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達利讀了弗洛伊德所著《夢的解析》。他認為這本書開啟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借用達利在他的自傳中所言”我被自我詮釋的真實聲音所吸引；不僅是我的夢想，還有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 弗洛伊德在自由聯想、夢分析和無意識方麵的研究對於超現實主義者發展他們的想象力至關重要。根據超現實主義的領袖安德烈·布雷頓的說法，超現實主義的目的就是“將之前的夢想與現實的矛盾解決為絕對現實或超現實”。（安德烈·布雷頓 《超現實主義宣言》，1924年6月8日）這句話說得比較拗口，換做我小女兒出於兒童第一直覺的宣告就是“這些畫好像是做夢一樣。” 無意識的思想，不合邏輯的表達和夢幻般的場景，構成了超現實主義的主要表達方式。
達利在 20 年代末越發向超現實主義靠攏，並於 1929 年加入超現實主義團體，很快成為其主要倡導者之一。他的作品 《記憶之持續性》（也被譯作《記憶的永恒》）完成於1931年8月，是最著名的超現實主義繪畫之一。我更喜歡它那個通俗的名字“The Melting Clocks” (融化的時鍾)。
這幅畫作收藏在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 (MoMa)。我們當時去參觀時，隻記得圍看的人、拍照的人很多（據說這幅小畫估價約1.5億美元），小女兒撇了一眼說 “咦，這個好像融化的奶酪啊。” 在聖彼得堡達利博物館，對達利的超現實主義畫作給出了具體的解析，幫助像我們這種現代藝術的旁觀者有一些入門的了解。有意思的是，其中一個說明牌提到達利曾經被問及融化的時鍾有什麽含義時，他隻是簡單地說靈感是來自於一塊融化的奶酪。後來的藝術評論家、鑒賞家可以給予這幅畫作很多意義非凡的詮釋或鑒賞指南，但我想，返璞歸真的心靈和出於直覺的感受，說不定會讓我們這些門外漢們能夠與達利和他的作品展開更有趣的對話呢。
更有意思的是，達利博物館展出了達利在五十年代創作的一幅回應《記憶之持續性》的畫作，標題叫做《記憶之持續性的瓦解》。達利以他原來的構圖為起點，然後將其分解成碎片。懸崖與水分離，升入天空，而懷表開始漂浮並在空中顫抖。樹枝與樹枝、樹枝與樹幹分開，甚至水也像床單一樣升起。原畫中代表腐朽與死亡的螞蟻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犀牛角形狀的子彈和構圖下半部分的方塊網格（指核能和原子武器的新時代）似乎寓意時間很快就會永久消失在混亂之中。有機會隔著時空（兩年前和此時，紐約和聖彼得堡）欣賞這兩幅遙相呼應的畫，讓我想到摩西的禱告—“在你看來，千年如已過的昨日，又如夜間的一更。”（詩篇90篇4節）
圖片來源：《記憶之持續性的瓦解》達利 1952-54。https://thedali.org/permanent-collection-2/
達利在30年代末離開了超現實主義（也有說法是因著他對政治的不參與態度而被超現實主義團體逐出師門）。四十年代開始，達利慢慢回歸天主教，她母親的信仰。在他的繪畫中也體現了古典主義的回歸並出現了更多的宗教主題和圖像。於此同時，達利對自然科學和數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尤其對量子力學和DNA著迷。他將自己的這些作品稱為“核神秘主義”(Nuclear Mysticism), 認為它們是古典主義、天主教神秘主義、愛因斯坦物理學和海森堡量子力學的融合。
圖片來源：《向克裏克和沃森致敬-Galacidalacidesoxiribunucleicacid》達利1963 年
《向克裏克和沃森致敬-Galacidalacidesoxiribunucleicacid》是達利所有畫作中標題最長的一幅。我們看這幅畫的時候，正趕上一位博物館的誌願者為參觀者講解這幅畫的來由。聽著滿頭白發但精神矍鑠的長輩深入淺出的講解，給老人家點個大大的讚。
1963 年秋季巴塞羅那郊外發生洪水，造成 400 多人死亡。作為回應，達利畫了兩幅油畫，一幅被出售為洪水災民籌集資金，這一幅，用來象征性地紀念這次事件。畫作的標題是達利妻子的名字和脫氧核糖核酸的混合詞，致敬1953年確定了DNA雙螺旋結構的弗朗西斯·克裏克和詹姆斯·沃森。這幅畫的主題是出生、死亡和重生。畫作中央描繪了巴塞羅那郊外被洪水淹沒的場景。上帝在被洪水淹沒的地麵上呈水平姿勢，伸出手臂攬著被釘死在十架上的耶穌。根據達利的說法，上帝手臂上的肌肉以DNA分子的雙螺旋形式展現，代表著生命的基石。畫作左邊是一個螺旋DNA分子，象征生命；右邊是一係列由人物用槍指著對方組成的立方體。這些分子形式象征著死亡和自我毀滅。畫作左上角漂浮在雲中的是先知以賽亞，他預言了基督的誕生。他的手中，拿著書卷，上麵刻著這幅畫的標題。出生至死亡，似乎是一條不歸路，但耶穌的出生、受死、複活，為巴塞羅那洪水的遇難者和自相殘殺的人類提供了新的希望。
因為筆墨有限，難以一一把我看為有趣的畫作展開來介紹。根據博物館的說明牌，達利中後期的畫作廣泛使用了雙重圖像、變形、負空間、視錯覺等原理，還嚐試了子彈技術(bulletist techniques)、點畫法、立體圖像等多種形式。他曾經在工作室的一個房間裏安裝了玻璃地板，來研究從上到下的透視法。他也是第一批以藝術方式運用全息術的藝術家之一。除了畫作，達利在雕塑、戲劇和電影、時尚與攝影、建築學領域亦有建樹。雖然直到今日，人們對他的個性和行為褒貶不一，但我認同現代藝術博物館展覽和出版總監的這個蓋棺定論—“…Dalí's conduct may have been undignified,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art is a matter of dead earnest. (達利的行為可能有失尊嚴，但他藝術的大部分是相當死磕的)” (伊恩·吉布森《薩爾瓦多·達利恥辱的一生》，倫敦， Faber and Faber，1997 年, 413-414)
圖片來源：《凝視地中海，20 米處成為亞伯拉罕·林肯的肖像》https://www.dalipaintings.com/homage-to-crick-and-watson.jsp
更令我深思的是達利終其一生的學習，不斷地跨界，不斷地構建、破壞、再重建。想到我們的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籬笆”—文科生/理科生的區分、體製內/體製外的分別、年輕/年老的差異、本地人/外鄉人的劃分……我們是如何被劃到一個區再被分到一個小區、又被劃分到一個小小區，然後被困在一個極小極小的區域裏，給自己洗腦“唉，這個我不行，那個我做不到” ？許多人說看《肖生克的救贖》最爽的就是他逃出監獄在瓢潑大雨中跪在地上仰天長嘯，但那條路是他用一把小食勺挖出來的，挖了20年。你我皆凡人，我們未必有達利的天賦，但我深信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把“小食勺”—對我而言是學習的意願和行動—助我們尋出一條路來，跨越一個又一個的籬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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