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的書，還有盧那察爾斯基的《論文學》，是我在北師大讀研究生的時候，喜歡看的幾本理論著作。
後一本雖是譯著，但文字如行雲流水，絲毫看不出譯者的筆墨痕跡。作者既有思想和激情，又有文采，譯者把他的明快、雄辯、優美的文風，十分有力而又充分地表達了出來。這讓人在佩服作者的大手筆之餘，對譯者的出色譯文，也歎賞不已。
書中有些詞語和句子，熟稔到已經能夠背誦。如“蕭索時期的天才”;如“笑有時暴露和刺傷人，可是有時也能安撫人，使他對沉重的噩夢似的現實加以容忍”;又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有中篇和長篇小說)都是一道傾瀉他的親身感受的火熱的河流。這是他的靈魂奧秘的連續的獨白。這是披肝瀝膽的熱烈的渴望……”
還記得，“靈魂奧秘的連續的獨白”，後來還被上海的一位同行，借用來作為一個重要概念，對鬱達夫小說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可見，盧那察爾斯基的這本《論文學》，在當時的影響有多麽大。
因此，譯者的名字——蔣路，也被我牢牢地記在了心裏。很久以後，才知道，有的翻譯家在剛剛起步的時候，是把蔣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論文學》作為“學習的範本”的。
蔣路在東中街寓所全神貫注地伏案工作。兒子蔣艾悄悄地為父親拍下了這張照片（攝於1984年）
1984年4月的《光明日報》，刊登了《“我雖然少翻譯一兩本書，讀者卻得到了更多的書”——記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蔣路》的人物通訊。讀後得知，翻譯盧那察爾斯基的《論文學》的蔣路先生，是人文社的編審。
早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他就已經是知名的翻譯家和俄羅斯文學研究專家了。他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麽辦?——新人的故事》、屠格涅夫的《文學回憶錄》、盧那察爾斯基的《論俄羅斯古典作家》，與孫瑋合譯的布羅茨基主編的三卷本《俄國文學史》，與夫人淩芝合譯的《巴納耶娃回憶錄》，都獲得了文學翻譯界的稱賞，譯文品質堪稱一流。他為上述譯本撰寫的序言和後記，因較高的學術含量，在學術界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令人對他刮目相看。
然而，他並沒有因為自己在俄羅斯文學翻譯方麵達到的較高水平，以及在俄羅斯文學研究上所取得的學術成就，就輕視和厭棄無名無利、瑣細平凡的文學編輯工作。他把一生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傾注到了“為他人作嫁衣裳”的平常而崇高的編輯出版事業中。他的精審細心，他的異乎尋常的嚴格，他的極端負責的工作態度和作風，是聞名遐邇、有口皆碑的，贏得了社內同事、社外同行的廣泛尊敬和由衷讚譽。
當有人為蔣路先生全身心地投入編輯工作，因此影響了自己的翻譯事業而為他感到遺憾時，他卻說：“我雖然少翻譯一兩本書，讀者卻得到了更多的書。”看了這篇通訊，不由得你不感歎：蔣路的精神境界、學術造詣和翻譯水準，如此之高，如此之深，真是一般人所難以企及的啊!
那一年年底畢業，我就分配到了人文社，蔣路當時還沒退休，但他在外國文學編輯室工作，由於部門不同，所以無緣很快與他相識、親近，並向他求教。
某日，和我同時畢業分到人文社外編室工作的L，指著一個拎著個口袋、急急忙忙趕路的人，告訴我，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蔣路先生。隻見蔣路先生行色匆匆、步履矯健，轉瞬間就遠去了，連他長得到底什麽樣兒，也沒看清。
不久，忘記了是在什麽場合，有幸再次見到了蔣路先生。他身材不高，著一身中山裝，結實，精幹，衣服幹淨利落，須發修理得特別整潔，閃動在眼鏡片後麵的，是一雙漾溢著微微笑意的眼睛。
我告訴他：“您翻譯的盧那察爾斯基的《論文學》，我們在學校時真喜歡讀啊!”他略感意外，似乎是半信半疑地說：“是嗎?”臉上仍是笑吟吟的，溫文爾雅，謙和，誠樸。就這樣，我結識了心儀已久、欽仰已久的蔣路先生。對他的了解，也越來越多。
蔣路先生是專家學者型編輯，凡是和他合作、共事過的人，無論是社外的著譯者，還是社內的編輯，對他的敬業、博學、謹嚴、精審，幾乎沒有不心悅誠服的。
楊周翰主編的《歐洲文學史》的作者們，看了蔣路先生加工過的書稿，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整部書稿都被改得密密麻麻，所有史實和細節都已核實訂正過，結構欠合理之處得到重新調整，有的段落幾乎是重寫的。他們據此認為，蔣路先生做的已不隻是編輯工作，而且參與了寫作，應請他正式署名。這一合情合理的要求，卻被蔣路先生斷然謝絕了。
1960年代人文社編譯所同誌合影。左起：納訓、方白、陳邇冬、梁均、顧學頡、劉遼逸、金滿成、高宗禹、張友鸞、麥朝樞、蔣路、黃薇、謝素台
50年代，人文社擬出版車爾尼雪夫斯基《生活與美學》的舊譯本，此書是周揚根據英譯本轉譯的，這次重出，他主動提出請蔣路先生據俄文本校訂一遍。這項工作比自己翻譯，還要繁難得多。《生活與美學》是英譯本的書名，蔣路先生校訂時恢複了原來的書名《藝術與現實的審美關係》。譯文周揚看後很滿意，把蔣路作為譯者寫到了他的名字後邊，卻被蔣路先生毫不猶豫地勾掉了。周揚看校樣時，又在“譯後記”裏提到他的名字，還是被蔣路先生一筆劃掉。
類似的例子，還有曹靖華主編的《俄國文學史》、朱光潛翻譯的《歌德談話錄》等。
《巴爾紮克全集》的責任編輯夏瑉，剛接手這套三十卷的大書時，心裏沒有底，怕搞砸了，於是，想請蔣路先生做複審。因為，一般人發現不了的問題，他能發現;別人可能放過的小毛病，在他那兒通不過。由他來做複審，這套大書的質量，就有了可靠的保證。
蔣路先生在複審過程中對夏瑉的“指點和啟發”，讓她感到“終身受益無窮”。他讓責編先起草方案，從總體規劃、分卷篇目、圖書規格、編譯體例，到譯者隊伍的組建，都要寫出書麵意見，然後組織了兩次專題會議進行討論。“全集”全到什麽程度，零配件(如序文、年表、題解、勒口、插圖等)的安排和要求，各種專有名詞按何種標準統一，阿拉伯數字的使用範圍，注釋的格式，標點符號的用法，異體字和外文字的處理，乃至街道名稱用音譯還是意譯，都做了詳細的研究，從而確保了書稿的質量。夏瑉說，研究蔣路先生在複審中提出的問題，是一種“最好的學習方式”。
對於年輕編輯所編的書稿，包括正文、前言後記、注釋以至標點符號，蔣路先生總是從頭到尾，幾乎逐頁加以審核和修改，其耐心細致可同任何語文教師相比。他審稿的時候，從不用紅筆或其他有色墨水筆，從不在原稿上畫杠打叉，而是用淡色細芯鉛筆，在疑難或不妥處打上問號，或者把修改意見寫在草率、訛舛或文理不通的字句旁，讓責任編輯自己斟酌處理。
著名翻譯家、《靜靜的頓河》的譯者金人先生，1953年3月與蔣路先生一起，從時代出版社調入人文社，他對於蔣路先生“在翻譯工作上非常認真”的態度和作風，表示“很佩服”。
與蔣路先生相識、共事四十年的綠原先生，對蔣路先生的高風亮節和真才實學也非常敬佩。他說：“蔣路的知識水平和文字功力，是目前一般寫作者望塵莫及的。”
其實，蔣路先生並沒有太高的學曆，更沒上過什麽名牌大學。他是在家鄉廣西全州安和鄉讀的小學，在縣城讀的初中，1935年考入長沙明德中學高中部，後因抗戰爆發，沒能完成學業。1938年8月，他曾入設在關中的陝北公學分校學習。後因患瘧疾，1939年6月未能奔赴敵後，前往華北聯大工作，而於10月返回了桂林。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進入桂林中蘇文化協會所辦的俄文專修學校，用兩年時間學完三年的課程，畢業考試全校第一。
他在俄文翻譯、學術研究和編輯業務上所取得的成就，是和他夙興夜寐的鑽研、不辭劬勞的努力、年深月久的累積，分不開的。
外編室的老同事還記得，70年代末80年代初，身為編輯室負責人的蔣路先生，就在出版社四樓最西頭那間既狹小又不安靜、夏曬冬寒的412室辦公。每天早晨，別人一到社裏就會發現，蔣路先生早已坐在辦公桌前，開始看稿子了。夜幕降臨後，人去樓空。隻有412室的燈光，兀自亮著，久久不熄。
他經常為了書稿中的一則典故，或者一條注釋，帶一瓶水，幾片麵包，從他所住的東郊十裏堡，跑到城西的國家圖書館去，一待就是一天。
我與蔣路先生不在一個編輯室，彼此亦無工作業務上的聯係，不經常見到他，但總盼著能有接近他的機會。隻要看到他，我都會設法上前和他說幾句話。他始終是笑微微的，令你親切、溫暖，如沐春風。
不知為什麽，作為晚輩，對他，我始終懷有一種敬畏之感。
我覺得，蔣路先生最突出、最典型地體現了“人文之魂”，堪稱編輯行的聖徒——他身上有一種內在的非凡的宗教精神，有一種獻身於一項神聖的事業而不惜犧牲自己的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的氣質。正是這種與眾不同的精神氣質，令人肅然起敬。
他1990年7月惠贈的第二次重新校訂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麽辦?——新人的故事》，1998年6月惠贈的研究專著《俄國文史漫筆》，我視若無價之寶，珍藏起來。他在扉頁上的簽名，一筆一畫，工工整整，可謂是字如其人。
由《怎麽辦?——新人的故事》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以嚴肅認真、精益求精的態度對待翻譯工作的。而《俄國文史漫筆》，則集中反映出他作為一個俄羅斯文學編輯、譯者和研究者，對於俄國曆史、文化和文學的研究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
他在這本書的《前言》中說，俄國文史是一個廣闊的領域，方家學者無暇顧及而又值得采掘的題材甚多。他著意尋求一些“新的選題和切入點”，不避舍本逐末之譏，將手頭積累的資料和自己的一得之見，加以歸納抉剔，敷演成篇，以求闡明俄國文史的若幹側麵或片斷。僅從以下例舉的一些題目，如《混血作家》《評論家的失誤》《非婚生作家及其他》《出版業和稿酬製》《修道院》《西伯利亞流刑史話》《第三局和舒瓦洛夫》《哥薩克》等等，就可以看出蔣路先生對俄羅斯文史領域涉獵之廣、研究之深了。
牛漢先生對《俄國文史漫筆》倍加讚賞，說此書“文筆簡約雋永”，“堪稱是一本品位很高、具有真知灼見的學術著作”，“浸透了作者的心血和人生感悟”，“每一篇從題旨到內容都強烈地引起讀者心靈的震顫”，“顯示出一個個深遠而莊嚴的學術境域，既有曆史的不朽魅力，又有逼人深思的現實感”，“飽含著真誠的醒人警世的人文精神”。
很早的時候，蔣路先生就對俄羅斯的社會、曆史、文化及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注意搜集、積累相關資料。他的書櫃裏，擺放著一部美國俄裔作家庫尼的《俄羅斯：最後來到的巨人》。這部生動、有趣的俄羅斯曆史著作，是他40年代就閱讀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他曾以幾乎一個月的薪水，購買了從上海原法租界俄僑俱樂部裏流散出來的二十二卷本的《俄文百科大辭典》。這是一套沙俄時代自由派知識分子編輯，匯集了俄國文化、宗教、製度、司法等方方麵麵知識的非常珍貴的大型資料性工具書，成了他從事翻譯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參考資料。
由於蔣路先生所達到的專業水準和學術造詣，《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文學卷》聘請他擔任編寫和審定工作。這標誌著學術界對他的學術水平和研究實力的認可。
此外，人文社編輯出版的幾套有影響的大型叢書，如“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外國古典文藝理論叢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叢書”，以及六卷本的勃蘭兌斯著《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等，都無不凝結著蔣路先生的心血、汗水和勞作。1990年春，蔣路先生在七十歲壽辰的那一天，收到了外編室十五位同事簽名的一張生日賀卡，上麵寫道：“是您使我們懂得了出版工作的意義，是您教我們懂得了編輯的責任。”
曾在人文社外文資料室工作的史佳，對蔣路先生的勤奮、認真、溫和、謙和、嚴謹、謹慎，印象非常之深。
她對我說：蔣路先生是最常到資料室來借書的人，而且借的多是大部頭的工具書、多卷集的百科類辭書;他對外文資料室書庫裏的書如數家珍，對自己常用的書放在什麽位置、哪一排書架，更是了如指掌;每次來，都是自己搬梯子，爬上爬下，親自到書架上去找、去拿;而且，他來借書的時候又特別安靜，幾乎沒有什麽聲音，似乎怕打擾別人、驚動別人，給別人帶來不便;他特別愛惜書，翻書，查閱資料，都是小心翼翼的，借書、還書時，對書極在意，唯恐把書弄髒了、弄破了。
史佳清楚地記得，直到2002年12月9日——蔣路先生去世前半個月，他還曾到外文資料室來借過書。
蔣路先生過世後，我曾到家裏拜訪他的夫人，淩芝女士仍深深地沉浸在對丈夫的無限懷念之中。書房一如蔣路生前，沒有任何變動。書櫃裏的書，也一仍其舊。
我看到書櫃裏有一本紙張發黃的舊書《獄中二十年》，很醒豁，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2月初版，巴金翻譯，作者薇娜·妃格念爾是俄國著名女革命者，曾參與了1881年3月1日刺殺沙皇亞曆山大二世事件，因而被捕判刑，在獄中度過了二十二年的生命歲月。巴金把這部回憶錄譯成中文的時候，曾說此書像火一樣點燃了他獻身的熱望，鼓舞了他崇高的感情，每讀一遍，總感到勇氣倍增。淩芝女士告訴我，《獄中二十年》是蔣路最喜愛的書之一，幾十年一直帶在身邊，對薇娜·妃格念爾，他始終懷著由衷的敬仰和崇高的敬意。
作為最了解丈夫的人，淩芝女士十分感慨地對我說：“像蔣路這樣不為名，也不為利的人，真是太少見了!”是的，在蔣路先生的道德修養和人格境界，與俄國革命者薇娜·妃格念爾的理想、信念和獻身、犧牲之間，是存在著一座橋梁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翻譯界，在人文社，有人稱把自己“引入譯苑”的蔣路先生為“良師益友”;有人因為在編輯工作中得益於蔣路先生的悉心指導，而把他看作“提燈引路的老師”;還有人認為蔣路先生是真正的“君子”“賢者”“嚴師”和“畏友”，大家都對他懷著一種無限深厚的感念之情。
有人說，在人文社外編室半個世紀的曆史上，曾經有過一個難忘的“蔣路時代”，它是埋藏在許多人心底的一個“永遠的情結”。
蔣路先生逝世後，在人文社舉行的一次紀念座談會上，一位來自社外的翻譯家發言時泣不成聲。他說，蔣路先生的逝世，“意味著一個出版時代的結束”。敬業、博學、謹嚴、精審的蔣路先生，令人欽佩、令人敬畏的蔣路先生，步履匆匆的蔣路先生，已然離我們遠去。
然而，那個令人難以忘懷、不勝神往的“蔣路時代”，真的一去也不複返了嗎?
選自《朝內166號記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