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愛無言 (連載一) ——紀念我的父親

/格利

 

　　一

 

　　父親曾經對我及幾個弟妹當麵說過一句話：“如果說我當年不走出農村，你們現在可能還在村裏跟牛屁股。”

 

　　話糙理不糙，父親說的話是對的。

 

　　一個人如果說讀過一些書，但一輩子蝸居在一個偏僻、貧窮的鄉下，是沒有多大發展前途的。

 

　　父親當年不到二十歲，跟隨鄉下族裏一個堂哥到幾百公裏外桂中的一個城裏發展，以至於有了我們這一大家子在城裏出生、定居和發展的今天。

 

　　父親是我們這個家庭的奠基人。

 

　　說來也真的是機緣巧合。

 

　　當年那個叫他出來工作的堂哥是民國時期這個城裏的一名官員，是管地籍地政處的一名副處長。當時那官員堂哥問身邊的人，說村裏還有誰比較“醒目”

點兒的。他親弟弟就對他說，有一個叫世波的，讀過幾年書，現在村裏教書，與我同學過，人很聰明，可以出來。這位官員堂哥即刻叫身邊的人寫信叫我父親上來。當時他掌管著一個測量隊要用人。

 

　　我父親從小到大沒未出過遠門。

 

　　我父親的家鄉是在桂東南一個叫陂底華的偏僻鄉下，從鄉下到縣城可能還有幾十公裏的山路，七拐八彎。當年不通汽車。我父親挑著簡單的行李，告別家鄉孤獨相伴的老母親，懷裏僅僅揣著城裏堂哥寄來的一封信，一個人充滿希望地向城裏進發。

 

　　當時因為父親還在村裏家族辦的私塾裏任教職，家族中有人就提出異議說不能教到一半就讓他走了，要他教完那個學期。但家族裏也有明白人。村裏族老就發言說，不要耽誤了年輕人的前途，他有路子走就讓他走吧。

 

　　父親因此得以順利地及時脫身進城。

 

　　父親可能走了一兩天的山路才到達縣城，隨便找了一個便宜的小客棧住了一晚。第二天打聽好去玉林的車，買了一張到玉林的汽車票，到了玉林之後又住了一晚。第三天再轉乘從玉林到那個城市的火車，輾轉幾百公裏行程。

 

　　現在看來，幾百公裏的路不算什麽，但在交通並不發達的民國末年，對一名未經世麵的年輕人來說，這也算是離家遠行了。

 

　　父親勇敢地走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步，從此人生的道路就逐漸寬闊起來了。

 

　　父親的這一步對我們這個家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我和弟妹以及以後孫輩們的學業和事業的發展都始於此。

 

　　父親讀過幾年私塾的初小課程，在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該城剛顛倒乾坤的第二個月就通過相關考試參加了革命工作。據父親說，當年他同時考取了地區土改工作隊和縣土改工作隊。考慮到地區土改工作隊下麵還分管多個縣，將來不知道要分到哪一個邊遠的山區縣，有點糾結。而這個縣工作隊就在城市附近，看得見，摸得著。於是就決定參加縣裏的土改工作隊，放棄了地區的那個土改工作隊。

 

　　他當時並不知道，以後地區就是上級，縣裏就是下級。

 

　　鄉下農民的本質就是實際。

 

　　紅色土地權力剛轉移，土匪還很多，地方上很亂。土改工作隊人手一槍。父親當年留有一張照片，從中可以看得出當年父親的英姿。

 

　　父親對我們說得最多的一個故事就是有一次他從一個叫裏雍的鄉鎮負責押送一船糧食上柳州。逆水行舟，船到半途一個當地人叫橫瀨灘的地方，水勢驚險，灣多水急。要命的是，這時河岸上打來警告的子彈，子彈在船邊的水麵上“潑，潑”

有聲。岸上的人向船上的人大聲問道，是什麽船，到哪裏去？

 

據父親說，當時船上的人誰也弄不清楚岸上的人是什麽人。土匪還是解放軍？情況危急，事不宜遲，總得有人出去弄清情況。但如果說是遇到土匪，這就是找死。如果說是遇到解放軍，就沒事兒。要隨機應變。這時船裏的所有人包括船工都望著父親，父親當時年輕，尚無家小，心一橫，賭一把，就勇敢地走出船頭，向那岸邊的人大聲答道，別開槍，我們是鄉工作隊運送糧食的船。恰好，岸上的人是解放軍。一船人懸著

的心才像一塊石頭落了地。

 

　　父親當年在這個鄉土改工作隊任財糧助理。

 

　　還有一個故事是發生在裏雍街上。當天晚上留在鎮上的鄉土改工作隊人員不多，都下鄉搞訪貧問苦發動工作去了。這一天的晚上，土匪偵察到留在鎮上鄉工作隊的人員不多，感到有機可乘，就聚集眾多匪徒向鄉工作隊所在地進攻。來勢洶洶，勢在必得。工作隊依山傍水頑強守住，雙方子彈橫飛你來我往激烈地鏖戰了大半夜。被困在鄉公所院裏工作隊的槍彈已越來越少，情勢十分危急。

 

而就在土匪即將攻破工作隊駐地的那個緊要關頭，隻聽外圍槍聲大作，土匪亂作一團慌忙撤退。原來是下鄉的工作隊員們得到有土匪來襲的消息後，忙從各村落趕回來解圍。如果下鄉的工作隊員們晚來一些，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

 

　　父親說到這裏總是喜歡停下來望著我們的眼睛，看看我們有些什麽反應。我們都驚張地張大嘴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在剛解放時參加革命工作，可以說生命危險是時刻存在的。有一句話叫做，“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就是對這種危險情形的真實寫照。

 

　　多年以後，父親對我們說起當年的那些危險來，他的臉部表情和語氣總是顯得很淡定，好像是在說著別人的故事。

 

　　剛解放時，百廢待舉，新政府大量需要各方麵的人才。就像我父親這樣初小學曆也像是一個寶似的。父親年紀輕輕就在縣財政局預算股當股長，以後兼任總會計。與數字打交道在這個崗位上幹了一輩子，再也沒有升職過。

 

據父親後來對我說，是有一次機會升到地區專署財政局的，當時專署財政局的一位陳姓局長十分看好父親的工作能力，要調他到專署工作。當時父親考慮自己一家老小在縣城裏生活多年，早已習慣了這裏的一切，猶豫不決到底是去還是不去。更不幸的是，縣裏某些領

導並不樂意父親調去城裏工作。父親人很老實，並不會上下打點，一切隨其自然。單位壓著調令，他也無計可施。最後的結果當然是去不成。以後他說給我聽，我埋怨他不夠圓滑，你上下打點一下，說點好話不就行了，我對他說。

 

父親笑笑就過去了，沒搭理我。

 

我知道我的父親，他是真的沒辦法，也全然沒有想到要去上下打點。因為他一輩子從來沒有做過這樣令人尷尬的事情，這種求人的事情，對於他來說實在是太難了。

 

　　農民在處理人際關係上憨厚木納老實巴交的本色在我父親的身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一九七四年我一個妹妹響應當時毛主席和中國政府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偉大號召赴林場工作，其它同時去林場的幾十名同學以後一個個都想方設法往上調動的調動，出去讀書的讀書，病退的病退，都走了。直到剩下妹妹最後一人，父親也不會幫妹妹弄出來。有一次那個林場的場長要調回上海，找到他，因為有一道手續就是要審計單位的財務，經我父親審核簽字後才能走。這個時候父親如果是靈活一點的話，他根本不用說一句話，隻要有一點表示，我相信那個場長就會乖乖地幫妹妹跑調動搞交換。但父親始終沒吭聲，按原則審計完林場財務並簽了字，那個下放的上

海人得以順順利利地調回上海了。我記得他，曾經是我高中的一位章姓老師，聲音沙啞，

語速很快，有一段時間曾經教過我們的地理課。

 

　　在解放後最初三、四十年計劃經濟的時代裏，父親在職的縣財政局預算股掌管著全縣所有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年度財政預算和年度結算。官不大但權力卻不小，如果父親人圓滑一點，那些單位的領導都要拍他的馬屁。但在父親工作中的幾十年中沒有以權謀私，也從來沒見到有什麽人給他送過什麽禮。

 

　　記得一名縣教育局的淩姓局長平時沒看見與父親有過什麽特別的交集。那教育局長是一位南下幹部，當時的南下幹部基本上都是與南下幹部自己比較親密一點，因地位不同和語言問題，與本地幹部不怎麽交往。但文革中那位局長落難了，被造反了。那段時間倒是看見他與父親走得比較近，久不久就聚在我們家裏一起吃喝。

 

　　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同情弱者，卻遠離權勢。

 

　　父親酒量不大，水平也就是三、四兩左右，但很喜歡喝一點。曾當著我的麵對他那幫愛喝酒的各鄉鎮財政所的同事們說，給他（指我）喝一點，他以後才知道買酒回來給我喝。

 

　　以後我也參加工作了，到了省城。離家遠了，每年春節回家探親的時候記不起來我是否給父親買過酒，但父親的另外一句話卻一直在我的心頭回蕩，那就是走出去，你有本事走多遠就走多遠，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我從縣城小鎮到省城讀書、工作和定居，我也曾應聘到過京城工作，我對我的兒子也說過類似父親曾經對我說過的話，鼓勵我的兒子走出去。兒子經過自己的努力，國內大學畢業後考取獎學金來美國讀書，博士畢業後在一間全國排名前十的美國大銀行工作，任高級分析師。

 

我的家庭、我們祖孫三代人就是這樣依次逐步走出大山，走進省城，走出國門的。

 

　　我父親與算盤打了一輩子交道，我兒子是學數學的博士。爺爺與孫輩這種一輩子都與數字打交道的微妙和機巧，是否冥冥之中有什麽必然的聯係，我不知道。

 

　　恰巧今天下了一場大雨，天上的傾盆大雨就像是我的眼淚。

 

父親，你在天堂還好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