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夫事件引發彭德懷廬山罷官
關於1959年彭德懷廬山罷官，可以說是早有定論。其主要原因是，彭德懷在1959年7月14日給毛澤東寫的一封信引起的。但實際上，這與蘇聯的“朱可夫事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圖源：VCG）
1958年5月，有近20年時間走著順路、風光無限的粟裕忽然遭遇人生的“滑鐵盧”，受到彭德懷、聶榮臻、陳毅等人的批判，罪名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者”。先小會再大會，定調子再擴大，這是一個整人的“潛規則”。
幾次小範圍的中南海居仁堂批判會議，參加者有鄧小平、彭德懷、聶榮臻、陳毅、賀龍、羅榮桓、葉劍英、林彪、黃克誠、譚政、蕭華，主持人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發言最激烈的是陳毅、彭德懷、聶榮臻、鄧小平、黃克誠5個人。批判小會結束後轉為有1,400人規模的大會，參加人員也擴大到全軍各大單位的負責人。
彭德懷先後整肅了劉伯承、粟裕、蕭克、李達和郭天民、李鍾奇、吳偉、趙淩漢等一大批將領，劉伯承、粟裕以外的人，還被打成“反黨分子”。
中共黨史愛好者張雄文所著《名將粟裕珍聞錄》指出，粟裕在毛澤東的重用下連戰皆捷，進入1950年，毛澤東對粟裕的倚重甚至還超過了他的第一愛將林彪。但隨著戰爭硝煙的沉寂，粟裕這個為戰爭而生的人也就似乎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雞肋”。毛澤東假借他人之手，稍稍“懲戒”一下這個“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的“完人”。
林彪心腹吳法憲則認為，這是由於彭德懷的“山頭主義”造成的。他在回憶錄中稱，彭德懷為了啟用老部下黃克誠而將粟裕的總參謀長撤職，並給他戴上了好幾項政治上的大“帽子”。
但是，林彪秘書吳欣峰撰文《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真相》披露，軍委擴大會議發展趨勢，對粟裕、彭德懷都不利。粟裕的職務降低了，彭德懷的地位好像也不牢固。從這次軍委擴大會結束時，全體與會人員合影大照片看出，彭德懷坐在靠邊的位置，沒有坐到按慣例應該坐的座位上，而林彪卻坐到了緊靠毛澤東的座位上。
吳欣峰認為大會被林彪利用了，但曆史學者林蘊暉持不同意見。他認為，這些都是表象，這一切軍中高層人士變動的背後還有更深層的原因。
林蘊暉認為，如果要探討此事，無法繞開蘇聯發生的“朱可夫事件”。
1953年斯大林（Joseph Stalin）去世後，由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接班。4年後的6月，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受到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等多數主席團委員的反對，會議以七比四的表決結果，要求赫魯曉夫辭職。由於朱可夫的介入，赫魯曉夫擊敗莫洛托夫等人，但軍人的作用也引起蘇共警惕。4個月後，朱可夫被解職。
這件事無疑會對毛澤東產生一定影響。畢竟早在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就表現出對軍權旁落的擔心。
劉伯承在與一位高級將領談工作時曾經說過，1949年剛解放進城，六個軍區司令員去看毛主席。當時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講幾句鼓勵的話，可沒有想到，毛主席開頭就說：你們這些人要守規矩，聽指揮啊，不然我就從你們幾個人開刀。劉帥說：我聽了以後，心裏直打顫，他是多麽嚴格啊！
1953年5月19日，毛澤東針對中央有人“破壞紀律”，“擅自以中央名義發出文件”接連批示說，“嗣後，凡用中央名義發出的文件、電報，均須經我看過方能發出，否則無效。請注意。”
果然，到了1958年，軍隊高層中突然有了一次“反教條主義”的運動。中國廣東政協主辦的《同舟共進》刊登文章稱，1958年的整風涉及軍隊，肇始於軍隊高層就如何學習蘇聯經驗進行軍隊建設的一次爭論。其實，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對“老大哥”、對“學習蘇聯經驗”等，已經開始有所轉向。1958年軍委召開擴大會議，以整風的方式檢查和總結建國以來的軍事工作，為此毛澤東特別指示“軍隊拿幾天時間討論一次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的問題”，強調軍隊必須放在黨的領導和監督之下。
林蘊暉指出，真正領會毛澤東關於軍隊整風意圖的，不是林彪，而是彭德懷。這就是要為防止軍隊出朱可夫式的人物敲響警鍾。
對1958年的軍委擴大會議，何以會以批判總參謀長粟裕的“個人主義”揭開序幕，可以說，人們一直沒有弄清究竟。從上述毛澤東要軍隊將帥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訓來看，問題就非常明白。因為，彭德懷作為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主持者，決不會意識到毛澤東拋的這塊石頭是朝著他來的。中共黨內的傳統是，誰是領導，誰就是黨的化身。因此，彭德懷理所當然地要尋找不服從他領導的人，這便是總參謀長粟裕。
在彭德懷的主持下，批判粟裕的調門一再升溫。但粟裕終究不是毛澤東預先設定要整的對象，最後粟裕得以過關。
黃克誠後來回顧這次會議時說：“這次會議，實際是中央領導軍委整風，為彭德懷始料不及。我們未能領會中央精神，所以主持會議顯得很被動。這可能是：毛主席在匈牙利事件之後，開始擔心我軍領導出問題。也許這就是廬山會議的先兆。”
1959年，彭德懷在了解了湖南、山東、甘肅等省出現糧荒的嚴重情況後，於是給毛澤東寫信反映意見。當毛澤東把彭德懷的信印發與會人員後，讚同彭的意見的人卻越來越多。林蘊暉認為，解放軍絕大部分的幹部、戰士來自農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對農村造成的嚴重影響，不能不反映到軍隊中來。上廬山前，彭德懷就常把軍隊方麵反映的一些社會情況，轉呈給毛澤東。這樣，這位站在軍隊最高領導崗位的彭德懷寫的這封信，在毛澤東看來，其影響遠遠超過信的本身，而不能不令他嚴重關注。
所以，廬山會議對彭德懷的批判，遠遠超出了彭德懷這封信所涉及的內容本身。
毛澤東在7月23日的講話中，除了批彭德懷在路線問題上發生了“動搖”，“表現出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把自己拋到右派的邊緣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裏”等等外，更尖銳地提出：“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
林蘊暉認為林彪對批判彭德懷完全心領神會了，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批彭說：彭德懷這回是招兵買馬來的，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他還指著彭德懷說：“隻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別人誰也不要想當英雄，你我離得遠的很，不要打這個主意。”可以認為，林彪在這裏說出了毛澤東要說的話。
隨後，毛澤東就接過來對彭說：“你這個人有野心，曆來有野心。你要用你有麵目改造黨、改造世界。過去因各種原因未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上取了點經（不能斷定）……。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我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
毛澤東的這一席話，明確道出了他要軍隊接受朱可夫事件的教訓，所指的對象正是彭德懷。因此，彭德懷的“錯誤”性質定為“反黨”。
至此，毛澤東在1958年初，提出要軍隊吸取蘇聯“朱可夫所犯嚴重錯誤”教訓的指示，終算落到了實處。
但“朱可夫事件”的陰影並未就此散去。1958年軍隊整風拉開了直到“文革”才結束的一係列軍方“路線鬥爭”的序幕，1959年的彭、黃事件，1960年的反譚政的鬥爭，乃至“文革”中的“揪軍內一小撮”，直至“九一三”事件等，可謂一浪高過一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