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儂的1969和2020的新冠肺炎（6）

中國姑娘

據說，當時一天戈達爾和維亞澤姆斯基一起坐在南特大學的教室，戈達爾問維亞澤姆斯基有沒有她的同學可以給他引見引見。於是，戈達爾進入的南特大學左翼學生聚會的小圈子，隨即激發了他的創作《中國姑娘》的靈感。

銀行家女兒維羅妮卡、青年演員吉羅姆、從鄉村來到巴黎的女傭人伊沃娜、畫家基裏洛夫和大學生亨利5個激進的左翼青年，暑假在維羅妮卡借來的住宅裏組成了一個學習毛主義的小團體“馬列主義共產黨”支部。房間裏堆放著一大批小紅皮書，牆壁上醒目地掛著手寫的毛澤東語錄。5個青年人開始長時間的高談闊論，演員吉羅姆上場解釋新戲劇和中國學生在莫斯科大街散發傳單受阻等事。女傭伊沃娜談起她出生的農村，談她來城市謀生、業餘當妓女，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活生生的證明。而“中國姑娘”維涪尼卡認為“造反有理”，她渴望更加激進的行動，爆炸或暗殺，她上台號召大家炸掉巴黎大學，盧浮宮和法蘭西喜劇院，並悔恨自己出生於資產階級。然後，5人出現分歧開始爭論，而爭論的中心是紅色中國的毛澤東思想和赫魯曉夫蘇聯的修正主義，毛認為一分為二，要強調階級鬥爭，而修正主義要合二為一。美國的作用當然必不可少。毛主義者認為美帝國主義必然要徹底的消滅真正的共產黨，所以必須選擇和美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毫不妥協的暴力革命；而認同修正主義的一派相信美國可以容忍並願意伸手援助和接受“修正主義”，因此要放棄暴力革命，和不妥協的鬥爭。隨著爭論原本清晰單純的信仰變得越來越複雜和迷離了。而爭論越來越激烈，年青人的思想各自趨向不同的極端，最終導致分裂各人走向各自迥異的命運。有人退出，有人自殺，有人選擇恐怖行動。影片裏的“中國姑娘”就是一個堅定的毛主義者，在電影裏說出：“炸掉巴黎大學”。其思想與中國文革毛澤東提出的拆墓、毀廟，砸爛孔家店是一致的。而最後當維涪尼卡認真策劃一起暗殺行動時，年青的革命組織散夥了。

這時假期也結束了。“支部”解散5個青年離去後，房子的真正主人們從外地回來了，他們取下牆上的“條條道路通北京”一條條毛主義的標語。然而，這時畫外響著維洛尼卡用法語述說的毛主席的話語：“這隻是萬裏長征的第一步”。

影片中的場景充滿了各種符號和對比，在劇情進程中不斷采用字幕、標語口號、人物畫像等進行穿插，在戈達爾的電影裏，演員經常直接以演員的身份說話，比如鏡頭裏一個小偷在偷竊後經過了漫長的逃跑比如從巴黎騎著自行車都快到德法邊境了，那個小偷突然轉頭告訴你，他是這部電影裏的演員正在拍戲。我有時不能肯定喜歡藝術電影的人是喜歡藝術電影還是喜歡表現出喜歡藝術電影。2017年《三聯周刊》采訪戈達爾，在問及：針對現在的商業主義、好萊塢電影席卷世界的狀況，是否能更詳細說明一下？戈達爾回答說：談到美國支配，我覺得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新浪潮”的時代，我們支持過一種美國電影，那是為了反對歐洲電影，或者說是為了反對好萊塢。那是一種叫做小電影的B級電影，那時我們的立場受到相當的攻擊。但在文學方麵，我比寫《飄》的瑪格麗特·米切爾更支持埃德加·愛倫·坡和梅爾維爾，所以人家說我反美我覺得有點可笑。關於好萊塢，對我來說是很奇妙的。現在的好萊塢和過去相比變化很大，真正的製片人不在好萊塢，在好萊塢的都是代理商和律師。我覺得好萊塢是一種做法上的成功，是有經濟意味的工廠和夢的混合的方法成功。為什麽大家喜歡好萊塢電影？我也喜歡，但我不知道為什麽。其實我自己每周五晚上和周六去看電影時，如果看挪威和日本糟糕的電影，還不如看那些美國的糟糕電影。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想法，跟糟糕的瑞典和希臘電影相比，更喜歡糟糕的美國電影。為什麽我也不知道。

一些人認為《中國姑娘》是戈達爾最好的作品。詩人阿拉貢曾為此寫了一篇《論拚貼》的論文，讚揚戈達爾在該片中運用的“七拚八湊”、“尋章摘句”的拚貼手法，認為《中國姑娘》的“新的小說結構”是他的一大發明。

影片甫一拍出立即遭受到諸多批評，電影裏的左翼青年被認為太過虛假可笑，批判說戈達爾在影片中歪曲學生的形象，但一年後“五月風暴”爆發，人們突然意識到這部影片其對學生運動的驚人預示，於是又是一片稱讚之聲，稱讚戈達爾的敏銳。的確，相比1967年戴高樂對法國國民致辭時的“平靜心情”，戈達爾在1967年顯示出藝術家的天才的敏感。而“五月風暴”過後，隨著社會主義變得臭名昭著，資本主義逐步獲得了絕對的正義性，人們又發現了《中國姑娘》是對於共產主義、毛主義、中國文革的巧妙而深刻的諷刺。或許，戈達爾通過生硬、突兀、淩亂的拚貼、摘抄，出戲入戲的轉換，極大增加的他的電影的信息含量，從而把作者自身的觀點漸漸模糊，使電影隨著複雜逐漸由對於事件的解釋演變成事件本身，即達到戈達爾所謂的真實。據說戈達爾對於他的《中國姑娘》預見性曾不無得意表示說：“我認為《中國姑娘》具有相當真實的成分。很湊巧地，影片殺青後一年就發生了五月學潮，由此可見其中真的有些真實的東西，隻不過我是在事件真正成形之前就拍好電影了。這正是我熱愛電影的地方。總之，我們可以利用電影來做這些事，來觀察外表形式的醞釀過程和胚胎學。”

除了那些視覺符號《中國姑娘》的對話也很有意思。當然，我根本沒有看過這部影片，但已經做出了太多的評論。因此，這裏出於一向謹慎的習慣，我援引一段法國人寫的關於《中國姑娘》的評論。我假定這位作者是看過這部影片的並且理解了：

“影片最後一段裏，主人公作了一場離奇的冒險，戈達爾給這一章起名叫“劇場元年”，他這裏借用的題目和場景，顯然是來自羅西裏尼的《德意誌元年》（Germany Year Zero）。跟羅西裏尼的主人公一樣，這部影片的男主角也來到同樣的廢棄街區，走進同樣的地下空間，不過他不像那個孩子，沒有感到世界已經毀滅，他重新認識到戲劇藝術的茫然探索有什麽意義。羅西裏尼給自己影片起名“元年”，是為了紀念那個曾被毀掉的世界，也是為了銘記那個為極端觀念所害的孩子。而戈達爾在這裏借用這個影片名稱，就是針對羅西裏尼影片裏的場景：一個孩子在玩跳格子的遊戲，而他身後的世界是一片廢墟。說到底，戈達爾這部影片的寓意，就是從男主角這個演員和女主角這個恐怖分子之間的對立中體現出來：其實沒有元年或是起點，沒有什麽世界要拯救、什麽世界要埋葬。這裏隻有一張幕布，當幕布拉開，一個孩子出現，他就是那個演員，他演這個孩子，演的輕鬆自如，盡管他的肩上，既有一個滿目瘡痍的世界，又有一個充滿新生的世界，他肩負著這兩重世界的重量。或是在這裏孩子表演的遊戲，或是在另一部作品裏孩子在迷茫中選擇的死亡；或是革命鬥爭，或是戲劇表演；如果有人想把這其中的關係想個清楚，就必須想想自己的立場。以上就是我們的結論，這部關於兩種馬克思主義的電影，是對劇場的一次沉思。”

不過，戈達爾積極參加了“五月風暴”的革命運動。1968年5月15日，國家劇院奧德翁被青年們占領了，院長因向青年們表示了同情在事後受到處分；米歇爾·比托爾帶領著一群作家占領了作家協會辦公室；而幾乎同時，戛納電影節開幕，在開幕式上戈達爾和特呂弗等一幹左翼導演強烈抗議，在戈達爾高呼了“當我們的同誌在巴黎的街壘前倒下時，我們不能再繼續節日了”之後，剛剛開幕的電影節就閉幕了。於是，戈達爾立刻奔回巴黎，開始攝製一係列反映當下運動的時事短片他的著名的“電影傳單”，並在學校和工廠巡映。16日，巴黎附近的雷諾汽車廠開始罷工，18日，公交係統罷工，巴黎完全癱瘓了。

 

五月風暴

簡單來說，就是拒絕遊泳的法國大學生的一係列運動到了五月使得索邦這所法國最古老的大學因騷亂而被迫關閉。法國一反警方不得進入大學的傳統衝入校園，花了三個小時在和學生鬥爭後逮捕五百餘名學生。學生和過往青年們一起用石塊在盧森堡廣場建起了第一處街壘，戰鬥開始了。接下來的幾天，煙霧、瓦斯、爆炸、叫喊、擲石戰充斥了拉丁區。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UNEF)和全國中等和高等學校教師工會(SNESUP)號召總罷課和罷教，薩特、波伏娃等發表聲明，號召“所有勞動者和知識分子在物質和道義上支持學生和教師們發起的鬥爭”。數萬名示威者揮舞無政府主義的象征旗幟黑旗和革命的象征紅旗，高唱《國際歌》遊行。九日，薩特、波伏娃、雅克·拉康、勒菲弗爾、莫裏斯·布朗肖等聯署一份宣言，“向用一切手段擺脫異化秩序的學生們致敬”。阿拉貢奔赴奧居斯特·孔特廣場，在科恩－邦迪陪同下發表演講。但政府拒絕釋放被捕者，所有和談和調解均告無效，左岸於是爆發更大規模示威。兩方發生嚴重肢體衝突。電影電視工作者介入，媒介使鬥爭立刻傳遍全法國，南特、斯特拉斯堡群起響應巴黎。5月11日晚，左傾總理蓬皮杜結束在阿富汗的國事訪問回到巴黎，即發表電視講話，同意青年們的要求，下令警方撤出索邦，但一切已經太晚。13日，法國總工會(CGT)、法國民主勞工同盟(CFDT)和巴黎學生組織八十萬人橫穿巴黎的遊行。索邦被學生收複，接下一周內，“占領運動”成為主調：各大中學校、工廠、商店、建築均被青年控製。

到了18日，公交係統罷工，巴黎完全癱瘓。這時的巴黎標語、口號、傳單滿天，紅旗招展、歌聲嘹亮，響徹雲霄。五月的巴黎成為了一場狂歡節，夢幻的烏托邦仿佛實現了。二十日，薩特樂觀地預言：“社會主義和自由結合了！”到了24日，戴高樂終於發表了著名的5分鍾講話，名言卻回響至今：“改革，是的！把屎拉在床上，不！”（La réforme oui, la chie-en-lit no），chie-en-lit 源於中世紀的一種狂歡節，在這些節日人們可以不工作而盡情胡鬧，其中就有把屎拉到床上。27日，革命群眾在夏特萊體育場舉行盛大集會，總理密特朗呼籲戴高樂辭職，左翼力量團結在一起，試圖以反資本主義的共同綱領建立過渡政府。然而，29日，戴高樂失蹤了。整個巴黎傳言將軍準備自殺。但實際上，戴高樂乘機到達德國巴登—巴登，會見了駐德國法軍總司令馬索，軍方表示完全效忠總統。於是，當戴高樂在30日下午4點30分發表對全法人民講話，宣布：解散國民議會，下月進行大選。當晚，戴高樂分子組織了支持將軍的遊行，人數也達到了50萬。

6月1日，工會試圖組織“選舉＝背叛”的示威，但大潮已經漸落。警方采取嚴密措施禁止示威和集會，大批罷工工人被解雇，兩名工人被殺。6月10日，選舉開始。拉丁區布滿了警察，16日，撤離索邦。30日，議會投票，戴高樂分子大獲全勝，“五月風暴”結束了。當然，風暴的餘波延續進1970年。直到今天法國還經常發生運動、罷工，這是傳統與革命已經無關了。

如果否定了革命的暴力的正義性，就是肯定反革命的暴力的正義性，就是否定了革命的正義性。革命於是就變成一場鬧劇。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讓心裏痛快痛快，宣泄，或者，為日後恢複常規的生活增添一點優雅的悲情。

1972年2月法國工人皮埃爾·奧維內被槍殺。當時奧維內年僅23歲，是前雷諾汽車公司的工人，毛主義者，“無產階級左派”的成員。他因參與政治活動而被雷諾公司開除。2月25日，奧維內回到雷諾公司門口散發“無產階級左派”的政治宣傳品，被該公司的一個保安當場開槍打死，史稱“二月槍殺案”。事件成為“無產階級左派”，乃至五月風暴後整個法國革命左派發展的一個轉捩點。3月4日，20萬人舉著旗幟在沉默中為奧維內送葬，其中包括思想界領袖薩特、波伏瓦和福柯，送葬的隊伍綿延長達7公裏。但是，法共和法國總工會的人卻沒有來；對於奧維內的被殺，法國工人也沒有起來罷工抗議。因此奧維內葬禮那天，阿爾都塞不停地對周圍的人說：“今天我們埋葬的不是奧維內，而是左派政治。”

或許《中國姑娘》以及所有偉大的藝術作品都不會給人們任何真實有用的思想，它隻不過為評論者提供一個東西，使得評論的人能通過詮釋證實自己已有的觀點，並依附於戈達爾、莎士比亞、馬克思們的用晦澀而耀眼的光環。所以，藝術家的政治永遠隻是藝術，思想家永遠是那些評論的人，而當用政治創造的藝術時，藝術才真正變成政治。新中國曾經有過一部紅色奇書，它的誕生是國家政權操縱作家的手係統生產的一部書的極好例子。與好萊塢的工業化生產電影可以交相映照。

在戈達爾的《中國姑娘》的最後，維羅妮卡決定進行她的暴力革命的實踐，她坐上了火車，但列車裏遇到一個哲學家，一個真正幹過革命的男人。兩人開始了一番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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