品，提出在1952年2月10日清晨空四師12團團編隊在清川江大橋上空與美軍F-86戰鬥機的交戰中，擊落戴維斯的是他自己。文中反複強調張積慧是“騙功”“搶功”，並對張積慧進行人身攻擊、造謠和汙蔑。有意思的是兩人都是山東威海人，一個是榮城縣，一個是文登縣。兩人都是原來山東抗大分校的同學，同是東北老航校第一批飛行學員，畢業後又一起分到空四師，張積慧是12團三大隊長，侯書軍是二大隊長。
事實上各國空軍都有一個基本原則，凡飛行員駕機安全返回的，均以射擊膠卷為判定是否擊落擊傷敵機的唯一證據。而在12團當天安全返航的飛行員中，隻有兩名飛行員對美軍的F-86進行過開炮射擊。一位是12團二大隊的中隊長逯鬆亭，經專家判讀射擊膠卷，當即認定他擊傷敵F-86一架。第二位就是二大隊長侯書軍本人，經專家判讀，侯書軍的射擊膠卷上沒有留下擊落或是擊傷敵機的任何痕跡，故此判定侯書軍沒有戰果。張積慧因為後來飛機被擊落，跳傘逃生，無法獲得擊落敵機的直接證據。
侯書軍承認他的射擊膠卷上沒有擊傷或是擊落敵機的任何顯影，卻認為 “偶然的巧合，意外的碰巧，可能有一發或兩發炮彈打中了戴維斯飛機的座艙蓋處戴維斯身體的某一致命要害部位，他中彈身亡。”
而據同為空四師１２團三大隊擔任過齊連壁（當天擔任侯書軍的僚機駕駛員）機械師的陳佳寧，則提出在12團三大隊工作的五年間，乃至調出後與12團的老戰友們多次聚會和接觸中，從來就沒有人對張積慧擊落戴維斯一案有過任何異議，一句都沒有聽到過。
而且據侯書軍所述他攻擊的是美軍的六機小隊，而張積慧擊落的是八機小隊的帶隊機長，張積慧的交戰對象被美軍所認可。
到現場救援張積慧的誌願軍第447團政委呂品在《白雲山戰歌》（50軍447團在白雲山與美軍第25師激戰11晝夜，頂住了其2個團的輪番進攻，以344人傷亡的代價，斃傷俘美軍1400餘人，完成了阻擊目的，為主力部隊爭取了寶貴的時間。戰後，為了表彰第447團的作戰精神，第50軍經誌願軍總部批準，授予該團"白雲山團"錦旗）回憶中也認為是張積慧擊落了戴維斯。
誌願軍第149師英文翻譯莫若健在80多歲時回憶講的更詳細，因為他是唯一懂英文的人，戴維斯的標牌是由他確認的。莫若健回憶中講到和呂品同一個情節 “麵對陸軍同誌親兄弟般的的熱情，飛行員卻焦急地追問：“你們有沒有看見一架美國飛機掉下來？”呂品回憶“跳傘的飛行員急迫的詢問我團戰士有沒有一架美國飛機掉下來，但當時在場的人並不知情。”（莫若建回憶錄）這個情節說明張積慧在被擊落前不但向敵機開過炮，而且，他認為擊落了敵機，假如沒有這個前提，張積慧就不會如此急迫的發問。
直接救援張積慧的第447團一營二連指導員艾維仁（沈陽軍區副政治委員，1990年7月晉升中將軍銜），當時還把張積慧當成美軍飛行員，率領戰士們衝上去大喊：“董替安克特”（Don't act!）（不要動）。
政治語境下的許多事實被顛倒，在張積慧被撤職的情況下，這些造謠者確實得勢並獲得一時的快感。
張積慧1980年被下放到成都420廠當副廠長，1983年任煙台市副市長，負責煙台萊山機場建設。1987年，任煙台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數年後，張廷發被免職，張積慧受誣陷的事情才得以複查，擊落戴維斯一事，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曆史終於還張積慧以清白。
1990年7月，經中央軍委決定，恢複張積慧大軍區副職待遇，收回部隊離職休養。
張廷發結局也不太好。
張廷發作為政治局委員級空軍司令員於1985年被另一位空軍戰鬥英雄王海接替，雖然年事已高，但時任海軍司令員的劉華清比他還大兩歲，到1988年還升任軍委副主席。張廷發後來被增選為中顧委委員。依他的政治局委員身份至少也應當安排進入中顧委常委，直到1987年選舉時他仍是委員。
張廷發2010年3月25日在北京逝世，胡錦濤,吳邦國,溫家寶,賈慶林等出席葬禮沉痛悼念。
香港媒體為此事進行了解讀報道，認為對張廷發的備極哀榮是“有消息稱，由於他對一些元老如楊尚昆、李先念等不放在眼裏，發生言語衝突，被指華國鋒的”殘餘勢力。1985年黯然下台。按常理做過政治局委員的人，本應出任中顧委常委，卻隻能屈居委員。”、“作為中共領袖鄧小平的老部下，但卻因追隨華國鋒，得罪了一批中共元老，因此卸任後地位曾受到貶抑，當局有意在其身後替其一洗冤屈”。
空軍是海陸空中的“驕子”，一方麵負責領導人的專機服務，接近高層中樞。另一方麵基地遍布全國各地，機動性強且是現代發展軍種。正是這種地位上的條件，使空軍在高層的曆次政爭中都深陷其中，成為多災多難的軍種。
本文引用的資料大部分來源於文革後的回憶文章。尤其是《吳法憲回憶錄》。這些文章隻能作為參考，不可作為全部史實真相，事實上中國還沒有一部真正的史書能說清那些事。
但有一點是確鑿無誤的，那就是擊落戴維斯的是戰鬥英雄張積慧，這是無法否認的曆史真相。真相已經為張積慧洗雪了冤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