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老宅三代 ”Wellesley“ 學人（3）

小溪姐姐 · 2020-06-28 19:51:42Z

金陵老宅三代 ”Wellesley“ 學人（3）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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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的市花，喜歡木玉蘭的淡雅，純潔，清香。。

這棟網上的老房子很像二伯伯家，1946年，由安琦表姐當時的未婚夫，後來的先生，楊紀珂教授親自設計，施工的第二棟房子，是紅瓦頂。97年我從美國回家探親前，就拆除了。

記得1966年酷夏的那個上午，那條高坡鵝卵石民國路旁，大樹上的知了一早就開始熱得吃不消，‘知了知了’一片聲地聒噪著。叔伯伯是乘夜車從蘇州趕到南京，一早就去了市房管局，排著長隊把58年私房改造後,被允許保留的老宅裏半棟自住房交了公。叔伯伯是交過房子後，才匆匆趕來老宅我家吃了個中飯的。飯間她憂心重重地和父母交談了一會兒後，午後就要趕回蘇州。中飯後，父母都還要去上班參加運動，姐一早去了學校，中午也沒回家，我就送叔伯伯去鼓樓32路車站，好去下關趕下午回蘇州的慢車。

在站台上，來了好幾部車，都擠不上去，後來我總算使上了全身的力氣，才在蜂擁而上的人群裏，把穿著汗漬斑斑短衫，近七十歲瘦弱的叔伯伯好不容易推進了車門。十四歲的我站在永遠擁擠的32路電車站頭上，對著擠在車廂裏喘不過氣來的叔伯伯，揮著手，也不知她是否看見了。我一直目送著像沙丁魚罐頭般，緊緊塞滿人的32路電車勉強關上了車門，慢吞吞起步，搖搖晃晃地開遠了。

文革十年裏，老百姓基本上相互都斷了來往，文革結束後不久的兩年裏，我媽和我姐趁出差機會，先後去蘇州拜訪過二伯伯和叔伯伯，而我卻沒有。至今腦海裏還清楚留著那最後一次與叔伯伯的見麵和送別（二伯伯還是上小學時見的）。叔伯伯的短發是臨來南京前自己剪的，身上那件陰丹士林大襟短衫也是那幾天裏，從長衫絞短後，大針長線趕著，自己重新翹邊縫製的。後來，母親常提起住在蘇州的二伯伯和叔伯伯，晚年生活是非常節儉的。在我的印象裏二伯伯和叔伯伯在南京老宅居住時，她們的衣著都是早已過時的長衫，或舊衣改短的，房間裏所用的家俱也是老舊的。

從安琦表姐的文選裏，讀到她的外公，二伯伯和叔伯伯的父親- -民國教育家袁希濤（我外公的長兄）光緒31年輔助馬相伯籌建複旦，累積負債六千餘兩銀，無人承擔，都是由袁希濤大外公獨自一人，逐年償還，多年全家人都過著節衣縮食的清苦日子。從表姐們回憶父母親的文章裏也讀到汪懋祖教授和二伯伯除了傾心傾力出資辦學，還經常慷慨解囊，幫助貧苦學生和生活困難的鄰居們，而二伯伯夫婦自己一生的家庭生活卻是極為樸素節儉的。

79年，二伯伯83歲過世後，叔伯伯被安琦表姐接去北京同住，還幫著安琦表姐看顧過表姐家出生不久的外孫，有福享受到晚輩孝順的溫馨日子和四世同堂的天倫之樂了。

“二伯伯”家的兩個女兒，我的安琦表姐和安琳表姐都長得非常像母親，清秀的五官和精致苗條的身材，說話和舉手投足之間，滿滿是腹有詩書氣自華，民國大家閨秀的風度。我之所以要提到民國，是因為像我和我姐這代在紅旗下出生長大，或49年以後出生的幾代人，經過一係列人鬥人的運動，然後又是一切向錢看的洗禮和熏陶，是很少有人再有表姐她們那代人的氣質和修養的。

我和安琳表姐一家多年相處有如家人，但是我和安琦表姐並不熟悉。住在老宅裏二十多年，一共也就見過她幾麵吧。隻是記得安琦表姐和她母親，姨母，妹妹一樣平易近人，說話輕言慢語，她們和我媽很親近，總有說不完的話。印象裏，最深刻的是文革中後期鄧小平複出的那幾年吧，我媽剛從鄉下調回城裏。安琦表姐在去蘇州看母親的途中，在南京下車去林學院看妹妹，再和安琳表姐一起來老宅看望我媽這個XY阿姨，文革裏，親友如有幸重新見麵，都有死裏逃生後的感慨。

碰巧我也從鄉下回家，第一次見到安琦表姐。她很關心我和我說了不少話，細細問了我在鄉下的生活，還告訴我她的兩個女兒（在美國出生，和我姐倆差不多年紀）也在東北農村插隊，那裏地廣人稀，土地肥沃，冬季很長。。表姐還問我在鄉下有沒有讀些什麽書，我搖搖頭說沒有。表姐認真地看著我說，年輕人還是要想辦法多學些文化，知識總是有用的。

後來我跟著電台英語講座學英文，應該也是從那次和安琦表姐談話裏得到的啟發。72年尼克鬆第一次訪華後，各省電台先後開辦起了外語學習講座，英語教完二十六個字母，日語教完五十音圖，毛還活著時，就學Long live Chairman Mao, proletariat。。 毛沢東萬壽には境界がありません…。我那時還在鄉下種地，也不知什麽時候能熬出頭，加上那年頭，除了毛選，書店裏什麽書都買不到。想著表姐說的知識總是有用的，好不容易電台裏讓學點兒知識了，還不趕緊抓住個機會。這就是我自學英語的開頭吧，後來也因此改變了人生（當然能有信心，堅持學習下去，後來也還受到一位知青學長的影響和鼓勵）。

那天安琦表姐還特意走到院子裏，隔著院牆踮起腳，對著後麵的那棟兩層帶閣樓的清磚紅瓦住宅看了又看，還問我了兩次，那棟住宅是不是XX路XX號啊（好像她不太相信，要向我反複證實）。。我點點頭，還告訴表姐，老宅和那棟樓本來是沒有隔牆的，是後來那裏住的人越來越雜了，文革前才不得不把兩棟樓隔開了。表姐聽了，沒有說什麽，隻是默默地點點頭。

那天我並不知道安琦表姐墊起腳尖，仔細打量很久，隔壁那棟樓其實也是像老宅一樣，原本是二伯伯家的私產。更不知道那棟樓是安琦表姐當時的未婚夫，後來的先生楊紀珂教授親自設計和建造的，本來那第二棟樓還是二伯伯想要送給安琦表姐的結婚禮物呢。1946年，二伯伯夫婦為建造這第二棟樓時，用盡了存款還借了貸，幸好當年施工時，是年輕能幹的楊紀珂教授親力親為，降低了不少蓋房成本。等到貸款還清了，這第二棟房子由於是出租房，58年就被政府全部收歸國有了。大概因為那棟房子裏住了七十二家房客，不是自己的房子，誰也不愛護，各家就是搭個披屋，建個廚房，搶著占地兒，雜七雜八地搞得麵目全非了，難怪那天表姐認不出來了（文革後，我家住的老宅也一個樣兒）。

我從小長大至那次回國前，竟然從來不知道那第二棟房子的曆史。直到讀了安琳表姐送我的兩本，兩位表姐的家族回憶後，才恍然大悟，為什麽二伯伯家老宅和毗鄰的那棟二層樓，各自的院門開在不同的兩條路上，兩個院子原來卻是相通的，還擁有同一個水表，歸根到底兩棟房子是同屬二伯伯家一個房主的。記得二十多年裏輪到我家收水費，我或者繞路過去收，或者從老宅的廚房裏爬窗跳過去收。

現在想起來，對於二伯伯家第二棟房子，多年我從未聽說過，不知底細，應該也是二伯伯作人的胸懷和風度吧。房子被收走了，心裏再痛，也是不能改變的現實，那就接受，放下不提了吧。文革開始了，不允許老百姓擁有自己的一點私有資產，二伯伯就讓叔伯伯乘夜車立即趕到南京，把最後的半棟自留房早早上交。二伯伯這樣大智慧的人，劫難來了，首先想到的是設法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突然想到，在如今美國瘟疫橫行的日子，是否也應該學習二伯伯的民國老知識分子精神，平心靜氣接受不能改變現實，放下之後，求生存呢？）。

從安琦表姐的文選裏讀到，1957年時，楊紀珂教授對科研體製誠懇地提了意見，在文匯報上發表過文章，反右時被批為毒草。幸好周總理為那批1955年後回國的留學生說話，說他們為愛國而歸，對國情不太了解，說錯了話，應不予計較。但是文革後期，表姐還是被告知，自己的先生楊紀珂教授當時是“內定右派”。

文革中表姐在中關村教授樓裏的一套住房裏，被造反派摻沙子，搬進來另外二家人，一家四口人，另一家仨口人。因為表姐的善良寬容，在有限的空間裏，三戶人家共用一個廚房，一個廁所，卻能和睦相處。表姐還記錄了不少與同單元兩家鄰居相處的趣事，鄰居家的小二子常在表姐家裏吃零食，享口福，一天看到表姐家飯桌上放了一塊白脫油，以為是蛋糕，就自顧自吃了。等到表姐的大女兒回來找自己還舍不得吃的白脫油，卻到處也找不到時，隔壁小二子的媽正愁小二子怎麽突然就緊著拉肚子了呢？楊紀珂教授當初隨科大搬到安徽，學校隻分配了一間9平方米的小房間。冬天很冷，生個煤餅爐子，有一天夜裏他差點兒煤氣中毒。表姐還細細描述了在那間9平方米的小屋裏，她和先生，二女兒一起過春節，雖然不是全家團聚，（大女兒和小兒子在北京）安徽可以買到農民私下出售的農產品，大年三十燉了一隻老母雞花生湯，抄了幾個菜，大米飯，年夜飯吃得其樂融融。還有楊紀珂教授從合肥回北京，想著北京主要吃粗糧，大米金貴，就帶了一袋大米回去，經蚌埠轉車，天黑過鐵路時，摔了一大跤，手臂摔斷了，幸有同路的科大老師幫助去醫院包紮，一路護送回家。。。

安琦表姐，至55年11月，和先生楊紀珂教授，帶著一個6歲，一個5歲在美國出生的女兒從羅湖進關回國後，和中國的那代知識分子一起，經曆了57年的反右，三年困難時期，四清，十年文革，不能作本專業研究，下放勞動，兩個女兒當知青。。。她的人生道路並不平坦。但是安琦表姐一生遵守父親汪懋祖教授的教導：愛國，敬業，寬以待人，嚴以律己，母親袁世莊（文中二伯伯）的教導：誠懇，謙虛，守信，作一個正直的人。

這是我所知道的部分金陵老宅裏，第二代 ”Wellesley“ 學人，安琦表姐的故事。

本文參考二伯家大表姐安琦遺作《汪安琦文選》，小表姐安琳遺作《我家的故事》。願兩位表姐在天堂安享永生的平安和喜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