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浪博客 作者:鄭勝天) 2009年三月我應加拿大藝術委員會(Canada Council)之邀到渥太華參加一個項目的評審。評審員之一是來自哈利法克斯的女藝術家卡茜·芭斯比(Cathy Busby)。她剛從北京回來不久。奧運會期間她作為北京紅門畫廊聘請的駐地藝術家在那裏呆了兩個月。她對中國的興趣和熱情溢於言表。一天晚上,我們在一家泰國餐廳吃晚飯。她告訴我她家與中國的淵源,說她的曾外祖父和外祖父早年都在我的老家河南行醫。這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查閱了許多資料和網頁之後,一幅令人感動的曆史畫麵漸漸在我眼前顯像出來。

             羅維靈大夫與廣生醫院     加拿大不止一位“白求恩”

羅維靈大夫(William McClure ,也譯為羅威廉)1855年出生於蒙特利爾西北的小鎮Lachute。1884年從麥吉爾大學醫學院畢業。他曾在正建設中的加拿大西岸太平洋鐵路擔任過醫務人員。可能從那時起他就開始與華人接觸。1888年他受加拿大長老會派遣,與加拿大在華傳教士的先驅古約翰(Jonathan Goforth,也譯為顧約拿單)等一行八人一起前往中國,到河南北部傳教和提供醫療服務。豫北在今天仍然是中國相對貧困的地區之一。當年的艱苦匱乏可以想見。他們就定點在冀、魯、豫三省交界處,一個有兩千年曆史的古鎮河南內黃縣楚旺。

據楚旺的文史資料載,從清光緒十三年(似應為光緒十四年)起,古約翰等人在鎮上的南街(今內黃二中)創辦了福音堂,內設醫院,邊傳教邊行醫。教團中有幾位都是醫師,對內科、外科、兒科、眼科等症均可進行醫治,並能做一般手術。藥物和設備也大都是從國外進口的。

西醫傳入中國最初是作為傳教士接觸民眾的手段之一。當時社會對洋人充滿敵意和懷疑。但是求醫看病是民眾迫切的需要。由於西醫與傳統中醫相比見效較快,漸漸獲得了人們的信任。為了擴大影響,古約翰、羅維靈等於1894年把醫院由內黃遷到彰德府(今安陽),定名為廣生醫院(今濮陽市安陽地區醫院)。這所醫院當時專門收治女病人,所以又稱女醫院,群眾俗稱“東洋房”。教會還在懷慶府(今沁陽縣)設立了恩賜醫院。

廣生醫院由加拿大傳教士和醫師管理了53年,直到1947年才由中國籍基督教徒接辦。1901年至1903年,教會又在衛輝府(今汲縣)設立博濟醫院,由羅維靈大夫任院長,後更名為惠民醫院。在羅大夫的領導下,加拿大醫護人員以專業的醫術和對病人的愛心名揚四方。求醫者從冀魯豫三省湧來,使這些教會醫院進入了鼎盛時期。

這期間發生過一段曆史的插曲。 1900年中國北方出現了一場“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義和團的烽火很快燒及豫北。外國人主持的教堂醫院自然被視為攻擊的對象。這時他的夫人已經懷孕。他們夫婦和其他教會人士一起逃出安陽南下漢口,但途中遭到多次攻擊。為了安全起見,羅大夫安排他的美國籍夫人乘船回國。就在輪船抵達俄勒岡州波特蘭港時,羅夫人生下了一個男孩,給他取名為Bob (Robert Baird McClure)。1901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在清政府被迫簽訂的“辛醜條約”中,特別有“傳教士可以在國內建堂傳教”的條款。於是逃離的傳教士們陸續返回。小Bob出生六個月後,也隨著他的母親一起回到安陽。並在那裏長大。一直到十五歲時才被送回加拿大求學。

當時還有一段重要的軼事不能忽略。也是在1900年,從加拿大去台灣傳教和行醫多年的馬偕牧師(Rev. 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因勞碌過度而病倒。長老會特地請羅大夫從大陸趕到台灣淡水來給他治療。羅大夫仔細診斷後,確定他換了惡性喉癌,已近晚期,就一直陪伴著馬偕走完他人生的最後一段坎途。馬偕從1872年到達淡水起,以宗教的奉獻精神和無私的人道情懷、將畢生心力獻給了台灣人民。他在近代台灣宗教、醫學、教育、甚至農業園藝等方麵的發展上,都起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他還與台灣女子相愛結婚,被稱為“台灣女婿”。馬偕牧師(也常被稱為偕醫生)在台灣家喻戶曉,其名聲可以與白求恩在大陸相比擬。馬偕的座右銘是“寧願燒盡,不願腐鏽”。這不僅是他自己一生的寫照;用來形容羅維靈大夫和許多從加拿大來華服務的醫生護士也十分恰當。

1917年加拿大和美、英教會合辦的山東齊魯大學正式成立。60歲的羅維靈大夫受聘為教授,又在該校執教了二十多年,為中國現代醫學界培養了無數的人才。直到1938年抗戰爆發後他才返回加拿大。羅大夫把他的畢生貢獻給了中國人民和中國醫學的發展。很遺憾我們對於他的事跡知之甚少。這可能是因為過去有一段時期對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事業一筆抹殺的緣故。其實對宗教的褒貶固然見仁見智,但醫生們救死扶傷、自我犧牲的人道主義精神應該有其獨立的普世價值。

       剛正不阿的小羅大夫         加拿大不止一位“白求恩”

羅大夫的兒子Bob繼承父誌。他於1922年從多倫多大學醫科畢業後,做了一年外科臨床實習,就啟程前來中國。1923年他開始在河南懷慶的教會醫院服務。他的中文名字叫羅明遠。中國同事和病人都親切地叫他小羅大夫。和他的父親一樣,小羅大夫工作認真,待人真誠熱情,很快就贏得人們的信任和愛戴。他在中國生活和工作了整整四分之一世紀,正值國共對立和抗日戰爭的年頭。在艱苦的戰爭環境和複雜的政治紛爭中。他的專業素養和人格精神閃耀出獨特的光輝。

有一段故事很能證實他的剛直不阿。抗戰時華北國共控製的地帶和日本占領區犬牙交錯,小羅大夫有時也要治療受傷的八路軍戰士。這引起了他與宋美齡之間的一場口角。他因為工作關係曾和這位委員長夫人相處過一段時間。

“你在給共產黨行醫送藥。” 宋來勢洶洶地質問他。

“隻要他們是被日本人打傷的,我就會給他們行醫送藥。” 小羅大夫說。

“你知道他們是我們的敵人。”宋進一步逼問。

“這我管不著。” 小羅大夫坦然回答。

 “那樣的話,你再也不是我的朋友了。” 宋美齡很不高興地中斷了這場對話。

小羅大夫與國民黨官方的關係自然也就此走下坡路。雖然從政治上來說,他從未參與到共產黨一邊,甚至還曾被他們懸賞捉拿過。但他深信自己作為醫生的職責就是治病救人,不須在意被救治對象的背景。當時不僅國共對立,地方上土匪流寇也多如牛毛。羅大夫在醫院中看病來者不拒。但他要求傷員須先交出槍械,並將他們分別隔離,以避免在醫院中爆發衝突。

白求恩是1916年多倫多大學的畢業生。據幾位傳記作者的推測,白求恩也出身牧師家庭,早年可能讀過同一教會馬偕牧師的回憶錄“台灣遙寄”(From Far Formosa,也有譯為“福爾摩沙紀事”),對中國產生了興趣。他和小羅大夫是前後期的多大同學。雖然無法證明他們以前是否相識,但兩人在中國卻有過一段很偶然的交遇。

1938年白求恩受加拿大和美國共產黨派遣,從香港進入大陸。他不願意在國統區工作,輾轉前往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據小羅大夫回憶,白求恩在路過河南懷慶一帶時走丟了:“他發現自己迷路時,心情很煩燥。於是借酒澆愁。”羅大夫找到他時已經是好多天以後,他幫助白求恩清醒過來,把他交給八路軍來迎接的代表。

這個故事有相當的可信性。我們現在已知道白求恩是一位充滿才華、熱誠和複雜個性的人。他對自己獻身的事業熱情如火,無私無畏;但並不是沒有人性的弱點。從俄國檔案部門在蘇聯解體後公布的共產國際文件透露,白求恩在西班牙內戰時就曾因酗酒等不當行為受過批評。但個人私生活上的瑕疵並不會遮蓋這位偉大的國際主義者的人格光輝。

白求恩到達延安後,為根據地軍民同仇敵愾、團結抗日的氣氛所感召,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在戰地救死扶傷的工作,在晉察冀前線,他甚至連續動了上百個手術,堅持不下放下手術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息。而在不遠的冀魯豫地區,小羅大夫與其他的加拿大同行們也都冒著生命的危險,在戰亂的艱難條件下不懈地為中國軍民治療傷痛。根據一篇文章的介紹,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各地醫院服務的加拿大醫護多達一百人。這一大批來自遙遠國度的白衣戰士,不管他們的信仰如何,都將故鄉安謚平和的生活拋之身外,在中國現代史上最嚴峻的年代中,默默地關懷和照顧著這片苦難土地上的傷弱病殘。他們的獻身精神和高尚行為,共同譜寫下加中曆史上最壯麗動人的篇章之一。

            舍己為人的崇高品格      加拿大不止一位“白求恩”

在他們中有許多感人的事例。有一位也是多倫多大學畢業的竇大夫(Jean Dow),曾和小羅大夫一起救治當時被視為絕症的黑熱病患者,為該病的臨床醫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二十年代初的大饑荒中,她拯救了四百位母親和孩童的生命,受到當地政府的褒獎。但她自己不幸感染了一種不明的疾病而去世,被安葬在她工作了三十三年的安陽。

另一位女醫師梅秀英(Isabelle McTavish)來自曼尼托巴省。據在廣生醫院工作多年的李文仁回憶:那時候大部分人都很窮,來看病時身上很髒,有的人滿頭滿身都是虱子。梅大夫一點都不嫌棄他們,還給病人洗腳剪指甲,幫他們抓虱子。李老先生說,這些事情都是他親眼所見,一個外國人能對我們的普通老百姓這麽照顧,他內心非常感動。有一天,梅大夫正在救治一位共產黨部隊的傷員,一串串子彈從外麵射了進來。醫院的很多員工趕緊躲進了地下室。梅大夫後來對他們說:我們醫生護士是救死扶傷的,不管在什麽情況下,都不能離開自己的病人,不能把病人放在一邊隻顧自己。

李老先生說,梅大夫不僅對病人充滿愛心,對醫院的普通工作人員也十分尊重。那時醫院做手術需要用發電機發電。每次梅大夫做完手術,她都要到機房和守護在電機旁的李文仁說幾句話感激的話。一次都沒有忽略過。她的人品和醫德讓所有的同仁從心底裏敬佩。梅大夫一直沒有結婚。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獻給了廣生醫院。

在豫北淪陷以後,小羅大夫轉戰到西南。他被國際紅十字會任命為在華中地區的代表,幫助打開了從緬甸向國內運送物質醫藥的通道。在日軍占領東南亞後,他又參與建立從印度穿越喜馬拉雅山來華的空中供應線。他還專門負責救助在這條航線上時常發生空難的倖存人員。有時甚至要親自跳傘到人跡不至的山區去現場急救。據他回憶,在這些年中,他幾乎天天都冒著生命的危險工作。身上隨時帶著一把手槍,自我急救用的一點血清和嗎啡。而在這樣不穩定的環境中,他居然還實驗和提出了一套適合於中國農村的醫療網製度。他不僅關心現在,也在思考中國的未來。

                                      加拿大不止一位“白求恩” 

小羅大夫於1948年返回加拿大後。充沛的精力和堅強的信念驅使他繼續踏上為人類解除病痛的征程。他的足跡遍及印度、婆羅洲、埃及、加沙地帶、秘魯、加勒比海和紮伊爾等地區。由於他的豐富經曆和卓越貢獻,1968年他被選為加拿大聯合教會的主持人。這是一項很高的榮譽。1971 年他更被授予加拿大勳章。一直到年近古稀,他還非常活躍,一個月中起碼要出外演講十五次。他幽默地以自己的人生經驗總結了一個公式:服務大於收入等於滿足感。

1981年,八十高齡的羅明遠大夫首次重返中國,回到自己成長、工作和生活過的安陽。1984年他還興致勃勃地帶領一批朋友重踏二戰中的中緬公路。中國的巨大變化使他感慨不已。他在加拿大作家Munroe Scott 以他的經曆為藍本所寫的劇本“McClure兩幕劇”所寫的序言中說: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能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巨大的改變和進展。如果人們也像我一樣,作為一個傳教士―外科醫生,或者從文化上來說差不多是半個中國人,在那裏住過並見證了中國的過去,他們會對那些建立了今天新中國的人們的領導才能和信念更加敬重。”

羅大夫於1991年去世。她的外孫女卡茜常常不無自豪地說:“白求恩在中國十八個月,我的外祖父在中國二十五年;曾外祖父在中國五十年。”其實時間長短並不重要。我們在這些醫生身上看到的是一條傳承已久、極其可貴的加拿大人文精神和道德價值的脈絡。許多移民朋友經常辯論加拿大這個國家的優劣。我覺得這才是這個新國土最值得我們重視和珍惜的地方。羅大夫說過的一段話非常恰當地表明了加拿大人的這種價值觀。他說:

“我告訴學生們他們應該在生活中尋求冒險。他們也許掙不了多少錢,但是會得到許多樂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們能夠幫助他人。難道這不就是生活的全部意義所在嗎?”

————————————————————————————————————

附注:本文部分資料引自以下文獻:

Munroe Scott, McClure, A Play in Two Acts, Dundurn Press Ltd., 1988

Bill Trent: Dr. Robert McClure: Missionary-Surgeon Extraordinaire

http://www.pubmedcentral.nih.gov/articlerender.fcgi?artid=1345831

閻亮:百年廣生 懸壺濟世, http://bm.anyang.gov.cn/3_zwgk/nry.aspx?id=3088

朱真一:從 Dr. McClure 照顧馬偕的報告談起。http://www.tma.tw/ltk/96501117.pdf

Declan Kelly, History paging Dr. Dow, http://news.guelphmercury.com/article/465470-------

--------

http://ccc-news.com/index.php/news/4524-2016-02-14-20-49-41

 

鄭勝天:加拿大不止一位白求恩(傳教醫師在中國)

-----------

???????¤§????????????_??????.jpg

??°é?¨è??????????????_??????.jpg

 1896年,加拿大傳教士、醫學博士羅維靈、勞海德等不遠萬裏將西醫文明和人道救助精神帶到衛輝市(縣級市),創辦了一家新式醫院——博濟醫院(新醫一附院的“乳名”)。
    當年,新醫一附院隻有幾名醫務人員、日門診量不足5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