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風花雪月 終不敵俗世煙火

 

 

這個世界上的男女之愛，不管有著怎樣的開始，終究會有一個結果。有的修成正果攜手一生，有的有緣無分空留遺恨，有的卻在修成正果之後分道揚鑣。分道揚鑣亦有多種，有的好聚好散大不了江湖不見，有的不歡而散悔不當初，有的卻是由愛生恨恨不得將對方打入塵埃。很不幸，民國最著名的才子鬱達夫與第二任妻子王映霞的婚戀，就有點這般意味，他們在上海以狂戀開始，最終在新加坡以狂怒撕破臉皮，開頭和結尾統統驚動世人。

 

初相見

 

他是享譽文壇的才子，她是當年杭州城第一美人。1927年1月14日，新年伊始，在上海馬當路尚賢坊40號，31歲的鬱達夫穿著妻子孫荃從北京寄來的新皮袍登門拜訪老朋友孫百剛，在這裏，他第一次見到了“明眸如水，一泓秋波”的19歲姑娘王映霞。不知是不是有意的，鬱達夫對王映霞說：“我覺得從前在什麽地方見過王小姐，好生眼熟。”

 

當日回到家中，鬱達夫就在日記裏寫道：我的心被映霞攪亂了，“南風大，天氣卻溫和，月明風暖，我真想煞了映霞，不知她是否也在想我，此事當竭力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

 

此時的他，忘了家中的妻兒，忘了曾經也在那場包辦婚姻裏訴說過的歡喜，他隻知自己遇見了命定的姻緣。於是，開始了瘋狂的追求。

 

 

訴衷腸

 

“為你，我情願把家庭、名譽、地位，甚而至於生命，也可以丟棄，我的愛你，總算是切而且摯了。”

 

“我從沒有這樣地愛過人，我的愛是無條件的，是可以犧牲一切的，是如猛火電光，非燒盡社會，燒盡自身不可的。”

……

 

在他那支婉約若花的筆下，一封封的飽含愛意的情書向王映霞砸來。在那個注重才華的年代，又有哪個人能抵擋得住這種攻勢？特別是，當這個男人還表示：“人生隻有一次婚姻，結婚與情愛，有微妙的關係。你情願做家庭的奴隸嗎？還是情願做一個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盡可以獨立，你的自由，絕不應該就這樣的輕輕放棄……”王映霞最終還是淪陷了。

 

不久，王映霞和鬱達夫在上海江南大飯店一個房間裏進行了一次長談。王映霞提出了這樣的婚嫁條件：必須明媒正娶，組成一個屬於他們二人的完整世界。鬱達夫滿口答應，兩人的戀愛轟轟烈烈地開始了。在兩人熱戀期間，鬱達夫寫給王映霞無數情詩，其中一首常為人傳誦：“朝來風色暗高樓，偕隱名山誓白頭。好事隻愁天妒我，為君先買五湖舟。”

 

 

恩愛濃

 

1927年6月5日晚，鬱達夫和王映霞在杭州聚豐園舉行了訂婚儀式。6月10日，鬱達夫寫信把此事告訴了發妻孫荃。孫荃無可奈何，隻好默認。

 

1927年9月，鬱達夫將他和王映霞的戀愛過程，編成《日記九種》出版發行，向世人宣告著他們婚姻的美滿與甜蜜。不久，他們的第一個兒子也出生了，夫妻倆更加恩愛有加，過了五年甜蜜的生活。

 

1933年4月25日，鬱達夫舉家從上海遷回杭州，開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第二年竣工。這座房子幾乎花盡了他們全部的積蓄，鬱達夫給新家起名為風雨茅廬，由他自己設計，希望這裏能夠成為趨避亂世的桃源之所。

 

猜忌生

 

彼時，作為風雨茅廬的女主人，王映霞憑借自己的美貌和優雅談吐成為杭州上流社交圈裏明星般的人物，所以，鬱達夫意想中的“世外桃源”很快就變成了社會名流與政界要員交際往來的場所。平穩的生活開始有了暗湧的潛伏，表麵上的和和美美的也開始出現了裂痕。

 

疏於交際應酬的鬱達夫，開始逐漸心生不滿。為了避免不快，他開始經常借故在外逗留，很晚才回家。甚至應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南下任省政府參議去了。

 

恰逢此時，一個叫許紹棣的男子出現在他們的感情裏。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的許紹棣，早已對王映霞心生愛慕。他如同當年的鬱達夫一樣，一封封地給王映霞寫著書信。

 

鬱達夫也終於在回家後的某一日抓住了“把柄”。

 

性格衝動的鬱達夫，做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舉動，在《大公報》刊登“尋人啟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係及攜去之細軟衣飾金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唯汝母及小孩想念甚殷，乞告以地址。鬱達夫謹。”

 

 

實際上，王映霞隻是到她的朋友曹秉哲家裏去了。翌日，當王映霞在《大公報》上看到鬱達夫的“尋人啟事”時，不禁勃然大怒。鬱達夫得到曹秉哲的通知趕往曹家請她回去時，王映霞說：“如果要我回去，你必須在大公報上刊登道歉的啟事。”

 

經過朋友的從中調解，鬱達夫不得不又在報上刊登了王映霞擬就的“道歉啟事”：“達夫前以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王映霞女士，並在登報尋找啟事中，誣指與某君關係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後尋思，複經朋友解說，始知全出於誤會。茲特登報聲明，並深致歉意。”二人決定捐棄“前嫌”，決定和解。為擺脫這亂局，許紹棣更是迅速地和人結了婚。

 

但婚姻裏最經不得猜忌，猜忌的種子一旦生了根，隻會越長越大。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這隻是暫時的妥協。

 

而真正的導火索——來自王映霞和大漢奸頭子戴笠那段說不清的關係，更是讓鬱達夫如鯁在喉。為了將婚姻維係下去，鬱達夫接受了新加坡一家報社的邀請，帶著王映霞來到了新加坡。

 

然而，終究還是徒勞。

 

 

空餘恨

 

王映霞身在異鄉，愛意也不複當初，加上對家鄉親人和朋友的想念，情緒陷入一種反複無常中，經常和鬱達夫吵架。在一次激烈的爭吵之後，惱怒的鬱達夫在報上刊登了《毀家詩紀》19首，這終於把他們的婚姻推向了墳墓。

 

鬱達夫在《毀家詩紀》中對王映霞的報複和責難，震動了文壇。在《毀家詩紀》中，鬱達夫自暴家醜，大書王映霞如何紅杏出牆，並痛心疾首地指出王映霞在情感上對他的背叛是導致“毀家”的重要原因。

 

王映霞看到這些字句已是憤恨，加上又了解到鬱達夫原還是不索取稿費隻求發表的齷齪之心，更是怒不可遏，以《一封長信的開始》和《請看事實》予以反擊，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其中有雲：“為了孩子，為了12年前的諾言，為了不願使你聲名狼藉，才勉強維持這個家的殘局，把你的一切醜行都淹沒下去，然而你卻是一個欺善怕惡、得寸進尺的人，在忍無可忍的狀況下，隻好把你那顆蒙了人皮的獸心揭穿了。”

 

1940年3月，王映霞與鬱達夫在新加坡協議離婚。這對曾被喻為“富春江上神仙侶”的才子佳人，就這樣以彼此怨恨的方式分手了，終是成了一對怨偶。

 

這之後，鬱達夫也是非常懊悔，並在詩中寫道：“愁聽燈前兒輩語，阿娘真個幾時歸”，但那人卻永遠也不會歸了！

 

1942年日軍攻占新加坡前夕，鬱達夫渡海逃亡到印尼的蘇門答臘。為了掩護身份，也使家中有人照料，經朋友介紹，鬱達夫與華僑女孩何麗有結婚。

 

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兩個星期，1945年8月29日晚，幾名日本憲兵突然秘密綁架了鬱達夫，並在9月19日將其槍殺……

 

晚年的王映霞在上海寓所

 

1942年，王映霞第二次步入了婚姻，在重慶同鍾賢道舉辦了一場盛大的婚禮。婚後二人恩愛有加並平靜地走過了38年，直到1980年時鍾賢道去世。2000年，王映霞病逝於杭州，終年92歲。與鍾賢道合葬於杭州南山公墓。

 

王映霞晚年在自傳中作了一個比較中肯的評價：“如果沒有前一個他(鬱達夫)，也許沒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沒有人會對我的生活感興趣；如果沒有後一個他（鍾賢道），我的後半生也許仍飄泊不定。曆史長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頭的愛和恨，留下的隻是深深的懷念。”

 

  作者 | 梅小西 來源 | 古典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