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紐約做文青

記得3年前的春天，我在《僑報》組織的一場詩歌朗誦會上初遇文友唐簡。我們互加微信後，又介紹彼此加入各種微信群。唐簡說，有一個紐約文青群，你要不要加入？我聽了不禁莞爾，隻道：“就怕我年齡太大，不好意思再冒‘文青’的名，入‘文青’的群。”唐簡笑說：“沒關係”，然後把我拉進了群。

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紐約文青群裏，比我年輕的人固然有，更多卻是比我老成、喜愛舞文弄墨的紐約客乃至非紐約客們。後來又總聽人說45歲以下的人皆可算“青年”，我也就心安理得地在“紐約文青”群裏廝混了3年至今。

不過話說回來，10多年前，我不僅是名副其實的青年，也還真曾在紐約做過名副其實的文青呢。

那時，我還單身，住在曼哈頓的上東城，處於“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人生階段。還是職場新人，沒啥心肺，閑來沒事，我就尋思著要學點什麽、做點什麽來充實自己。於是，我報了網球班、法語班還有英文寫作班。

紐約到底是紐約，有它的繁華，也有它的孤獨，這裏多的是年輕人，也有不少文青。最早感受到紐約的文青氣息是我在樓下街對麵的洗衣房裏赫然看到有人貼紙條，歡迎大家周末晚上去他公寓一起討論哲學問題。我自知我的中文水平都不足以討論哲學問題，遑論英語，雖然興趣盎然地記下號碼，但後來卻也不了了之。隻是一次又一次在街頭的免費報箱裏看到英文寫作班的招生廣告後，我終於下了決心，拿起電話報了名，要上小說初級班的課。

 

                            二

第一次去上課很是忐忑。教課的是位女老師，叫凱倫。她一頭金發，精瘦而幹練，說話利落而直接。凱倫首先介紹自己，她白天在律師事務所工作，專攻新型家庭婚姻事務，但她更多精力投入寫作，著有長篇小說《裸購者》，也曾在雜誌和網站上發表作品，並常在下城的一些文學俱樂部朗讀自己的作品。

師生互相介紹完畢，凱倫就給大家布置寫作小練習。每人寫一段人物對話，再挨個在課堂上念出來，看聽眾是否能領會作者要表達的訊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課程，懵懵懂懂地跟著大家做，後來才明白這其實就是歐美國家創意寫作的教學模式。在用中文書寫的這些年頭裏，我從未有過這樣的體驗（當然，過去十多年裏，很多中國的大學也開始設立創意寫作課程），自覺十分新奇。

第一次課之後，大家就開始輪流交作業：一個寫作班大概10到15人，每次輪值兩到三人交習作。大家在課堂上集中討論，指出作品裏的可取之處，也要提出能幫助作者提升作品的可行性建議。課上討論時，作者本人不允許插嘴、反駁或者辯解。

寫作班一個學期持續3到4個月，除去重要節假日，大約可上12節課左右，每人可提交兩到三篇作品。所以報名前，一定要確保自己已有寫好的或差不多寫好的作品可提交，以供大家閱讀和評論。臨時抱佛腳趕出來的篇幅自然不會有最好的反饋，對自己的寫作和學習也不會帶來最大的幫助。

去上英文寫作課，最重要的當然是學習寫作技法。對於一些寫作的基本知識和要素，各位老師常常講到並提醒學生注意，比如人物塑造、場景描寫、敘事人稱和角度的選擇、語言和對話的打磨等。又比如說短篇小說的結構需要遵循的ABCDE原則：A代表Action（動作、行為），B代表Background（背景），C代表Conflict（衝突），D代表Development（發展），E代表Ending（結尾）。當然也有人說是“ABDCE”原則，這裏的C則一般指稱為Climax（高潮）。此外自然還有老生常談的show but not tell（展示而不是說教）原則，但最近與某朋友的討論倒讓我疑惑心理活動描寫與這一項原則是兼容呢，還是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衝突？

 

                           三

上這樣的寫作課，更有意思的卻是遇見愛好寫作的人、各種各樣的美國人。雖然寫作班裏以年輕人居多，女性居多，但也不乏具有其他各種背景的“文青們”。

記得第一次上課，我們班裏就有一位具有印第安血統的年紀較大的女性，退休後準備以寫作來充實生活，而她提交的關於印第安部落的故事，每每都以特殊的人物和情節讓我們眼界大開。

有一位芝加哥來的托尼，大學畢業後要來紐約碰碰運氣。他白天在下城一家床上用品廠裏做填塞枕套的體力勞動，晚上來上寫作課。這種在夢想和現實之間轉換、掙紮的壯舉叫人幾乎要讓人肅然起敬。

還有一位南非來的中年男子亞當，說他過去10年努力工作，幫助太太讀完了法學院、通過了律師執照考試，而現在，他要追逐自己的寫作夢了。

他的故事描寫曼德拉上台之際南非白人的生活處境，充滿異域風情。我至今記得在他的文章裏第一次知道apartheid（種族隔離）這個英文單詞，也第一次看到yap（狺狺）可用來描寫狗叫聲。

這些是小說班上認識的同學們。上了幾次小說寫作班後，我把自己的詩歌翻譯了一堆，又興致勃勃地參加了詩歌寫作班，接觸到一些不一樣的文學青年，印象深的有兩位。

一位是住在城裏的丹尼爾，他在自己的詩裏大頌特頌自己與男朋友的愛情以及戀愛行為，大膽直白、惠特曼一般的激情澎拜的表達，聽得我們都有些不好意思。

還有一位是來自康州的亞裔女孩。她大學畢業後沒找到工作，就在一家小雜貨店裏打工，卻不忘詩心，每周一次坐火車到城裏來參加詩歌寫作班。我至今記得她寫的小詩題目是《鈸》。

 

                            四

上英文寫作班，讓我認識到自己在語言方麵的許多不足。凱倫很直白，評價我的小說時就道：“你寫的故事很吸引人，是個讓人想‘不停翻頁的故事’”，但是沒辦法，你的語言對我而言是個致命傷。”剛開始，我確實很沮喪，不過心想我反正是交了錢來學習的，也就厚著臉皮坦然麵對了。

記得當時我曾提交過一篇在中文裏可算中篇的小說，要給班裏同學每人打印一份小說稿。在辦公室打印出來的文稿幾乎有一尺高，看得自己都深深地覺得對不起某些樹木了。

當然，我也鬧了不少笑話，記得第一次聽說評論要constructive，我並不知道是要大家提建設性的意見。還有一次不小心用了個fisting，本來想表達舉拳的意思，結果有人提醒我這是很暴力很色情的詞。有時，我也會遇到因錯而對的意外，比如熱帶風暴（Tropical Depression），被我用來形容夏天的憂傷，就曾引得皮特·賽爾金老師的讚賞。

皮特·賽爾金是我遇到的第二位教小說寫作的老師，對我寫的東西大加褒揚並鼓勵我說“語言不是個問題，自己可以一改再改，編輯也有責任幫你修改。”他看了我的習作《舟船或者關係》（Somethingship），就說：“你的小說理應發表，並且應該在很好的雜誌上發表。”得知我曾在中國出版過中文的長篇小說，他就忙著向大家宣告：“我說他不可能是個剛學寫作的人吧！”

我一時得意，就把他幫我修改後的小說稿寄給《紐約客》了。賽爾金老師跟我說《紐約客》一般不接受自然來稿，需要有代理人幫助接洽才可以。沒想到的是，幾個月之後，我還收到了一封來自《紐約客》編輯部的回信，雖然隻是說“盡管小說不錯，但是不打算采用”之類的話，寥寥數語，或是他們的套話，也讓我莫名興奮了許久。

 

                           五

結識教授寫作的教師之外，我更大的收獲是在寫作班結識了一批誌趣相投的人。因為喜歡皮特·賽爾金的教學，我們幾個“鐵杆”都先後上了兩三期他的課，從小說初級班到高級班，並一度形成了自己的課後小組，一直私下聚會交流，而其中我和金伯莉、威廉和詹妮佛三人相處的時間最長。

金伯莉是個韓裔女孩，從小被美國白人父母收養，在威斯康辛長大。大學畢業後，她特地去韓國生活了兩年，企圖在那裏尋找自己的根，最終卻不得不承認她從骨子裏更是一個美國人，而不是一個韓裔或者亞裔。

威廉來自弗吉尼亞，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係的高材生，地道的理工男，卻與我一樣一直對文學情有獨鍾。

詹妮佛就是紐約皇後區長大的美國女孩。她大學裏讀的是英國文學，畢業後在一家小雜誌社做編輯。

那一兩年裏，我們每個月聚會一次，聚會的地點往往是書店或者小吃店，時間則是周中某日下班後。我們延續寫作班的傳統，聚會之前，就互傳彼此最新的文字，聚會時則互相當麵評判和指正。

我們不僅交流文字，也交流生活。金伯莉告訴我們她曾患有憂鬱症，還說她與男朋友早就決定了不要小孩，為此，她男朋友還早早做了男性結紮手術。睡眠不好的她，曾被公寓樓下大街上汽車的半夜警報叫得無法入眠。男朋友和她拿了冰箱裏的雞蛋盒，下樓去，把雞蛋一個接一個地砸在那輛汽車的擋風玻璃上。

詹妮佛曾經在“心靈雞湯”係列書裏發表過一篇文章，算是我們幾個裏麵正式發表過文章的人。她跟我們講起她一直生活在紐約、生活在父母身邊的煩惱，甚至提及她與一個已婚男子的一段感情。

威廉是我們小組裏最年輕的，後來，他經過我們的鼓勵，勇敢地辭職，去亞利桑那大學讀了創意寫作的碩士學位。

在這些老師、同學的影響和熏陶下，我也開始常去那時尚健在的“邊界書店”（Borders）翻看英文的文學雜誌，《紐約客》之外，《巴黎評論》《閃亮的火車》《犁頭》（Ploughshares）、《格蘭塔》（Granta）、《錫房子》（The Tin House）都是我們常常瀏覽和討論的雜誌。

威廉離開紐約之後，金伯莉也開始在紐約大學攻讀法律學位，新婚的我忙著帶剛到美國的妻子適應新生活。我們寫作小組的聚會也就這樣漸漸散了。

記得最後幾次大家依依惜別，互贈喜歡的圖書，我送給他們的分別是英文版的《紅樓夢》、《圍城》和《活著》。我希望也相信，這三本書可以激發他們對於中國文學的更大的興趣和欲望。

 

                           六

時光流逝了。這麽些年之後，回首那段我有時戲指為“夢患者”（長期患有文學夢的人）的日子，對照今日若嘲若讚的“紐約文青”頭銜，我常常要啞然失笑。

有人說，“一日文青，終生文青”，想來不無道理。是不是也可以傲嬌地說：年輕的時候，不寫點詩、不寫點小說，怎麽好意思說自己曾經年輕過，曾經也是文青呢？

當然也要小心，比如在這個剛過去的、號稱“世界讀書日”的4月23日，有個微信帖子流傳甚廣，說文青往往是人際關係、尤其是兩性關係裏的人渣，比如托爾斯泰、多斯妥耶夫斯基、海明威、詹姆斯·喬伊斯等等。

我最敬重的皮特·賽爾金老師在年過半百之際，為了謀得一個更穩定的大學教職，不得不去讀了個MFA的學位。在陪伴因照顧病重的嶽父而精疲力竭的妻子與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之間，他選擇了後者，也因此結束了一段對他來說原本琴瑟和諧的婚姻。

說話直接的凱倫，出現在一則新聞裏。新聞說，女人45歲以後生孩子在紐約正成為一種潮流，凱倫就是一個完美的實踐者。她生下女兒之時，雖然不肯透露確切年齡，但是可以告訴大家的是：她早就慶祝了47歲的生日。

穀歌時代，很容易就在網上看到凱倫的圖片和視頻，依稀還是十幾年前的金發女郎的模樣。我卻感慨她這麽晚生孩子，很大一個原因是要全力以赴去實現那個作家夢吧

讀了MFA學位的威廉畢業後為了生計還是回到了程序員的崗位，供職一家專門做外語學習的軟件公司，也算是與文字沾邊。

他曾問我最近有沒有繼續寫作，我說自己忙於經營婚姻與撫養3個小孩，已很久沒有英文寫作。威廉笑道：“這個藉口，我不得不服。”

像很多人一樣，我在文青和“人渣”之間找到了一種妥協和平衡。我也知道，自己從來都是一個不曾治愈的文學“夢患者”。幾年下來，一起“冒充”紐約文青的唐簡、我、還有許多人都成了好朋友，熱心參加大紐約地區的各種文學組織和活動。曾在紐約做文青的日子，總是我生命裏最閃亮的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