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些人，嚴格意義上說是從十八歲、甚至更早開始就獨立生活了。十八歲的我們第一次離開家，來到一個陌生的城市上大學。每一個都是家鄉那個鎮、那個城的人中龍鳳，就這樣聚集在了一起，度過我們人生中荷爾蒙最衝動、最叛逆的青春年華。
我一直在想我們的性格和命運是不是就在那時開始像水印一樣的已經逐漸成型。因為我們太年輕，也太忙碌，我們其實根本沒有注意到那個水印一樣的對我們各自生活的預言。
四年間有的同學成了一生的好友，更多的是成了一個過去。
大學畢業的幾年後，生活的齒輪又把一些原本散在大江南北的我們推到了一起，而這一次，這個聚集點是一個陌生的國度，一個冰天雪地的北方，聚在了一個在加拿大的叫安大略省的倫敦的小城市，在一個叫Richard Ivey Business School。
那時的我們大都已經三十歲左右，最年輕的幾個也是妥妥的70後。唯一的區別就是來學校的時候，一半的我們已經成家，還有一半同學是快樂的單身漢。
在我的記憶中，商學院兩年是非常辛苦忙亂的：適應新的語言環境，適應新的文化，還要學各種不熟悉的課程，最放鬆的就是每次考試完以後，一起中國同學去市中心唯一的中餐館吃一頓。
人在忙的時候雖然沒有時間注意到別人的個性細節，但是緊張的學習生活反而最能彰顯人的本性，所以就在那麽忙亂的兩年時間，我們對彼此的了解居然比過往所有的同學都來得更通透。我覺得本質上，我們這些在人到中年還決定重返學校的人，無論家庭背景如何，無論個性脾氣如何，其實我們更像同一類人。
我們喜歡折騰，折騰的重心就是喜歡看看自己到底能走多遠。這個遠和金錢無關，和自由很有關。
而且我們都明白，自由不是誰能給與的，自由隻能由我們自己去爭取。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代價我們雖然不願意，但是必須承受，比如對家人的疏離，或者對原來生活的地方那些等待著我們的權力與金錢的誘惑說No。
我們中間的很多人在畢業退休後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靠著網絡的便利，我們終究有了一個聯係的方式。但是再怎麽樣的方式，也沒有十八年後在這樣一個大的城市，我和兩個商學院的老同學再次見麵時的真切。
我們畢業的時候還是三十多歲風華正茂，現在我們已經都是五十出頭的半老徐娘。但是在你們兩個走下車，我和您見麵的一霎那，那個十八年的存在就不存在了。
我喜歡這種有了時間過濾以後的友情，就像一顆長在樹上的木瓜，等她熟透了，再摘下來，她的馥鬱芬芳的甜味，是和超市裏經過匆忙處理、美美包裝後再上市的催熟的木瓜是骨子裏的不一樣。
在事隔十八年後，見到兩位多年沒見過麵的老同學，八個小時的談話，在美食與歡笑中，就把我們三個人的各自十八年全部收入了記憶的庫存裏。
每一個人都經曆了很多的起起落落，家庭的變故，孩子的成長，工作的起伏，親密關係的考驗，隻是二十年之前的認知告訴我：我們都沒有變，當年那股少年意氣還在，無論是溫婉輾轉的她，還是幹淨利索的她，我們骨子裏都還是那個當年拎著兩個行李箱，飄洋過海、義無反顧的一群中年學生。
在我自己身上，我清楚地看到我中年學生的氣質，用傳統的說法來說一意孤行的個人英雄主義，不懂得順流而上，不懂得借鑒東風，卻偏偏要選擇自己的路，哪怕那條路是逆流是曲徑。
我在想我們這群70後的選擇是不是真的非常特立獨行，錯過了國內改革開放大好形勢的20年，在加拿大這樣一個經濟不強勁的國家度過了本該最有財富創造力的大好時光。
是我們不聰明嗎？不聰明的人應該不會憑一己之力就出國移民考上了還算頂尖的商學院。是我們不世故嗎？我們懂得人情往來，我們懂得財富積累，我們也懂得相夫教子，該做得我們都做了。
真要說到底，我覺得我們可能就是有點小才華，有點小能力，但是又不願借著各種東風去翱翔，因為我們想要做我們自己的東風，我們想要掌控我們自己的方向。
自由就是你可以把別人認為重要的東西拋在腦後，一意孤行地走你自己想要走的路。那條路也許是孤獨的，但是因為是我們自己選的，所以我們是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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