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ears ---- The Reminiscences of My Workers-Peasants-Soldiers -Students’ Life from Autumn1973 to Spring 1977 (152)
照片為西南師院校園及北碚城區的照片 攝影：清衣江
我當下想說一點 “那些渴望著向英語讀者推薦的中國當代文學的作家，該寫些什麽樣的題材的文學作品才合適呢？可是當我拿起筆來，對此想寫一點自己的感想的時候。實在夠折磨我頭腦。可是我轉眼一想如此宏大的一個題目是我力所不能逮的，因為這已經遠遠地超出我寫作能力所及的範圍。自然是很難勝任寫出這樣題目的文章來的。
對於隻要有一定寫作才能和立場，便可以采用從任何方麵取來的題材幾乎在絕對自由境地裏寫作的作家，而來強要他去寫某種迎合英語讀者的題材，這件事，已經是夠可怪了，這意思是要中國作家來向英美文壇發出”你們寫中國吧“的號令，這聽起來，不是更感到令人可笑嗎？
當前這個階段，要讓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推薦給英語讀者，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暫時先不要再出版《現代中國小說》之類的選集了。如果出版多位作者的選集來推廣中國文學作品，還不如讓西方讀者通過個別作家的單選或單行本來了解那一位作家。
這樣使得中國作家才能在讀者心中擁有跟歐洲及其他地區的作家同樣地位。出版多位作家短篇小說集很不錯，但不足以讓讀者有充足的時間了解單個作家，甚至讀完書後連他們的名字都來不及記住。就把小說扔在一邊，或束之高閣了。
在這方麵，出版某一位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效果就會好得多，例如陳若曦關於文革的短篇小說英譯本就產生過很大的影響。陳若曦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係畢業、美國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文學創作碩士。1966年移居中國，時值「文化大革命」，親身經歷文革的動亂，1973年返美定居。她以其親身經曆描寫“文革”的一係列短篇小說以《尹縣長》之名結集出版而聲名大噪。
我們也不妨向外國讀者介紹魯迅《故事新編》中的短篇小說。魯迅在作品中進行了更具創意和成熟的嚐試，並且拋開了自然主義的枷鎖，對幻想，傳統以及一些當代問題玩起了文字遊戲。
說到他的雜文，所有的讀者都可以欣賞，哪怕不太清楚或根本不知道他在攻擊誰也沒有關係。顯然，用文字作拳頭的魯迅，比那個寫《彷徨》的魯迅有趣多了。從學校的教學經驗來看，初學者對《野草》的印象比《呐喊》和《彷徨》要更為深刻。因為《野草》離開了《呐喊》和《彷徨》，成為從社會現實主義到象征主義的轉折點。
此外，書評家還將《野草》中的散文詩與魯迅的雜感進行了比較，並沒有貶低後者的藝術價值。對於讀者來說，魯迅的雜感具有“諷刺情趣”，而《野草》中的作品則是“神秘的象征的詩的散文”，同時指出沒有哪個作家能夠兼具以上兩點。“我們隻覺得它美，但說不出它的所以為美。
中國現代文學不被英語讀者接受，可能大致有以下幾個原因：當代中國小說往往角色眾多，但是都刻畫得很蹩腳；對性問題太過保守，對暴力行為的描寫太過粗略，而且直到現在也是如此；敘事者大多是全知的；總是強調情節的複雜性，卻不注重人物刻畫或氣氛烘托；
擅於描寫整個社會而不是塑造人物；總是顧慮重重，不敢挑戰公認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往往篇幅過長（因為稿酬是按字數計的，而不是按銷量）；敘事手法不是借用中國口頭傳統敘事技巧，就是我們看來已經很老套的西方舶來品。英語讀者在閱讀小說時找不到人們是怎樣了解世界，認識自我的，就像我們讀不出作品文字的輕鬆俏皮，看不出人生從生到死的意義何在。
一部作品一眼看上去越是沒有什麽結構，就越有可能被英語讀者接受。英語讀者在體味中國文學作品的情節、人物、敘事技巧等方麵以前，語言是文學作品最為直觀的呈現，也是英語讀者的第一印象。很多人對閱讀中國文學名著心生厭煩，譯本文字可謂首要原因。因為英語不是母語的翻譯者在英譯時不可能最先想到用道地的英語詞語盡可能貼切地把漢語文字意思譯出來。
在西方的文化中，文學技巧高超的作品引起這樣的反應，能夠使讀者同時融入到生活和藝術當中去。張辛欣和桑嘩選編了一部《北京人》，匯集了很多人的自述。這部作品給西方漢學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原因之一就是她們精心營造了一種看上去很自然的風格。為我們講述自己生活的那些人就像是真人一樣，而不是中國小說中的人物。
細細地閱讀，就會發現這些文章的構思有多麽巧妙，會讓人分不清人物形象塑造有多少是由講述者完成的。張辛欣和桑嘩帶我們走進了她們筆下人物的生活， 對生活充滿激情、勇於創新，是這部選編小說最基本的特點。所以很希望這部作品能夠贏得大量的英語讀者。由著名作家張辛欣與桑曄合作寫成的口述實錄文學作品《北京人——100個普通人的自述》自1985年麵世以來,很快引起國外的廣泛注意,在西方各國被陸續翻譯出版.1986年由西德第德裏奇出版公司率先出版了德文版,短時間內銷售了15000冊.盡管我國外文出版社把本書作為'熊貓叢書'出版了英文,法文版,但歐美各國出版界仍對出版此書表現出興趣。
此外，與當代英語文學雜誌相比，中國文學雜誌麵向市場大得多，也單一得多。我們可以將中國雜誌分為中等品位和低品位的，不過這種區分方法可能誇大了通俗文學作品和其他文學作品的區別。畢竟嚴格的管製使得不受約束的暴力和性描寫的庸俗的小說難以出現。
文學作品中的性描寫之所以寫不好性，我覺得不應該完全歸結官方的新聞審查製度，是因為作家們寫的不是自己的實實在經曆過的事 ... 後來又出現了《絕對隱私》這樣的男女關係實錄的暢銷書，出現了以婚外戀為題材的小說 ...因此性事寫不好，要從作家自己的寫作手法上找原因。
我們或許應該將中國文學雜誌再劃分出中等品味和中下等品味來。如今，中國雜誌中缺少的是一份高品味或前衛的文學期刊，甚至像《紐約客》那樣一份中上等品味的刊物。1978年到1980年間，非官方的文學期刊中曾經零星出現過這樣高品位的文學刊物；除此之外，還有北大《末名湖》一類的學生期刊。
1979年文學社遍地開花，全國各地大學都興起辦報、辦刊的熱潮。 1979年北大中文係78級學生查建英還辦過北大的《末名湖》雜誌，她和黃子平、王小平一起，就參與了最後一期，弄了個全部漆黑的封麵，很憤青的感覺，記得裏邊有史鐵生、劉震雲的小說，結果一印出來就給停辦了，有人打小報告把我們告到校黨委那裏去了。北大中文係78級同學楊迎明還參與了北大五四文學社社刊《未名湖》的編輯，“我們新聞係的幾個人負責校內新聞和時評部分。”
查建英和另外兩個文學專業的同學參與了《未名湖》文學部分的編輯。“忙極了當時，他們文學專業有本刊物叫《早晨》，還有一個全國大學生的聯合刊物《這一代》，再有就是《未名湖》，她都參與了。
但是，那些影響力大，發行量小，作家可以不用顧忌普通讀者的實驗性雜誌目前還沒有形成一定的規模。這也不完全是壞事。西方那些由政府資助的文學期刊甚至都不願嚐試去迎合一下普通讀者，它們所代表的文學文化並非朝氣蓬勃，而是行將消亡。
期刊很難在質量和銷量之間做好權衡，但如果做到的話（就像《紐約客》或英格蘭的《劍河》那樣），就會讓人為之一振。也許，中國不怎麽需要高品位的期刊，隻需要一兩份中上等品味的期刊，能供作家嚐試新思路和新寫作方法就可以了。
事實上，中國沒有幾家雜誌會刊發一些對讀者有要求的文章。那些願意進行實驗的雜誌，如近幾年的《十月》和《收獲》等，值得人們感激。但是在每個月印行的大量小說中，新的創作方法仍沒有足夠的空間。要想讓中國小說的英譯本產生更大的影響，還要解決在哪裏出版和由誰來出版的問題。
北京外文局的出版品種比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多，但卻缺乏各個領略的專業知識，在推廣和發行方麵尤其如此。因此，即使他們推出了佳作，也基本上仍然不為公眾所知。設計，編輯，翻譯，選題-----如果不想讓出版過程中投入的大量精力和財力付之東流，這些問題都需要予以重視。
第二個主要的出版途徑就是高校出版社，但是這一途徑也遠遠不夠理想，因為它的形象本身就是錯誤的。要想讓中國當代小說看起來既不是一種文化使命，也不是什麽對你我有益，非讀不可的作品，就必須由商業出版社來出版。老舍作品的英文版在上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初獲得了成功，可能一定程度上是因為這些作品都是在紐約和倫敦由商業出版社出版的。而且讓人欣慰的是，戴厚英的《人啊，人！》這本書1985年出版時也是“不摻假”的。
對於中國當代文學題材寄予以更多的希望和趣味的這種想法是從來被東方的曆史觀所累了的觀念殘餘。把想象的文學黃金時代設置在遙遠的古代，而以為當今的這個文學世界在一天天地趨向朝氣蓬勃的有無限商機的英美文學世界的這種反進化的舊觀念還牢固地支配東方人的頭腦，
至有漢字及文學出現的幾千年來，這種悠長歲月的惰性很牢固根植在有些國人的頭裏，到現在還不能完全脫盡。可是英美文學世界在很早以前就似乎進入它的全盛時期。尤其是伴隨著近年來的英語國家的“經濟實力的逐漸衰落”，它們的文學現實不景氣狀況人為地使一部分的人們喚起了對它們的幻滅，而同時使對於無論過去或現在的中國文學的愛也毫不躊躇地加深起來了。
我們正在走著自己文學創作的道路，不介意讓別人去說三道四，說中國文學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以中國作家而想描寫現實的中國，最必要而且難得的東西恐怕是生活的體驗吧，在中國而去想象歐美國家的現實，恐怕要比想象過去的事情更為困難。堅定地走著自己文學創作的道路，不要在乎橫垣在中國文學作品麵前的那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中國文學作品是否會被英語讀者接受，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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