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拍照的歲月（六）
撤退去解放區
父親出獄後，依舊受到特務的監視，無法在上海繼續開展工作，1949年1月，地下組織決定讓父母撤退到蘇北解放區去。
組織上把跟交通員接頭的時間和暗號通知了母親，讓母親身穿深藍色旗袍，咖啡色大衣，左手拿一份報紙，右手拿一隻橘子，在外白渡橋英國領事館附近走動，屆時會有人跟她聯係。
那天，母親緩緩走過領事館門口，有一個人跟上來問她：你是不是要去漢口？母親說：是的。他再問：要乘飛機還是乘輪船？母親說要乘飛機。這樣，暗號就對上了。這人告訴了母親出發的日期和時間，約好在火車站見麵。
到了出發的那一天，父母在上海火車站跟聯係人碰頭，他把他們交給了交通員老鬱。老鬱跟父親工作上常有接觸，是熟人。老鬱帶著父母離開了上海。
他們先坐火車去無錫，在無錫轉乘汽車去江陰，再從江陰渡江去靖江，靖江是國統區，看守很嚴。交通員帶他們沿著江邊走了很久，在人煙稀少的鄉下，走到一條小河邊，對岸有人在放哨，腰上別了帶有大紅綢子的手槍，那裏就是蘇北根據地了。交通員和父母坐了當地農民提供的木盆過了河。交通員跟崗哨對了口令，把他們送到根據地的第一個交通站，交給了第一站的交通員。
接下來，父母跟著第一站的交通員，來到第二交通站，經過近十個交通站，步行了二百多公裏，終於抵達了淮陰的華中黨校。在華中黨校，他們被編入了“南下幹部縱隊”，準備上海解放後的接管工作。
同年5月，父母隨軍南下，回到上海，雙雙被分配到上海市委組織部工作。
終於可以拍照了
或許父母已經習慣了隱姓埋名，習慣了低調行事，習慣了不拍照的生活，拍照這件事兒在我們家難得發生，父母從來沒有帶我們去照相館拍過全家福。
每次去同學家，看到人家的牆上掛著大幅的父母結婚照，男女老少擠在一起幾代同堂的全家福，還有大鏡框裏密密麻麻三姑六婆的親友照片，我都會留步多看兩眼，我羨慕人家的紅火熱鬧。
在我們家，牆上和書桌的玻璃板下沒有一張照片。隻有兩張風景畫——無錫的太湖和杭州的西湖，在父母的房間裏掛了幾十年。為此，母親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說她有“嚴重的小資產階級情調”。
在母親留下的五六十年代的舊照片中，很難找到父母的合影。最後我終於發現一張五十年代中期，父母在蘇州與武文斌（時任蘇州市公安局長）夫婦的合影。為了搞清楚父母的曆史，我托哥哥在國內查找資料，他在張承宗的回憶文章裏，發現父親曾經跟武文斌在1944年去華中黨校參加過整風學習班。原來那是一張老同學重聚的留念照片。
父親、母親、和他們那一代的許多人，都已化為塵埃，回到了無垠蒼茫的宇宙中。
為了了解父母不拍照的歲月，我竟然有幸從曆史紀錄中，從老一代人的回憶文字中，捕捉到了他們的身影、他們的時代、他們的信念、他們的熱誠、他們的故事。
最神奇最有意義的是，我再次走近了父母，隔著時空告訴他們，我理解了他們在那個時代的選擇。這一選擇為父母短暫的人生注入了意義，構成了他們的精神世界。
至於別人如何看待，曆史如何評說，於他們、於我，都無關緊要了。父母沒有留下年輕時代的照片，卻給我留下了無價的精神啟示：人生的全部意義在於做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
後記：本文提到的為數不多的地下黨員中，有四位：父親、陳公琪、劉長勝、王中一，在十年浩劫中，毅然選擇了用肉體的死亡來換取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尊嚴。士可殺不可辱。謹以此文追思七八十年以前，為了抗日，為了理想而奉獻一切的一群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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