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拍照的歲月(五)

來源: 海風隨意吹 2020-11-30 16:49:19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3316 bytes)

父母不拍照的歲月(五)

王中一事件

1946年的時候,地下黨工委係統有三名黨員在培正小學任教,於是成立了黨小組,由市工委委員王中一直接領導。1947年,教委也在培正建立了一個黨支部,內有七八名培正老師。雖然能猜測到彼此的黨員身份,但在培正小學,工委和教委係統的黨員沒有組織聯係,隻保持一般的同事關係。

父母地下工作時期的朋友熟人見了麵,不約而同會提到一個人的名字,王中一,很多故事都跟他有關。到了七十年代末的撥亂反正時期,王中一又被頻繁提起,許多跟地下黨有關的冤案錯案都由他而起,不少人被打成叛徒特務,坐牢勞改,甚至迫害致死,更多的人則因為曆史不清,審查不斷。王中一究竟是誰呢?

提到上海地下黨,王中一是個繞不過去的人物,他是上海地下黨工委的委員,負責絲織、法電、市政行業。1948年,由於他的疏忽,大批共產黨人被捕。這中間有個曲折的故事。

1933年,王中一在法電當職員。一天,來了一名同鄉,請他去管理層為一名叫丁錫山的卡車司機說情。丁駕駛的卡車撞上了法電的電車,被抓進了法租界巡捕房,罰款一千元。

王中一去管理層為丁錫山說了不少好話,丁因而獲釋,還被免除了罰款。為此,丁錫山對王中一十分感激,稱他為王大哥。

丁錫山可不是等閑之輩,他的老家在上海奉賢,曾經是一名草莽英雄,綠林好漢。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自發組織了蘇浙行動委員會浦東遊擊總隊,任第三大隊長,後被改編為國民黨忠義救國軍淞滬第八支隊,任上校支隊長,曾跟日軍交戰多次。

1939年在日偽軍的脅迫下,丁錫山又成為日偽和平軍十三師的中將師長。因對日偽不滿,跟下級軍官商討起義,被人告發,日軍逮捕並判處他無期徒刑,被囚禁在鎮江。1944年新四軍組織了一次武裝劫獄,救出了丁錫山。出獄後,他去蘇北抗日根據地參觀了一陣,雖然共產黨挽留他留在根據地,但他過了三個月,就決定回浦東,重組國民黨忠義救國軍馬丁行動總隊,任少將副總隊長。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計劃把丁錫山部改編為交警總隊,丁錫山對此大為不滿,萌發了把部隊拉到蘇北解放區去的想法。為此,他帶著手下的一個團長洪關康,去找王大哥征求意見。王中一聽罷,也不再隱瞞自己地下黨員的身份,鼓勵他們拉著隊伍去解放區。

丁錫山1947年到解放區後,中共華中工委特別批準他成為共產黨員,並任命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蘇浙邊區遊擊縱隊司令員。1948年2月,丁錫山率部乘船南下,到達奉賢,由於叛徒出賣,遭到埋伏的國民黨軍隊圍剿,雙方展開激戰,丁錫山終寡不敵眾,中彈犧牲。犧牲後,頭顱被砍下,掛在城門牆上示眾。

丁錫山手下的那個洪關康趁著混亂偷偷逃到了上海,攜卸向國民黨自首,還主動請纓要幫助捉拿共產黨,戴罪立功。洪知道王中一是黨員,但不知他住在哪兒,四處打聽,得知丁錫山的副官是王中一的妹夫,就對副官謊稱,自己準備回解放區,卻苦於找不到組織,希望跟王聯係。

1948年3月18日,在地下黨市工委會議上,王中一提出要與洪見麵。工委主席張祺和工委委員陳公琪、毛齊華都不同意。那時,報上已報導了“丁錫山匪部被殲”的消息,張祺告誡王中一,“丁錫山已經出事了,你不能再同他們碰頭了,要切斷與丁部的一切關係。我們是地下黨組織,不能像解放軍那樣策反,會暴露身份的。”在會議上,王表示服從組織決定。

但3月20日,王中一違反了地下組織的紀律,擅自與洪見麵,被特務當場抓捕。洪想帶特務去王家搜查,就騙王說,你帶國民身份證了嗎?有個身份證,給這幾個先生一看,馬上就會釋放你。

王信以為真,帶著一撥人回家去拿身份證,特務就此搜查了他的住所。在搜查的時候,搜出一份地下黨員的名單,上有180多人,除了工委係統,還有法電、英電、和其他係統的一些地下黨員。

王中一為什麽會在家裏放這樣一張名單呢?幾個月前,上海地下黨組織曾經要求工委準備一份黨員名單,最初的想法是,在配合解放軍解放上海的時候,黨組織可能會遭受較大的損失,當時黨員都是單線聯係,萬一黨組織被打散或接線人犧牲了,解放後可以用這份名單確認黨員的身份。後來黨組織考慮到這麽做不安全,撤銷了這一決定,並讓工委馬上銷毀名單,但是王中一沒有及時銷毀。在王家,特務還搜到一些地下黨的工作報告。

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禎根據搜查結果斷定,王中一是地下組織的重要幹部,急電蔣介石報功:“被獲共匪工運機關,所有奸匪大部工運名單、組織計劃均已搜出。”

王中一被捕的第二天一大早,地下黨警委係統就把情況匯報給了地下黨市委書記張承宗,告知他搜到了一份黨員名單。張承宗立即通知了工委和其他係統,讓可能在名單上的人及時轉移。可是,國民黨也及時展開了大搜捕,因為這張名單,前後有125人被捕,其中包括我父親。

生死考婚期

西方把結婚一周年稱為“紙婚”,內含兩層意思,一是兩人的關係是從一張白紙開始的,需要雙方同心協力,共同畫出美麗的圖畫;二是結婚才一年,婚姻關係薄如紙,需要小心嗬護。父母婚後的第一年,就經曆了驚心動魄的狂風巨瀾。

1948年3月20日,父母結婚還不滿四個月。當時,組織上讓父親負責地下黨員撤退去解放區的工作。那天,他去警察局老閘分局找一名地下黨員商討工作,不巧沒有遇到,在回來的路上,轉到王中一的住所向他匯報情況。

那時王中一在八仙橋會稽街18號開了一家雜貨鋪。父親到了雜貨鋪附近,已是晚上八九點鍾了。他覺察到四周的氣氛有點兒不對,沒進雜貨鋪,轉身走了,卻被王中一的小女兒看見,她輕輕說了聲:“叔叔來了。”守候在四周的特務當即將父親抓了起來。

那天夜裏,母親正在刻印《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準備油印散發出去。突然聽到樓下有人砸門,特務到培正小學來搜查了。母親隨手將沒有刻完的臘紙放在墊被下,把被褥弄淩亂了,自己披衣坐在床上,好像是剛被吵醒。特務進來後,翻箱倒櫃的,一無所獲,最後隻拿走了一套翦伯讚的《中國通史》和幾本音樂書。

特務走後,母親一夜未眠,牽掛著父親。見父親一夜未歸,母親估計他被捕了。第二天是星期天,學校裏沒有人。母親怕敵人再來搜查,把暗藏在華忻坊193號扶梯下工人地下軍的槍支彈藥取出來,轉移到另一處校舍(華忻坊201號)的陰溝裏,並將所有可能引起敵人懷疑的文字書籍全部銷毀。

在母親後來寫的材料裏,我看到:

“1948年,我愛人及上級領導被捕,我和黨失去了聯係。那時,我們辦了一所小學,作為黨的據點,半夜裏特務到學校裏來搜查抄家。第二天,有一位同誌來聯係工作,我告訴她已出事,叫她快走。她讓我也走,先避避風頭。我想,我不能走,要是走了,學校怎麽辦?這是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黨的據點,同時更難和組織取得聯係。要是不走,也有被抓的可能。考慮後,我決定挺下去,一方麵我想好了口供預備給抓去,一方麵我以家屬名義出麵主持學校工作。”

母親的上線是父親,父親被捕後,母親跟黨組織失去了聯係。當時地下黨教委在培正有一個支部,支部書記是培正小學的教務主任。黨組織考慮到母親的安全,就讓他以同事的身份,勸母親離開學校,可她拒絕了。為了防止學校被封,他們倆商量後,把培正小學的校產造了清冊,轉移到校董會名下,母親自任代理校長,在教務主任和教師們的協助下,學校工作照常進行。

父親是作為“政治犯”被捕的,一開始不知道被關押在哪裏。幸虧地下黨在警察局安插了不少內線,沒幾天就確認父親被關在四馬路(今福州路)警察總局內。

不久黨組織把王中一的黨員名單上有哪些人也弄清楚了,通過四馬路的一名獄警傳遞消息給父親,這張名單上沒有他的名字,也沒有培正黨小組其他成員的名字。為什麽沒有寫?是王中一太了解這個黨小組,不用寫,還是疏忽了?隨著那一代人的逝去,成了永遠的問號。

當時,地下黨有一條非常嚴格的紀律,萬一被捕,就是犧牲,也不能承認是共產黨員。父親被抓之後,就謊稱是王中一的表弟。獄警傳來的信息更說明父親沒有暴露身份,被捕隻是一個偶然事件。父親和王中一都是浙江鎮海人,他們通過獄警,串了口供,堅持兩人是表兄弟。

到了那年的6月,由王中一案引發的對共產黨人的搜捕告一段落,母親也跟地下組織失去聯係兩個多月了。有一天,培正小學的一名教師(地下黨員)帶了一張陳公琪的條子給母親,讓她去五芳齋接關係。母親去了,在那裏等了一陣,沒有人來。那是地下組織為了安全,確認沒有人跟蹤母親。

過了幾天,那位老師又通知母親,讓她第二天去外灘中國銀行的儲蓄部,見一個熟人,那個人屆時會拎一隻旅行袋。母親到了中國銀行,見到了地下黨市工委委員陳公琪,就此恢複了黨的關係。

因為工委一直在培正活動,陳的妹妹又是母親的摯友,母親跟陳公琪很熟,陳公琪常像大哥一樣關心她。當時,當局不允許探監,母親懷著身孕,想到父親生死莫測,悲哀難抑。見此情景,陳公琪特地為他們安排了一次短暫的“隔街相望”。

父親被關押的牢房有一個靠街的窗口,與馬路對麵一家居民的窗戶相對。地下黨跟這家人家聯係,付了酬謝金,那家同意出借窗口半個小時。內線把時間通知了父親,於是,母親隔著車水馬龍的街道,見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父親,他們無法對話,互相做了一些手勢,絕大多數時間,就這麽默默不舍地遠遠相望。這是我知道的父母婚姻中最浪漫淒美的瞬間。那時候,他們結婚才半年多,而父親已經被關押了兩個多月。

在監獄中,父親幾次被提審,他和王中一都一口咬定是表兄弟。敵人見二人口供一致,又抓不到父親的任何把柄,同意釋放父親,但是必須有十家店鋪聯保。

為了怕引起敵人注意,這件事地下組織不插手,完全由母親出麵解決。那時候她已經有六個多月的身孕,冒著酷暑,四處奔走。幸虧她娘家親戚裏有若幹地主、工廠主、商鋪老板之類的有產階級,不久湊足了十家商鋪。然而,一般人對保釋犯人這類事存有戒心,母親隻得厚著臉皮,多次遊說懇求,方才辦妥了聯保。

過分勞累使母親早產了,她在上海的平民醫院生下了隻有七個月大的第一個孩子,我的大哥。大哥生下來不足三磅,在暖箱裏住了九天就夭折了。母親不止一次提到我那隻活了九天的小毛頭大哥,“那個孩子長得很像你爸爸。”

1948年9月,父母婚後的第十個月,父親終於被無罪釋放了。母親拖著虛弱的身體,在警察局門口接到了蒼白瘦弱的父親。兩人再見,恍如隔世,百感交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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