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巴黎聖母院鍾聲響起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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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麗安娜·渥柏爾格
想不到我會在故都遇見成，更想不到會從他的口裏聽見亞麗安娜這個美麗的名字。
三年前的冬天我從溫暖的南國回到了上海，住在閘北寶山路一個陰暗的亭子間裏。在一個陰雨的早晨，我想起了在巴黎遇見的那個波蘭女郎，一股火焰在我的心裏燃起來。我的心沒法平靜下去，我的回憶要我寫。我就寫了那篇題作《亞麗安娜》的短篇小說。
在那篇小說裏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事實。亞麗安娜就是那個波蘭女郎的名字，吳是我的一個朋友，金自然是我。那時我到巴黎不久，吳和亞麗安娜就因為所謂國際大會的事情被法國政府驅逐了。這件事情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到吳的房裏去，接著亞麗安娜和她的男朋友杭可來了。據說杭可就是她的愛人。他們跟吳談了許多話，神情很緊張。從他們的談話裏，我知道那天的大會被警察解散了，警察還查看了每個到會的人的居留證。嚴厲的處罰在等著他們，這是不會久待的。我看出來他們都沒有恐懼，尤其是亞麗安娜，她在談話時候常常露了笑靨，我注意地看她，這是一個身材細小的女郎。她有一頭濃密的金絲發，兩隻藍色的大眼睛，一張紅紅的圓臉。這些都是一個普通的波蘭少女所常有的。吳告訴過我，她剛剛二十歲。
第二天偵探到旅館裏來搜查吳的房間。後來聽說亞麗安娜的房間那天也被偵探光顧過。以後幾天就沒有什麽動靜了。
於是一個早晨，吳突然被傳到警察廳去，領取驅逐出境的命令，繳還居留證，給人強迫著打了手印，照了像，限期三天內離開法國。許多人都得到同樣的處罰，亞麗安娜自然不是例外。
吳從警察廳回到旅館來就忙著寫信，又忙著出去會朋友。
亞麗安娜來了，她送來寫給吳的信。從那封信裏我們知道她要回到波蘭去。波蘭雖是她的故鄉，然而她是一個被通緝的人。她要是在波蘭給人捉住，至少得關上好幾年。我們不願意她回去，但是又沒法阻止她。吳自己的悲哀也是很大的。他寫給好些法國朋友的告別信上都說：“我要離開法國了，我愛這個地方，而且我永遠愛它。”我的悲哀也很大，失掉了這些朋友，我在巴黎的生活就更寂寞了。
吳讀了亞麗安娜的信，默默地坐在桌子旁邊，用他那憂鬱的眼光看我。他感到寂寞的時候，他常常是這樣的，我知道。第二天下午吳就約我去給亞麗安娜送行。在第六區的一家旅館裏，我們找著了她。除了亞麗安娜外我們還看見兩個年輕的女人。這一次會見的情形，倒有點像我在小說《亞麗安娜》中所描寫的，但是小說裏隻有一部分是真的事實。小說裏提到我們把亞麗安娜送到火車站。事實上，我們送她到一個朋友住的旅館，就跟她分別了。
分別的時候，吳把手裏的小皮箱交還給亞麗安娜，我也把手裏提的遞還給她。我們緊緊地握了手，三個人望著，大家微微一笑，不說aurevoir，卻說了adieu。那時候我的心情是沒有文字、沒有語言可以形容出來的。我覺得熱情在我的身體裏滿溢，要奔放出來，要把我的全身脹破。
我和吳癡癡地立在人行道上，望著亞麗安娜的背影在旅館的大門裏消失了。
“金，我們到賽納河邊走走罷，”吳忽然用留戀的聲調說，“巴黎是很可愛的，可是我後天就不得不走了。”
我能夠拿什麽話來安慰吳呢？我並不像吳那樣愛巴黎，然而我覺得我也很了解吳的心情。我不能不回答他。我就說：“不要緊，法國政府會收回命令的。不然你到了比國還可以偷偷地回來。”因為這時候巴黎幾個進步的律師正在向警察廳交涉，要求延長執行驅逐令的期限。
“三個西班牙革命黨人在巴黎監獄裏絕食，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了，還沒有人理他們。你想我們的事情有希望嗎？”吳大聲說，聲音裏充滿了悲憤。
是的，三個西班牙革命黨人的事情，這時候正激動著全巴黎的良心。他們沒有什麽罪名，不過是西班牙國王亞爾豐瑣的仇敵，亞爾豐瑣到巴黎來，他們就給法國警察逮捕了，他們的兩百多個同鄉就被驅逐出境，說是為了保障西班牙國王的安全。但是亞爾豐瑣回國以後，忽然從阿根廷送來了公文，說他們在那裏犯了普通的刑事罪，要求法國政府引渡他們。為了反抗這種法律的謀害，他們就在獄中實行同盟絕食。這件事情就跟轟動全世界的沙柯、樊宰底的事件一樣。剛剛在幾天前，美國的紳士們最後一次判決了沙、樊兩人的死刑，準備結束那六年來的激烈的鬥爭。
整個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沉淪在反動的深淵裏了，到處充滿著壓迫、苦惱、流血，我們就看不見一線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們的年輕的心被寂寞、被離別的情緒所苦惱著。
賽納河畔的情形跟平日沒有兩樣，長排的舊書攤，擾攘的行人，聖母院的鍾樓……可是這些都跟我沒有關係了。我所看見的隻是我的心，我所聽見的也隻是我的心。
“我們到聖母院裏麵去看看。我在巴黎住了這幾年，還沒有到鍾樓頂上去過，”吳的交織著留戀和悲哀的聲音，又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了。
我抬起頭來，才注意到兩塊墓碑似的聖母院的鍾樓，我們正迎著它們走。那兩個鍾樓，我知道，雨果的小說裏的教士就是從鍾上麵跌落到街心來的。聖母院，我還記得，在一本關於巴黎公社的著作（大概是愛利·邵可侶的日記罷）裏說過當時有人在聖母院裏麵發現了幾百具因奸情被殺害的貞女的屍體。而且我在拉丁區的旅館裏，還整天整夜地聽見從那裏送出來的鍾聲。
“好罷，”我這樣應著，就跟著吳走到那裏去了。我們進了大門，從下麵沿著階梯一直走到最高的鍾樓頂上，我沒有說一句話。
“看，巴黎是這樣美麗的。”吳站在石欄杆前麵，望著下麵整齊的、模型似的街道說。
他這時候的心情，我想我是能夠了解的。我也把眼睛望下麵：這裏是賽納河，一道一道的橋橫架在河上，河裏有船經過，煙囪不斷地一伸一曲；那裏是聖米雪爾大街，車輛和行人就像玩偶似地在那裏移動。我的眼睛好像在看一幅圖畫。
但是畫麵上四處都擺了那張同樣的少女的麵孔，一頭金發給那張麵孔鑲了金邊。那個波蘭女郎的麵影又占據了我的腦子。
接著我又想到那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艱苦的鬥爭，和我們已經付出了的代價。我忽然流下了眼淚來。
這並不是悲哀的眼淚，就在那時候我也不是絕望的。我想到過去的鬥爭和犧牲，隻有感激。我願意把我自己無條件地貢獻給自由的祭壇。我心裏的犧牲的火給那個波蘭女郎點燃了。
這一天終於過去了。亞麗安娜沒有走，吳也沒有走。法國政府並未撤消驅逐的命令，不過將期限延長了一些時候。起初是一月，以後又是一月，這其間杭可先回到了波蘭，亞麗安娜搬到巴黎郊外霞微爾去住了一些時候，和吳發生了像我在小說裏所描寫的愛情。但是不久她就離開了巴黎，那時我已經在哀斯納省了。再過兩三個月，吳也就動身回國。等我再到巴黎的時候，亞麗安娜的名字已經沒有人提起了。
那個可敬愛的波蘭女革命家就像流星似地飛下天際不見了。後來我回到中國，見到吳，連吳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那還是一九二七年的事情。誰知六年後的今天，亞麗安娜的名字在我的記憶裏已經模糊了的時候，成卻無端地提起她來，而且從他的口裏我又知道了下麵的事實，也就是我所想知而未知的她的身世。
“我還為她寫了一首詩。那時她正患肺病躺在蒙伯裏城的醫院裏。”成用一種充滿懷念的聲音開始了他的敘述。我們正在一條大街的人行道上走著。
他的話像一陣狂風吹起了我心裏的波濤。那激動，那驚訝，我找不出話來形容。
亞麗安娜有了下落，這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像她那樣活潑的少女會患肺病，我不相信。
“她讀了我的詩，就寫了一封很長的回信——”“這封信在什麽地方？可以給我看嗎？”我聽見說有這樣的信，就忍不住打斷了成的話。
“我留在巴黎了，那是一封很動人的信，”成歎息地說。我的喜悅又被他的話趕走了。
“她的身世你知道嗎？”成忽然改換語調問道。
“我不知道，”這幾年來我想知道她的身世，卻沒有人能夠告訴我。
“她生長在華沙，是一個很聰明的女郎，她成熟得很早，在十四歲的時候就參加了社會運動。最初喚醒她的人是一個青年學生。她愛他，就做了他的情人。但是打擊來了，她所敬愛的人死在華沙的絞刑台上。”
成說到這裏略略停頓了一下。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曾在歐洲各國的革命者和亡命者中間生活過，他敘述這些事情，絕不能夠沒有一點感動。
“她自己說：‘從此我就把愛的門關上了。任憑什麽人來叩門，我也不給他打開。這許多年我就不曾為誰開過這扇愛的門。’“她接著又說：‘然而人生也需要快樂。我們這種人不會有長久的生命。我活著就有享受快樂的權利。所以我要找男人。跟我發生過關係的男人不止一個。但是說到愛情，那隻是一場夢。我不需要任何男人的愛情。我愛過的就隻有那個死了的學生，他是我最初的愛人，也是我最後的愛人了。’……”成說到這裏，聲音有些苦澀了。我知道是過去的事情攪亂了他的心。那個波蘭女郎的靈魂的一隅曾經為他開過，現今又因為他而在我的眼前打開了。我覺得我現在更了解她了。
“她的回信裏還說：‘我愛你的詩，不愛你這個人。’我後來寫過好幾封長信給她，她回信都說：‘我謝謝你的信，我真愛你的信。’她永遠不說愛我這個人的話。後來我不寫信了。
她卻常常來信叫我不要對她殘酷。我臨走時，她說不到車站送我，可是我一到車站，她已經先到了那裏等我了。她對我說‘成，我不愛你。我不能夠為你打開愛的門。’然而我卻用一顆炸彈把那扇門給她炸開了……”成不能夠再說下去，他差不多要哭出聲來了。
這一次我並沒有流淚。但是我卻在心裏哭了。我沒有悲哀，沒有憐憫。不，我們每個人不是都扮演過這樣的悲劇麽？
我們不是都為了某種原因就把愛的門關閉了麽？犧牲是不會完結的。我們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最寶愛的東西獻到那個祭壇上去。亞麗安娜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但是她一生已經給人留下不少“含淚的回憶”了。這眼淚是感激的眼淚，這是灌溉靈魂的春雨。
“回國以後我就沒有跟她通過信了。你知道她如今在什麽地方？你有她的通信地址嗎？”過了一會兒，成忽然懷著希望地問我。
“我不知道，我正要問你呢。”我的回答不僅趕走了成的希望，同時也把我自己的希望毀滅了。
像一股電光，亞麗安娜的麵影在我的眼前一亮，但是馬上又消滅了。
肺並醫院、學生、愛的門，這些字眼輪流地在我的腦子裏打轉。我的腦子開始痛起來。我無意間把眼睛掉向街心看，恰恰吹來一股風，灰塵就迷住了我的眼睛。
“你還記得她的姓嗎？……渥柏爾格，亞麗安娜·渥柏爾格。”成的充滿懷念的聲音依舊在我的耳邊溫和地響著。
晚上我在成的家中讀了他為亞麗安娜寫的詩，回來在寄寓裏做了一個夢：我在一份法文雜誌上看見了亞麗安娜在華沙受絞刑的消息，雜誌上有她的照片，也有她的信劄，就是那封給成的長信。在信裏果然有這樣的話：我把愛的門關上了。任憑什麽人來叩門，我也不給他打開。
於是我醒過來了。時間是在半夜。房裏靜得跟墳墓裏一樣，暗得看不見牆壁，外麵隻有風聲。風吹得樹葉響，就像在落雨。寂寞和淒涼的滋味搗著我的心。我躺在床上，鋪蓋壓住我，使我不能夠動彈，我仿佛已經死過一次了。
我絕望地念著亞麗安娜的信上的話。我絕望地問：“她果然還活在人間嗎？她果然還會回到我們中間來嗎？”沒有人回答我。
我知道夢裏所見的隻是幻象。但是這一刻我卻不能不祈禱著她安全地回到我們中間來。假苦她還活著的話，我願風把我的祈禱帶到她的夢裏去，讓她也知道這個時候有一個年輕人帶著感激的眼淚在懷念她。
我底眼淚
正是在舊曆新年，我接到了朋友蔡從遠迢迢的美洲寄來的書，這是兩個意大利人（一個鞋匠和一個魚販子）的書信集。淡黃色的封套上麵印了某雜誌的評語，讀出來是：“不預備為著生活的恐怖與美麗一哭的人就不要讀它。”
可是我還不曾翻開書頁，我還不曾讀到書中的第一句話，我的眼淚便流出來了。不能夠忘掉的四年前的舊事又來到了我的心頭。我仿佛回到過去那些日子裏去了。
那時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旅館的五層樓上。不論是在白天或者黑夜我都把窗門大打開。下麵是一條清靜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從我的窗裏可以望見人們在大開著的玻璃門裏進出。正對麵聳立著一座高大的樓房，它不但攔住了我的視線，還給我遮住了陽光，使我的房間裏變得更憂鬱、更陰暗了。
我出生在溫暖明媚的國土，我又來自山明水秀的江南，現在我卻定居在這個不日之城，又是在這陰雨連綿的時候。
在這個城裏我也有幾個朋友。他們常常來看我，有時候一個來，有時兩三個來，有時五六個一齊來，我們便有一個歡樂的聚會，使我暫時忘記了寂寞。但是這樣的事一個星期裏也隻有兩三次，因為朋友們都有自己的事：有的在大學裏讀書，有的在工廠裏作工。晚上在朋友們不來或者來了又去的時候，我的心就被一陣難堪的孤寂緊緊抓住了。充滿了煤氣臭的屋子變得更氣悶。我從窗戶望出去，高聳的古建築物擋住了一切，下麵躺著雨濕的街道，陰暗而清靜。有時候在一陣靜寂之後忽然空氣震動了，街道震動了，連我的房間也震動了。耳邊隻是一片隆隆的聲音。如果有人在房裏談話，我也聽不見他的聲音。我隻有等待著。並不要多久，這些聲音就消失了。經驗告訴我：一輛載重的卡車又過去了。一切又回到靜寂裏來。我立在窗前，埋下頭看那在微暗燈光下的街道，或者街角的咖啡店，聽人們在說話或者偶爾經過的男女在哼小曲，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麵。
不知道什麽緣故，我的心裏突然變得很空虛了，好像胸膛裏並沒有什麽東西存在一般。無論如何我不能在房裏停留下去，似乎多留一刻就會使身子僵硬。於是我拿了帽子，披了外套，急急地跑出房門，下了樓梯走到街心去。
立在街心，我不知道應該到什麽地方去。我躊躇了。我呆呆地立著，帽子遮住了我的頭，外套保護了我的身體。但是雨點還時時向我的臉飄來，我終於向咖啡店那邊走了。
進了咖啡店，我似乎感到一陣溫暖。我立在櫃台前要了一杯黑咖啡，一麵望著旁邊幾個穿粗布工衣的人的誠實的臉，我把杯裏的咖啡喝光了，付了錢又踉蹌地走出來。雖然咖啡店裏有亮光，有溫暖，有人聲，但是我卻一點也不顧惜地拋棄了它們，向著清靜的、陰暗的、雨濕的街中走去。我究竟去追求什麽呢？我自己也說不出來。
我隻是無目的地走著。街上隻有寥寥的三兩個行人，尤其是國葬院旁邊一段路最清靜，而且有點陰森可怕。我走過國葬院前麵，走到盧騷銅像的腳下。我撫摩那個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起頭仰望那個屹立的巨人，喃喃地說了許多話。這些話的意義我自己也不明白，不過我知道話是從我的心裏吐出來的。在這裏，在這一個角落裏，並沒有別人，隻有那個手裏拿著書和草帽的“日內瓦公民”和我。
一直到聖母院的沉重、悲哀的鍾聲響了，我才踉蹌地站起來，向著熱鬧的聖米雪爾大街的方向走了。
我走著，在微雨下麵走著，我不想到什麽人家裏去，也不想找人談話。我走過熱鬧的街，我也走過清靜的街。我看見了不少的人，許多愉快的麵貌在我的眼前過去了，接著又有許多憂愁的麵貌。在我的耳邊響起來咖啡店的音樂、笑語和歌聲，同樣我也聽見悲哀的談話和訴苦。
這一切於我是親切的，但又是陌生的，它們增加了我的心痛。這個城市並不是壞地方。但是我在這裏卻是一個陌生的人。我找不到我所追求的東西。每個人，每所房屋對我都保守著秘密，無論是歡樂或愁苦，他們都不肯同我分享。我彷徨著，好像一個失掉向導的盲人一樣，一直走到快要迷失了方向，我才絕望地回到自己的住處去。
像這樣的事在我也並不是偶然的。白天我也進大學去聽課，到圖書館裏去抄書。我想在課堂裏和書本上找到一點東西，結果依舊剩下我這顆空虛的心。夜裏，沒有朋友來的時候，寂寞便突然襲來，我又像盲人一樣地在街中彷徨。我的孤寂一夜一夜地增加，而且同樣我的心也痛得更厲害了。我的眼裏隻看見被工作摧殘了的憂愁的麵貌，我的耳裏隻聽見一片悲哀的哭聲，甚至在那些從前的愉快的麵貌上我也找到了悲哀的痕跡。我的眼前的黑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從報紙上我知道某一處有許多人在為饑餓而哭，某一處又有許多人像豬羊一樣被人屠殺，甚至最僻遠的地方也送來了悲慘的消息。這是大批的人的災禍。此外還有個人的不幸、謀殺、自勁糾紛、訴訟、失業……差不多每一條新聞都在訴說一段悲慘的故事。報紙上似乎發出了血的氣味。眼淚、呻吟、哭泣，簡直沒有終結。好像整個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裏了，無論在什麽地方都找不到一線的光明。我懷著一顆空虛的心到處彷徨。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標。我每夜立在盧騷的像前，對那個巨人訴說我的絕望，可是他永遠不能給我一個回答。
後來我不常到大學裏去了，圖書館裏也少了我的腳跡。我隻是到處彷徨，像一個沒有向導的盲人一樣，準備著失腳踏進那個不可挽救的深淵裏去。
我看著就要滅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個書鋪裏見到了一個意大利魚販子著的一本英文小說，裏麵有這樣的一段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
好像大雨住後的天空那樣，我的心豁然開朗了。我把這本小書買了回去，同時還買了兩三本跟這個魚販子有關的小書。我讀著，重讀著，我讀完了這個意大利魚販子的自傳，《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活的故事》。
在我的麵前突然出現了一個人，他開始向我敘述他的故事。他出生在陽光明媚的南歐的鄉村，在雙親的膝下一直生活到十三歲，後來被父親送到別處去當學徒，受了六年的苦，患了重病，才由父親接回家受母親的看護。他的病好了不久，母親卻病倒了。在她的病中一點輕微的聲音也會使她發生劇烈的痙攣，因此他不得不時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者過往的行人另走一條街，不要驚動他的母親。母親的病愈來愈重，父親同親戚都不敢挨近她，隻有這個二十歲的青年終日守在病榻旁邊盡力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兩個月不曾脫衣服安靜地睡過一夜。然而“科學沒有用，愛也沒有用”，她的母親病了三個月，終於死在他的懷裏。他親手把她放進棺材，埋葬了她。他不能夠在故鄉住下去了。他決定到那個所謂“希望之國”的美國去。臨行時他的父親悲痛得說不出一句話，他的妹妹痛哭。鄰居們都來看他。每個人都送來了一些希望的話，一些祝福，一串淚珠。他們成群地跟著他走了很遠的路。到了美國，他沒有一個朋友，孤獨地上了岸，帶著幾件破衣服，身邊隻有很少的錢。他後來在一家大飯店裏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個地獄似的廚房裏作十二小時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幾乎趕不上狗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可怕。“一扇窗也沒有，終日點著電燈。……在洗碟子、鍋、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結在天花板上，變成了大的水點，挾帶著灰塵和髒東西慢慢地落到人的頭上。在工作的時間裏，廚房真熱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殘湯剩菜都倒在桶裏，一桶一桶地堆在廚房旁邊，時時發出使人作嘔的臭氣。
汙水槽又不直接通到陰溝。汙水常常滿溢而倒流回來，流到地板上。廚房的中央有一根排水管，到晚上管子就會給堵塞住了，油水愈積愈高，人隻得在油膩的水中走來走去。”他害怕會得肺病，在那裏做了八個月以後就離開了。他四處漂遊，做了各種各樣的工作，最後做了一個魚販子。
他的故事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最後他又告訴我們他的精神生活：他在每天繁重的勞動以後又去探求知識。許多個晚上他伏在案頭讀書，在顫抖的煤氣燈光下一直讀到天明。他讀了各種各樣的書，常常跟著書中人一起流淚。天一亮他就合上書，把頭靠在枕上。並沒有多久，工廠中的放汽聲響了起來，他便拖著疲倦的身子到工廠或者礦裏去。
這樣他竟然變成了“全世界最優美的精神”，像小說《波士頓》的作者所描寫的。他在那本小書裏用了四頁的篇幅寫出他的精神生活與信仰：我心裏生長了愛的萌芽，我懷著人類愛的觀念……我在眾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眾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用我的誠實的汗掙來我的麵包。我的手上從不曾染過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極其清白的。
偉大的心靈常常來自人民中間。
這樣的一個人居然被捕了。他在三十二歲的時候，同一個朋友一起被捕。別人說他們是殺人的強盜，說他們在大街上搶劫別人的錢。法庭判決了他們的死刑，有如下的理由：他們有“犯罪的意識”；他們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掠奪製度；他們在歐戰時期不肯到法國去替美國資本家打仗，卻逃到墨西哥去；他們是下賤的外國人。第一次請求再審，被駁回了，……一連被駁七次，所有新的證據都一律抹煞了。被告律師最後根據真正凶手的自白，作第八次的請求，也沒有用。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罰”折磨了六年之後，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終於得到了最後的決定——七月十日，電椅。
然而反抗的呼聲起來了。各階層、各黨派的人從世界各地伸出了援救的手，發出要求“寬吮或者要求“正義”的我的生活裏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動。我每次翻讀那本魚販子的自傳，我的眼前就出現了囚室裏的景象，一個中年人的樸實的臉，濃濃的眉，安靜的眼光，濃密的須髭，接著又是一雙肥大的手遮住了一切。這雙肥大的手消失了以後，我的眼前又換了數不清的小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的手。這無數的手一齊揮動，成了一幅非常動人的圖畫。
街上到處貼著大張的廣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這個大題目下印了什麽“演講會”、“援救會”、“抗議會”的宣言和會議程序。這些廣告上常常有全世界景仰的學者的名字。在咖啡店的櫃台前或者公園的門口，我常常聽見人們激動地談起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的名字。在報紙上我看見許多人為他們募集了捐款。
於是我不再在盧騷的銅像前哀訴了。我不再是失了向導的盲人了。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經找到了我的向導。那個德丹監獄裏的囚徒，意大利的魚販子在我的眼前變成了比“日內瓦公民”還要偉大的巨人。“全世界中最優美的精神”如今不存在於大學裏、學院裏、書齋中、研究室裏了。他是在金圓國家的一個監獄內，一個刑事犯的囚室內。
於是我懷著感動而緊張的心情，像朝聖地的進香客那樣地虔誠，坐在我的寂寞冷靜的屋子裏，用大張的信紙將我的胸懷，我的悲哀，我的掙紮，我的希望……完全寫下來，寫給那個德丹監獄裏的囚徒。我的眼淚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箋上麵了。
信發出了，恐懼又來壓迫我了。我害怕我的信不會達到德丹監獄，我害怕金圓國家的人真會把他們燒死，雖然在全世界中有許多萬許多萬人要救他們的性命。報紙上關於他們的消息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在報上我常常讀到女人和兒童寫的動人的信。整個“不日之城”都因為這兩個人的生命騷動起來了。同時那個魚販子又不斷地從監獄裏寫信到世界各處，這些信都是不朽的崇高的文獻，裏麵充滿了生活的恐怖與美麗，每個人讀了都要流淚的。
七月十日逼近了，我的恐懼也增加了。我的眼前時常現出電椅的可怕的形象。這其間一個陰雨的早晨我得到了從波士頓寄來的郵件，除了一包書外，還有一封英文長信，一共是四張大的信箋，而且是兩麵寫的。我看見顫抖似的筆跡和奇怪的拚字法與文法，我的眼淚就流出來了。我熱烈地讀著這封信，聲音和手都抖得厲害，我每讀幾行就要停頓一下，因為有什麽東西堵塞了我的咽喉。
他的信是以感謝的句子開始的。他感謝我的同情和信任，他說：“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又說：“你必須再生活若幹慘痛的歲月，才可以懂得你給了垂死的老巴爾托以何等的快樂和安慰。”接著他又用誠懇的話來安慰我，勸勉我，叫我“要快樂起來，不要灰心”。於是他用他的有力的論證跟我談起現在社會製度的弊病和未來的革新，人類的進化和將來的趨勢。他又跟我談起但盯莎士比亞、巴爾紮克，以及別的許多人。他跟我談話像父親對兒子，哥哥對兄弟。他說他應該使我明白這一切，以後我才會有勇氣來麵對生活的鬥爭，不致感到幻滅。他叫我要忠實地生活，要愛人、幫助人。最後他還以兄弟般的快樂的心情擁抱我。
四頁信箋就這樣地結束了。我癡癡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夢。我把信拿在手裏，讀了又讀。我終於伏在桌上哭了。
從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標，而我也有麵對生活鬥爭的勇氣了。我說我要生活下去，而且要經曆慘痛的歲月，即使那個“全世界中最優美的精神”會消滅在電椅上，我也要生活下去，我要做他所叫我做的事。
這其間好的消息傳來了。麻省省長把那兩個無罪的人的刑期延遲了一個月，又聘請了一個“顧問團”來審查這個案件。這三個委員是現任哈佛大學校長、現任麻省工業專門學校校長和一個退職的老法官。希望來了。誰也不會相信哈佛大學校長甘心做殺人犯。大家以為他們一定會把兩個無罪的人救出來。有一天，我在一個咖啡店門前看見人們互相握手慶祝。他們以為公道就要出現了。這時候“寬吮與“正義”的呼聲更漫天地響了起來。
然而晴天裏忽然起了一個霹靂，禦用的學者們露出了他們的真麵目。一個哈佛大學出身的小說家寫信給他的校長說：“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個政治謀殺犯，而且還以一個殘酷愚妄的、反對人道與文明的罪惡來玷汙哈佛大學了。”一個大雜誌的主筆也說：“哈佛大學將來會被人稱為養成劊子手的地方了。”原來學者們審查的結果是——哈佛大學校長說：“總之……有罪；”麻省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說：“是的；”退職的老法官說：“法庭不應當受人指摘。”自然省長也同意他們的主張，他的決定接著也發表了。
八月十日來了，雖然“正義”與“寬吮的呼聲越來越響亮，然而在那邊，金圓國家裏的“貴族”們是聽不見的。決定的日子終於來了。波士頓的中夜是巴黎的早晨五點鍾，這個晚上不知道有若幹人流了眼淚，不知道有若幹人不曾闔眼。
我自己已經沒有眼淚可流了。我無目的地在街頭彷徨。在我的眼裏一切都好像是夢景。我望著“不日之城”的紅天，望著那兩個整日整夜哀鳴的聖母院的鍾樓。我一直徘徊到深夜。
我回到家裏不能夠閉眼。我找出了刊載那個鞋匠給他六歲女兒寫的信的報紙。我讀著：……我非常愛你，愛你哥哥，愛你母親。我若得和你們同住在一處，在一所小小的田莊上，跟你學習你的真誠的語言和溫柔的愛情，那就是我的艱苦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了。在夏天的日子我們都在家裏，我坐在橡樹的濃蔭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開始教你讀書寫字，或者看你在綠的田野上跳蕩，歡笑，唱歌，在樹叢中摘取花朵，從這一株樹跑到另一株，又從清朗、活潑的溪流跑到你母親的懷裏。我夢想我們一家人能夠過這樣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貧苦人家的小孩們都能夠快樂地同他們的父母過這種生活。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下層階級的夢魘已經使你父親的心靈變成非常愁苦的了。本來世間一切美與善的東西都是大自然母親給與我們大家的，為著讓大家自由享用。但是這個垂死的舊社會的人卻把我生生地從你哥哥和你可憐的母親的懷裏拖走了……我不能夠再讀下去。我想象著臨刑的一刹那。我想著那個從故鄉趕來巴黎，再越過大西洋去和她分別了十九年的哥哥訣別的女郎。我想著那個為著丈夫的生命奮鬥了七年的女人。我又把舊報紙找出來翻讀，無意間讀到了“援救會”的兩個電報。
一個是給鞋匠的：
剛剛讀了你給你小女兒的告別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動了。人家讀了這封信以後還能夠殺你嗎？我們愛你，我們懷著希望。
另一個是給魚販子的：
我們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我們不相信美國就會立在反對地位。你們要活下去。你的妹妹今晚上船，她應該來得及把你抱在懷裏，並且替我們來吻你。
我的心埃
這一晚終於過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沒有勇氣出去買報。一個人坐在家裏思索。朋友吳走了進來，並不敲門。他一把握著我的手，歡喜地、熱烈地說：“他們還活著。他們決不會死。”
我才知道昨晚臨刑前二十六分鍾，就是在全世界的良心萬分痛苦的時候，省長又宣布了延期十二天的決定。
“好一個‘希望的刑罰’，跟中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采用的差不多。”我冷笑道，但是仍然掩不住心裏的快樂。
朋友吳還抱著樂觀主義，他誠懇地、快樂地對我說：我給你擔保，他們不會殺死這兩個人。”他的眼裏閃著發光的東西，他喜歡得流淚了。
於是我又經曆了十二天的希望與恐懼。
希望一天一天地淡了。在各處我都看見那個可怕的陰影。
“不日之城”被一種空幻的色彩籠罩著，人和物都好像在夢裏一樣。在我的耳邊依舊響著“正義”與“寬吮的呼聲。但是聲音比從前抖得厲害了，裏麵充滿了眼淚和憤怒。在街頭，在咖啡店裏，在公園內，在各處，人們常常用帶淚的聲音談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個巴黎，整個享樂的巴黎都為那兩個人哀哭了。
我一生也曾經曆過不少慘痛的日子，也許還要經曆更長久的時間，更慘痛的歲月。但是我從來沒有像在這十二天裏而這樣地懂得生活的美麗與恐怖的。
希望完全失掉了。總統釣魚去了。省長玩高爾夫球去了。
聯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個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們還能夠有什麽希望呢？法律是要執行的。在全巴黎的悲哀、恐懼與騷動中我度過了這個痛苦的夜晚。
我沒有夢，我也不能夠有夢了。
我害怕看見第二日的天明。
陽光射進我的窗戶，我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癡癡地望著窗玻璃，不明白我是在什麽地方。我半昏迷地出去買了一份報紙。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我看見下麵的一些大字：全世界的良心從沒有像今天早晨兩個無罪的人被害的消息傳來時這樣地空虛的。
我幾乎要把報紙落在地上了。
我又讀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優美的精神”在波士頓，查爾斯頓監獄裏滅亡了。
我連忙回到旅館，朋友吳已經在我的房裏了。他把頭伏在報紙上，聽見我的腳步聲，便抬起頭來對我說了一句：“他們死了。”他忍不住哭起來。
我不回答，我隻是咬著嘴唇，接著是一陣難堪的沉默。
“七年前法律說他們的舉動像罪人一樣，便發見他們犯了謀殺罪。然而在臨死時他們的舉動又跟曆史上的另一個人（耶穌）的舉動一樣，而且也像他那樣地說：‘我寬恕你們。’可惜太遲了。沒有重新判決的機會了。”朋友吳忽然翻開他帶來的報紙用抽泣的聲音讀出了上麵的一段話。他又接連地說了兩句：“可惜太遲了，”便站起來摸出手巾揩眼淚。
他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在屋裏。我沒有出門，我也不想吃飯。我寫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這個消息，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訴所有我的朋友。我要向全世界大聲說：“兩個無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還在寫信，朋友衛氣咻咻地推了門進來。我不見他有一個多星期了，很奇怪他為什麽在這夜深跑來，而且衣服淩亂，頭發飄散，麵孔通紅，他那副平日離不掉的寬邊眼鏡也沒有了。
“什麽事？你這個樣子？”等他坐好我便問道。
“我才知道法國政府也是站在殺人犯那邊的，”他憤憤地說。
我驚奇地望著他。
“我跟著朋友們到美國領事館去示威……那麽多的人……擠滿了好幾條街……群眾大聲叫著‘殺人犯’。聲音跟響雷一樣……警察保護著領事館，要群眾散去。……後來起了衝突，秩序亂了……幾個報攤子也被擠倒了……大隊的警察趕來解散群眾……我和吳被擠到一個咖啡店裏，接著又來了一些參加示威的人……忽然這個咖啡店被包圍了。大隊警察守在門口叫裏麵的人全出去。出去一個打一個，所有的人都挨了警察的警棒。……我看見吳挨了幾下打。我跟警察衝突起來。後來我跌倒在地上。他們用腳踢我。我剛起身，就被一群人擁起走了。我的眼鏡也不知道落在什麽地方。……我去找吳。我看見一個警察在追他。他嚇得亂按人家的門鈴。
……後來他找到我了。我看見他很萎頓，便把他送回家，然後到你這裏來。……我倒沒有受傷……那些狗。……”憤怒堵塞了他的咽喉。
我們對望著，我們用眼睛表示了不能用語言表達的感情，我們互相了解了。
聖母院的鍾突然哀鳴起來，已經到了中夜。
“衛，回去罷，”我短短地說。
他突然站了起來。他伸出手，把我的手緊緊地握祝他用極其堅定的聲音說：“金，我們還要活下去，我們還要活更多的年月，我們還要經曆更慘痛的歲月，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一晚罷。”
他毅然地去了。
如今四年又過去了，朋友吳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他是被傷寒症毀了的。他故鄉的家裏還剩下年老的母親和年輕的妻子，我不知道她們靠什麽生活。朋友衛還在巴黎，我不得他的消息也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現在生存或者已經死亡。我自己呢，我飄泊了一些地方，我又回到山明水秀的江南。我經曆了多變化的生活，我有過好夢，我也有過夢魘。而且我也有過——“原野的新綠，海洋的碧波，花的香，果的甜，湖水裏映出的藍天，歌唱的激流，微語的小溪，山穀和峻嶺，神秘的黎明，玫瑰色的晨光，美麗的月亮，落日，黃昏，星夜，”如那個魚販子所曾有過的。但是無論在什麽地方，在什麽時候，我總不能夠忘記那個給了我巨大影響的人。每一想起他，我就被一個思念折磨著：我辜負了我的“先生”，我忘記了他教給我的話，我並不曾履行我給他的諾言。我把四年的光陰完全浪費掉了，也許我將來還會浪費掉更多的光陰。然而我的美麗的青春快要完結了，它是不會再來的了。
在這種情形下麵我接到蔡從遠迢迢的美洲寄來的“先生”的通信集，我能夠不流眼淚麽？
寫作生活底回顧
民國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我和朋友衛在上海上船到法國去。在印度洋舟次我給一個敬愛的朋友寫信說：“我現在的信條是：忠實地生活，正直地奮鬥，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上帝隻有一個，就是人類。為了他，我預備貢獻出我的一切……”二月十九日我便到了巴黎。
朋友吳在拉丁區的一家古舊旅館底五層樓上給我和衛租了房間。屋子是窄小的。窗戶整日家開著，下麵是一條寂靜的街道，那裏隻有寥寥的幾個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從窗戶裏也可以望見人們在那大開著的玻璃門裏進出。
但我卻沒有聽見過酗酒或賭博底鬧聲。正對麵是一所大廈，這古老的建築，它不僅阻止了我的視線，並且往往給我遮住了陽光，使我底那間充滿著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變得更憂鬱，更陰暗了。
除了衛和吳外，在這城裏我還有三四個朋友。有時大家聚會在一起，我們也有歡樂的談話，或者熱烈的辯論。我們都是彼此了解的，但是各人有各自的事務，不能夠天天聚在一處。衛又喜歡整天到圖書館或公園裏去。於是我就常常被留在那墳墓般的房間裏，孤零零的拿破舊的書本來消磨我的光陰。
我的生活是很單調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殘留著寥落的枯樹的盧森堡公園裏散步，晚上到AllianceFrancaise補習法文。白天就留在家裏讓破舊的書本來蠶食我底青年的生命。我在屋裏翻閱那些別人不要讀的書本。常常在一陣難堪的靜寂以後，空氣忽然震動起來，街道也震動了，甚至我底房間也震動了，耳邊隻是一片隆隆的聲音，我自己簡直忘了這身子是在什麽地方，周圍好像發生了一個絕大的變動。漸漸地鬧聲消滅了。經驗告訴我是一輛載重的汽車在下麵石子鋪砌的街道上馳過了。不久一切又複歸於靜寂。
我慢慢兒站起來走到窗前，伸了頭出去看那似乎受了傷的街，看那街角的咖啡館店，那裏也是冷靜的，兩三個人在那裏喝酒哼小曲。於是我底心又被一陣難堪的孤寂壓倒了。
晚上十一點鍾過後我和衛從AllianceFrancaise出來，腳踏著雨濕的寂靜的街道，眼望著杏紅色的天空，望著兩塊墓碑似的聖母院底鍾樓，那一股不能熄滅的火焰又在我底心裏燃燒起來。我底眼睛開始在微雨的點滴中看見了一個幻境。
有一次我一個人走過國葬院旁邊的一條路，我走到了盧騷底銅像底腳下，不覺伸了手去撫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撫摩一個親人，然後我抬起頭仰望著那個拿著書和草帽的屹立著的巨人，那個被托爾斯泰稱為“十八世紀的全世界底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會兒，我忘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底沉重的腳步聲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什麽一個世界裏的時候。
每夜回到旅館裏，我稍微休息了一下這疲倦的身子，就點燃了煤氣爐，煮茶來喝。於是聖母院底悲哀的鍾聲響了，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
在這樣的環境裏過去的回憶又繼續來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動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鬥中的朋友，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紮，我想到那過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著痛。那不能熄滅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為了安慰這一顆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開始把我從生活裏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每晚上一麵聽著聖母院底鍾聲，我一麵在一本練習簿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裏我就寫成了《滅亡》底前四章。
漸漸地我底生活變得有生氣了，朋友也漸漸多起來，我從他們那裏借到了許多寶貴的書籍，我隻擔心每天沒有夠多的時間來讀完它們，同時從E．G．，M．Nettlau他們和我往來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我便把我底未完的小說擱起來。我沒有工夫再寫小說了。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讀到巴黎各報的號外知道我所敬愛的那個魚販子（就是《滅亡》序裏說到的“先生”）和他底同伴被燒死在波士頓查爾斯頓監獄裏的時候，我重讀著他寫給我的兩封布滿了顫抖的字跡的信，聽著外麵無數的人底隱約的哭聲，我又從破書堆裏翻出了那本練習簿，繼續寫了《滅亡》底十七，十八兩章，以後又連續寫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
過後我底時間就被一些經濟學書占去了，接著我就用全副精神來讀克魯泡特金底著作，尤其是那本《倫理學底起源及發展》，我開始翻譯它，而且為了翻譯它的緣故我又不得不讀起柏拉圖、亞裏斯多德諸人底著作來。我甚至讀熟了《聖經》。我已經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說稿了。
第二年（一九二八）的夏季，是在馬倫河岸上的一個小城裏度過的。我在那時候過著比較安舒的生活。這城裏除了我外還有兩個中國青年，他們都是我底好友。我們寄宿在一個中學校裏麵。那裏是安靜而和平。每天早晨和午餐後我一個人要走過一道小橋，到河邊的樹林裏去散步，傍晚我們三個聚在一起沿著樹林走到更遠一點，大家暢談著各種各類的話，因為在那裏談話是很自由的。
一個晴明的上午我挾了一本Whitman底詩集從樹林中散步歸來，接到了一封經過西伯利亞來的信，這是我大哥從成都寄的。信裏充滿著感傷的話，大哥是時常這樣地寫信的。
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讀了。我不覺回想到從前做孩子的時候我和他在一起度過的光陰。我愛他，但我不得不永久離開他。我底苦痛是很大的，而他底被傳統觀念束縛著的心卻不能夠了解。我這時候苦痛地思索了許久，終於下了一個決心。我從箱子裏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說稿，陸續寫了第七，第九，十三，三章。因為那時我已經譯完了《倫理學》底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臘的哲人和羅馬的聖徒。我有時間來寫小說了。
後來根據一個住在南方的朋友的來信，我又寫了《滅亡》底第八章《一段愛情的故事》。這朋友是我所敬愛的，他底愛情裏的悲歡也曾引起我底共鳴。我很抱歉我把他底美麗的故事送給了像《滅亡》裏的袁潤身那樣的人。所以回國以後我又把那故事改寫成了一篇題作《初戀》的短篇小說來獻給他。
以後這工作就沒有間斷了。每天早晨我一個人在樹林裏散步時，我完全沉溺在思索裏。土地是柔軟的，林外是一片麥田，空氣中彌漫著甜蜜的麥子香，我踏著爬蟲，聽著鳥聲，我底腦裏卻現了小說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底眼前活動，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細微的情節。傍晚在和朋友們散步談話中，我又常常修正了這些情節。（下午的時間就用來譯書和讀書。）夜靜了，我回到房裏就一口氣把它們寫了下來。不到半個月的工夫我就寫完了《滅亡》底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這五章。
這樣我底小說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寫的時候，我加進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後又添了一個結尾。我用五大本硬紙麵的練習簿把它們容納了。我底兩個朋友中的那個研究哲學的很高興地做了我底第一個讀者。他給了我一些鼓勵，但我還沒有勇氣把這小說稿寄給國內的任何書店去出版。我隻想自己籌點錢把它們印出來給我底兩個哥哥翻閱，還送給一些朋友，恰恰這時候國內一個朋友來信說願意替我辦理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麵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們封好掛號寄給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後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們三個人又同車回到巴黎去過那熱鬧的生活。過了兩月上海那個朋友底回信到了。他說稿本收到，如今正在翻閱。我也不曾去信催促他。
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個朋友處看見《小說月報》上麵的預告，知道我底小說被采用了。那朋友違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給《小說月報》底編者，使它有機會和一般讀者見麵，我覺得我應該感謝他。然而使我後來改變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還陷在文學生活裏而不能自拔，使我把青年的生命浪費在白紙上，這責任卻也應該由他來擔負。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譯了幾本書，翻譯《倫理學》下卷底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賓諾沙，康德，叔本華諸位底堅硬的鐵門。這樣弄昏了我底腦筋。我沒有寫小說，而且我也不想寫小說了。
第二年我才寫了一本《死去的太陽》，和那一個叫做《房東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據一個朋友底敘述寫成的，自以為都寫得很不如意，有些掃興，而且那些時候又忙著讀書，覺得我這人不宜於寫什麽小說。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變了我底心思：在一個七月的夜裏，我忽然從夢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見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邊也響著一片哭聲。我不能夠再睡下去，就爬起來扭燃電燈，在寂靜的夜裏我寫完了那題作《洛伯爾先生》的短篇小說。我記得很清楚。我擱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我走到天井裏去呼吸新鮮空氣，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淺藍色的天空裏正掛著一片燦爛的雲霞，一些麻雀在屋簷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這樣開始了短篇小說底寫作以後，在這一年裏我又寫了《複仇》，《不幸的人》，《亡命》，《愛底摧殘》……等九篇。
這些文章都是一種痛苦的回憶驅使著我寫出來的。差不多每一篇裏都有一個我底朋友，都留著我底過去生活裏的一個紀念，現在我讀著它們，還會感到一種溫情，一種激動，或者一種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亞麗安娜》兩篇是我所最愛的，它們表現著當時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底苦痛。亞麗安娜，這個可敬愛的波蘭女革命家要回到華沙去。那一天我和吳替她提著箱子把她送到一個朋友家裏，我們帶著含淚的微笑和她握手，說幾句祝福的話語，就這樣分別了她。當她底背影在一個旅館底大門裏消去的時候，我底精神被一種崇高的感情沐浴著，我底心裏充滿著一種獻身的渴望，但願我能夠有一千個性命用來為那受苦的人類犧牲，為那美麗的理想盡力。我底眼裏貯滿著這青年女革命家底豐姿，我和吳進了聖母院這古建築，登上了那高聳的鍾樓。站在那上麵，我俯瞰著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賽納河，它們變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剛才別過的異國女郎，我想起了華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們底運動，我想起了這個大城市在近兩百年間所經曆過的一切，我不覺感動到流下眼淚來。我顫抖地握著吳底手誠懇地說：“吳，不要失望，我們底理想一定會勝利的。”這時候他正用著留戀的眼光看那躺臥在我們下麵的巴黎，他便掉過頭來回答我一個同誌底緊握。他忘記了他自己和亞麗安娜一樣，也是因了國際大會底事情被法國政府下令驅逐的人。
以後因了驅逐令延緩了一些時候的緣故，我們還和亞麗安娜見過麵，吳和她過往得很親密。後來吳回了國。她也離了巴黎。我就再沒有得過她底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從一個朋友那裏知道一點她離開巴黎以後的消息，我便帶著悲痛的懷念續寫了《亞麗安娜·渥柏爾格》。甚至到現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別的那一天的情景，我還感到心情的高揚。我感激她，我祝福她，我願把那小說獻給她。
翻過來就是一九三一年。連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這一年的光陰差不多完全貢獻在寫作上麵去了。每天每夜熱情在我底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條鞭子抽著那心發痛，寂寞咬著我底頭腦，眼前是許多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底受苦和我自己底受苦，它們使我底手顫動著，拿了筆在白紙上寫黑字。我不住地寫，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寫，日也寫，夜也寫。好像我底生命就在這些白紙上麵。環境永遠是如此單調的：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裏，麵前是那張堆滿了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送陽光進來的窗戶，還有那張開始在破爛的沙發（這是從吳那裏搬來的）和兩個小小的圓凳。這時候我底手不能製止地迅速地在紙上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底筆來申訴他們底苦痛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圍的一切。我簡直變成了一副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踞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麵蜷伏在那裏激動地寫字。
在這種情形下麵我寫完了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家》（《激流》底第一部），八九萬字的《新生》（《滅亡》底續篇）和中篇小說《霧》以及收在《光明》裏麵的十多個短篇。
因了這些文章我又認識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迫我寫出更多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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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書庫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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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麗安娜·渥柏爾格
想不到我會在故都遇見成，更想不到會從他的口裏聽見亞麗安娜這個美麗的名字。
三年前的冬天我從溫暖的南國回到了上海，住在閘北寶山路一個陰暗的亭子間裏。在一個陰雨的早晨，我想起了在巴黎遇見的那個波蘭女郎，一股火焰在我的心裏燃起來。我的心沒法平靜下去，我的回憶要我寫。我就寫了那篇題作《亞麗安娜》的短篇小說。
在那篇小說裏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事實。亞麗安娜就是那個波蘭女郎的名字，吳是我的一個朋友，金自然是我。那時我到巴黎不久，吳和亞麗安娜就因為所謂國際大會的事情被法國政府驅逐了。這件事情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
一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到吳的房裏去，接著亞麗安娜和她的男朋友杭可來了。據說杭可就是她的愛人。他們跟吳談了許多話，神情很緊張。從他們的談話裏，我知道那天的大會被警察解散了，警察還查看了每個到會的人的居留證。嚴厲的處罰在等著他們，這是不會久待的。我看出來他們都沒有恐懼，尤其是亞麗安娜，她在談話時候常常露了笑靨，我注意地看她，這是一個身材細小的女郎。她有一頭濃密的金絲發，兩隻藍色的大眼睛，一張紅紅的圓臉。這些都是一個普通的波蘭少女所常有的。吳告訴過我，她剛剛二十歲。
第二天偵探到旅館裏來搜查吳的房間。後來聽說亞麗安娜的房間那天也被偵探光顧過。以後幾天就沒有什麽動靜了。
於是一個早晨，吳突然被傳到警察廳去，領取驅逐出境的命令，繳還居留證，給人強迫著打了手印，照了像，限期三天內離開法國。許多人都得到同樣的處罰，亞麗安娜自然不是例外。
吳從警察廳回到旅館來就忙著寫信，又忙著出去會朋友。
亞麗安娜來了，她送來寫給吳的信。從那封信裏我們知道她要回到波蘭去。波蘭雖是她的故鄉，然而她是一個被通緝的人。她要是在波蘭給人捉住，至少得關上好幾年。我們不願意她回去，但是又沒法阻止她。吳自己的悲哀也是很大的。他寫給好些法國朋友的告別信上都說：“我要離開法國了，我愛這個地方，而且我永遠愛它。”我的悲哀也很大，失掉了這些朋友，我在巴黎的生活就更寂寞了。
吳讀了亞麗安娜的信，默默地坐在桌子旁邊，用他那憂鬱的眼光看我。他感到寂寞的時候，他常常是這樣的，我知道。第二天下午吳就約我去給亞麗安娜送行。在第六區的一家旅館裏，我們找著了她。除了亞麗安娜外我們還看見兩個年輕的女人。這一次會見的情形，倒有點像我在小說《亞麗安娜》中所描寫的，但是小說裏隻有一部分是真的事實。小說裏提到我們把亞麗安娜送到火車站。事實上，我們送她到一個朋友住的旅館，就跟她分別了。
分別的時候，吳把手裏的小皮箱交還給亞麗安娜，我也把手裏提的遞還給她。我們緊緊地握了手，三個人望著，大家微微一笑，不說aurevoir，卻說了adieu。那時候我的心情是沒有文字、沒有語言可以形容出來的。我覺得熱情在我的身體裏滿溢，要奔放出來，要把我的全身脹破。
我和吳癡癡地立在人行道上，望著亞麗安娜的背影在旅館的大門裏消失了。
“金，我們到賽納河邊走走罷，”吳忽然用留戀的聲調說，“巴黎是很可愛的，可是我後天就不得不走了。”
我能夠拿什麽話來安慰吳呢？我並不像吳那樣愛巴黎，然而我覺得我也很了解吳的心情。我不能不回答他。我就說：“不要緊，法國政府會收回命令的。不然你到了比國還可以偷偷地回來。”因為這時候巴黎幾個進步的律師正在向警察廳交涉，要求延長執行驅逐令的期限。
“三個西班牙革命黨人在巴黎監獄裏絕食，已經過了一個星期了，還沒有人理他們。你想我們的事情有希望嗎？”吳大聲說，聲音裏充滿了悲憤。
是的，三個西班牙革命黨人的事情，這時候正激動著全巴黎的良心。他們沒有什麽罪名，不過是西班牙國王亞爾豐瑣的仇敵，亞爾豐瑣到巴黎來，他們就給法國警察逮捕了，他們的兩百多個同鄉就被驅逐出境，說是為了保障西班牙國王的安全。但是亞爾豐瑣回國以後，忽然從阿根廷送來了公文，說他們在那裏犯了普通的刑事罪，要求法國政府引渡他們。為了反抗這種法律的謀害，他們就在獄中實行同盟絕食。這件事情就跟轟動全世界的沙柯、樊宰底的事件一樣。剛剛在幾天前，美國的紳士們最後一次判決了沙、樊兩人的死刑，準備結束那六年來的激烈的鬥爭。
整個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沉淪在反動的深淵裏了，到處充滿著壓迫、苦惱、流血，我們就看不見一線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們的年輕的心被寂寞、被離別的情緒所苦惱著。
賽納河畔的情形跟平日沒有兩樣，長排的舊書攤，擾攘的行人，聖母院的鍾樓……可是這些都跟我沒有關係了。我所看見的隻是我的心，我所聽見的也隻是我的心。
“我們到聖母院裏麵去看看。我在巴黎住了這幾年，還沒有到鍾樓頂上去過，”吳的交織著留戀和悲哀的聲音，又在我的耳邊響起來了。
我抬起頭來，才注意到兩塊墓碑似的聖母院的鍾樓，我們正迎著它們走。那兩個鍾樓，我知道，雨果的小說裏的教士就是從鍾上麵跌落到街心來的。聖母院，我還記得，在一本關於巴黎公社的著作（大概是愛利·邵可侶的日記罷）裏說過當時有人在聖母院裏麵發現了幾百具因奸情被殺害的貞女的屍體。而且我在拉丁區的旅館裏，還整天整夜地聽見從那裏送出來的鍾聲。
“好罷，”我這樣應著，就跟著吳走到那裏去了。我們進了大門，從下麵沿著階梯一直走到最高的鍾樓頂上，我沒有說一句話。
“看，巴黎是這樣美麗的。”吳站在石欄杆前麵，望著下麵整齊的、模型似的街道說。
他這時候的心情，我想我是能夠了解的。我也把眼睛望下麵：這裏是賽納河，一道一道的橋橫架在河上，河裏有船經過，煙囪不斷地一伸一曲；那裏是聖米雪爾大街，車輛和行人就像玩偶似地在那裏移動。我的眼睛好像在看一幅圖畫。
但是畫麵上四處都擺了那張同樣的少女的麵孔，一頭金發給那張麵孔鑲了金邊。那個波蘭女郎的麵影又占據了我的腦子。
接著我又想到那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艱苦的鬥爭，和我們已經付出了的代價。我忽然流下了眼淚來。
這並不是悲哀的眼淚，就在那時候我也不是絕望的。我想到過去的鬥爭和犧牲，隻有感激。我願意把我自己無條件地貢獻給自由的祭壇。我心裏的犧牲的火給那個波蘭女郎點燃了。
這一天終於過去了。亞麗安娜沒有走，吳也沒有走。法國政府並未撤消驅逐的命令，不過將期限延長了一些時候。起初是一月，以後又是一月，這其間杭可先回到了波蘭，亞麗安娜搬到巴黎郊外霞微爾去住了一些時候，和吳發生了像我在小說裏所描寫的愛情。但是不久她就離開了巴黎，那時我已經在哀斯納省了。再過兩三個月，吳也就動身回國。等我再到巴黎的時候，亞麗安娜的名字已經沒有人提起了。
那個可敬愛的波蘭女革命家就像流星似地飛下天際不見了。後來我回到中國，見到吳，連吳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那還是一九二七年的事情。誰知六年後的今天，亞麗安娜的名字在我的記憶裏已經模糊了的時候，成卻無端地提起她來，而且從他的口裏我又知道了下麵的事實，也就是我所想知而未知的她的身世。
“我還為她寫了一首詩。那時她正患肺病躺在蒙伯裏城的醫院裏。”成用一種充滿懷念的聲音開始了他的敘述。我們正在一條大街的人行道上走著。
他的話像一陣狂風吹起了我心裏的波濤。那激動，那驚訝，我找不出話來形容。
亞麗安娜有了下落，這是一個好消息。但是像她那樣活潑的少女會患肺病，我不相信。
“她讀了我的詩，就寫了一封很長的回信——”“這封信在什麽地方？可以給我看嗎？”我聽見說有這樣的信，就忍不住打斷了成的話。
“我留在巴黎了，那是一封很動人的信，”成歎息地說。我的喜悅又被他的話趕走了。
“她的身世你知道嗎？”成忽然改換語調問道。
“我不知道，”這幾年來我想知道她的身世，卻沒有人能夠告訴我。
“她生長在華沙，是一個很聰明的女郎，她成熟得很早，在十四歲的時候就參加了社會運動。最初喚醒她的人是一個青年學生。她愛他，就做了他的情人。但是打擊來了，她所敬愛的人死在華沙的絞刑台上。”
成說到這裏略略停頓了一下。他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曾在歐洲各國的革命者和亡命者中間生活過，他敘述這些事情，絕不能夠沒有一點感動。
“她自己說：‘從此我就把愛的門關上了。任憑什麽人來叩門，我也不給他打開。這許多年我就不曾為誰開過這扇愛的門。’“她接著又說：‘然而人生也需要快樂。我們這種人不會有長久的生命。我活著就有享受快樂的權利。所以我要找男人。跟我發生過關係的男人不止一個。但是說到愛情，那隻是一場夢。我不需要任何男人的愛情。我愛過的就隻有那個死了的學生，他是我最初的愛人，也是我最後的愛人了。’……”成說到這裏，聲音有些苦澀了。我知道是過去的事情攪亂了他的心。那個波蘭女郎的靈魂的一隅曾經為他開過，現今又因為他而在我的眼前打開了。我覺得我現在更了解她了。
“她的回信裏還說：‘我愛你的詩，不愛你這個人。’我後來寫過好幾封長信給她，她回信都說：‘我謝謝你的信，我真愛你的信。’她永遠不說愛我這個人的話。後來我不寫信了。
她卻常常來信叫我不要對她殘酷。我臨走時，她說不到車站送我，可是我一到車站，她已經先到了那裏等我了。她對我說‘成，我不愛你。我不能夠為你打開愛的門。’然而我卻用一顆炸彈把那扇門給她炸開了……”成不能夠再說下去，他差不多要哭出聲來了。
這一次我並沒有流淚。但是我卻在心裏哭了。我沒有悲哀，沒有憐憫。不，我們每個人不是都扮演過這樣的悲劇麽？
我們不是都為了某種原因就把愛的門關閉了麽？犧牲是不會完結的。我們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最寶愛的東西獻到那個祭壇上去。亞麗安娜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但是她一生已經給人留下不少“含淚的回憶”了。這眼淚是感激的眼淚，這是灌溉靈魂的春雨。
“回國以後我就沒有跟她通過信了。你知道她如今在什麽地方？你有她的通信地址嗎？”過了一會兒，成忽然懷著希望地問我。
“我不知道，我正要問你呢。”我的回答不僅趕走了成的希望，同時也把我自己的希望毀滅了。
像一股電光，亞麗安娜的麵影在我的眼前一亮，但是馬上又消滅了。
肺並醫院、學生、愛的門，這些字眼輪流地在我的腦子裏打轉。我的腦子開始痛起來。我無意間把眼睛掉向街心看，恰恰吹來一股風，灰塵就迷住了我的眼睛。
“你還記得她的姓嗎？……渥柏爾格，亞麗安娜·渥柏爾格。”成的充滿懷念的聲音依舊在我的耳邊溫和地響著。
晚上我在成的家中讀了他為亞麗安娜寫的詩，回來在寄寓裏做了一個夢：我在一份法文雜誌上看見了亞麗安娜在華沙受絞刑的消息，雜誌上有她的照片，也有她的信劄，就是那封給成的長信。在信裏果然有這樣的話：我把愛的門關上了。任憑什麽人來叩門，我也不給他打開。
於是我醒過來了。時間是在半夜。房裏靜得跟墳墓裏一樣，暗得看不見牆壁，外麵隻有風聲。風吹得樹葉響，就像在落雨。寂寞和淒涼的滋味搗著我的心。我躺在床上，鋪蓋壓住我，使我不能夠動彈，我仿佛已經死過一次了。
我絕望地念著亞麗安娜的信上的話。我絕望地問：“她果然還活在人間嗎？她果然還會回到我們中間來嗎？”沒有人回答我。
我知道夢裏所見的隻是幻象。但是這一刻我卻不能不祈禱著她安全地回到我們中間來。假苦她還活著的話，我願風把我的祈禱帶到她的夢裏去，讓她也知道這個時候有一個年輕人帶著感激的眼淚在懷念她。
我底眼淚
正是在舊曆新年，我接到了朋友蔡從遠迢迢的美洲寄來的書，這是兩個意大利人（一個鞋匠和一個魚販子）的書信集。淡黃色的封套上麵印了某雜誌的評語，讀出來是：“不預備為著生活的恐怖與美麗一哭的人就不要讀它。”
可是我還不曾翻開書頁，我還不曾讀到書中的第一句話，我的眼淚便流出來了。不能夠忘掉的四年前的舊事又來到了我的心頭。我仿佛回到過去那些日子裏去了。
那時我住在巴黎拉丁區一家旅館的五層樓上。不論是在白天或者黑夜我都把窗門大打開。下麵是一條清靜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從我的窗裏可以望見人們在大開著的玻璃門裏進出。正對麵聳立著一座高大的樓房，它不但攔住了我的視線，還給我遮住了陽光，使我的房間裏變得更憂鬱、更陰暗了。
我出生在溫暖明媚的國土，我又來自山明水秀的江南，現在我卻定居在這個不日之城，又是在這陰雨連綿的時候。
在這個城裏我也有幾個朋友。他們常常來看我，有時候一個來，有時兩三個來，有時五六個一齊來，我們便有一個歡樂的聚會，使我暫時忘記了寂寞。但是這樣的事一個星期裏也隻有兩三次，因為朋友們都有自己的事：有的在大學裏讀書，有的在工廠裏作工。晚上在朋友們不來或者來了又去的時候，我的心就被一陣難堪的孤寂緊緊抓住了。充滿了煤氣臭的屋子變得更氣悶。我從窗戶望出去，高聳的古建築物擋住了一切，下麵躺著雨濕的街道，陰暗而清靜。有時候在一陣靜寂之後忽然空氣震動了，街道震動了，連我的房間也震動了。耳邊隻是一片隆隆的聲音。如果有人在房裏談話，我也聽不見他的聲音。我隻有等待著。並不要多久，這些聲音就消失了。經驗告訴我：一輛載重的卡車又過去了。一切又回到靜寂裏來。我立在窗前，埋下頭看那在微暗燈光下的街道，或者街角的咖啡店，聽人們在說話或者偶爾經過的男女在哼小曲，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在另外一個世界裏麵。
不知道什麽緣故，我的心裏突然變得很空虛了，好像胸膛裏並沒有什麽東西存在一般。無論如何我不能在房裏停留下去，似乎多留一刻就會使身子僵硬。於是我拿了帽子，披了外套，急急地跑出房門，下了樓梯走到街心去。
立在街心，我不知道應該到什麽地方去。我躊躇了。我呆呆地立著，帽子遮住了我的頭，外套保護了我的身體。但是雨點還時時向我的臉飄來，我終於向咖啡店那邊走了。
進了咖啡店，我似乎感到一陣溫暖。我立在櫃台前要了一杯黑咖啡，一麵望著旁邊幾個穿粗布工衣的人的誠實的臉，我把杯裏的咖啡喝光了，付了錢又踉蹌地走出來。雖然咖啡店裏有亮光，有溫暖，有人聲，但是我卻一點也不顧惜地拋棄了它們，向著清靜的、陰暗的、雨濕的街中走去。我究竟去追求什麽呢？我自己也說不出來。
我隻是無目的地走著。街上隻有寥寥的三兩個行人，尤其是國葬院旁邊一段路最清靜，而且有點陰森可怕。我走過國葬院前麵，走到盧騷銅像的腳下。我撫摩那個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起頭仰望那個屹立的巨人，喃喃地說了許多話。這些話的意義我自己也不明白，不過我知道話是從我的心裏吐出來的。在這裏，在這一個角落裏，並沒有別人，隻有那個手裏拿著書和草帽的“日內瓦公民”和我。
一直到聖母院的沉重、悲哀的鍾聲響了，我才踉蹌地站起來，向著熱鬧的聖米雪爾大街的方向走了。
我走著，在微雨下麵走著，我不想到什麽人家裏去，也不想找人談話。我走過熱鬧的街，我也走過清靜的街。我看見了不少的人，許多愉快的麵貌在我的眼前過去了，接著又有許多憂愁的麵貌。在我的耳邊響起來咖啡店的音樂、笑語和歌聲，同樣我也聽見悲哀的談話和訴苦。
這一切於我是親切的，但又是陌生的，它們增加了我的心痛。這個城市並不是壞地方。但是我在這裏卻是一個陌生的人。我找不到我所追求的東西。每個人，每所房屋對我都保守著秘密，無論是歡樂或愁苦，他們都不肯同我分享。我彷徨著，好像一個失掉向導的盲人一樣，一直走到快要迷失了方向，我才絕望地回到自己的住處去。
像這樣的事在我也並不是偶然的。白天我也進大學去聽課，到圖書館裏去抄書。我想在課堂裏和書本上找到一點東西，結果依舊剩下我這顆空虛的心。夜裏，沒有朋友來的時候，寂寞便突然襲來，我又像盲人一樣地在街中彷徨。我的孤寂一夜一夜地增加，而且同樣我的心也痛得更厲害了。我的眼裏隻看見被工作摧殘了的憂愁的麵貌，我的耳裏隻聽見一片悲哀的哭聲，甚至在那些從前的愉快的麵貌上我也找到了悲哀的痕跡。我的眼前的黑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從報紙上我知道某一處有許多人在為饑餓而哭，某一處又有許多人像豬羊一樣被人屠殺，甚至最僻遠的地方也送來了悲慘的消息。這是大批的人的災禍。此外還有個人的不幸、謀殺、自勁糾紛、訴訟、失業……差不多每一條新聞都在訴說一段悲慘的故事。報紙上似乎發出了血的氣味。眼淚、呻吟、哭泣，簡直沒有終結。好像整個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裏了，無論在什麽地方都找不到一線的光明。我懷著一顆空虛的心到處彷徨。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標。我每夜立在盧騷的像前，對那個巨人訴說我的絕望，可是他永遠不能給我一個回答。
後來我不常到大學裏去了，圖書館裏也少了我的腳跡。我隻是到處彷徨，像一個沒有向導的盲人一樣，準備著失腳踏進那個不可挽救的深淵裏去。
我看著就要滅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個書鋪裏見到了一個意大利魚販子著的一本英文小說，裏麵有這樣的一段話：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口都有麵包，每個心靈都受到教育，每個人的智慧都有機會發展。
好像大雨住後的天空那樣，我的心豁然開朗了。我把這本小書買了回去，同時還買了兩三本跟這個魚販子有關的小書。我讀著，重讀著，我讀完了這個意大利魚販子的自傳，《一個無產階級的生活的故事》。
在我的麵前突然出現了一個人，他開始向我敘述他的故事。他出生在陽光明媚的南歐的鄉村，在雙親的膝下一直生活到十三歲，後來被父親送到別處去當學徒，受了六年的苦，患了重病，才由父親接回家受母親的看護。他的病好了不久，母親卻病倒了。在她的病中一點輕微的聲音也會使她發生劇烈的痙攣，因此他不得不時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者過往的行人另走一條街，不要驚動他的母親。母親的病愈來愈重，父親同親戚都不敢挨近她，隻有這個二十歲的青年終日守在病榻旁邊盡力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兩個月不曾脫衣服安靜地睡過一夜。然而“科學沒有用，愛也沒有用”，她的母親病了三個月，終於死在他的懷裏。他親手把她放進棺材，埋葬了她。他不能夠在故鄉住下去了。他決定到那個所謂“希望之國”的美國去。臨行時他的父親悲痛得說不出一句話，他的妹妹痛哭。鄰居們都來看他。每個人都送來了一些希望的話，一些祝福，一串淚珠。他們成群地跟著他走了很遠的路。到了美國，他沒有一個朋友，孤獨地上了岸，帶著幾件破衣服，身邊隻有很少的錢。他後來在一家大飯店裏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個地獄似的廚房裏作十二小時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幾乎趕不上狗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可怕。“一扇窗也沒有，終日點著電燈。……在洗碟子、鍋、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結在天花板上，變成了大的水點，挾帶著灰塵和髒東西慢慢地落到人的頭上。在工作的時間裏，廚房真熱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殘湯剩菜都倒在桶裏，一桶一桶地堆在廚房旁邊，時時發出使人作嘔的臭氣。
汙水槽又不直接通到陰溝。汙水常常滿溢而倒流回來，流到地板上。廚房的中央有一根排水管，到晚上管子就會給堵塞住了，油水愈積愈高，人隻得在油膩的水中走來走去。”他害怕會得肺病，在那裏做了八個月以後就離開了。他四處漂遊，做了各種各樣的工作，最後做了一個魚販子。
他的故事就這樣簡單地結束了。最後他又告訴我們他的精神生活：他在每天繁重的勞動以後又去探求知識。許多個晚上他伏在案頭讀書，在顫抖的煤氣燈光下一直讀到天明。他讀了各種各樣的書，常常跟著書中人一起流淚。天一亮他就合上書，把頭靠在枕上。並沒有多久，工廠中的放汽聲響了起來，他便拖著疲倦的身子到工廠或者礦裏去。
這樣他竟然變成了“全世界最優美的精神”，像小說《波士頓》的作者所描寫的。他在那本小書裏用了四頁的篇幅寫出他的精神生活與信仰：我心裏生長了愛的萌芽，我懷著人類愛的觀念……我在眾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眾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用我的誠實的汗掙來我的麵包。我的手上從不曾染過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極其清白的。
偉大的心靈常常來自人民中間。
這樣的一個人居然被捕了。他在三十二歲的時候，同一個朋友一起被捕。別人說他們是殺人的強盜，說他們在大街上搶劫別人的錢。法庭判決了他們的死刑，有如下的理由：他們有“犯罪的意識”；他們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掠奪製度；他們在歐戰時期不肯到法國去替美國資本家打仗，卻逃到墨西哥去；他們是下賤的外國人。第一次請求再審，被駁回了，……一連被駁七次，所有新的證據都一律抹煞了。被告律師最後根據真正凶手的自白，作第八次的請求，也沒有用。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罰”折磨了六年之後，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終於得到了最後的決定——七月十日，電椅。
然而反抗的呼聲起來了。各階層、各黨派的人從世界各地伸出了援救的手，發出要求“寬吮或者要求“正義”的我的生活裏發生了一個大的變動。我每次翻讀那本魚販子的自傳，我的眼前就出現了囚室裏的景象，一個中年人的樸實的臉，濃濃的眉，安靜的眼光，濃密的須髭，接著又是一雙肥大的手遮住了一切。這雙肥大的手消失了以後，我的眼前又換了數不清的小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的手。這無數的手一齊揮動，成了一幅非常動人的圖畫。
街上到處貼著大張的廣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這個大題目下印了什麽“演講會”、“援救會”、“抗議會”的宣言和會議程序。這些廣告上常常有全世界景仰的學者的名字。在咖啡店的櫃台前或者公園的門口，我常常聽見人們激動地談起那個魚販子和那個鞋匠的名字。在報紙上我看見許多人為他們募集了捐款。
於是我不再在盧騷的銅像前哀訴了。我不再是失了向導的盲人了。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經找到了我的向導。那個德丹監獄裏的囚徒，意大利的魚販子在我的眼前變成了比“日內瓦公民”還要偉大的巨人。“全世界中最優美的精神”如今不存在於大學裏、學院裏、書齋中、研究室裏了。他是在金圓國家的一個監獄內，一個刑事犯的囚室內。
於是我懷著感動而緊張的心情，像朝聖地的進香客那樣地虔誠，坐在我的寂寞冷靜的屋子裏，用大張的信紙將我的胸懷，我的悲哀，我的掙紮，我的希望……完全寫下來，寫給那個德丹監獄裏的囚徒。我的眼淚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箋上麵了。
信發出了，恐懼又來壓迫我了。我害怕我的信不會達到德丹監獄，我害怕金圓國家的人真會把他們燒死，雖然在全世界中有許多萬許多萬人要救他們的性命。報紙上關於他們的消息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在報上我常常讀到女人和兒童寫的動人的信。整個“不日之城”都因為這兩個人的生命騷動起來了。同時那個魚販子又不斷地從監獄裏寫信到世界各處，這些信都是不朽的崇高的文獻，裏麵充滿了生活的恐怖與美麗，每個人讀了都要流淚的。
七月十日逼近了，我的恐懼也增加了。我的眼前時常現出電椅的可怕的形象。這其間一個陰雨的早晨我得到了從波士頓寄來的郵件，除了一包書外，還有一封英文長信，一共是四張大的信箋，而且是兩麵寫的。我看見顫抖似的筆跡和奇怪的拚字法與文法，我的眼淚就流出來了。我熱烈地讀著這封信，聲音和手都抖得厲害，我每讀幾行就要停頓一下，因為有什麽東西堵塞了我的咽喉。
他的信是以感謝的句子開始的。他感謝我的同情和信任，他說：“青年是人類的希望。”又說：“你必須再生活若幹慘痛的歲月，才可以懂得你給了垂死的老巴爾托以何等的快樂和安慰。”接著他又用誠懇的話來安慰我，勸勉我，叫我“要快樂起來，不要灰心”。於是他用他的有力的論證跟我談起現在社會製度的弊病和未來的革新，人類的進化和將來的趨勢。他又跟我談起但盯莎士比亞、巴爾紮克，以及別的許多人。他跟我談話像父親對兒子，哥哥對兄弟。他說他應該使我明白這一切，以後我才會有勇氣來麵對生活的鬥爭，不致感到幻滅。他叫我要忠實地生活，要愛人、幫助人。最後他還以兄弟般的快樂的心情擁抱我。
四頁信箋就這樣地結束了。我癡癡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夢。我把信拿在手裏，讀了又讀。我終於伏在桌上哭了。
從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標，而我也有麵對生活鬥爭的勇氣了。我說我要生活下去，而且要經曆慘痛的歲月，即使那個“全世界中最優美的精神”會消滅在電椅上，我也要生活下去，我要做他所叫我做的事。
這其間好的消息傳來了。麻省省長把那兩個無罪的人的刑期延遲了一個月，又聘請了一個“顧問團”來審查這個案件。這三個委員是現任哈佛大學校長、現任麻省工業專門學校校長和一個退職的老法官。希望來了。誰也不會相信哈佛大學校長甘心做殺人犯。大家以為他們一定會把兩個無罪的人救出來。有一天，我在一個咖啡店門前看見人們互相握手慶祝。他們以為公道就要出現了。這時候“寬吮與“正義”的呼聲更漫天地響了起來。
然而晴天裏忽然起了一個霹靂，禦用的學者們露出了他們的真麵目。一個哈佛大學出身的小說家寫信給他的校長說：“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個政治謀殺犯，而且還以一個殘酷愚妄的、反對人道與文明的罪惡來玷汙哈佛大學了。”一個大雜誌的主筆也說：“哈佛大學將來會被人稱為養成劊子手的地方了。”原來學者們審查的結果是——哈佛大學校長說：“總之……有罪；”麻省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說：“是的；”退職的老法官說：“法庭不應當受人指摘。”自然省長也同意他們的主張，他的決定接著也發表了。
八月十日來了，雖然“正義”與“寬吮的呼聲越來越響亮，然而在那邊，金圓國家裏的“貴族”們是聽不見的。決定的日子終於來了。波士頓的中夜是巴黎的早晨五點鍾，這個晚上不知道有若幹人流了眼淚，不知道有若幹人不曾闔眼。
我自己已經沒有眼淚可流了。我無目的地在街頭彷徨。在我的眼裏一切都好像是夢景。我望著“不日之城”的紅天，望著那兩個整日整夜哀鳴的聖母院的鍾樓。我一直徘徊到深夜。
我回到家裏不能夠閉眼。我找出了刊載那個鞋匠給他六歲女兒寫的信的報紙。我讀著：……我非常愛你，愛你哥哥，愛你母親。我若得和你們同住在一處，在一所小小的田莊上，跟你學習你的真誠的語言和溫柔的愛情，那就是我的艱苦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了。在夏天的日子我們都在家裏，我坐在橡樹的濃蔭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開始教你讀書寫字，或者看你在綠的田野上跳蕩，歡笑，唱歌，在樹叢中摘取花朵，從這一株樹跑到另一株，又從清朗、活潑的溪流跑到你母親的懷裏。我夢想我們一家人能夠過這樣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貧苦人家的小孩們都能夠快樂地同他們的父母過這種生活。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下層階級的夢魘已經使你父親的心靈變成非常愁苦的了。本來世間一切美與善的東西都是大自然母親給與我們大家的，為著讓大家自由享用。但是這個垂死的舊社會的人卻把我生生地從你哥哥和你可憐的母親的懷裏拖走了……我不能夠再讀下去。我想象著臨刑的一刹那。我想著那個從故鄉趕來巴黎，再越過大西洋去和她分別了十九年的哥哥訣別的女郎。我想著那個為著丈夫的生命奮鬥了七年的女人。我又把舊報紙找出來翻讀，無意間讀到了“援救會”的兩個電報。
一個是給鞋匠的：
剛剛讀了你給你小女兒的告別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動了。人家讀了這封信以後還能夠殺你嗎？我們愛你，我們懷著希望。
另一個是給魚販子的：
我們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們這一邊，我們不相信美國就會立在反對地位。你們要活下去。你的妹妹今晚上船，她應該來得及把你抱在懷裏，並且替我們來吻你。
我的心埃
這一晚終於過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沒有勇氣出去買報。一個人坐在家裏思索。朋友吳走了進來，並不敲門。他一把握著我的手，歡喜地、熱烈地說：“他們還活著。他們決不會死。”
我才知道昨晚臨刑前二十六分鍾，就是在全世界的良心萬分痛苦的時候，省長又宣布了延期十二天的決定。
“好一個‘希望的刑罰’，跟中世紀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采用的差不多。”我冷笑道，但是仍然掩不住心裏的快樂。
朋友吳還抱著樂觀主義，他誠懇地、快樂地對我說：我給你擔保，他們不會殺死這兩個人。”他的眼裏閃著發光的東西，他喜歡得流淚了。
於是我又經曆了十二天的希望與恐懼。
希望一天一天地淡了。在各處我都看見那個可怕的陰影。
“不日之城”被一種空幻的色彩籠罩著，人和物都好像在夢裏一樣。在我的耳邊依舊響著“正義”與“寬吮的呼聲。但是聲音比從前抖得厲害了，裏麵充滿了眼淚和憤怒。在街頭，在咖啡店裏，在公園內，在各處，人們常常用帶淚的聲音談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個巴黎，整個享樂的巴黎都為那兩個人哀哭了。
我一生也曾經曆過不少慘痛的日子，也許還要經曆更長久的時間，更慘痛的歲月。但是我從來沒有像在這十二天裏而這樣地懂得生活的美麗與恐怖的。
希望完全失掉了。總統釣魚去了。省長玩高爾夫球去了。
聯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個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們還能夠有什麽希望呢？法律是要執行的。在全巴黎的悲哀、恐懼與騷動中我度過了這個痛苦的夜晚。
我沒有夢，我也不能夠有夢了。
我害怕看見第二日的天明。
陽光射進我的窗戶，我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癡癡地望著窗玻璃，不明白我是在什麽地方。我半昏迷地出去買了一份報紙。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我看見下麵的一些大字：全世界的良心從沒有像今天早晨兩個無罪的人被害的消息傳來時這樣地空虛的。
我幾乎要把報紙落在地上了。
我又讀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優美的精神”在波士頓，查爾斯頓監獄裏滅亡了。
我連忙回到旅館，朋友吳已經在我的房裏了。他把頭伏在報紙上，聽見我的腳步聲，便抬起頭來對我說了一句：“他們死了。”他忍不住哭起來。
我不回答，我隻是咬著嘴唇，接著是一陣難堪的沉默。
“七年前法律說他們的舉動像罪人一樣，便發見他們犯了謀殺罪。然而在臨死時他們的舉動又跟曆史上的另一個人（耶穌）的舉動一樣，而且也像他那樣地說：‘我寬恕你們。’可惜太遲了。沒有重新判決的機會了。”朋友吳忽然翻開他帶來的報紙用抽泣的聲音讀出了上麵的一段話。他又接連地說了兩句：“可惜太遲了，”便站起來摸出手巾揩眼淚。
他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在屋裏。我沒有出門，我也不想吃飯。我寫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這個消息，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訴所有我的朋友。我要向全世界大聲說：“兩個無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還在寫信，朋友衛氣咻咻地推了門進來。我不見他有一個多星期了，很奇怪他為什麽在這夜深跑來，而且衣服淩亂，頭發飄散，麵孔通紅，他那副平日離不掉的寬邊眼鏡也沒有了。
“什麽事？你這個樣子？”等他坐好我便問道。
“我才知道法國政府也是站在殺人犯那邊的，”他憤憤地說。
我驚奇地望著他。
“我跟著朋友們到美國領事館去示威……那麽多的人……擠滿了好幾條街……群眾大聲叫著‘殺人犯’。聲音跟響雷一樣……警察保護著領事館，要群眾散去。……後來起了衝突，秩序亂了……幾個報攤子也被擠倒了……大隊的警察趕來解散群眾……我和吳被擠到一個咖啡店裏，接著又來了一些參加示威的人……忽然這個咖啡店被包圍了。大隊警察守在門口叫裏麵的人全出去。出去一個打一個，所有的人都挨了警察的警棒。……我看見吳挨了幾下打。我跟警察衝突起來。後來我跌倒在地上。他們用腳踢我。我剛起身，就被一群人擁起走了。我的眼鏡也不知道落在什麽地方。……我去找吳。我看見一個警察在追他。他嚇得亂按人家的門鈴。
……後來他找到我了。我看見他很萎頓，便把他送回家，然後到你這裏來。……我倒沒有受傷……那些狗。……”憤怒堵塞了他的咽喉。
我們對望著，我們用眼睛表示了不能用語言表達的感情，我們互相了解了。
聖母院的鍾突然哀鳴起來，已經到了中夜。
“衛，回去罷，”我短短地說。
他突然站了起來。他伸出手，把我的手緊緊地握祝他用極其堅定的聲音說：“金，我們還要活下去，我們還要活更多的年月，我們還要經曆更慘痛的歲月，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這一晚罷。”
他毅然地去了。
如今四年又過去了，朋友吳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他是被傷寒症毀了的。他故鄉的家裏還剩下年老的母親和年輕的妻子，我不知道她們靠什麽生活。朋友衛還在巴黎，我不得他的消息也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現在生存或者已經死亡。我自己呢，我飄泊了一些地方，我又回到山明水秀的江南。我經曆了多變化的生活，我有過好夢，我也有過夢魘。而且我也有過——“原野的新綠，海洋的碧波，花的香，果的甜，湖水裏映出的藍天，歌唱的激流，微語的小溪，山穀和峻嶺，神秘的黎明，玫瑰色的晨光，美麗的月亮，落日，黃昏，星夜，”如那個魚販子所曾有過的。但是無論在什麽地方，在什麽時候，我總不能夠忘記那個給了我巨大影響的人。每一想起他，我就被一個思念折磨著：我辜負了我的“先生”，我忘記了他教給我的話，我並不曾履行我給他的諾言。我把四年的光陰完全浪費掉了，也許我將來還會浪費掉更多的光陰。然而我的美麗的青春快要完結了，它是不會再來的了。
在這種情形下麵我接到蔡從遠迢迢的美洲寄來的“先生”的通信集，我能夠不流眼淚麽？
寫作生活底回顧
民國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我和朋友衛在上海上船到法國去。在印度洋舟次我給一個敬愛的朋友寫信說：“我現在的信條是：忠實地生活，正直地奮鬥，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上帝隻有一個，就是人類。為了他，我預備貢獻出我的一切……”二月十九日我便到了巴黎。
朋友吳在拉丁區的一家古舊旅館底五層樓上給我和衛租了房間。屋子是窄小的。窗戶整日家開著，下麵是一條寂靜的街道，那裏隻有寥寥的幾個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從窗戶裏也可以望見人們在那大開著的玻璃門裏進出。
但我卻沒有聽見過酗酒或賭博底鬧聲。正對麵是一所大廈，這古老的建築，它不僅阻止了我的視線，並且往往給我遮住了陽光，使我底那間充滿著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變得更憂鬱，更陰暗了。
除了衛和吳外，在這城裏我還有三四個朋友。有時大家聚會在一起，我們也有歡樂的談話，或者熱烈的辯論。我們都是彼此了解的，但是各人有各自的事務，不能夠天天聚在一處。衛又喜歡整天到圖書館或公園裏去。於是我就常常被留在那墳墓般的房間裏，孤零零的拿破舊的書本來消磨我的光陰。
我的生活是很單調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殘留著寥落的枯樹的盧森堡公園裏散步，晚上到AllianceFrancaise補習法文。白天就留在家裏讓破舊的書本來蠶食我底青年的生命。我在屋裏翻閱那些別人不要讀的書本。常常在一陣難堪的靜寂以後，空氣忽然震動起來，街道也震動了，甚至我底房間也震動了，耳邊隻是一片隆隆的聲音，我自己簡直忘了這身子是在什麽地方，周圍好像發生了一個絕大的變動。漸漸地鬧聲消滅了。經驗告訴我是一輛載重的汽車在下麵石子鋪砌的街道上馳過了。不久一切又複歸於靜寂。
我慢慢兒站起來走到窗前，伸了頭出去看那似乎受了傷的街，看那街角的咖啡館店，那裏也是冷靜的，兩三個人在那裏喝酒哼小曲。於是我底心又被一陣難堪的孤寂壓倒了。
晚上十一點鍾過後我和衛從AllianceFrancaise出來，腳踏著雨濕的寂靜的街道，眼望著杏紅色的天空，望著兩塊墓碑似的聖母院底鍾樓，那一股不能熄滅的火焰又在我底心裏燃燒起來。我底眼睛開始在微雨的點滴中看見了一個幻境。
有一次我一個人走過國葬院旁邊的一條路，我走到了盧騷底銅像底腳下，不覺伸了手去撫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撫摩一個親人，然後我抬起頭仰望著那個拿著書和草帽的屹立著的巨人，那個被托爾斯泰稱為“十八世紀的全世界底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會兒，我忘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底沉重的腳步聲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什麽一個世界裏的時候。
每夜回到旅館裏，我稍微休息了一下這疲倦的身子，就點燃了煤氣爐，煮茶來喝。於是聖母院底悲哀的鍾聲響了，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
在這樣的環境裏過去的回憶又繼續來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動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鬥中的朋友，我想到那過去的愛和恨，悲哀和歡樂，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掙紮，我想到那過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著痛。那不能熄滅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燒起來了。為了安慰這一顆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開始把我從生活裏得到的一點東西寫下來。每晚上一麵聽著聖母院底鍾聲，我一麵在一本練習簿上寫一點類似小說的東西，這樣在三月裏我就寫成了《滅亡》底前四章。
漸漸地我底生活變得有生氣了，朋友也漸漸多起來，我從他們那裏借到了許多寶貴的書籍，我隻擔心每天沒有夠多的時間來讀完它們，同時從E．G．，M．Nettlau他們和我往來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我便把我底未完的小說擱起來。我沒有工夫再寫小說了。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讀到巴黎各報的號外知道我所敬愛的那個魚販子（就是《滅亡》序裏說到的“先生”）和他底同伴被燒死在波士頓查爾斯頓監獄裏的時候，我重讀著他寫給我的兩封布滿了顫抖的字跡的信，聽著外麵無數的人底隱約的哭聲，我又從破書堆裏翻出了那本練習簿，繼續寫了《滅亡》底十七，十八兩章，以後又連續寫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
過後我底時間就被一些經濟學書占去了，接著我就用全副精神來讀克魯泡特金底著作，尤其是那本《倫理學底起源及發展》，我開始翻譯它，而且為了翻譯它的緣故我又不得不讀起柏拉圖、亞裏斯多德諸人底著作來。我甚至讀熟了《聖經》。我已經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說稿了。
第二年（一九二八）的夏季，是在馬倫河岸上的一個小城裏度過的。我在那時候過著比較安舒的生活。這城裏除了我外還有兩個中國青年，他們都是我底好友。我們寄宿在一個中學校裏麵。那裏是安靜而和平。每天早晨和午餐後我一個人要走過一道小橋，到河邊的樹林裏去散步，傍晚我們三個聚在一起沿著樹林走到更遠一點，大家暢談著各種各類的話，因為在那裏談話是很自由的。
一個晴明的上午我挾了一本Whitman底詩集從樹林中散步歸來，接到了一封經過西伯利亞來的信，這是我大哥從成都寄的。信裏充滿著感傷的話，大哥是時常這樣地寫信的。
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讀了。我不覺回想到從前做孩子的時候我和他在一起度過的光陰。我愛他，但我不得不永久離開他。我底苦痛是很大的，而他底被傳統觀念束縛著的心卻不能夠了解。我這時候苦痛地思索了許久，終於下了一個決心。我從箱子裏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說稿，陸續寫了第七，第九，十三，三章。因為那時我已經譯完了《倫理學》底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臘的哲人和羅馬的聖徒。我有時間來寫小說了。
後來根據一個住在南方的朋友的來信，我又寫了《滅亡》底第八章《一段愛情的故事》。這朋友是我所敬愛的，他底愛情裏的悲歡也曾引起我底共鳴。我很抱歉我把他底美麗的故事送給了像《滅亡》裏的袁潤身那樣的人。所以回國以後我又把那故事改寫成了一篇題作《初戀》的短篇小說來獻給他。
以後這工作就沒有間斷了。每天早晨我一個人在樹林裏散步時，我完全沉溺在思索裏。土地是柔軟的，林外是一片麥田，空氣中彌漫著甜蜜的麥子香，我踏著爬蟲，聽著鳥聲，我底腦裏卻現了小說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底眼前活動，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細微的情節。傍晚在和朋友們散步談話中，我又常常修正了這些情節。（下午的時間就用來譯書和讀書。）夜靜了，我回到房裏就一口氣把它們寫了下來。不到半個月的工夫我就寫完了《滅亡》底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這五章。
這樣我底小說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寫的時候，我加進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後又添了一個結尾。我用五大本硬紙麵的練習簿把它們容納了。我底兩個朋友中的那個研究哲學的很高興地做了我底第一個讀者。他給了我一些鼓勵，但我還沒有勇氣把這小說稿寄給國內的任何書店去出版。我隻想自己籌點錢把它們印出來給我底兩個哥哥翻閱，還送給一些朋友，恰恰這時候國內一個朋友來信說願意替我辦理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麵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們封好掛號寄給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後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們三個人又同車回到巴黎去過那熱鬧的生活。過了兩月上海那個朋友底回信到了。他說稿本收到，如今正在翻閱。我也不曾去信催促他。
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個朋友處看見《小說月報》上麵的預告，知道我底小說被采用了。那朋友違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給《小說月報》底編者，使它有機會和一般讀者見麵，我覺得我應該感謝他。然而使我後來改變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還陷在文學生活裏而不能自拔，使我把青年的生命浪費在白紙上，這責任卻也應該由他來擔負。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譯了幾本書，翻譯《倫理學》下卷底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賓諾沙，康德，叔本華諸位底堅硬的鐵門。這樣弄昏了我底腦筋。我沒有寫小說，而且我也不想寫小說了。
第二年我才寫了一本《死去的太陽》，和那一個叫做《房東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據一個朋友底敘述寫成的，自以為都寫得很不如意，有些掃興，而且那些時候又忙著讀書，覺得我這人不宜於寫什麽小說。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變了我底心思：在一個七月的夜裏，我忽然從夢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見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邊也響著一片哭聲。我不能夠再睡下去，就爬起來扭燃電燈，在寂靜的夜裏我寫完了那題作《洛伯爾先生》的短篇小說。我記得很清楚。我擱筆的時候天已經大亮了。我走到天井裏去呼吸新鮮空氣，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淺藍色的天空裏正掛著一片燦爛的雲霞，一些麻雀在屋簷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這樣開始了短篇小說底寫作以後，在這一年裏我又寫了《複仇》，《不幸的人》，《亡命》，《愛底摧殘》……等九篇。
這些文章都是一種痛苦的回憶驅使著我寫出來的。差不多每一篇裏都有一個我底朋友，都留著我底過去生活裏的一個紀念，現在我讀著它們，還會感到一種溫情，一種激動，或者一種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亞麗安娜》兩篇是我所最愛的，它們表現著當時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底苦痛。亞麗安娜，這個可敬愛的波蘭女革命家要回到華沙去。那一天我和吳替她提著箱子把她送到一個朋友家裏，我們帶著含淚的微笑和她握手，說幾句祝福的話語，就這樣分別了她。當她底背影在一個旅館底大門裏消去的時候，我底精神被一種崇高的感情沐浴著，我底心裏充滿著一種獻身的渴望，但願我能夠有一千個性命用來為那受苦的人類犧牲，為那美麗的理想盡力。我底眼裏貯滿著這青年女革命家底豐姿，我和吳進了聖母院這古建築，登上了那高聳的鍾樓。站在那上麵，我俯瞰著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賽納河，它們變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剛才別過的異國女郎，我想起了華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們底運動，我想起了這個大城市在近兩百年間所經曆過的一切，我不覺感動到流下眼淚來。我顫抖地握著吳底手誠懇地說：“吳，不要失望，我們底理想一定會勝利的。”這時候他正用著留戀的眼光看那躺臥在我們下麵的巴黎，他便掉過頭來回答我一個同誌底緊握。他忘記了他自己和亞麗安娜一樣，也是因了國際大會底事情被法國政府下令驅逐的人。
以後因了驅逐令延緩了一些時候的緣故，我們還和亞麗安娜見過麵，吳和她過往得很親密。後來吳回了國。她也離了巴黎。我就再沒有得過她底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從一個朋友那裏知道一點她離開巴黎以後的消息，我便帶著悲痛的懷念續寫了《亞麗安娜·渥柏爾格》。甚至到現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別的那一天的情景，我還感到心情的高揚。我感激她，我祝福她，我願把那小說獻給她。
翻過來就是一九三一年。連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這一年的光陰差不多完全貢獻在寫作上麵去了。每天每夜熱情在我底身體內燃燒起來，好像一條鞭子抽著那心發痛，寂寞咬著我底頭腦，眼前是許多慘痛的圖畫，大多數人底受苦和我自己底受苦，它們使我底手顫動著，拿了筆在白紙上寫黑字。我不住地寫，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寫，日也寫，夜也寫。好像我底生命就在這些白紙上麵。環境永遠是如此單調的：在一個空敞的屋子裏，麵前是那張堆滿了書報和稿紙的方桌，旁邊是那送陽光進來的窗戶，還有那張開始在破爛的沙發（這是從吳那裏搬來的）和兩個小小的圓凳。這時候我底手不能製止地迅速地在紙上動，似乎許多許多人都借著我底筆來申訴他們底苦痛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圍的一切。我簡直變成了一副寫作的機器。我時而蹲踞在椅子上，時而把頭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來走到沙發前麵蜷伏在那裏激動地寫字。
在這種情形下麵我寫完了二十幾萬字的長篇小說《家》（《激流》底第一部），八九萬字的《新生》（《滅亡》底續篇）和中篇小說《霧》以及收在《光明》裏麵的十多個短篇。
因了這些文章我又認識不少的新朋友，他們鼓勵我，逼迫我寫出更多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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