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不拍照的歲月（四）

父母不拍照的歲月（四）

基督教女青年會第三女工夜校

1945年，上海地下黨已經從抗戰初期的600多名黨員發展到2000多名黨員，還有數以萬計的積極分子分散在各行各業。地下黨組織改組成六個委員會，分別主管工人運動（工委）、學生運動（學委）、教育界（教委）、文化界（文委）、警察（警委）和近郊。為了安全，各委員會都由華中局直接領導，委員會之間互不聯係。父母依舊留在工委，搞工人運動。

日寇投降後，遷到內地的基督教女青年會全國協會也遷回上海，努力恢複女工夜校。到1946年，上海已有女工夜校六所，學生增至1000餘人。因為那時候，已經沒有必要再由父親個人出麵辦夜校，父親辦的勤新和啟新兩所工人夜校停辦了。在培正小學，女青年會開辦了第三女工夜校，這所夜校由母親負責。

1946年秋，第三女工夜校來了一位年輕的地下黨員聶老師，她剛從高中畢業。聶老師描述了她初到第三女工夜校的情況：

“抗戰勝利一年後的楊樹浦，市麵仍舊十分蕭條。8路有軌電車過了八埭頭，車廂裏的乘客已寥寥無幾。臨近黃昏的馬路上，冷冷清清，使人感到淒涼。當走進培正小學時，我卻見到另外一番景象：狹小的教室裏，坐滿了青年女工，看上去年齡和我相仿，齊耳的短發，整潔的衣衫，一個個是那樣純樸……下課放學了，在一般的學校裏，學生背著書包就跑，這裏的許多學生，好像舍不得離開課堂，親昵地圍著老師，有說有笑地提問題，談家常。第三女工夜校的負責人王老師（黨員），等夜校學生走完以後，介紹我認識了其他老師。這個晚上給我的印象是，這裏的學生有禮貌，守紀律，求知欲強。這裏的老師，很熱情，很誠懇，愛學生。”

小聶老師提到的王老師就是我母親。

小聶老師剛到學校時，一心想讓學生多學點知識，上課講的內容很多，下課布置一大堆作業。有一天，母親跟她一起批改作業，就啟發她要了解自己的學生。根據聶老師的回憶，“王老師對我說，工人一天工作12小時，是很辛苦很辛苦的，逢到加班或是倒禮拜，工作時間更長。女工比男工更苦，在廠裏受剝削壓迫，回到家裏，男尊女卑，也沒有地位。她們能到夜校來讀書，非常不容易。”在母親的指引下，聶老師走訪了一些學生，看到了她們居住的陰暗狹小的“鴿棚”和極端貧困的生活，夜校成了她了解工人階級的一個窗口。她根據女工的實際情況，及時調整了教學方式。

楊樹浦發電廠尋阿哥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被日寇關在集中營的外國僑民也被釋放了。

1945年9月美商從日本集中營返回上海電力公司（上電），決定廢除日偽時期的規定，恢複原來的規章製度。廠方宣布，華籍工人的基本底薪一律降到日偽時期的66%，華籍職員降到82%，而外籍職員則提高到116%。這一決定讓華籍職工忿忿不平。

那時候，地下黨正在幫助上電籌建工會，麵對種族歧視，工籌會及時向廠方提出“同職同薪”的要求，得到了上電華籍職工的一致支持。

可是，美商對工人的要求不理不睬。於是，上電下屬的楊樹浦發電廠工人1945年9月底舉行了罷工。罷工期間，國民黨市黨部和公用局的代表出麵調解，美商勉強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同職同薪和工會合法化的要求。

家裏來了父母地下黨的朋友，往往會聊起往事，聊著聊著，就會提到楊樹浦發電廠1946年1月轟動上海的大罷工。

這場大罷工是因為美商口頭上接受了工人同職同薪的要求，卻遲遲不調整華籍員工的工資。相反，美商製定出一套名目繁多的工資方案，為的是減少職工福利。這讓職工非常氣憤。不僅如此，美商還借故解雇了幾名工籌會的代表，並揚言要解雇日偽時期進入上電的幾百名職工。

這一係列行動使職工忍無可忍。1946年1月23日，爆發了大罷工。上電2800名員工集中到楊樹浦發電廠駐廠罷工，要求同職同薪，被裁職工全部複工，保障職業，保護工會。罷工延續了九天八夜，震驚了全上海。

為了爭取市民的支持和同情，工人決定罷工期間不斷電，這樣不影響市民的生活。他們的口號是“隻發不修，隻供不收”。就是說，發電管發電，供電係統出了問題他們不修理，而且隻管供電，不收電費。

罷工第一天的下午，國民黨政府就派警察進駐發電廠。駐廠部隊國民黨新六軍與工人關係融洽，同情罷工，與警察發生衝突，新六軍架起了機槍，趕走了警察。

罷工期內，國民黨政府幾次出麵調解，勞資雙方也進行過幾次談判，均無結果。

到了罷工的第九天，1月31日（小年夜）上午，國民黨突然調走了駐守發電廠的新六軍。得知國民黨將武力鎮壓罷工後，地下黨市工委委員陳公琪來到培正小學，讓母親趕緊去發電廠找上電罷工總指揮沈涵。沈涵跟罷工工人一起住在廠裏，八天沒回家了。

母親到了楊樹浦發電廠，自稱是沈涵的妹妹，糾察隊讓她進了廠。她在廠裏找了一圈也沒見到沈涵，東問西問，最後在廠對麵的理發店找到了他。母親推門進去，對他說：“阿哥，爺叔叫你馬上回去。”沈涵一聽，馬上跟著母親趕回培正小學，從陳公琪那兒得到消息後，隨即回廠加強了糾察隊，防止當局破壞。

小年夜下午，一群特務帶著幾十名從三星牙膏廠被騙來的女工，打著“要丈夫回家過年”的橫幅，以“索夫”為名，衝進電廠大門，見人就打。大批軍警隨後開進電廠，驅趕罷工工人出廠，逮捕了十多名工會代表。當局隨即向外宣布，發電廠因罷工發生動亂，軍警被迫采取措施，維持治安。

2月1日（大年夜），一部分職工被迫複工，他們仍舊“隻發不修”，磨洋工，或借故離開崗位，造成發電量急劇下降，上海供電不足。

總指揮沈涵和其他一些未遭逮捕的工會代表帶領了由2000多名上電職工參加的請願團，包圍了社會局，要求釋放被捕者。上海法商電燈電車公司（法電）工人也來聲援，法電的工人還故意讓有軌電車在社會局門口排起長龍，以阻止軍警采取武力鎮壓。同時，一些進步報紙，如《大公報》和《時代日報》都報道了“索夫團”事件真相，揭穿了當局動用軍警維持治安的謊言。

社會局的勞工處長是地下黨臥底，在商討是否動用軍警驅逐請願團的關鍵時刻，說服了社會局長緩解矛盾，避免了更大的流血事件。

當天晚上（除夕夜），上海市長錢大均正在官邸宴請高級文武官員，突然斷電了。這是法電工人借口上電發電不足影響了法電，故意切斷了杜美路（今東湖路）市長官邸附近的電源。那一帶有不少外僑和高官的住宅，市長覺得這時候斷電影響不好，上電罷工的事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除夕夜12點，所有被押的上電工會代表都被釋放了。

這次大罷工的結果是美商同意了工人的所有要求，但有一個條件，必須開除罷工總指揮沈涵。根據地下黨保存力量，以待時機的原則，沈涵主動辭職，離開了發電廠。

我喜歡聽楊樹浦發電廠大罷工的故事，錯綜複雜，跌宕起伏。就像在看一場電影，可是比我們平時看的電影驚險，因為辨不清好人壞人。在這場大罷工中，工人裏有壞人，那些打人的女工，來找“丈夫”是受騙，打人難道是受騙嗎？國民黨裏有好人，國民黨軍隊怎麽會為了工人架起機關槍趕走軍警？市長應該是大反動派吧，居然會同意釋放工會代表？國民政府也在努力，出麵調解勞資矛盾。雖然這個故事讓我產生了許多的疑問，但是我比較懂事了，書上的故事可能不太完整，而父母和地下黨的叔叔阿姨不會騙我，他們的故事一定更真實吧。

潛匿鬧市之中

從1942年一直到解放前夕，培正小學成功地掩護了滬東地下黨的革命活動。滬東工委常在這裏召開會議，工委領導也常在這裏碰頭，每次都由母親為他們放風。

解放戰爭時期，上海地下黨發展很快。到1946年底，黨員已經從1945年的2000多人增加到了5000多人。人數多了，活動也多起來。

培正小學成了地下黨和解放區的交通中轉站，有些受到國民黨注意的地下黨員和積極分子，常被安排到培正小學當教師作為過渡，再由交通員到培正來接他們，把他們帶入解放區。同樣，交通員從根據地帶到上海的同誌，一般都在培正住一夜，第二天再分散到各處去。

在這看似寬鬆，人來人往的公共場所，每天都在進行秘密活動。父母的責任，就是營造維護“寬鬆”的錯覺。父親不動聲色，周旋於三教九流，遊走於龍魚之間；母親靈活機智，膽大心細，保證來往人員的安全，他們是絕好的搭檔，不但保證了地下活動的順利進行，還把學校辦得風生水起。

為了減少敵人的注意，父親決定把培正辦得更加正規，他四處籌款，頂下了華忻坊201號的房子，擴大了教舍，開辟了操場，擴組了校董會。並以校長的身份向校內別的係統的地下黨員打招呼，暗示他們不要太暴露，努力使培正這個革命據點能夠站穩腳跟。

考慮到培正小學的安全，地下黨組織決定讓父親加入國民黨，以便更好地掩護地下活動。可能父親比較能幹，人緣又好，幾個月後，莫名其妙被委任為國民黨區黨部委員。這件事，曾經得到地下組織的讚許，然而，在解放之後，卻成了“曆史”問題，給父親帶來無盡的災難。

母親經常走訪夜校學生，對楊樹浦一帶髒亂擁擠的貧民區，迷魂陣似的七拐八彎的小弄堂，熟門熟路。跟學生拉家常，讓她掌握了不少信息，大工廠的前門後門邊門在哪兒，廠裏有哪些重要車間和部門，誰的大哥在水廠看門，誰的表弟在紗廠維修機器，誰的阿姨在弄堂口賣香煙，這些看似無用的信息隨時都可能變得有用。

有一天，母親在弄堂口發現兩個陌生人，正向人打聽，“XXX你認得吧？住在幾號？”母親一聽，問的是一位準備撤離到解放區去的培正老師，趕緊轉回身去。她怕那兩人盯梢，走到離開培正還有幾棟房子的一戶人家，看到前門開著，就走進去，穿過天井和客堂間，從後門出來，早一步趕到培正，讓那位老師出去躲避一下，等那兩個人到了，母親正在隔壁鄰居家的後門口聊天，她走過來，客客氣氣，“哎呀，你們來得不巧，那個老師前兩天就辭職離開學校了。”

在險惡的環境裏，父母時刻保持著高度警覺，出門注意有沒有尾巴，別人多看他們兩眼，就得多繞幾個彎，多走幾條街，多穿幾條弄堂，多換幾部公車電車。說話更是小心翼翼，得把應酬的話說得順順溜溜，又沒有實際內容。帶點敏感的文字材料，看完及時銷毀。需要留下的文字，藏在棉襖的夾層裏，鞋墊的下麵，包書紙和書的中間，裝滿大米的米缸裏，一絲不苟，不厭其煩，力求完美。任何事情，都是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經過五年的共同辦校，父母終於走到了一起，1947年11月他們結婚了，沒有拍結婚照。婚禮那天唯一留下的是一張五彩的結婚證書。上麵寫著，他們是在八仙橋青年會舉行的結婚典禮，主婚人是家裏的親戚，介紹人是父母的朋友和青年會的工作人員。

這張證書，實際上是一張表格，凡是去青年會舉行婚禮的都需要填寫。也許母親的毛筆字寫得比較好看，那天是她填寫的表格。那對新人的信息，除了姓氏和籍貫以外，名字年齡都不是真的。因此，這隻是一張半真半假的證書。哪怕是在舉辦終身大事的大喜之日，父母依舊保持著外弛內張。

未完待續。下一部分記錄了父親被特務逮捕，入獄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