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晶晶：當萬物隻管生長
——第一代華人移民的家庭悲劇與母親的寫作選擇
2025 年 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公布終選名單，李翊雲（Yiyun Li）的《自然萬物隻管生長》（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入圍非虛構類五強。這是一部僅 192 頁的薄冊，卻直麵“無法開口之事”：她與丈夫的兩個兒子先後於 2017 年與 2024 年自殺身亡——“沒有一種‘好’的說法，但這些事實必須被承認”。評審給它的定位很清楚：一部在“激進的承認”（radical acceptance）中與現實對峙的悼念書。
書名像一句既冷靜又寬闊的句子：“自然萬物，隻管生長。”它既不是宗教式的撫慰，也不是心理學解釋，而是一種方法論：把“事實”留在頁麵上，讓思考在事實之間呼吸。出版社的簡介索性將開篇原話點出——“我和丈夫有兩個孩子，而我們失去了他們倆：文森特，2017 年，十六歲；詹姆斯，2024 年，十九歲。他們都選擇了自殺，而且都在離家不遠的地方。”這不是要讀者“理解一切”，而是逼自己在事實之上繼續過失去愛子之後的日子。
這不是一部按年表展開的“家庭史”，也不是“悲傷五階段”那類可複製的自助敘事。全書以短章、劄記、片段與片語編織，反複回到“事實—思考—繼續活著”的循環。她在書裏列出“能起作用的事”：寫作、園藝、讀加繆與維特根斯坦、學鋼琴——這些都不是解藥，隻是讓人得以在“深淵”邊緣站穩的日常動作。由此，語言變得極度克製：少形容、多判斷；少“情感敘述”，多“思考的句子”。它的冷靜不是冷漠，而是為了讓情感不被“敘述的糖衣”稀釋。
書中最鮮明的“人物”其實是兩個兒子的氣質對照與母子之間的倫理關係。評論與采訪提供一些必要的“人像素描”：文森特愛烘焙、會織毛線，情感外放而熾烈；詹姆斯是“了不起的語言天才”，在普林斯頓修日語課，說話寡淡、愛事實勝於情緒——“一個‘從感覺裏活’的男孩，和一個‘從思考裏活’的男孩”。這種並置解釋不了“為何”，卻讓他們在書頁上“仍在”。
人們常說，“父親是男孩的模範”。很多讀者會追問父親的角色與夫妻關係是否影響了孩子的性格或命運。在父子關係的問題上，文本給出的線索仍然克製。坦率說，這本書幾乎不提供“道德化歸因”的空間。丈夫常以“我們”的複數在場——送詹姆斯返校、餐桌上的最後一頓飯、車門外抬起的一隻手——這些低光位的細節讓你知道他一直在。父母與兩個孩子共同構成一種“我們仍是父母”的持續關係——哪怕孩子已不在世。母親在文中不斷確認“關係不會因死亡而終止”，而不是強調“父親應該如何做”。這不是回避，而是價值選擇：在不可言說之事前，親密關係的“正確性”不再是敘述的核心。作者堅持“不把任何人寫成原因之人”。評論者也注意到，她刻意回避“如果當時我們做了 X，是否就能避免 Y”的推理，因為這種推理對任何人都無益。書中最強的倫理姿態，正是對“尋找責任人”這件事的拒絕。在書中你能看到的，是共同體的存續與相互攙扶：朋友、同事與讀者如何讓這對父母“不至於掉出世界”；你也能看到，作者在“照料活著的人”與“牢記逝者”之間，選擇用語言維持一種穩固而不煽情的“繼續”。
作為第一代華人移民，李翊雲的“讀書、工作、身份、家庭”一路並不隱身：她在北京長大，當過軍人，成年後赴美，以英語寫作成為美國主流文學的重量級作者，現任教於普林斯頓。早在《親愛的朋友，我從我的生命裏寫進你的生命裏》（Dear Friend, from My Life I Write to You in Your Life）（2017）裏，她就把自己的抑鬱、兩次自殺未遂與閱讀史剖開給讀者看——那本書是“與書同居”的思想告白；2019 年的《理由結束的地方》（Where Reasons End）則以母子“死後對話”的虛構形式探索語言與失去的張力。與這些過往相比，《自然萬物隻管生長》把“思辨的散文性”推到極致：不再用虛構對話構築慰藉空間，而是一寸寸站在“事實—思考—當下”的刀口上。
換句話說，《自然萬物隻管生長》這部書不是把移民身份當作解釋悲劇的鑰匙，它甚至拒絕一切“文化的解釋”。但它確實讓我們看到，一個在英語世界寫到頂尖水準的第一代移民母親，如何選擇語言的道德：不用委婉語，不用“好聽的敘述”消解殘酷，不拿孩子當作“議題”的材料；她也清楚公眾身份的代價——采訪裏她承認，“書寫不是宣泄”，寫作帶來的是“思考的安寧”，而非“痊愈的承諾”。這種姿態，既是文學的自律，也是身為公共人物的分寸感。
語言與風格上，這本書的“難”在於它幾乎不肯給讀者情緒提示。許多評論都提到它的“冷靜、無修飾、拒絕情感劇場”，並非因為悲傷不足，而是因為“悲傷不需要被文學的糖衣包裝”。她把修辭剝到很薄，留下判斷句、事實、推理與自我詰問——像在風眼裏寫字。正因此，文本的衝擊不是眼淚的，而是體溫的：讀完後你會不自覺放慢動作，像她書名所暗示的那樣，“讓萬物隻管生長”，而不是強迫自己“盡快痊愈”。
與她的其它書比較，《自然萬物隻管生長》這本書有三條顯見的突破：第一，從“通過虛構對話重建親子聯結”（《理由結束的地方》）轉向“以事實保留存在的坐標”，是形式與倫理的雙重決斷；第二，語言更“去抒情化”，讓思考代替抒情承受重量；第三，它把“個體苦難—公共閱讀”的界麵處理得異常克製：既允許讀者進入，又拒絕把逝者物化為“讀者教育的素材”。這些，是任何寫到私人傷痛的非虛構作者都應當學習的分寸。
這本書之所以入圍，筆者認為，歸根結底，因為它把“寫作的誠實”與“公共的禮儀”做到了極致。它拒絕把死亡解釋為某個係統的必然結果，也拒絕用文學“抵押”逝者的獨特性來換取社會學的確定性。它隻做一件事：在不可承受之輕與不可承受之重之間，把“思考”維持為一種日常。以獎項的話語說，這是年度極少數真正“擴展了非虛構寫法邊界”的作品。
對中文非虛構寫作者（尤其是寫家庭、疾病與喪失親人的人）來說，這本書的借鑒至少有四點：其一，拒絕委婉語。委婉語撫慰的是旁觀者，而非當事人；其二，盡量少做“反事實”的道德推理，不讓“尋找責任人”的衝動吞沒逝者的獨特生命；其三，把閱讀與思考當作寫作的肌肉，而不是情緒的裝飾；其四，讓結構為倫理服務：短章與片段不是“好看”的格式，而是避免將逝者拉進情節機器的必要手段。
把這本書放回 2025 年國家圖書獎非虛構的坐標係，李翊雲與今年同台的主題跨度很大：有奧馬爾·艾爾·阿卡德寫西方對加沙苦難的共謀與冷漠，有尤利婭·伊奧菲重寫俄國女性史，有克勞迪婭·羅威審視美國寄養體係的陰影，還有人類學家兼森林消防員喬丹·托馬斯寫“火與氣候危機”的一線記錄。在一眾宏大議題與調查寫作之間，《自然萬物隻管生長》以極小體量，交出“私人領域的倫理與語言實驗”，其“以事實逼近現實”的勇氣和形式，恰好補齊了當年的非虛構版圖。
作為一個新移民家庭，遇到這樣的變故，白發人以這樣的方式送黑發人，讓人唏噓。借用托爾斯泰的一句話，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第一代來美留學的新移民，都不容易。筆者要感謝作者揭露自身不幸的勇氣，如同提供一麵鏡子照見我們的生活。這本書不是“方法學手冊”，但它給出了一套可實踐的姿態。第一，說真話——跟孩子談“生與死”“抑鬱與痛苦”時，不用含糊詞，不用“為了不嚇到彼此”的回避；第二，承認孩子的主權——尊重他們的沉默與邊界，但保持“穩定的在場”，哪怕隻是一句“我在”；第三，弱化“成就—人格”的單向邏輯——父母的社會地位與語言資本，並不能天然轉化成孩子的安全感；第四，把“父親的在場”做成日常而非英雄時刻——不是“成為模範”，而是“可被依靠的日常”，包括表達脆弱、承認不知、陪伴就醫、陪伴停機；第五，及早聯通學校與社區的專業資源，把家庭從“自我診斷—自我背負”的孤島狀態解放出來。李翊雲在書裏一再強調，她能做的隻是“做那些起作用的事”，這句話在家庭層麵同樣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