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會議毛澤東說了什麽致與彭德懷分歧到勢不兩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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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不料毛澤東聽了大為惱火，認為彭德懷“從打擊斯大林後，服從赫魯曉夫”，“要鞭我的活屍”。甚至說：“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跑到農村去”，“另外組織解放軍”。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懷之間的分歧，推到勢不兩立的地步。廬山會議的參加者們，也一下子被推到這樣一種境地：在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必須選其一。
毛澤東與彭德懷資料圖
本文摘自：中新網，作者：馮建輝，原題：晚年毛澤東和蔣介石的統一夢
我曾翻閱多種《詞典》、《辭海》、《辭源》之類的工具書，竟然找不到“個人崇拜”這個詞，令我大吃一驚。個人崇拜，不論在蘇聯，還是在中國，都曾是風靡全黨、全國，且曾綿延一二十年之久的重要曆史現象。其直接後果，導致蘇聯發生肅反擴大化和中國的十年浩劫。特別是在蘇聯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後不久，中國也興起個人崇拜，這段曆史給予人們的啟示，是不應該忘掉的。
一石激起千層浪50年代的蘇聯，是中國人心目中的理想國。那時流行著“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的口號。1956年傳來令全中國震驚的消息——蘇聯開始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從此在中國這片土地上，流行著一個新的政治詞匯：反對個人崇拜。
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所作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一石激起千層浪，在世界引起強烈的反響。
在蘇聯，一位前蘇共高級官員回憶當時的情況說：“年輕的讀者難以理解，對我們這一代蘇聯人來說，對那些青少年時代在可怕的世界大戰和斯大林個人迷信期間度過的人來說，赫魯曉夫的名字和赫魯曉夫時代意味著什麽。你不妨想象一下，千千萬萬的人匯成人群，麵對被崇拜的雕像，跪倒在地，匍匐在地。可突然出現一個人，他說：‘你們看，這隻不過是一個你們自己塑造、你們自己將其扶到高座上的銅偶像而已’。他說畢，就把鐵索套到偶像脖子上，用推土機和坦克把它拉下了底座”。接著，他作了如下評論：“赫魯曉夫在黨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做的分析和結論是不夠的。他譴責了獨裁，但未觸及專橫的權力。他拋棄了個人崇拜，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產生個人崇拜的體製。至於鞭撻斯大林的個人品質和他的霸道性格，這實際上是政治思考的幼兒水平”。
在東歐，波蘭、匈牙利等國家，長期以來照抄蘇聯模式進行革命和建設，處處按斯大林的意誌行事，脫離本國的實際。這些國家的群眾對本國政府和蘇聯的控製平時就不滿，得知蘇聯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一下子幾十萬人上街遊行，釀成著名的“波匈事件”。波、匈等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表示：要“保衛民主與社會主義事業，這種事業的實現不該憑借盲目地摹仿外國樣板，而應當通過與我國經濟和曆史特點相適應的途徑”，並著手對本國的政治、經濟體製進行某些改革。
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也受到巨大衝擊。在意大利，“許多曾為黨增光的優秀知識分子紛紛退黨。黨對工人的吸引力也遠不如從前了。戰後初期，24％的意大利工人加入了共產黨，現在已不足14％”。意共黨的領導人及時總結教訓表示：“莫斯科不再是共產主義的中心，我們將繼續走我們意大利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在美國，“退黨人數最多的一次是在赫魯曉夫發表關於斯大林的專門報告以後”。美國共產黨也發生了分裂，一部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領導者說：“我們有責任自己進行思考，再沒有任何領導人可以靠自稱萬能和永遠不犯錯誤而使別人立即效忠於他了”。
在中國，同樣引起不小的波動。一些知識分子和大學生們要求公開《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並對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紛紛發表評論。如認為“斯大林錯誤應該從社會製度中去找根源”，“國家權力的高度集中是斯大林錯誤的根源”，“權力的高度集中是極大的危險”，“斯大林錯誤的原因和三害的根源是由於把民主看成是手段的緣故，而民主隻應該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有的人熱衷“大民主”，主張“大民主好，效果好，波匈事件大民主不是改正許多缺點嗎？”甚至有個別黨員借口“獨立思考”，表示：“黨內沒有批判馬列主義的自由，故隻好退出黨”。
究竟應該怎樣認識和對待激起千層波浪的這塊“石頭”呢？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本人經曆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並且日漸在毛澤東的心中鬱結成一塊含義頗為複雜的“赫魯曉夫情結”。
毛澤東的“赫魯曉夫情結”參加蘇共二十大的中共代表團朱德、鄧小平等回國以後，於1956年3月17日由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議題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報告。毛澤東作了主調發言，他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值得認真研究。現在看來，至少可以指出兩點，一是他揭了蓋子，一是他捅了婁子。說他揭了蓋子，就是講，他的秘密報告表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說他捅了婁子，就是講，他作的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在內容上或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當時毛澤東處於“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的矛盾之中。
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本人以積極的態度，支持蘇共二十大反對個人崇拜不是偶然的。我們黨在建國以後曾多次采取措施，反對過分突出領袖個人。如1949年3月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作了反對突出個人的決定，禁止給黨的領導人祝壽，禁止用領導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業的名字，禁止歌功頌德，保持艱苦奮鬥作風。1950年5月，沈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決定在市中心區修建開國紀念塔，塔上鑄毛澤東銅像。毛澤東於5月20日批示：“鑄銅像影響不好”，“隻有諷刺意義”。1953年5月24日，毛澤東在軍委報送的內務條令等文件上批示：“凡有‘毛澤東思想’字樣的地方均改為‘毛澤東同誌的著作’字樣”。1954年3月17日，黨的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重申：“嚴格遵守集體領導的原則，……反對把個人放在組織之上，反對不適當地過分強調個人的作用，反對驕傲情緒和個人崇拜”。
這裏還應該提及張聞天的曆史功績。50年代張聞天作為中國駐蘇大使，在斯大林去世以後，敏銳地觀察到蘇聯政治思想動態的變化，以肯定讚成的態度向中央及時通報了蘇聯在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方麵所做的工作。1954年3月27日報送中共中央辦公廳的《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提法的改變》材料指出：這種改變從1953年4月已有些端倪，到7月後便已十分明顯。主要表現在兩個問題上：一是過去對於斯大林的功績提得過高，有些個人崇拜的偏向，目前宣傳蘇聯各方麵的成就，多強調群眾的功績，強調黨的功績，強調黨中央委員會的集體領導；二是過去往往把斯大林和列寧相提並論，甚至比列寧提得還多些，現在有所糾正。毛澤東及時批閱，並認為是個“重要文件”。1954年4月，中國駐蘇大使館研究室還整理了《蘇聯糾正反世界主義鬥爭中的某些偏向》一文，及時傳遞了蘇聯糾正過去對曆史遺產和現代外國科學技術成就持全盤否定的錯誤傾向的信息。指出其表現是，拒絕接受外國科學技術成就，否認各民族間精神上的交往和互相影響。毛澤東認為：“此件值得一看”，由中共中央轉發各地。
這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本人，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曆史教訓都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並聯係中國的實際作了研究，胡喬木談到毛澤東時講：“蘇聯揭露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曆史上任何最專製暴虐的統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條比蘇聯好的路子來”。1956年9月16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專門有一部分談“領袖對黨的作用”，指出：“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表示“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毛澤東對反個人崇拜的態度是從什麽時候開始變化的，又為什麽會發生變化呢？
蘇共二十大以後，東歐出了波蘭和匈牙利事件，中國各地也發生了些小的亂子，特別是中共領導人內部，對農業合作化是快些好，還是穩妥一些好，以及要不要“反冒進”等問題上出現了不同意見，這些事使得毛澤東對“反對個人崇拜”問題的思考重點有了轉移。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提到蘇共二十大時，口氣明顯發生了變化。他說：“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同年11月30日，毛澤東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時，進一步明確表示：“斯大林執政時期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誌”。11月13日，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他提出：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
毛澤東逐漸形成了兩點明確的看法：一是斯大林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批判斯大林就是搞修正主義；二是東歐出現波匈事件是因為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這期間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1956年12月29日）一文，正式提出“反對修正主義”問題，並對修正主義從內容上作了如下界定：“借口反對照抄蘇聯經驗，而否認蘇聯的基本經驗”，“借口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借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企圖削弱或者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對“反對照抄蘇聯經驗”、“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等口號，采取了否定的態度。
此後，毛澤東多次在黨的會議上以“反斯大林”為話題，對黨內某些現象提出批評。如1957年1月18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指責“蘇共‘二十大’以來，有些從前擁護斯大林非常積極的人，這時候也反得很積極”，“缺乏革命道德”，是“理由一點不講，忽然轉這麽一百八十度”，“蘇共‘二十大’的台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麽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曉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甚至激動地說，赫魯曉夫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別人崇拜自己。
上述情況表明，在毛澤東心目中，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成了萬惡之源。在以後的年代裏，“蘇聯出了赫魯曉夫”，中國會不會也“出赫魯曉夫”，成為毛澤東念念不忘的話題。毛澤東的這一“赫魯曉夫情結”症結在於，過分看重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言辭過激的一麵，而忽視了這一批判觸及蘇聯高度集權體製問題的重大意義；隻看到赫魯曉夫是個改革失敗者，而對其失敗原因缺乏具體的曆史的分析，過分歸罪於赫魯曉夫個人。
1958年成都會議提出“兩種個人崇拜”毛澤東由反對個人崇拜到維護個人崇拜不是偶然的。一位老同誌講，毛澤東反對崇拜斯大林，但不反對崇拜自己，這話有一定道理。1970年11月16日接見美國友人斯諾時，毛澤東曾說：“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但僅此認識不夠，我們還要注意毛澤東與斯諾談話的另一段。斯諾說：“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誌，直到勝利的終止。”毛澤東說：“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這表明，毛澤東不隻欣賞個人崇拜，更重要的是把個人崇拜作為解決矛盾和開展鬥爭的一種手段。這在毛澤東1958年提出的“兩種個人崇拜”中，表現得更加明顯。
1958年3月成都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兩種個人崇拜的觀點，為全黨進一步推行個人崇拜，在理論上開了綠燈。其主要內容是：
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裏，為什麽不崇拜呢？……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從，這就不對了。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問題不在於個人崇拜，而在於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體領導也不成。……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鳴，有個人目的，就是為了想讓別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對列寧，說列寧獨裁。列寧回答很幹脆：與其讓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
今天回過頭來看這段話，使我們大惑不解的是，作為偉大理論家的毛澤東，為什麽會講出理論上如此不通的話呢？個人崇拜是一種蒙昧主義的認識和態度，它把領袖個人神化，強調人民群眾對領袖必須絕對忠誠，無條件的服從，有什麽“正確”可言呢？對待真理，“崇拜”並不是科學的態度，這也是毛澤東過去一貫的主張，隻有認真學習，努力實踐，並“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是正確的。更不能因為有時候真理在少數人手裏，就否定集體領導的原則和製度。不管誰搞獨裁都是不正確的，因為“獨裁”作為一種製度，早已為曆史所否定。我想，隻能把這段話作為鬥爭需要和鬥爭手段去理解。
在成都會議上聽到毛澤東的“兩種個人崇拜”觀點，許多人立即檢討和反省自己“跟不上主席”。不少人表示：“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很多重大問題都是主席提出來的，我們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個別人如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甚至說：“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在這種濃烈的氣氛中，即使是周恩來和薄一波，也不得不一再檢討。周恩來在發言中專門談了“向毛主席學習”的問題，他說：“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曆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者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薄一波也表示：“我們有了毛主席這樣的舵手，有了這樣英明的領導，我們隻要老老實實地向他學習，老老實實地按照他的指示辦事，就可以避免犯反‘冒進’那樣的錯誤，在經濟建設上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許多幹部的這一表態，僅僅用毛澤東的“崇高威望”來解釋是不夠的，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曆史上看，第一個掌握國家政權的俄國共產黨，沒有能正確解決領袖與政黨、領袖與群眾的關係問題。在貫徹民主集中製中，往往過分強調集中而忽視民主。形成權力過分集中，缺乏有效的民眾監督，以至出現斯大林的個人專斷與個人崇拜。另一方麵在理論上，無產階級政黨一直遵循的列寧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關係的論述，今天看起來也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列寧在這裏著重講了領袖的重要地位這一麵，強調了領袖與政黨、階級的一致性，而沒有講到另一麵，即黨的領袖必須置身於黨員群眾之中，不能站在黨之上，領袖同樣必須受到黨的組織和黨員群眾的監督。領袖與黨、與階級既有一致的一麵，也會有矛盾的一麵。”
中國共產黨由於受蘇共建黨思想和模式的影響，再加上革命和建設中取得種種輝煌的勝利，使得我們黨在建國初期，對領袖的宣傳也出現了某些不正確的傾向。如在高度評價領袖的作用時，很少科學地說明在何種曆史條件下領袖才能正確地發揮作用；越來越把領袖說成隻是一個人，不講領袖是一個集體；把革命理論的形成說成隻是個人的貢獻，不講或少講集體的智慧；把一切成就歸功於個人，不講或少講黨和人民的作用；把領袖說成絕對正確，不講他也會有缺點，也會犯錯誤，並且不允許對領袖人物進行批評。這種傾向影響我們黨在50年代末至六七十年代，當領袖內部出現矛盾時，不能按民主集中製的正確原則給予解決，而是采取了進一步突出個人、樹立個人絕對權威的辦法。
1959年廬山會議，在全黨樹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就大躍進問題向毛澤東提出意見，本來是很正常的事。不料毛澤東聽了大為惱火，認為彭德懷“從打擊斯大林後，服從赫魯曉夫”，“要鞭我的活屍”。甚至說：“如果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跑到農村去”，“另外組織解放軍”。一下子把他和彭德懷之間的分歧，推到勢不兩立的地步。廬山會議的參加者們，也一下子被推到這樣一種境地：在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必須選其一。由於毛澤東在全黨的巨大威望和無上權威，絕大多數人自然選擇了毛澤東。於是，廬山會議成了全黨動員，維護和樹立毛澤東個人“絕對權威”的會議。
一些老革命家在“三麵紅旗”問題上，並不都同意毛澤東的主張，對彭德懷的認識和處理上，也並不認為毛澤東的做法很妥當。但是在權力高度集中於某一個領袖的情況下，無條件地維護領袖的“形象”和權威，便成為全黨頭等重要的大事，即一人身係天下安危。於是，他們都頗為理性地、自覺地站在維護毛澤東的立場上，宣揚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如劉少奇發言，指出彭德懷“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麽‘斯大林晚年’，……要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這樣做“要麽是散布糊塗觀念，要麽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的事業”。周恩來的發言，指責彭德懷“犯上”，表示“所有領導同誌都要馴服”，彭德懷反對個人崇拜，是“感情問題”（即缺乏或沒有無產階級感情），是“沒有領袖觀點”，“沒有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朱德的發言，希望彭德懷“永不反水”，“永遠跟著毛主席”。
上述幾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家的言論，大體上代表了全黨絕大多數幹部當時的認識狀況。他們確實是出以公心，從黨和革命事業的大局出發，來對待毛澤東與彭德懷之間發生的這場爭論的。可惜，認識並不正確。因為把對無產階級政權的重視變為對掌握最高權力個人的無條件維護，便陷入了曆史唯心主義。
廬山會議上還有些幹部，以封建主義的思想來看待無產階級領袖問題。“朕即國家”，對待領袖要絕對忠誠，無條件服從，認為這就是“黨性”。如有的指責彭德懷“有魏延的反骨”，有的表示要做“歌德派”。中共中央中南局一位領導人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共產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他把無產階級的政治操守，完全等同於封建道德所要求的好女不嫁二男。基於這種認識，他指責彭德懷、張聞天：“口口聲聲是擁護毛澤東同誌的，但為什麽不滿，甚至刺兒毛澤東同誌？”在他看來，擁護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即使領袖錯了也不許“不滿”，更不許提意見。
在廬山會議上和廬山會議以後，林彪的表演，對於全黨進一步掀起個人崇拜之風起了特殊的作用。林彪在拚命向彭德懷頭上潑髒水的同時，別有用心地以最高的調子歌頌毛澤東主席。他激昂慷慨地說：“中國隻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指彭德懷）覺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林彪講的是什麽“規律”呢？真正的英雄世界上隻能有一個，不能有兩個。毛澤東是真正的大英雄，所以別人隻能處於惟命是聽的地位，誰要是給英雄提意見，誰就是也想當英雄，我們必須打倒他。林彪正是用“天無二日，國無二主”的帝王理論，取代了“無產階級領袖是個集體”、領袖內部關係要遵循民主集中製的馬克思主義的原則，赤裸裸地宣揚了封建主義。
廬山會議以後，軍委總政治部發布《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1959年11月27日）的學習文件，其中專門講“階級、政黨與領袖的關係，領袖的作用和意義”的部分，問題就很多：
——文件說“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借口反對所謂個人崇拜，來否認革命領袖的作用，實質上是企圖破壞毛澤東同誌的領導威信，妄想由他們自己竊取領袖的地位，從而破壞社會主義建設”。這無疑是把反對個人崇拜視為十惡不赦的罪行。
——文件說“毛澤東同誌對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領導是最好、最正確的領導”，“是我們黨和全國人民的最大幸福”，“毛澤東同誌的領導，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認為毛澤東對缺點‘體會不深，認識過遲’，這完全是造謠誣蔑”。這實際上是把黨的領導完全說成是毛澤東個人的領導，對毛澤東的“左”的錯誤，不能作任何批評，隻能歌功頌德。
——文件說“革命領袖的威信，和黨的、階級的威信是不可分離的”，“所謂‘反對領袖不等於就是反黨’的謬論，是反黨野心家別有用心的胡說”。這段話顯然是歪曲了領袖與政黨、階級的關係，混淆正常批評與反黨的界限，其結果必然是把給領袖提意見的人，“名正言順”地打成“反黨分子”。
軍委總政治部的這一文件，由中共中央轉發全國“縣以上幹部閱讀”，從而在全黨、全國範圍擴大了它的影響力。後來，陰謀家林彪看準風向搞投機，利用他手中的權勢，進一步把個人崇拜從理論上、內容上、表現形式上推向荒謬絕倫的地步。
近些年，人們就蘇聯批判個人崇拜之後中國又相繼興起個人崇拜的曆史教訓，作過多方麵研究和總結。這是很有益的。但是我個人認為，有一條重要的原因被忽視了，即“權力崇拜”思想的影響，所謂有了政權就有一切，喪失政權就喪失一切。個人崇拜，是高度集權領導體製的曆史產物，從政治本質上說，就是對個人手中權力的崇拜。一個很長時間內，不管是蘇聯還是中國，在考慮社會主義前途問題上，片麵地強調維護與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而忽略了發展經濟和擴大民主生活，甚至出現批判“唯生產力論”和“運動群眾”的荒唐事情。在這種認識下，領袖作為政黨和政權的代表，自然被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變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政治偶像。蘇聯的垮台和我國“文化大革命”的破產表明，必須真正把人民群眾當“上帝”，把發展社會生產力放在中心位置。無產階級政黨和政權，隻有老老實實地為人民群眾服務，努力發展生產力，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才能永葆青春，才能實現自己的最終理想。
來源：
鳳凰網
https://ihistory.ifeng.com/51820637/news.shtml
人民網
http://43.250.238.183/n4/0/2017/0831/c677-9790691_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