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歲月----工農兵學員生活回憶---（138）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ears ---- The Reminiscences of My Workers-Peasants-Soldiers -Students’ Life from Autumn1973 to Spring 1977 (138)

 

照片為西南師院校園及北碚城區的照片   攝影：清衣江

英國校園校園小說作家洛奇的創作無意仿效任何作家的作品，他的《校園三部曲》，每部都可以獨立，但各部都互相聯係。他要一如既往地寫下去，將來不知道還要寫多少。

 

是的，據我所讀的洛奇的這校園三部曲看來，便分明是有聯係的作品。整個背景是他任教的大學校園及以他在世界各地遷徙從事學術交流活動發生的事情作為背景的，時代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前以來。

 

洛奇似乎是可以稱為一位資深的現實主義寫實的作家。他把校園生活的現實緊握著，絲毫也不肯放鬆，盡管也在描寫校園生活黑暗麵，盡管也在刻畫人的性行為，但他秉持他一貫的正義感和進步觀，他的作品的倫理道德的比重似乎是在其藝術水平比重之上。

 

他對於大學校園生活中的各種各樣的典型人物的虛偽，愚昧，因襲，詐偽，醜惡，淫穢好色，用他那犀利的文筆，活鮮鮮地解剖了出來。對於未來校園小說的展望每每要求我們回顧過往校園生活的軌跡。這個現象我覺得是應該歡迎的，我想唯有如此，我們的校園文學的創作才會蓬蓬勃勃地得到發展而繁榮起來。

 

聖杯傳說-----尋找耶穌在最後的晚餐中使用的杯子-是亞瑟王和圓桌騎士神話的核心內容。 當時，洛奇之所以想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剛剛看過好萊塢電影《亞瑟王：鬥獸爭霸》，約翰·布爾曼對這種素材的處理略顯過分但又是非常令人愉悅的電影處理方式，並使他們想起了一種美妙的扣人心弦的敘事手法。

 

現代學者在世界各地奔波，在各種異國情調的環境中相遇並互相爭奪名聲和愛情，而有騎士風度的騎士們則以更高的風格做著同樣的事情，互相幫助， 或因受打破常規和魅力的影響而受阻。我看到在這兩者之間存在的一種比擬性，滑稽性，諷刺性的關係。

 

現代騎士所追求的聖杯可能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的一個文學評論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他的薪水高而且職責微不足道。采用挑戰傳統學術和相互挑戰的各種方法論（結構主義，解構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精神分析學等）來研究當代文學的這種動蕩不定狀態會產生的競爭和衝突。

洛奇還想到了T.S.艾略特的偉大詩歌《荒原》，以及它對聖杯傳奇的用法---這是民俗學家傑西·韋斯頓（Jessie Weston）所解釋的，他認為這是一個一位擁有一個幹枯，貧瘠王國的費希爾國王的一個古老的異教徒神話的背井離鄉和升華的版本。我看到她與困擾現代作家和文學知識分子的各種缺乏創作想象力之間的聯係。

 

在故事的某處可能會出現一位名叫亞瑟·金菲舍爾（Arthur Kingfisher）年長的，非常傑出的，不幸的有影響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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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三部曲之一的小說《小世界》充滿了文學的回顧性陳述和典故：在中世紀和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學中，幾乎很難見到一個故事情節的人物沒有與之相對應的相似性的人物。但是，對於那些沒有在大學學過這類課程的讀者，不應該被嚇倒，因為有關該課程的基本信息已經整合到了本書中。

 

例如，西比爾·梅登小姐（Sybil Maiden）正在現場解釋《聖杯傳奇》。 希思羅機場的辦理登記手續的女服務員謝麗爾·薩默比（Cheryl Summerbee）渴望她解釋米爾斯和布恩類型的“浪漫戀情”與傳統類型的“浪漫戀情”之間的區別：（她自己已經不受前者的這類“浪漫戀情”的影響了。）：“真正的浪漫戀情充滿了巧合與驚喜， 驚訝，並且有很多角色迷失了，或被人迷住了，或者彼此徘徊在尋找對方，尋找聖杯之類的東西上麵。 當然，他們也經常彼此相愛。

 

明確引用傳統浪漫主義的模式，使他能夠創作出各種不可能的曲折敘事和巧合的故事情節，這些曲折敘事和巧合的情節用在一部現實主義小說中是不合時宜的（見第二個墓誌銘，摘自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但這對於將他小說中的眾多的人物及其在世界各地遷徙從事學術交流的經曆包含在統一的敘事中是至關重要的。然而，這部小說也是植根於當代現實生活當中的。

 

比如，小說中的一處真實的場景就是取景於希思羅機場的聖喬治教堂的地下禮拜堂，它的屋頂像波音747客機的上部客艙一樣低矮彎曲，後麵有一個布告欄，上麵用圖釘釘著絕望教徒的的祈禱辭和申訴文。這些對洛奇的創作而言，簡直就是上天賜予他的一件珍貴禮物！ 他遊覽了書中描述的幾乎所有地方，在某些情況下，他在那裏的經曆與他書中描寫的角色經曆相似。

 

像他小說《小世界》中的男主角珀斯·麥加裏格勒（Persse McGarrigle）一樣，當他們乘船去因尼斯弗裏湖心島（Isle of Innisfree）的途中，他們的船遭受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襲擊時，他差一點和船上的一群愛爾蘭文學專業學生一起沉沒了。 如同他的一位日本同行一樣，他也去東京的一家酒吧避雨，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卡拉ok這個單詞或不知道它究竟是什麽玩意兒（西方很少有人在1982年唱卡拉ok）。經過了很多混亂的解釋和飲了幾杯啤酒後，他發現自己向一位日本商人欣賞的觀眾演唱“嗨 朱迪 ”這首歌。 後來，他獨自一人躺在旅館床上，回憶著大聲地笑了起來，心想：“這些情景必須寫入我的小說中。”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