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 會 汪， 根據現在看到的網上資料， 根本談不上 被挾持，被迫。甚至是主動。 -- 與敵偽各方人士接觸，是特工的正常工作和行為。這個 談不上什麽錯。
潘不是沒有及時匯報， 而是刻意隱瞞。--- 這一點十分明確，不容混淆。
潘會汪後，回到江北根據地，未向饒漱石和陳毅報告， 也可以諒解（擔心自己被整，被抓小辮子，被打成漢奸特務）。
但是 潘到了陝北，見到李克農，康生，陳雲，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仍不說明。就不能以 有所顧慮可解釋了。
1945年1月29日，潘漢年與愛人董慧一起從太行山區抵達延安，潘作為“七大”代表出席會議。
還在赴延安之前，潘漢年是有心要向黨中央，特別是當麵向毛澤東說清楚這件事情的。【這種馬後匹，毫無史學價值！】但麵對毛澤東對自己的信任和關懷，潘漢年把到嘴邊的話又咽了回去。 【猜測悱度粉飾美化，畫蛇添足！】
1945年2月，潘去楊家嶺見到毛主席時，毛主席非常高興，對潘漢年在敵占區的工作表揚有加，請潘董夫婦吃飯並當場舉酒祝賀潘漢年工作勝利；還囑潘不要受流言蜚語的影響。毛主席的親切熱情，充分信任，使潘漢年把要說的話又咽了回去。【這種馬後匹，毫無史學價值！】
據1963年潘假釋後見到唐瑜提起這次見麵時，他還為自己錯過了這樣一次袒露心跡的機會而後悔。在“七大”時，還因為饒漱石不守安分的問題和有人說潘漢年“自由主義”，受到了批評，迫使潘漢年主動提出自己不宜列入中央候補委員候選人名單。時機一失，一拖就是12年。潘漢年的解釋雖然是可以理解的，但長期不向組織報告會見汪精衛這樣重要的事情，總是個錯誤。
潘在延安參加了中國七大期間，也就是毛澤東會見潘董夫婦不久，
毛澤東過目修改同意 劉少奇康生起草署名的 致華中饒漱石等的電文：
饒漱石於1944年冬以華東局名義向毛氏告電報狀，說潘違紀可疑，與汪偽有超出組織紀律的過分密切的關係。
1945年2月26日，毛親自審稿批準以劉少奇、康生之名致電饒漱石：“至於敵偽及國民黨各特務機關說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並見過汪精衛等等，則完全是造謠。在利用李士群的過程中，漢年也絕無可疑之處，相反的還得到了許多成績。這類工作今後還要放手去作，此次漢年來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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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23日，由毛澤東批發，劉少奇、康生共同署名的電報發給了饒漱石，電報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漢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時，中社部曾要他設法爭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敵偽特務機關內為我方作情報工作。香港淪陷漢年到滬後，潘曾經過袁殊關係與李士群在上海會麵一次，進行過爭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後潘均電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當時上海黨負責同誌劉曉也知道的。以後潘由滬撤至華中時，華中局決定派遣他到南京與李第二次會麵，此事你們都曉得。至於敵偽及國民黨各特務機關說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並見過汪精衛等等，完全是造謠汙蔑。在利用李士群的過程中，漢年也絕無可懷疑之處，相反的還得到了許多成績。這類工作今後還要放手去作，此次漢年來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釋清楚。
（二）劉曉、漢年由滬撤退至華中時，確係利用李士群、徐漢光（即劉毅）的關係作過掩護，當劉曉到延安後即向中央講了敵後交通工作常常 利用敵偽關係，許多華中幹部由彰德至集總，也是如此。
（三）國民黨中統局經常製造謠言說延安派李富春、華中局派潘漢年到南京與敵偽勾結，又常造謠說漢年已被華中局扣押，極盡造謠挑撥之技，望告情報係統的同誌千萬勿聽信此種謠言致中敵人奸計。（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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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電文潘應未見到， 但電文大意，潘應該是知道的， 明知如此，還不坦白說明，是不能以有所顧慮兒遮擋和原諒。
潘漢年和汪精衛的會麵不僅讓國民黨特工吃驚，大概也讓中共方麵的地下人員吃驚不小。就在國民黨特工發現潘漢年與汪精衛見麵的同時，中共安插在汪偽政權中的內線也獲知了這個消息，繼而立即通報給中共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長勝(曾任華中局城工部部長)。劉長勝感覺茲事體大，遂電告華中局。當時的華中局負責人饒漱石得知消息，未等潘漢年返回核實情況，即與曾山(華中局組織部長，曾授權代表新四軍與日軍秘密接觸)連署致電延安的中共中央，說得到潘漢年在南京與汪精衛會麵消息。也就是說，中共中央在國民黨方麵公開潘漢年和汪精衛見麵的消息之前，便從中共自己的情報網及時知道了這個情況。【？？？】
令人好奇的是，如此重大事件饒漱石為什麽不向潘漢年核實而直接報告中央？不過是一封電報而已，完全不必等潘漢年返回根據地再麵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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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廖承誌最早公開對潘案表示疑問。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他提出潘漢年的問題是個冤案，潘漢年不是“內奸”、“叛徒”；因為潘漢年解放前對上海、廣州、香港等地地下黨的情況是很清楚的，這些地方的地下黨沒有一個機關是因潘而遭破壞的，建議中央對潘案要重新審查，廖承誌的意見引起許多同誌的共鳴。
胡立教於1981年同樣對潘漢年“內奸”問題提出反證，他在材料中寫道，潘熟知我們黨通訊密碼的規律和方法，如果他係“內奸”，就不可能不向敵人透露，而確鑿的事實是直到全國解放，無論國民黨和日偽係統，始終不知我們的這一機密。
據說 以下為隱蔽情報戰線的 老手 羅青長的 專文：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國黨代表會議，討論了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報告，開除了高、饒的黨籍。在討論中，一些曾受過高、饒影響，或是和高、饒有過某些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同時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問題。毛主席對此表示充分肯定，並說，高級幹部本人曆史上如有什麽問題沒有交代的，都應當主動向中央講清楚；會上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能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想一想，寫成材料；現在把問題講清楚，我們一律采取歡迎的態度；尤其是裏通外國的問題，都得向黨交代，否則罪加三等。當時黨內政治氣氛很緊張。
毛主席多次稱讚上海的情報工作。“七大”時，毛主席曾經表揚過上海的地下工作，對劉曉、潘漢年都稱讚過。進北平後，中央在考慮開展外交工作時曾議論要潘漢年擔任駐英國大使。可見中央過去對潘漢年很信任。
有的人不了解情況，懷疑康生等人有關，其實並不是那樣。康生當時並不在中央，是山東分局書記，1957年才調回中央。
潘案發生後，反映很多，說情報部門出了個內奸、反革命，對情報部門的同誌壓力很大。當時情報部、公安部和監察部正分別在北京召開全國會議。有一次，三個會議在公安部大禮堂聯合召開大會，周總理到會講話。他首先談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眾。他說，你們三個部門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同敵人、同壞人作鬥爭。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黨內絕大多數黨員是好人，壞人是極少數。無論公安也好，情報。監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絕大多數好人同極少數壞人作鬥爭，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他又談到潘漢年案件，周總理要大家不要緊張，說，潘漢年的事情，你們緊張什麽？我同潘漢年交往的曆史最長，關係最深，我都不緊張，你們緊張什麽？當時周總理也隻能講到這個程度，主要是要穩定大家的情緒。
當時我兼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我報告潘漢年從1939年到1948年的來往電報都在，許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總理要我告訴李克農，組織一個小組，查一下解放前潘漢年和中央來往文電的有關檔案，搞一個審查報告。這個小組的成員有總理辦公室秘書許明，公安部12局局長狄飛，我任組長。我們三個人檢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漢年與中央來往電報和有關記錄文件，按年月日排列，潘漢年怎麽報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個月。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采取革命的兩麵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經過審查，由李克農出麵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列了7個疑點，建議中央進一步審查。這幾個疑點問題，後來都完全弄清楚了。當時提這幾個問題，實際上是陪襯，因為既然是審查，當然不能不提疑點。
接著，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三）潘漢年提供了決策情報：（1）關於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他在1941年6月13日報告說蘇德戰爭一觸即發，延安於6月20日收到。（2）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3）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這是當時延安，毛主席、黨中央都是極為關注的問題，是起了決策作用的戰略情報，得到了中央的好評。（四）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如關於上海武裝起義的事。日本投降後，中央曾一度決定要搞武裝暴動，解放上海。當時上海黨組織反映可以幹。毛主席開始也同意這個決定。但兩天後，心裏感到不踏實，就召集會議，提出重新考慮。他說，上海工作不錯，裏應外合，可以占領上海。但占領以後怎麽辦？根據當時情況，上海周圍隻有部分地方武裝，新四軍主力來不了。即使占領了上海，以後還得退出。大革命時期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也占領了上海，但蔣介石一來又失敗了。毛主席說服大家立即發電報給上海，停止武裝起義。這個決定，正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潘漢年當時是上海行動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這件事前前後後潘漢年都是知道的，而國民黨一點也不知道。如果消息泄漏出去，我們上海的黨組織還不是被一網打盡？潘漢年經管好幾部秘密電台，知道許多機密，但都未出事，怎麽能說他是內奸呢？至於說上海“二六”轟炸是他利用國民黨的秘密潛伏電台提供的情報，陳雲同誌說，那是連起碼的常識都不顧了，國民黨在上海統治那麽多年，連楊樹浦發電廠在哪兒還不清楚，還用你給他指目標啊！（五）潘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李克農的報告，有理有據，十分有力，結論是潘漢年雖然有疑點，但根據大量檔案反映的事實，請中央予以重視，慎重考慮潘漢年問題。【上海1950-2-6等一係列轟炸，還是有蔣幫特務指引和報告轟炸後果給蔣介石的 - 1950-1-25被抓獲的羅炳乾-即是一例，而且，應當不止是羅這一個特務，一條線路的工作，蔣幫在滬還是有其它幾條線路的特務網的。】
但在當時情況下，“左”風越來越盛，這個實事求是的報告並未引起中央的重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同誌建議重新複查潘案時，這個報告才發揮了作用，成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的重要依據。中紀委領導同誌說，李克農當時寫出這樣的報告是冒風險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漢年得以平反，陳雲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大批冤假錯案被平反，潘漢年一案的複查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中紀委對潘案進行了全麵的複查。當時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對此十分重視，親自調閱了有關材料。陳雲說，當時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和主管同國民黨接觸的有三個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隻剩我一個了。我再不說話，沒有人知道了。陳雲還說，我要開刀動手術，結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漢年必將平反。
當時黨內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別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漢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漢年見汪精衛的事。其實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進去，拉出來，實行革命的兩麵政策的決定。潘漢年利用汪偽關係開展工作，都向中央請示或匯報過。見汪精衛是在李士群、胡均鶴突然挾持下發生的，當時已無法請示。這次會見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潘漢年所說的也僅是應付之詞，以後也並沒有進一步的接觸。會見後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受到任何損害。當然，由於許多原因，他長期沒有能向中央講清楚，有過錯。經過認真、細致的複查，中央於1982年8月正式發出文件，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複名譽。【不是沒講清楚，而是根本未提未講】
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曆史悲劇，是沉痛的教訓。鄧小平說過，黨的曆史上犯過右的錯誤，也犯過“左”的錯誤，但“左”的錯誤對黨的危害更大。後一代人可能不大體會鄧小平這一講話的意義。其實這不是隨便說說的，潘漢年冤案就是一例。我們都是有親身體會的。
1995年3月 於北京 羅青長
http://www.guancha.cn/LuoQingChang/2014_04_17_22293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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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潘漢年平反，胡隨即被假釋。1984年，有關部門對胡案做出複查結論：「胡均鶴曾叛變革命投降敵人充當特務，歷史上是有罪的。解放後期已向組織作了交代，並早在1941年即與我建立了聯繫，為我做了工作，根據黨的政策，對其歷史罪行應既往不咎，潛伏特務問題係錯定，應予平反。因此原定胡均鶴犯有反革命罪不能成立，應予否定。」鑒於胡因受潘揚冤案牽連關押28年，上海市公安局決定：胡均鶴享受行政15級離休幹部待遇以安度晚年。1993年3月，86歲的胡均鶴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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