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夢如是（4）
今天，西藏問題的解決在許多人看來似乎已經無望。因為西藏的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民族問題。而政治問題的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雙方的力量對比。
專製之下，統治者並不代表任何民族，普通民眾對涉及民族的問題都無權參與，民族主義的口號與旗幟，僅僅是統治者政治博弈的資本和工具。所以對一個民族的壓迫或滅絕與其他民族無關，一如對猶太民族的滅絕與納粹有關但與日耳曼民族無關。因此，當代西藏問題與“漢人”和“藏人”無關，並不具有任何純粹民族或種族的意義。西藏問題不是由中國民眾或西藏民眾的決定所造成，反而他們都要承擔由極權統治者行為造成的後果。
而在民主憲政製度之下，不同民族之間存在的問題才稱為真正的民族問題，因為民主憲政製度的言論與選擇自由和司法公正獨立，能夠摒棄政治利益，令普通民眾廣泛參與討論，即便是力量對比懸殊的雙方，仍然可以通過協商妥協甚至公投再到立法，最終用法律的方式解決相互之間的問題。譬如種族平等，移民與原住民，民族區域的並入或分離等。
在西藏問題或中國其他民族問題上，中共從來恃強淩弱，以政治方式解決。中共對於漢人外的其他民族，早期采用的是蘇俄的民族理論和政策，即提倡“統戰”和區域自治，因為按照馬克思的理論：當共產主義實現，世界大同會使所有民族的差異消失，當民族不複存在，自然也就沒有了民族問題。
所以，在1949年前的與國民政府對抗期間，中共甚至公開支持包括西藏在內的邊疆民族地區獨立。即便1949年後，對多數邊疆少數民族，中共也是用“統戰”的手法來完成控製的，如雲南廣西四川的某些少數民族的土司、頭人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中共還允許他們保留自己的地位和特權。
對於西藏，中共開始也是試圖使用“統戰”的間接方式進行控製，以彌平藏人對入侵的不安甚至憤怒。但在1959年遭遇反抗之後，便轉變為直接的暴力統治。
1951年中共進入西藏是對一個單一民族區域進行的軍事征服，所以為了消除這一道德瑕疵，中共在宣傳中避開了所有對西藏正常形態的敘述，而以那些被政治扭曲得含混不清的諸如“黑暗、反動、野蠻和殘酷的封建農奴製度”等話語敷衍外部世界，因此大多數的中共官員和中國民眾，對於西藏並沒有更多的或較為完整的了解。
上世紀五十年代，依照蘇俄的民族理論，中共進行了全國民族普查，通過這次普查，將具有文化自然差異和不同發展背景的諸多民族人為地或拚接或拆解，弄出個不倫不類的五十六個民族，然後對“少數民族”實行政治上的差別對待，至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這種以教條僵化的政治手段解決民族問題，不但沒有達成民族平等，反而使民族的政治差別被強調並固化，結果產生了新的民族隔絕與對立，並且日趨嚴重。（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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