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儂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9）

來源: 立於 2020-10-27 18:41:19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27074 bytes)

知識分子的鴉片

阿隆的著作最早是1988年在中國出版，《社會學思想的各個階段》，出版時中文改名為《社會學主要思潮》，80年代“思潮”是一個時髦的詞；然後到1992年又出版了阿隆的回憶錄，《回憶錄——50年的政治思考》，該書出版時又改名為《雷蒙·阿隆回憶錄》；2003年意林出版社出版了《階級鬥爭》；2005年又推出了《知識分子的鴉片》。阿隆在這本書中特別援引了盎格魯——薩克遜的傳統對法國式的激情、偏激和極端的習慣進行了批剖析和批判。從某種角度，馬克思可以說是一個來自德國的猶太血統的在英國寫作的法國人。

在阿隆看來，民主政府辯論繁多，議程冗長，而專製政體適合於集中國力於專一目標，因此在愚眾看來，寧願“犧牲政治自由，來換取行動上的活力”。但所謂集中力量辦大事，並不問所謂大事是好是壞，是造就全體國民的福祉，還是造就全民族的災難。從曆史上看，專製政權的行動活力，往往會把民族帶入浩劫。當然，例子就是希特勒。因為魏瑪共和國相對於納粹黨的行動力，顯得軟弱與無效。而希特勒的體製，“把政黨與國家混為一體，控製其他獨立的組織，讓強詞奪理的教條成為國家信條，憑借暴力，讓警察有不受限製的權力”。這種黨國一體的警察國家，會顯示出行動的果斷有效，但這種所謂的決斷性，把國家帶入了毀滅。所謂的右派法西斯，與所謂的左派蘇聯，在阿隆看來都是極權主義，殊途同歸。因為它們都“否認各種自由的和個人的價值觀念。而這些觀念是啟蒙運動所極力倡導的，為的是反對權力專斷和教會矇昧主義”。

阿隆認為法國曆史上有一種左派情結，“以至於溫和的或保守的黨派，也絞盡腦汁，從對手的詞匯表中，借取某些修飾語。人們彼此試著看誰最有共和主義，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信念”。阿隆指出：“盡管英國人沒有以普羅米修斯式的劇烈行為掙脫鎖鏈，但是法國大革命以疾風暴雨的方式，在整個歐洲大肆推廣的一些觀念，如主權在民，權力的行使要符合規則，議會得通過選舉產生，並擁有最高的權力，取消個人身份的差別，等等。他們在英國卻實現得比法國還早。在英國，民主化成了對立黨派的共同事業”。

當年古希臘實行一種民主製度，他們喜歡自由的爭論。我想那時有些人的言論會更富有智慧，有些人則更愚昧，有些人的觀點比較正確，有些則不正確。然而，像蘇格拉底這樣經過思考的想法相信的人總是少數，因為大多數人不思考僅憑感覺或教條行事，他們更容易衝動和極端，結果蘇格拉底被處死了。然後，由於專製製度更有效率，於是戰勝了民主製度。人類普遍采取了專製製度，持續了上千年。再後來，隨著人類的發展，西方又建立起了新的資本主義的民主製度，那時資本主義的製度非常暴力，迅速殖民了全世界。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的工業化國家掌握了現代科技。但是，隨後落後的國家發現將專製和科技結合起來，則會產生更高的生存效率，於是被殖民的落後國家普遍流行起了專製的社會主義。我想這些都是人類在進化中關於暴力的運用和效率的競爭的結果。

然而，在談論斯大林時西方話語總愛同時談論希特勒，這是一種妖魔化的手段。將斯大林等同於希特勒，於是就自然變成魔鬼。但是，即便是希特勒和納粹也是歐洲的曆史結果，是歐洲曆史的自然的必然的延續。希特勒和納粹體現的隻是人類在曆史中一直展現的某些思維方式和觀念，他們並不更加邪惡，隻不過他們掌握了現代的技術。科技放大了人類的本性。也由此，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與人類原始的感性思維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衝突，暴力的運用損害了人類的生存效率，因此人類今天發展出和平、人道、反暴力的思想。資本主義並不比社會主義更斯文更愛好和平，相反它的殘忍程度如果量化比較可能遠超出社會主義。

同樣，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中論述的很多問題，仍然是今天中國所麵臨的。但今天的中國又發生了一些根本的變化。而今天中國崛起的大背景是人類在過去的原始的感性思維的巨大慣性中不可逆轉的開始的思維的轉型。當人類的思維方式發生改變時，人類的行為將深刻的徹底的發生改變。曆史其實從來沒有重演過。關鍵是人類一直生活在幻覺中。

人類的曆史本質是生命的進化。如果希特勒屠殺猶太人可以極大增強國力，使他統一歐洲，那麽接下來斯大林也會屠殺猶太人，以與希特勒競爭以求得更強大的生存效率，那麽這時美國肯定也要開始屠殺猶太人，如果沒有足夠多的猶太人，他就會試圖屠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而最終他們會通過詮釋把它變成一件正義的事情，或者，至少是可以容忍的事情，或者，幹脆通過忽略而把它抹去。其實，當年愛因斯坦寫信建議美國研發核武器和我們這裏所設想的情況本質是一樣的。

對於人類並沒有天然的正義，人隻是生命進化過程中的一個步驟；從猿進化到人並非是一個正義或邪惡的事件，人也不是生來為了自由、民主和愛；人類遍布全球成為地球的主宰也不是因為愛和正義的結果；我們現在呼籲愛和正義是為了生存，而一旦當愛和正義與生存產生矛盾時，我們具有普遍性的最終選擇一定是生存。那麽，為了究竟是資本主義的民主製度還是社會主義的極權製度誰能勝出，不在於它們的曆史，而在於最終的生存效率。

與當時大多數思想家不同，阿隆在他與戴高樂、基辛格、德斯坦、特魯多等當時政壇的要人有著較為密切的私人交誼，這使得他與和學生們打成一團的薩特們的左翼知識分子不同，可以從具體的治理社會和國家的層麵更加務實的以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視角進行思考。除了寫過有大量報刊評論，其著作的討論也是務實的。通常的知識分子往往對如何治理運行一個國家、如何處理複雜而黑暗的人際關係、權利博弈以實現其個人理想和主張有深切的感知和思考，所以，也是較早開始在他的年代關注研究自由市場經濟的知識分子。

當年他既沒有被希特勒德國的高速發展所迷惑，也沒有對斯大林的蘇維埃共產主義的美妙宣傳包有幻想，68年學生激動人心的五月風暴更被他斥為在優越的物質生活中長大的孩子的胡鬧，不過與這些政治家的接觸既可以給阿隆獨到的視角，也可能成為阿隆的自身局限。“知識分子的鴉片”大概是說，意識形態對於知識分子的毒害，它會是自由獨立的知識分子成為政權的工具。這一點對阿隆本人也是適用的。而人都是體製和某種意識形態的工具。人已經不是生物體的生命形式，社會人是人類社會生產的第一代智能機器。

我不認為我有發現真理的智慧，甚至我的懷疑仍然是不自由的，帶著偏見和既有的教條。這使我在這篇文章中堅持不發表任何評論、議論，不做任何的結論。如果，你竟然讀到了我的議論和結論，那麽，原諒我吧。請你原諒我說出的一切蠢話。此刻我是如此的懷念和痛恨著我的未加留意的青春年代。這些以年來我從來沒有想把那些蠢話說出來，可是它們總是自己源源不斷的流淌了出來，即便在最糟糕的場合。

讀者的鴉片

當年阿隆在德國科隆留學三年，主攻的是哲學。他對德國哲學有深厚的學養，1938年他的博士論文題目為《曆史哲學導論》，同年還出版了《論當代德國史學理論》。所以，阿隆對於馬克思也是很有研究的，不僅1970年出版過《想象中的馬克思主義》，去世後還出版了他當年的講稿《論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據說阿隆在《論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中，既批判薩特和梅洛·龐蒂從一己之“存在境遇”出發和其幼稚的革命行動觀，又拒斥阿爾都塞從整體結構入手、條條框框全被預先設定的偽馬克思史觀。思想、哲學所有人文學科都是這樣，像一些幻影。然而，如果經典不能引發誤讀，就不能稱其為經典。經典就是激發人們的誤讀的浪漫激情和否定其它解讀的可能性的唯一的愛的文本。所以，“想象中的馬克思主義”可能遠比“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重要，即便真的存在“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而“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也不過是馬克思對“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的誤讀的一種而已。

由於我沒有讀過阿隆的嚴肅的思想、哲學著作，雖然我已經購買了盜版的《知識分子的鴉片》，那時我很想好好讀讀它，於是立刻在網上購買了這本書的盜版，盜版商家工作的速度和快遞業的物流的速度都快得驚人，顯然在今天我可以用很小的一筆金錢就驅使人們為我像牲畜一樣拚命的幹活，這很好，我在第二天就拿到書了，但是，等到我拿書後，我發現其實我並沒有那麽想讀這本書，不過以後或許我還會讀讀這本書，不管怎麽說，擁有一本書就足以給人以美好的感覺了。經常有網友告訴我，我的文字，或者因為字寫的太多，或者不分行，看著讓人有一種恐怖，或者過於沉重，或者內容烏七八糟，有許多色情的內容，總之，他們告訴我他們沒有讀，而且今後也不準備讀，或者準備永遠不讀我的文字，每當聽到這樣的話時，我都很振奮，我想一旦有人開始主動拒絕文字，這樣的文字裏就一定包含某種思想了，所以，就衝著這句話，我會愛他們一輩子的。不過，也有讀者說，沒有細讀，隻是大體看了一下，然後，吧啦吧啦的做出評論。這就讓我非常反感。不過，如今就是這樣的時代。許多人一輩子也沒有安下心來把一篇文章仔細讀完。他們每天，每天隻是不停的搜尋題目，然後掃一眼，接著就又忙著去讀下一篇，他們每一天都會閱讀海量的的題目和垃圾般的文字碎片，每一天處於一種心情浮躁的狀態，像生命裏飛揚的灰塵。然後，他們就題目對文章和作者發表貌似高深的評論，樣子高高在上，他們沒有意識到大部分寫的很多很長的沒有多少錯別字和病句的文字的作者都是花費漫長時間一個字一個字思考書寫鍵入的，要知道他們，那些作者不是像我這樣的大段大段的抄襲粘貼，所以，那些靠標題獲得智慧過人的感覺而做出貌似高深評論的人是不妥當的。畢竟，看菜單和讀目錄所得到的營養和智慧是極其有限的，它們隻不過給人一種盲目的很盲目的感覺良好的美麗的錯覺。寫到這裏我不禁又想抄襲了一段品論阿隆的文字。一則寫了這麽多有些傷心，二則圖省事，但更重要的是想讓那些沒有細讀我的文章而做出胡亂評論的人們也傷害一下更多的作者，這樣如果有天堂，在末日審判之後，我就可以和一群我的沒有細讀的讀者一起去下地獄。當然，還有那些僅僅看了看我的文章但沒有讀的讀者，以及那些仔細讀過我的文章的讀者，所有的我的讀者。在地獄裏，我不能沒有他們，因為生活太令人悲傷了。這裏我僅摘抄一篇評論阿隆的文字，我希望這篇文字的作者讀過他所評論的那些書，當然沒有讀過也沒有什麽，因為我的寫作是在虛構一個世界，這裏有著和真實世界的種種貌合神離的鏡像的對應。所以，重要的並不是他讀沒有讀過哪些書，而是他寫的是否讀起來有趣。其實，我完全可以把這些文字改寫一下，我已經這樣做過很多次了，讓讀者們相信我讀過很多書，進而對我產生出一絲崇拜，但恰恰相反我更希望的是，讓讀者知道我幾乎沒有讀過什麽書。我認為這樣做對於聰明的讀者會使他們受到啟示，至於這有可能使某些讀者，尤其是某些自以為是的男性讀者對我產生輕視和不屑，而倒是無所謂的：

既然曆史既非行動者的一廂改造意願，亦非絕對精神憑“理性詭計”主宰的無情鐵律，那麽在兩端居其中的阿隆便順著韋伯的路數，關注起社會的製度、經濟的結構甚至文化的演變。平心而論，和那位有心學俄語、研究興趣延展至猶太教、伊斯蘭教和儒家的韋伯相比，阿隆在文化層麵的觸角確實遲鈍不少。不過，工業化的伴生物“有閑階級論”及其一係列文化心理命題，卻並沒有脫離阿隆的視線。而就現代化工業社會的兩大形態而言，阿隆對自由市場和計劃經濟的細致研究之早，遠非那些僅僅在莫斯科短暫逗留的同儕可以比擬：在他年屆中年踏入索邦大學教壇之初，其講課稿《工業社會十八講》（1962）和《階級鬥爭》（1964）便讓我們看到了一位運用宏觀經濟學理論、且對美-歐-蘇社會展開微觀比照的社會理論家。也正是有著強烈的社會關懷，阿隆的理論思考便係統地梳理西方社會思潮的幾大節點。如今在西方和中國均頗受重視的托克維爾，便是經由他的《社會學主要思潮》（1969）才在備受冷落後回到法國的政治思想名人行列。

因對英美史學、經濟學和社會理論成果產生興趣才去學的英語，讓阿隆的哲學思考再添一個新維度。比方說，通過對英美自由主義傳統的梳理，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哈耶克自由放任觀念的弊端，並以樸素的語言提出了國家在顧及低收入者中的再分配角色。又例如，在《論自由》（1965）這本小冊子中，阿隆固然沒有忽略好友以賽亞·伯林對“兩種自由”的區分，但他也沒有忘記對公平和正義這一根植於法蘭西國家傳統議題的強調。這一點，從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看，可謂是阿隆身上不時閃爍的法式共和主義、甚至社會主義因素。再如前述提到的《論治史》，阿隆也特意跟進了英美當代曆史哲學的論戰。凡此種種，均折射出一位橫跨哲學與社會理論、打通歐陸和英美的法國學者形象。

不過，單從教科書上的英美自由主義或歐陸社會主義定義來定位一生積極入世的阿隆，注定過於粗疏。必須指出，阿隆接的地氣，其實是從媒體開始的。其時評名聲之鵲起，在時間上也早於其純學院派的履職。無論是他二戰在倫敦避難時的發文，抑或是關乎法國核心利益的奠邊府戰役和阿爾及利亞戰爭，還是法國在中東的軍事介入，都可以在其《論阿爾及利亞和共和國》（1958）、《戴高樂、以色列和猶太人問題》（1968），乃至後來才陸續整理出版的《費加羅報專欄時評集》（1990-1997）中讀到。這些應景素材，促使曆經一戰、二戰、冷戰時期的阿隆深思戰爭與和平的聯係。他談起馬基雅維利和修昔底德，所著眼的不正是佛羅倫薩和希臘的權術和機鋒？他那本《核威懾策略引論》（1963），不正是冷戰軍備競賽時期對技術畸形發展在國際關係層麵的思考？戰爭，確實無非是政治的延續。如此一來，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什麽他最自得的著作偏偏是那兩卷尚未被譯成中文的《論克勞塞維茨》（1976）。

從入世的觀察家角度來講，我們還不應遺漏阿隆對當代法國政壇的一係列時評。單從其孜孜不倦的政論文入手，我們已經有了一把打開當代法國以戴高樂偏右之開局、再到八十年代由右入左的轉變軌跡。無疑，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他在1968年巴黎青年運動中的表態。以今天的目光觀之，阿隆可謂是當時少有的清醒頭腦，沒有把西方年輕人在富庶時期的狂歡放縱誤認為一闕青春之歌。但很少為論者提到的，倒是阿隆自己當時亦在原則上樂見更多人參與公共事務。這一點，不也正是他在學院內外不知疲倦地以筆發聲的最後指向？在合理衝突中葆有政治共同體前進的活力，不正是他為法蘭西的內政外交殫精竭慮的全部心機？

應該承認，雷蒙·阿隆麵對的那個紛紜時代，已經遠去。然而，他在曆史哲學和社會理論方麵打通德法英的足跡，大大豐富了戰後法國知識界的眼力；他躬行的自由主義，也是法國特定階段難得的一脈生氣；以他名字命名的那個社科研究中心，至今依然是法國重要的學術增長極；當年聆聽過其教誨的諸位學生，不少正是現時法國政界、學界的領軍人物。他們守衛著啟蒙和人文價值，本身就是對阿隆思想精髓的最大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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