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作家。
1920年生於江蘇高郵。 1939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昆明）中文係。
1940年開始小說創作，發表《小學校的鍾聲》和《複仇》等。沈從文時任西南聯大中文係教授，曾指導汪曾祺寫作。
1943年大學肄業後，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出版小說集《邂逅集》。1947年在上海發表短篇小說《雞鴨名家》。
1948年赴北平，失業半年，後經沈從文推薦任職於曆史博物館。不久，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第四野戰軍工作團南下，在武漢參加文教單位的接管工作，被派往一所女子中學任教。
1950年調北京市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先後擔任《北京文藝》、《說說唱唱》、《民間文學》編輯。在此期間，1951年曾（短期）到江西進賢縣參加土改。1956年發表京劇劇本《範進中舉》。
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到張家口地區一個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改造。
1962年，調北京京劇團任編劇。
1963年，參加京劇現代戲《沙家浜》（《蘆蕩火種》）的改編。同年，出版兒童小說集《羊舍的夜晚》。文革中還參加了“樣板戲”《沙家浜》的定稿， 其實是主筆。
1979年，重新開始創作。在80年代以後，進入創作高潮，發表《受戒》、《大淖記事》等許多描寫民國時期蘇北鄉土民情的小說。
圖：汪曾祺
汪曾祺與《沙家濱》的寫作 （摘選）
－－汪曾祺誕辰90周年紀念
作者：張耀傑
汪曾祺是運用高度詩化的散文語言寫作京劇劇本和短篇小說的文學大家，他曾經戲稱自己是一個“中國式的抒情人道主義者”，並且表示自己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正是基於博大精深的人道理想和人文關懷，汪曾祺在文藝創作中逐漸形成了自己淡定溫暖、平和素淨的詩化境界和靈動活潑、不拘一格的話語風格。四十多年過去，現代京劇《沙家濱》的經典化語言、經典化唱腔、經典化人物、經典化表演，依然是中國戲劇史上的藝術豐碑。
一、為保存《沙家濱》的江湖遊民氣息，汪曾祺對江青陽奉陰違
1963年12月下旬，北京京劇團接到由江青交來的上海市人民滬劇團演出的《蘆蕩火種》劇本，立即由黨委書記薛恩厚、副團長蕭甲、藝術室主任楊毓敏和專職編劇汪曾祺成立創作組，集中力量從事京劇化的移植改編。由於《蘆蕩火種》的原劇本有較好的基礎，京劇演出本很快改編完成，並且迅速被搬上舞台。隻是由於時間過於倉促，首輪演出的效果並不理想，從而引起江青的強烈不滿。
據蕭甲回憶說：“改《蘆蕩火種》第一稿時，汪曾祺、楊毓敏和我住在頤和園裏，記得當時已結冰，遊人很少，我們夥食吃得不錯。許多環境描寫、生活描寫是從滬劇來的，改動不小，但相當粗糙。江青看了以後，讓她的警衛參謀打電話來不讓再演。彭真、李琪、趙鼎新等北京市領導認為不妨演幾場，在報上做了廣告，但最後還得聽江青的。這出戲在藝術上無可非議，就是因為趕任務，以精品來要求還是有差距的。我們又到了文化局廣渠門招待所，薛恩厚工資高，老請我們吃涮羊肉。這次劇本改出來效果不錯，大家出主意，分頭寫，最後由汪曾祺統稿。曾祺隨和、認真，寫東西苦熬，是強烈的腦力勞動，我們之間能說通，互相理解，沒有太多不同意見。滬劇本有兩個茶館戲，我們添了一場，變成三個茶館戲，後來被江青否定了。”
江青對於《沙家浜》一抓到底，從劇情、人物到唱腔、舞美、表演都要親自過問。正是在江青“十年磨一劍”的嚴格要求之下，《蘆蕩火種》最終被打磨成為經典樣板戲《沙家浜》。在最為膾炙人口的“智鬥”一場戲中，春來茶館的老板娘、中共地下工作者阿慶嫂與忠義救國軍參謀長刁德一和忠義救國軍司令胡傳魁之間，以團團轉的圓場調度來巧妙周旋的“背供戲”，就是由汪曾祺按照江青的建議執筆完成的：
刁德一：這個女人哪不尋常。
阿慶嫂：刁德一有什麽鬼心腸？
胡傳魁：這小刁，一點麵子也不講。
阿慶嫂：這草包倒是一堵擋風的牆。
刁德一：她態度不卑又不亢。
阿慶嫂：他神情不陰又不陽。
胡傳魁：刁德一，搞的什麽鬼花樣。
阿慶嫂：他們到底是姓蔣還是姓汪？
刁德一：我待要旁敲側擊將她訪。
阿慶嫂：我必須察言觀色把他防。
據汪曾祺在《關於〈沙家浜〉》一文中回憶，這場戲原來隻是阿慶嫂和刁德一兩個人出戲入戲、鬥智鬥勇的“背供”唱腔，江青審讀時提出要把胡傳魁拉進矛盾衝突之中，這樣不但可以展現三個人之間的心理較量，舞台調度上也可以推陳出新。按照原來的劇本，胡傳魁隻能踱到舞台後麵對湖水發呆抽煙，等於是被“掛”起來了。
接著上麵的“背供戲”，是刁德一對於阿慶嫂的當麵盤問：“阿慶嫂，適才聽得司令講，阿慶嫂真是不尋常。我佩服你沉著機靈有膽量，竟敢在鬼子麵前耍花槍。若無有抗日救國的好思想，焉能夠舍己救人不慌張。”
阿慶嫂的回答是：“參謀長休要謬誇獎，舍己救人不敢當。開茶館，盼興旺，江湖義氣是第一樁。司令常來又常往，我有心，背靠大樹好乘涼。也是司令的洪福廣，方能遇難又呈祥。”
當刁德一進一步試探說：“新四軍久在沙家濱，這棵大樹有蔭涼，你與他們常來往，想必是安排照應更周詳？”阿慶嫂機警地回答道：“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有什麽周詳不周詳？”
江青起初對於“壘起七星灶”一段戲文中的“江湖口”，也就是江湖遊民氣息大為不滿。堅持己見的汪曾祺不得不通過陽奉陰違的方式，把這段戲文保留了下來。正是因為汪曾祺創造性地在高度程式化的板腔體唱詞中，加入了一些充滿現代生活氣息甚至是江湖遊民氣息的白話詩詞，才使得《沙家浜》的京劇唱腔和京劇表演變得更加富於美感和藝術表現力。無論是阿慶嫂的潑辣機警，郭建光的英明果斷；還是刁德一的陰險狡詐，胡傳魁的愚蠢自負；都被他表現得活靈活現、栩栩如生。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非常重視語言，也許我把語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極致。我認為語言不隻是形式，本身便是內容。”
圖：現代京劇《沙家浜》劇照：阿慶嫂智鬥刁德一、胡傳魁。 （張耀傑/圖）
二、由於江青，《沙家浜》使汪曾祺遭遇三起三落的命運
1964年冬天的一天，汪曾祺在薛恩厚帶領下走進中南海。這是他第一次見到江青。江青當場指示他與空軍政治部文工團編劇閻肅一起，把小說《紅岩》改編成京劇。後來江青又改變主意，要求兩個人另起爐灶寫作劇本《山城旭日》。
1967年4月20日上午，已經在“文革”中被再次打倒並且接受強製性勞動改造的汪曾祺，正在煤場勞動時被長篇小說《野火春風鬥古城》的作者、“中央文革小組”聯絡員李英儒派人叫到辦公室。在李英儒的安排下，汪曾祺隨後在群眾大會上當眾表示承認錯誤，並且公開表態說：“江青同誌如果還允許我在‘樣板戲’上盡一點力，我願意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當天晚上，一身煤灰的汪曾祺在李英儒帶領下走進劇場觀看《山城旭日》的京劇演出，並且與閻肅一起坐在了江青的身邊。
1970年5月15日，京劇《沙家浜》的定稿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隆重舉行。會場裏麵對麵擺放著兩排桌子。正麵坐的是江青、姚文元、葉群等人。對麵坐著劇團的演員和汪曾祺。每人麵前放一本二號仿宋體大字印刷的劇本，由洪雪飛、萬一英等演員輪流朗誦。讀到一個段落，江青說：“這裏要改一下。”汪曾祺就當場改寫。在念到第二場《轉移》中的郭建光出場時，姚文元討好地提出：“江青同誌花了很多的心血，要用幾句好一點的詞句形容一下。”江青微微點頭表示同意。汪曾祺很快便脫口而出：“朝霞映在陽澄湖上，蘆花白早稻黃綠柳成行。”江青當場表示讚賞，後來又下達指示，把後麵的唱詞改成了“蘆花放稻穀香岸柳成行”。
在定稿會議中表現出色的汪曾祺，經江青安排於1970年5月21日登上天安門城樓，與首都百萬軍民一起集會擁護毛澤東5月20日發表的聲明《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在新華社當天發布的通稿中，汪曾祺的名字出現在了一長串幾百個人名的接近結尾處。“九葉派”詩人唐湜在溫州看到報紙後四處奔走相告：汪曾祺上天安門了，咱們知識分子有救了！消息傳到山西，汪曾祺在農村插隊的兒子也因此改善了處境。但是，等到江青倒台之後，汪曾祺第三次變成審查改造對象，被送進學習班。在兩年多的時間裏，他先後寫下了十幾萬字的檢查材料。
圖：有酒學仙無酒學佛剛日讀經柔日讀史 錢大昕曾書此聯汪曾祺 （錢大昕/圖）
1981年，汪曾祺以短篇小說《大淖記事》獲得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從而奠定了自己作為優秀小說家的文壇地位。晚年汪曾祺在創作一係列經典短篇小說的同時，還寫作了《我的解放》、《關於〈沙家浜〉》、《“樣板戲”談往》、《關於於會泳》等一係列反思回憶“樣板戲”的文章。他在對“三突出”、“主題先行”的“樣板戲”加以否定性批判的同時，也認真負責地肯定了江青和前文化部部長於會泳對於現代京劇的創造性貢獻。在他看來，樣板戲“也有可資借鑒的地方”。江青提倡的“十年磨一劍”的藝術追求，對於經典戲劇的創作是十分必要的。於會泳把西方歌劇集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主題旋律和音樂元素引用到京劇唱腔之中，並且把四十多種地方戲劇曲藝的音樂素材，成功地糅進高度程式化的京劇音樂裏麵，對於豐富和發展京劇音樂的藝術表現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
除了京劇劇本《範進中舉》、《沙家浜》之外，汪曾祺參與創作的戲曲作品還包括取材自《聊齋誌異》的《小翠》，新編傳統劇目《大劈棺》、《一捧雪》，新編曆史劇《擂鼓戰金山》以及現代京劇《杜鵑山》、《裘盛戎》等等。他在發表《一捧雪》劇本時曾經明確表示說：“京劇的出路，就是要吸收現代主義的東西”，從而達到“讓看老戲的過癮，也吸引年輕觀眾”的目的。從中可以看出他對於京劇藝術的滿腔熱愛，以及他對於京劇藝術的創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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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會詠(1926～1977)，
乳山縣(今乳山市)人，少時在家鄉讀書。1946年參加膠東文化協會文藝團，1949年8月入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教育專修班學習，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0年9月調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音樂工作團任創作組組長，1952年11月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室民樂係研究員和教員，1964年6月任上海音樂學院民樂係、理論係副主任。1973年8月任第十屆中央委員會委員。
於會泳原來是一位作曲家和音樂理論家，是《智取威虎》、《海港》、《龍江頌》、《杜鵑山》等現代京劇的音樂主創者。曾參加“樣板戲”的音樂創作，得到江青的賞識，從而平步青雲，先後擔任中共九大代表，九大主席團成員，國務院文化組副組長，十大代表，中共十屆中央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1976年10月被定為“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隔離審查。在隔離審查期間服毒自盡。
於會泳1926年出生於山東省乳山縣，在他六七歲時媽媽趕集回來給他帶回一支笛子，他非常喜歡愛不釋手，整日練習反複琢磨，逐漸吹出興趣無師自通，愛上了音樂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學會了拉二胡，吹笛子，彈三弦。
1946年9月已是小學教師的於會泳約了兩個夥伴瞞著母親，走了整整兩天來到萊陽縣的膠東文工團參加了革命隊伍。
1969年1月初，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樓上208室，張春橋、徐景賢、王洪文及上海市革委會組織的頭頭，在擬定參加“九大”的上海代表名單。
深知江青、張春橋垂青於會泳的徐景賢，在整理“九大”代表材料時，隱瞞了於會泳那張小字條的情況，然後上報中央。
“九大”期間，《智》劇作為為代表演出的首場樣板戲，在京西賓館禮堂上演。帷幕中間拉開了一條縫隙，於會泳容光煥發地走了出來，一反不善辭令的常態，在他的開場白中肉麻地吹捧江青“……總之，我們敬愛的江青同誌，為培育樣板戲嘔心瀝血，她實際上是這出戲的第一編劇、第一導演、第一作曲、第一舞美設計！”
江青聞聲從座位上站了起來，裝腔作勢地嗔怪道：“會泳同誌，你別這樣說了，再這樣我可要離場了。”在這公眾場合江青對於會泳所表現出來的親昵，自然使於會泳更為得意。
當“九大”結束，於會泳從北京載譽歸來到上海作報告時，一些“造反派”竟設計了一個令人發指的“歡迎儀式”：他們讓原校黨委書記鍾望陽在校門口跪迎於會泳，當於會泳下汽車時，他們又在鍾望陽頭上擱上“高升”炮仗，然後點燃，以示慶賀。對於這種下流惡作劇，於會泳居然心安理得。
1969年以後一個時期，上海音樂學院幾乎成了人間地獄。反對於會泳，就是反對樣板戲，反對江青！由此受迫害、衝擊的師生達100多人，先後有3人被逼瘋，一度精神失常的有4人，兩人被關押入獄。
“十大”籌備期間，中央組織部要調審於會泳的檔案。徐景賢斷然把那張字條從於會泳的檔案中抽掉。於是，在1973年8月“十大”會上，於會泳又順利地當選為中央委員。1975年1月四屆人大會上，他又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
1974年底，長春電影製片廠拍攝了故事影片《創業》。江青蠻橫地嚷嚷道，“這是部什麽東西？片子中的油田黨委書記就是‘走資派’餘秋裏！歌頌他？還有，給石油工人送《矛盾論》、《實踐論》的是誰你知道嗎？是劉少奇！你們是不是要為他翻案？”最後她又說，“回去後他們文化部先討論一下，這片子還有什麽問題，叫他們趕快修改。你們也要好好檢查一下！”
心驚膽戰的於會泳，隻得起草了一份書麵檢查，並經文化部核心組討論，對《創業》作出了“不繼續印製拷貝，報紙上不發表評論文章，不出國，電視台電台停止轉播”等決定。
然而，僅過了半年，因《創業》作者張天民寫信給毛澤東，7月25日毛澤東就《創業》作了重要批示：“此片無大錯，建議通過發行。不要求全責備。而且罪名有10條之多，太過分了，不利調整黨內的文藝政策。”
毛澤東的批示下達後沒幾天，江青和張春橋忙把於會泳叫了去。江青色厲內荏地對於會泳說：“張天民告我的狀，說我不讓《創業》發行。不讓發行是文化部的事，怎麽弄到我的頭上？對這個片子我是有點意見，但那‘十條’可不是我說的，要說有，隻有其中一條是有我的一點內容……”
張春橋也陰篤篤地說：“看來文化部就這事需要向主席作檢討，檢討中牽涉麵不要大，該承擔什麽責任就承擔什麽責任。主席的用字是很嚴謹的，此片無大錯，錯還是有的嘛。”
麵對毛澤東的批示，江青和張春橋顯然在暗示於會泳做“擋箭牌”，對此他是心領神會的。因此，他在硬著頭皮給毛澤東的檢討中，將“十條意見”全攬在了自己身上，並在文化部機關傳達毛澤東有關《創業》批示時，向公眾痛哭流涕地作了沉痛的檢查。這時的於會泳在江青麵前已成了唯唯諾諾的奴才，而在公眾麵前，他則是一個不苟言笑的主子。隻是，於會泳萬萬沒有想到，1976年10月，“四人幫”被粉碎了，他也隨之被隔離審查。
走向毀滅
懷著悔恨和惶恐，於會泳在隔離審查的9個月間，寫下近17萬字的交代材料。他在爭取組織上的寬大處理。這種不無僥幸的心理源於他覺得自己是奉命辦事，跟著江青不辦也不行，有錯誤，沒大罪，何況自己多少還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至少他搞的幾個戲，毛主席、周總理他們都是喜歡並肯定的。他期待隔離審查結束後，即使不當部長（這部長他本來就不想當了），也不能回上海音樂學院教書，回膠東老家的縣文化館或縣劇團搞搞戲總還是可以的吧。
然而他所懷有的僥幸和憧憬不久就徹底破滅了。在1977 年8 月22 日廣播的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中，華國鋒做了政治報告。報告中說“……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像馬天水、於會泳……這樣一些政治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搶者……”聽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華國鋒的政治報告中，於會泳臉色慘白、涕淚交結，嘶聲痛哭：“華主席點了我的名的，我是反革命了？我該怎麽辦呀！ ”
於會泳的精神完全崩潰了。那一夜他徹夜未眠，第二天，在向專案組表示認罪服罪的同時，乞求能與華山談一次話，期望這位駐文化部工作組的最高領導能挽救自己。然而那幾天正值部領導無暇顧及，對看守人員發現於會泳神誌恍惚不想活的動態報告，也僅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於會泳徹底絕望了。28 日上午，他在院子裏散步時，瞟見廁所窗外一隻盛放“來蘇水”的瓶子，並趁看守人員暫短離開的片刻，將它挪到了伸手可及的位置。下午借午睡起來去廁所洗臉刷牙之機，於會泳將“來蘇水”倒入了自己杯中，並用濕毛巾捂得嚴嚴實實，偷偷捎回了自己房間。
晚6點多，他用那支曾譜寫過不少動人樂章的筆，給家人寫下了一封遺書：“……我跟著‘四人幫’犯了罪，對不起華主席，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的結局是罪有應得的，隻有一死才能贖罪……希望你們永遠緊跟英明領袖華主席和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革命到底! ”
晚8時，於會泳緩緩揭開覆蓋在杯子上的毛巾，走向了自我毀滅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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