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華僑報》：您長期從事對日外交工作，而且也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見證人。您能夠回憶一下當時的中國政府或者說是周恩來總理，為恢複中日邦交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王效賢：談到中日恢複邦交，大家都喜歡從1972年說起。事實上，我們為恢複中日邦交已經做了20年準備工作。記得是1952年，在莫斯科舉行一個國際經濟會議。中國的南漢宸、雷任民兩位經濟界領導也去參加。出發前，周恩來總理特別交待說，你們這次去參會，日本也有國會議員參加，你們一定要把他們請到中國來。當時，日本參議員高良富，眾議員宮腰喜助、帆足計都參加了莫斯科經濟會議，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要請他們來。
由於當時中日沒有正式外交關係，高良富等人就從歐洲繞道而來。這是第一個訪問新中國的日本人。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參加促進中日關係的一些工作的。
當時，日本人最關心兩條：一個是在中國關押的日本戰犯怎麽樣了，一個是留下的日僑又怎麽樣了。總理早就想到這些了，所以1951年就讓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轉告日本方麵：近3萬日本人留在中國，他們要想回去，中國歡迎，而且他們從居住地到乘上日本船的路費由中國方麵出。日本當然很高興，所以1953年初，當時日本的吉田內閣首次給來華談判的接僑的三團體(日本紅十字會、日中友好協會、日本和平聯絡會)代表團簽發了來華護照。中國由廖承誌為首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與之談判。這項活動很成功，中日關係的發展每一步都是周總理在指導。
1954年，總理又特別交待應上述三團體邀請回訪的李德全會長，將全部戰犯名單交給日方，經雙方磋商，1062名日本戰犯中，1017名分批釋放，隻有40名罪行嚴重的分別判處8—20年有期徒刑，沒有一個人判死刑。這些是日本方麵最關心的事情。
中國對日談判有禮有節
《日本新華僑報》：1972年9月25日，田中角榮來了以後，中日進行了四輪建交談判。這四輪談判過程中，您印象最深的是什麽？
王效賢 印象最深的就是總理特別尊重日方、講究平等。所以談判的地點既有在人民大會堂的，就是代表中國方麵；也有代表日本方麵的，就是在當時田中角榮首相下榻的釣魚台國賓館舉行。
建交談判中首先是曆史認識問題。田中角榮在總理的歡迎招待會上主動提了這個問題，他沒有承認侵略中國，隻是說“給中國添了麻煩”。“麻煩”這句話當時就引起我們的注意。總理在第一次會談就給他提出這個問題，說這個問題你不能用一個“添了麻煩”就了事。你往女同誌裙子灑了點水可以說是添了麻煩。我們在這場日本侵華戰爭中遭受了那麽大的損失，怎麽能用添了麻煩了事？這是我印象最深的。
還有一個就是賠償問題。中國人非常友好地放棄了賠償。但日本的一位談判成員條約局長高島益郎居然說“這個問題不用談”，因為蔣介石在日台條約裏麵已經解決了。總理當時就火了，非常生氣。他一般都很冷靜，但是那次他很生氣。總理說，你這叫什麽話，蔣介石放棄賠償，他跑到台灣去了，他有資格放棄賠償嗎？他這是慷他人之慨。“慷他人之慨”這句話我一輩子忘不了。
然後就是講台灣問題。日本的想法是保留台灣問題跟我們‘建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台灣問題談的時間最長。到最後終於得到解決。
1972年9月27日晚，毛主席在中南海書房內接見了田中角榮一行，大平正芳外相、二階堂進官房長官也在其中。兩人會談持續了近一小時。主席走上前，跟田中握手。毛主席非常詼諧地說，“我叫毛澤東，是個‘大官僚主義者’，見你們都見晚了。”毛主席的話把大家都逗樂了。田中向毛澤東介紹大平時，毛主席又詼諧地說，天下太平嘛。本來大家非常緊張的時候，給毛主席這兩句話一說，一下子氣氛完全就不同了。毛主席陪著田中就坐下來了。剛一入座，毛主席又幽默地問他：“你們吵架吵完了嗎？”又說，“那個‘添麻煩’的事怎麽解決的？”他還指著在場的唐聞生開玩笑地說，田中那句“添麻煩”讓這位女同誌很不滿意。
田中當時表示，“已經按照中國方麵的要求改了”。毛主席又詼諧地說：“吵完了就不吵了，天下就沒有不吵的。”
當年9月29日，中日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簽訂了《中日聯合聲明》，宣告兩國邦交正常化。
中日建交談判未涉及釣魚島問題
《日本新華僑報》：現在，有些媒體報道釣魚島問題時，說當時田中角榮曾在沒有日本外務省人員參加的情況下，私下跟周恩來總理提出過此事，問“那個島的事情怎麽辦？”然後，周恩來總理說“這次，我們不談這個問題。”有這樣的話嗎？
王效賢 田中角榮當時非常輕描淡寫的提了一下。總理說“這次不談”，所以根本就沒談了。和平友好條約簽字的時候也沒談。前後兩次都沒有提到這個事情。
這個問題在1978年的時候才成為問題。在鄧小平訪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突然有記者提出來了。鄧小平一聽，回答說：“對於這個島，我們雙方的稱呼都不一樣。我們是叫釣魚島等島嶼，你們是‘尖閣列島’，可見雙方立場不同。”鄧小平還說，這個問題放一放沒關係，我們這一代人談不攏，我們下一代，我們下下代他們會比我們更聰明，會找出解決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