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這是為什麽？》第十四章 飛鳥各投林 （一）“四人幫”的歸宿及其他 （二）雲南煙草巨頭落馬背後

                                          第十四章   飛鳥各投林

                                                                                          

東方泥倆老口在美國的女兒處,住了較長一段時間之後回到昆明。

國內的政治形勢穩定,撥亂反正的措施取得明顯的成效;經濟情況大大好轉,市場供應充足,職工工資逐步增長,人們的精神麵貌極大改觀。

東方泥從報紙、雜誌、網站上看到許多材料;從朋友、同事、親屬那裏了解到不少情況。都是曆史的重要記載,也是群眾關注的信息,發人深省。綜述如下:

     一、“四人幫”的歸宿及其他

(一)大吵大鬧的江青

江青在隔離審查期間,其住房有一較寬大的單人床,一張書桌,一把扶手沙發椅子,地板上鋪有化纖地毯。衛生設備齊全,有立式臉盆、座式馬桶、較大的浴缸。江青穿著原來的衣服,不帶任何械具。生活條件是好的,但江青還不時找茬,嫌菜鹹、菜硬、菜老,說室內有風。她拒絕室內衛生自理,拒不掃地、擦桌、刷馬桶。特別是對原來在她身邊工作的護士馬曉先,更是白眼相視,怒氣滿臉,甚至仍以“首長”自居對馬曉先大發雷霆,且不聽勸阻,不聽警告。她還別有用心地說:“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對我這樣。”監護員不理她。過了幾天,江青還寫信給黨中央告狀,中央沒有理睬她。

當時規定他們每人每天夥食標準略高於機關工作人員的水平。江青的夥食,由“八區”的機關食堂製做。開飯由專人管理,汽車送飯。

早餐備有稀飯、饅頭、牛奶、小菜;中晚餐多是一葷、一素、一湯,米飯、饅頭等。水餃、麵條、大餅、油條等花樣經常調換。

江青後期飲食一直正常。她願吃洋蔥頭,喜歡吃蘋果,並提出要吃點粗糧,吃點長纖維的菜。在隔離期間,她間或看點《毛選》,躺的時間比較長。有時熟睡,有時似睡非睡。每天在室內打一兩次太極拳。江青同監護人員中的女同誌有時也說幾句,比如:“小同誌你困了”,“小同誌我要喝點水”,有時她也問:“是不是鄧小平上台了”,“是不是鄧小平叫你們幹的”?這些都被監護人員給頂回去了。進點後兩個多月的時間,江青每天都寫日記,一次開飯時,她在吃飯,把本子敞在桌子上,馬曉先看到她寫的:“這些人對我這個樣子,連馬曉先也對我很不好,她是踩著我的肩膀往上爬的。”1976年12月26日清晨起來,江青就坐在床上,翻開《毛選》,注視著封頁上毛主席的像,長時間沉思默想,不時掉下眼淚,有時淚流滿麵。江青此刻在想什麽,我們不得而知。

1977年4月10日,第三個被押送進秦城監獄的是江青。組長高雲江、組員黃介員在臨上車之前拿著手銬對江青說:“今天要換個地方,戴上這個吧!”她沒有吭聲,緩緩地走進洗手間,上完廁所後,站在鏡子前麵梳頭。出洗手間,她順從地戴上手銬。著名的秦城監獄坐落在北京昌平縣東北秦城鄉,監獄的東院是與外界完全封閉的。江青住的是個大套間,有好幾道崗,她可以看報紙、聽廣播、看電視,還自己織毛衣、讀書、寫作。江青的女兒李訥每兩個星期來監獄探監一次,給她帶些東西。

保外就醫化身“李潤青”,擔心失聲拒絕做咽喉手術。      江青身體不好,1984年5月4日有關部門通知她可以保外就醫,然後,安排她住在一個不顯眼的地方。

1988年12月,毛澤東誕辰95周年紀念日,江青要求組織一次家庭聚會,未獲批準。她將平時攢下的50片安眠藥一次呑下,企圖自殺,被看守發現後及時搶救脫險。以後,不再給她安眠藥了。

1989年3月30日,保外就醫結束,江青又回到秦城監獄。回監獄後,醫生檢查發現她患有咽喉癌,建議她做手術,江青堅決不同意。她說:“切了咽喉就不能說話了。”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批準江青再一次保外就醫。在提及住處時,江青提出要麽回中南海毛澤東的故居,要麽回到她在“文革”期間的“小據點”釣魚台國賓館17號樓。這些要求遭到拒絕。於是,她當著中辦有關人員的麵,用右手的一側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意思是說:你們不同意,我隻好再次自殺了。後來,中央辦公廳有關部門又在北京酒仙橋附近替她找了一幢獨門獨戶的二層小樓,並安排了一位女護士照料她,她才默認了,開始接受治療。1991年3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橋的住處高燒不退,隨即被送進公安醫院。與其他病人一樣,江青要填住院單。她在住院單上寫的名字是“李潤青”,“潤”是毛澤東早年使用過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則是江青的“青”。

撰寫回憶錄,名書擬《毛澤東的忠誠戰士》。3月18日江青退燒了,體重減了幾磅。她被轉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療。病房內有臥室、衛生間和起居室。醫生再次建議給她的咽喉施行手術,但她拒絕了,她說︰“我就不信你們敢不小心翼翼地對待一位無產階級革命戰士。”

這時她在枕邊放著一張江青和毛澤東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當新的一天開始時,她都要背誦毛的詩詞或閱讀毛的《選集》。清明節到來的時候,她要求去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紀念堂,同時要求允許李訥帶一卷白紙到公安醫院來,她可以給毛澤東做一個花圈。但她的這兩次要求均遭到拒絕。

江青開始抓緊時間撰寫她的回憶錄。每天早上,讀過毛澤東的書後,她就坐在擺有紙和筆的小桌旁。情緒高興時,為了修正曆史的紀錄,她還會就自己正在寫作的手稿題目征求護士的意見。“《毛主席的忠誠戰士》怎麽樣?”她問護士,或者:“《獻給毛澤東思想的一生》!”她還會想到更富有挑戰的題目︰“《打倒修正主義,建立新世界》。”

與李訥母女關係日益冷淡。      江青跟自己女兒李訥關係處理得不很好,母親和女兒經常爭吵。當兩個女人因互不滿意而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李訥的丈夫王景清總是尷尬地站在一旁。有一次江青要李訥給當時的領導人寫個便條,要求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當李訥說她不能這樣做時,江青異常憤怒,咆哮著把李訥夫婦帶給她的西瓜摔了一地:“連你們都不管我了,沒有良心。”

以後,江青母女之間的關係更趨冷淡。李訥夫婦去看望江青的次數和同她待在一起的時間,比以前明顯少多了。

1991年,江青已經是一個77歲的老太太,身體狀況相當不好。其實江青長期以來身體都不太好,並已經被確診為咽喉癌,也曾數次拒絕了給她開刀的要求。健康每況愈下,被捕十幾個年頭過去了,從前的支持者依然沒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對處境和前途的迷茫、咽喉癌帶來的痛苦、以及自己與女兒的關係等等因素,絕望心情加上她的“對毛的忠誠”等個人的、政治的因素結合在一起,江青對處境感到了不滿和絕望……

江青的反常情況。      5月10日,江青突然當眾撕碎了她的回憶錄手稿,並要求到酒仙橋她的住處去,但未獲允許。5月12日,因為聽說了江青的反常情況,李訥和丈夫來到醫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絕見他們。5月13日,她曾在一張《人民日報》的頭版的一個位置上潦草地寫了一句話:“曆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

這一天為什麽值得紀念呢?原來25年前,也就是1966年5月13日,文化大革命才剛剛開始不久,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會議。這次會議製定了新的鬥爭路線,江青被任命為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的負責人。江青還在這張報紙上認真地寫道︰“主席,我愛你!你的學生和戰士來看你來了。江青字。”

江青故亡的消息延遲20日公布。      1991年5月14月淩晨1時30分,護士離開江青的臥室。3時3O分,當一名值班護士進來時,江青已吊在浴盆的上方自盡身亡了。

據現場的情況判斷,將近三點的時候,虛弱而絕望的江青趁護士走後,從臥室爬到衛生間,把平時精心留下的幾張手帕結成一根繩索,將繩的一頭套在浴盆上方的鐵架上,她用被子和枕頭墊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夠得到打結的手帕,她將頭伸進繩套,接著又踢開身下的被子等物……這位曾經集演員、“政治家”、“文藝女皇”和毛澤東妻子於一身的女性,就這麽結束了自己的一生。

當天下午,李訥就得到了消息,來到醫院簽署了死亡通知書。李訥同意不舉行任何形式的葬禮。5月18日,江青的遺體被火化了。這時,全中國和全世界對江青的去世還一無所知。

火化當時,李訥沒有到場。江青或毛澤東的其他任何親屬也都沒有到場。李訥隻是要求把江青的骨灰盒送給她。

1991年6月初,《時代》周刋向全世界報道說,江青“上吊自殺”了。消息還說,咽喉癌是自殺的原因。幾天以後,6月4日晚11時,中國政府證實了《時代》周刊報道的主要內容,在《人民日報》上刊登的公告全文如下︰

新華社北京6月4日電:本社記者獲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醫期間於1991年5月14日淩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殺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83年改判無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醫。

12年後入土為安。      江青的秘書楊根祿曾經回憶,江青在監獄裏曾有遺囑,希望死後葬回山東老家諸城。1996年江青秘書閻長貴去諸城時,向市委書記說明此事,諸城方麵讓他轉告李訥,諸城老家有鳳凰墓地,可以接受江青骨灰,可埋墳,也可立碑。並說人已死了,如李訥同意,也不必通過辦公廳,他們去車拉回即可。閻長貴回京後把諸城市委的意思轉告給李訥。李訥表示還不是時候。

中共十六大後,一位中央領導人在談及江青安葬之事時對李訥說︰“不要葬回老家了吧?不大合適,萬一有什麽事,也沒有人照應。”李訥隨後提出將江青葬於北京的建議,這一建議最終被批準。李訥隨即開始籌辦江青的墓地安葬事宜。

李訥以局級幹部的身份退休,由中辦秘書局管理。愛人王景清是軍隊副師級幹部,家境並不富裕。但作為江青唯一的女兒,為了讓母親入土為安,李訥自掏腰包,花了五六萬元喪葬費。至此2002年3月下葬之時,江青骨灰入土一事,在其自殺身亡12年後得以完成。

北京西郊福田公墓東南隅。祭台前的青白石碑被塑料鮮花簇擁,碑文簡明,有兩個繁體字:一九一四年——一九九四年,先母李雲鶴之墓,女兒女婿外孫敬立,二零零二年三月。

(二)一言不發的張春橋

張春橋進點以後,曾有幾天不吃飯,隻喝點水。問他“要絕食嗎”,他說,不是絕食,有點感冒。經部隊衛生員診治,幾天後恢複正常。不苟言語的張春橋對年青的衛生員說:“小同誌不簡單,真把我的病治好了。”他每天看書的時間不少,主要是《毛選》,看得很仔細,點點畫畫,眉注不少。有時他翻看《列寧選集》。除看書外,每天都在室內走走轉轉,低頭或仰首長思。有幾次他往室內地漏裏倒水,問他“為什麽”,他說,氣候幹燥,地漏有臭氣,用水澆濕好一點。

1976年10月6日後,中共中央辦公廳派警衛局副局長鄔吉成、處長孫鳳山,把原先“四人幫”身邊工作的秘書、警衛、醫生、護士、司機等同誌共30多人,集中起,學習中共中央關於粉碎“四人幫”的通知及相關文件,認識“四人幫”的罪惡,揭發“四人幫”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許多同誌提出,要麵對麵的同“四人幫”開展鬥爭,揭發問題。經中共中央“江、張、王、姚專案組”同意,1977年2月對“四人幫”進行了批鬥。

例如,揭發批判了“四人幫”對周恩來總理的喪事活動,從一開始就進行破壞的罪行。1971年1月8月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會議,討論研究周總理的喪事安排,會議中治喪辦公室提出:參加治喪委員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不論在京的或外地的都要參加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江青、張春橋以不滿的口氣問: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也要來呀?當治喪辦公室提出: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行的群眾的吊唁活動,擬安排六萬人參加,共五天時間時,江青、張春橋又說:“走資派還在走,不能影響反擊右傾翻案風    ,要壓縮。”在討論悼詞的內容時,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對悼詞中“堅決捍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這句重要評語,極力反對,不同意寫進去。張春橋還別有用心地說:“最後那個部分(指悼詞號召向周總理學習的部分)籠統地、簡單地說幾句就行了,不要展開寫。”

此外,還對“四人幫”篡改毛主席“按過去方針辦”的指示,加緊製造篡黨奪權的輿論,擅自開設“中央辦公廳值班室”以及陰謀策動叛亂等罪行,進行了麵對麵的批鬥。

1979年4月9日3時,第二個被押送進秦城監獄的是張春橋。

據劉慶棠口述,陳徒手整理的記載:張春橋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請了原周總理治療組吳階平等6位大夫來看病,手術很成功。我在秦城無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頭發光了,顯得很胖。

後來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複興醫院,一位劉姓大夫告訴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張春橋,見到來訪的公安部長,自己照樣看報紙不搭理。

依我的觀察,以前工作時張春橋確實話很少,別人說話他認真聽,最後才說幾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聽他。講一個比喻,如果張春橋說奔東,原來說去西的江青也隻好改變,也奔東去。

我聽張春橋說過,他不愛看電影,愛看書、看報紙,每天都要看香港幾個代表性的報紙,養成了習慣。

張春橋與鄧拓曾經在《晉察冀日報》一塊工作過,他當過鄧的助手。1965年底批《海瑞罷官》之前,張春橋偷偷地向鄧拓通風報信。1976年11、12月間,當時鄧拓、“三家村”還沒有平反,《人民日報》刊登了批判張春橋的長篇文章,裏麵就提到張春橋給鄧拓報信的事,把鄧拓和張春橋一塊罵了。當時我們關在西直門國務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報紙,這一段話我印象很深,因為覺得很突然,沒有想到還有這樣的事。我反複想這件事,覺得張春橋與鄧拓有私人關係,在大風大浪來臨之前,他冒著風險通報隻是希望老領導鄧拓要有思想準備。

張春橋被隔離審查和出庭受審判期間一言不發,但在監獄裏卻寫了一本書,即《張春橋獄中家書》在香港麵市。是張寫給女兒的幾十封信。我們一般群眾無法看到這本書。李海文在《炎黃春秋》2016年1期撰文介紹說:“有人被張春橋對女兒、後代的愛而感動,認為他是一個有人性的人,充滿愛心。有些人不知道文革是中華民族的一場浩劫,當看到社會中的不公,誤以為再發動一次文革就可以解決問題,稱讚張春橋以文革思想邏輯對時政的評說,甚至會紀念張,為他招魂。如何認識張春橋,再度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從而寫了《張春橋其人》。

文章介紹說:“上海1967年1月,1968年4月兩次發生‘炮打張春橋’,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張春橋妻子文靜有嚴重的曆史問題。”1943年“12月8日在日軍掃蕩中文靜被俘,經不起酷刑,半年後投敵、叛變,編入日軍‘宣傳班’任班長,編寫《我們不再受騙》《李老太太的悲哀》《棄暗投明》《玩火自楚》等文章和節目,鼓吹‘日中親善’,並親自演講、演出。還參加日軍‘反共同盟’,與日軍中西少尉一起秘密外出散發反共傳單,策反勸降其他被俘的共產黨員幹部”。

“張春橋的另一個心病是自己的黨籍問題。1967年5月,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學的政工幹部和政治教師陳美痕、徐嘉然、陳效宗、嚴中、熊自強等6名共產黨員,在外調‘七二一’大學黨委書記時發現張春橋參加過‘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組織者之一宋振鼎親自介紹張春橋參加。宋振鼎(化名吳成誌)與林福生(從蘇州反省院出來的)4、5月間成立了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發展了張春橋。後上海黨組織派吳仲超同宋談話,指出這個組織是非法的,立即解散。當然也就不承認這個組織任何成員的黨籍,也包括吳仲超沒有見過的張春橋。”

“1950年10月,他在填寫《華東軍政委人事局製職員簡曆表》時寫道:

1936年4月在上海經吳成誌、林福生介紹入黨。

1938年8月在延安經顧光鬥、雄飛介紹重新入黨。1939(年)2月轉正。

“為了追求進步,參加了一個上級共產黨不承認的黨組織,並不是嚴重的問題。但建國後審幹認定張是1938年8月加入共產黨。對此他一直耿耿於懷。”

“按照共產黨的審幹標準,文靜有嚴重的曆史問題。張春橋的入黨時間有疑點,但並不是假黨員。文革是一個鬥爭哲學大行其道的年代,這些都成了張春橋格外忌諱的政治軟肋。為了維護這些軟肋,張春橋可謂無所不用其極。

“1968年4月,上海第二次‘炮打張春橋’,4月12日,市革委會組織有兩個人看了文靜的檔案,同時說了幾句懷疑張春橋的曆史的話。張春橋大為惱火,在他的指使下,由徐景賢到組織組取走了文靜的全部檔案,密封在市革委會檔案室。同時,王洪文派金祖敏徹底改組了市委組織部,把那兩個人調離,設專案折磨8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師大近2000人舉行反對張春橋的示威遊行,然後調查張春橋、姚蓬子(姚文元的父親——筆者注)的曆史,整張春橋、姚文元、徐景賢過去寫的文章。張春橋把一個紅衛兵組織的大多數負責人打成反革命分子。1967年9月4日,對2500名師生搜查、抄家、不僅翻箱倒櫃,還捅破天花板,掘地3尺,折騰了13個小時。同時派記者現場采訪,派專人驗收,結果一無所獲。張春橋大失所望,訓斥:“對政治材?不夠重視”,要好好“吸取這個教訓”。他很快領悟到材料都在這些同誌的頭腦中,要毀掉這批材料,必須整垮、整死這批同誌。1970年11月,張春橋以研究政史係大批判為名召開座談會,在會上大罵反對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對他們‘用錐子’,‘動刀子’。並宣稱:‘中央已經把殺人權交給我們了’,‘什麽紅衛兵小將犯錯誤,這次該殺的就要殺’。在他的指使下,製造‘三分鍾抓一個反革命’的樣板,將大批群眾幹部抓起來,兩幢教工宿舍改為監獄一樣的隔離室。重點人員關進潮濕陰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了病不準治療。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離室裝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書,播放這些被關人員親屬的泣不成聲的講話錄音,將人逼瘋、跳樓,身亡後,被扣上‘畏罪自殺’的帽子。

“上海市化工‘七二一’大學陳美痕、徐嘉然、陳效宗、嚴中、熊自強等6名共產黨員1967年5月在外調時發現張春橋於1936年參加過‘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委員會’。他們認為像張春橋這樣的人在中央文革工作會對黨造成巨大的危害,7月寫了一份《調查報告》,分別上報黨中央、中央文革和上海市革委會。在附件列出參加這個組織的名單,其中就有張春橋。於是他們被扣上‘整中央領導同誌的黑材料’、‘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竊取國家機密’等等罪名。1967年底張春橋批示:“怎麽壞人揪壞人?”於是他們成為壞人。從清隊、整黨、‘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批林整風,每次運動都要把他們大整一通,一次比一次厲害,持續8年之久。

類似以上的事實還不少,而且,張春橋為了維護自己在女兒心中的形象,不惜編造曆史,不贅述。

文章最後指出:“後人讀書,切不要被他書信集中營造的家庭溫情、‘革命理念’一葉障目,而忽視張春橋真實、醜陋、殘酷、血腥的一麵。

張春橋於2005年4月21日因癌症病亡,終年88歲,是“四人幫”中最長壽的一個。

(三)想罵就罵的王洪文

王洪文進點以後的兩個多月,每天每餐隻喝一碗稀飯,吃一點小菜。問他為什麽,他說吃多了腸胃不舒服。兩個月後,逐漸習慣,吃飯也正常了。王洪文不看書,也不多活動,隻是呆坐著。工作人員看他手腳不太靈便,偶爾有點幻覺反映。

1977年4月9日零點,第一個被押送進秦城監獄的是王洪文,他被銬著,押上防彈車,坐在後排當中。左右仍是原來擒拿他的霍際龍、吳興祿,二排坐著兩位手持衝鋒槍的隊員,組長李廣銀坐司機旁。

據劉慶棠口述,在秦城監獄裏,“我和王洪文、遲群一塊看電影,長達兩年時間。屋裏有兩排沙發,一長一短,我們請王洪文坐前排,他願意坐後排,說坐後排便於議論。我們一般從晚上七點開始看,一直看到節目沒有了,中間就是七嘴八舌評電視劇和文藝節目,會說哪位演員好,哪部戲好,王洪文後來是什麽都敢說,怎麽想就怎麽說,想罵就罵,無所顧忌,其實他談論政治很少。1984年國慶閱兵,我們當天晚上就看了,第二天監獄方麵又來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們說:“沒看夠,還想看。”王洪文說:“對,對,我們還想看。”監獄負責審查的人希望我們看,好收集我們的反應,就說:“沒有問題,明天還放,重播一次。”結果轉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兩個人。

記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們去看那兒一塊菜地,就當散步鍛煉。走著走著他突然間摔倒,遲群和我趕緊伸手攙扶他,但沒有抓住。衛兵不讓我們動他,對我說︰“老劉,他已經犯過好幾次了,你們千萬不要攙他,你們要攙他,十分鍾才緩過來;不攙他,五分鍾就緩過來了……”我們就坐在馬紮上看著他,果然五分鍾後他的手腳能動了。等他坐兩三分鍾後,想站起來,我們和衛兵攙他走了一圈,臉色就正常了。他主動問我:“慶棠,剛才我是不是患病呢?”他說,已摔過一二十次了,大夫說是植物神經紊亂,臉都摔破幾次。

他後來悄聲地跟我說:“過去曾有一個星期摔過兩次,現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個月才摔一次。”

後來遲群有病離開秦城,國慶閱兵後又查出我得肝炎,讓我住院,隻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後他的情況就不了解了,可以想象他的心情不會太好。

1980年的一天,王洪武和他的弟弟妹妹突然接到可去北京看望大哥王洪文的通知。王洪武兄妹四人打點行裝上路了。許多年來,王洪文很少和家裏聯係,也很少給家裏人寫信。王洪文在北京的情況,王洪武和弟妹們基本上不知道。一路上,兄妹四人的心總是懸著,誰也不說話。到了北京後,他們和等在北京的大嫂見了麵,然後一起去秦城監獄探望王洪文。在秦城監獄的接見室裏,王洪文被叫出來,坐在他們對麵。

那次,他們和王洪文在一起待了4個小時,上午2個小時,下午2個小時。王洪武見王洪文時曾有一陣感到陌生,但覺得眼前的哥和電影、電視裏出現的沒有什麽兩樣,隻是瘦了些,臉色蒼白,有些浮腫。後來,王洪武看見大嫂流淚了,心裏也湧起了酸楚。他拉了一下王洪文的胳膊,說︰“大哥,聽說抓的時候開了槍,你的胳膊給打斷了,是真的嗎?”王洪文舉了舉胳膊,讓他們看看自己的胳膊並沒有受傷,然後告訴他們,抓他時並沒有開槍,隻是說開秘密會,不讓帶警衛員,到了會場就給抓起來了。王洪文叮囑弟弟妹妹們要好好過日子,不要背包袱,照顧好母親的身體。他說過這些話後,話就不多了。

1980年,在審判“四人幫”之前,黨中央決定在這四條“腿”中先“斷”其一條,使其失去平衡。由於王洪文資曆最淺,又全是靠“文革”造反起家,因此決定先“斷”王洪文這條“腿”。

在經過預審時的反複較量之後,王洪文在法庭上的態度明顯比其他三人好一點。王洪文最後說:“就今天這個機會,我向法庭表個態。我在這裏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認罪。我自己已感到,由於陷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裏邊很深,罪行嚴重……但是我決心改變立場,改造自己。我衷心地希望政府能給我一個改造自己重新做人的機會。”特別法庭最後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1972年,王洪文從上海到北京擔任黨的副主席之後,曾向崔根娣提出過離婚。1976年10月5日下午,王洪文在讓秘書廖祖康將兒子帶回上海交給妻子崔根娣時,就曾淒涼地說:“在我們老家有一句話,叫做‘寧跟要飯的娘,不跟做官的爹’,何況我這頂烏紗冒,說不定哪天被人家摘掉了。到那時,我不是做官,而是要坐牢。”接著,王洪文又寫了一張條子,交給廖祖康說:“你到管理處借500塊錢,給根娣帶去,你告訴她,我離婚,也是為了她好。”

崔根娣當時對轉達王洪文之意的廖祖康說:“他的好意我明白,隻要把孩子給我,我會答應離婚。從今後,他做他的官,我做我的工人,各人走各人的路。”

恰巧在這時形勢卻發生了急劇的變化。1976年1O月6日8時,王洪文被逮捕。

在秦城監獄,吳法憲曾對他說:“當年我們打長春的時候,你還是個孩子(其時王在長春),一下子當了接班人,主持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工作,你應該想一想,這個台,你壓得住嗎?王洪文說:“想到這些都已經晚了。”

令王洪文沒有想到的是,當他被關入秦城監獄成為階下囚之後,每年國慶節這一天,他的結發妻子崔根娣,都要帶著他們的孩子從上海趕來探監,因為這一天是她與王洪文的結婚紀念日。

這位平凡而善良的女工對與她談話的領導平靜地說:“王洪文犯了罪,你們怎麽判我不管,可是我不離婚。他還年輕,又是苦出生,我要等他。”1986年王洪文在體檢時發現有肝病,被送住醫院治療,實施保外就醫。1992年8月王洪文病亡,終年58歲。

(四)冷靜就範的姚文元

1976年16日下午3時,機要秘書郭木文將一份緊急通知送到姚文元的桌上。其內容如下︰

根據華國鋒同誌的建議,茲定於10月6日晚8時在懷仁堂二樓召開政治局常委會。主要議程:

• 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

二、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方案和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保護措施。

因部分文獻需要改動,請姚文元同誌列席會議。

中共中央辦公廳

汪東興(簽字)

1976年10月6日

連張春橋看到這樣的通知都未引起疑心,而姚文元看後卻有些猶豫,覺得此事有些“出格”。他認為“出格”的理由:他不是政治局常委,過去除曾以毛澤東秘書身份列席過這樣的會議之外,從來都沒有一次這樣正式通知他去參加過。在毛澤東逝世後不久就通知他去列席這樣的會議,有點太突然。

另一個“出格”是開會的地點,過去開這樣的會議,大都在紫光閣、頤年堂、勤政殿這幾個警衛嚴密的地方,而這次僅有4個人參加的常委會,卻選在了懷仁堂。一種對於權力的更大獲取,使他又對自己的前程產生了一種幻想。

為了穩妥,便決定去找一下張春橋,再將情況弄清楚。他來到張春橋住地,知道張春橋同樣也接到一份會議通知。姚文元懷疑這次會議是一場“鴻門宴”。他剛談出自己的想法,一向被尊為軍師的張春橋卻笑他太多慮了,並當場指點他說:“你為何不能參加呢,現在你不是常委,可10年前你是什麽,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現在已經在政治局幹了這麽多年,事物從來都是發展的嘛?”接著,張春橋又舉起幾根手指說:“這四個能行嗎?怎麽也得是個單數。”姚文元了解到,這次會議沒有通知江青參加,這使他放心了。

7點40分他被人領到東廊的休息室,武建華走進來,向他宣讀了中央的決定。姚文元很平靜,沒有反抗,隻說了一聲“走吧”。

姚文元進點以後,一直胃口很好,能吃、能睡、能喝,有時晚飯剩下的飯萊,他自己把它留下來,午夜加熱後作夜餐吃。姚文元每天看《毛選》或《列寧選集》;時常在室內走動,彎腰甩胳膊,活動四肢。在“四人幫”中他是話最多的一個。在隔離期間,他的健康狀況一直不錯。

姚文元被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77年4月10日淩晨3時,姚文元是最後一個被押送至秦城監獄的。在執行過程中,他無異常反應,比較順從。

據劉慶棠口述:上世紀80年代初期,在秦城監獄裏一撥撥人走了,人變少了,就讓我們幾個人一塊看電視。看電視時,誰跟誰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遲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幾個月,姚文元突然加進來了,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第一次他進來時留了胡子,山羊胡子竟留到胸前,禿了頭發,跟我們打招呼,比過去開朗熱情,很願意講話。

我驚奇地問他:“怎麽留起胡子?”他說:“好啊,留了胡子顯得老成……”說著就哈哈大笑,變得十分爽朗。在看電視的過程中,他會主動評論。

姚文元原來內向安靜,好看書。我覺得他到了秦城後性格是有點變化。有一次看電影時我問他最近在做什麽事?他說:“看書,寫點東西……”後來監獄裏我認識的小朋友(指看守)告訴我,姚文元寫了一本哲學方麵的書稿,是談辯證法的,他要求出版。

當年我42歲,他有四十七八歲,看上去顯得老了,但他的身體素質還可以,還是顯得健壯。

姚文元入獄後,不像江青一樣大吵大鬧,也不像張春橋一言不發,他總是一副老實改造自己的樣子,每天讀報、看書、寫檢查、談自己的認識,要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劃清界線。除此之外,他還根據報上得到的消息,不斷向監獄方麵提出各種有關國家大事的建議,並要他們向中央政治局轉達,以表現積極。

1996年10月,姚文元刑滿出獄。他站在那間他蹲了10多年的牢房裏,看了看四周,對著屋子長長地歎了一口氣。然後慢慢地脫下身上的囚衣,換上家裏早已送來的一套新中山裝。

獄警打開了那扇沉重的大門。姚文元對獄警說:“這麽多年,真麻煩你們了。”獄警嚴肅地說:“不要客氣,回去以後好好想一想,以後可不能做那些壞事了。”姚文元點點頭連說:“說得對,說得對!”他提著目已在監獄裏的東西,跟著獄警到了監獄的辦公室,辦理了一切出獄手續。

姚文元在親人的陪同下,提著東西來到北京火車站,購買回上海的火車票。這位昔日出門時都是前呼後擁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時在排隊的人群中,將頭上帽子壓得低低的,生怕有人認出自己。當火車在上海火車站停靠,姚文元下車看到自己的妻子金英時,不覺長歎一聲︰“唉,這真是10年一夢啊!”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終年74歲。

姚文元去世之後安葬在妻墓之中。姚妻金英之墓是姚文元出獄後於1997年7月建造的。上刻著“慈母金英之墓”,下麵署繁體漢字,為了避人耳目,女兒隻寫名字,沒有寫“姚”。而他自己卻永遠“隱姓埋名”了,這是他事先考慮好了的。

(五)自認罪人的陳伯達

1970年9月6日,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閉幕,中央宣布成立專案組,對陳伯達進行審查。1981年1月25日,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陳伯達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1981年8月,陳伯達獲準保外就醫。

1988年10月底左右,作家葉永烈對他進行了采訪(葉永烈《出沒風波裏》,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陳伯達不勝感慨地說了下麵一席話:

我是一個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極,負罪很多,槍斃我都不過分。“文化大革命”是一個瘋狂的年代,那時候我是一個發瘋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個悲劇。我是一個悲劇人物。希望人們從我的悲劇中吸取教訓。

………………

或許有人認為,陳伯達業已“蓋棺論定”,不值得再論了。不然,陳伯達是中共黨史上值得認真研究的人。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第21節提到“中央文革小組”,隻點了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的名,不提組長陳伯達;同節提到九大加強了林、江、康在中央的地位,也不點位居中央常委第四的陳伯達的名。陳伯達自己對兒子陳曉農說:“沒有點我的名,有很多理由。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現在重新肯定了黨的八大。八大文件主要是我起草的。首先提出發展生產力是主要任務的也是我。

按陳伯達對陳曉農的說法,他在《毛選》的編輯與修訂工作中,有兩篇文章費力最多:一篇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另一篇是《矛盾論》。毛澤東當時看了這篇修改稿,曾給他寫信,說︰“想不到修改得這樣快。”這兩篇文章正是毛認為的《毛選》中的重要工作。

1981年陳伯達假釋之後,住在北京複興醫院治病。當時,陳的家已不存在。假釋之後誰來安排他的生活,怎麽聯係,就成了問題。他的妻子在“文革”中鬧離婚,被送往山東“療養”去了;大兒子已經自殺身亡;次子先插隊內蒙古,後去河北省當工人;女兒去南方當工人;小兒子由保姆領走了。中央書記處的領導同誌想到王文耀、王保春兩人曾在陳伯達那兒工作過,便把與陳伯達聯係的事情交代給了他們。他們很不情願接受這個任務,正因為與陳伯達的工作牽連,他們被關押了5年之久,現在又聯係,他們有顧慮。領導同誌鼓勵他們說,現在不會了,這是組織上交給你們的工作。

領導同誌態度嚴肅地說:“黨中央委托我找你們來,是讓你們去看陳伯達,向他轉達中央有關他的問題的幾點指示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有很多罪行的。但是有些壞事他是知道的,有些他不一定知道,就是他知道了,想管也管不了,這些中央是知道的。所以在起訴書中隻列舉了他幾件主要的罪行,判決時也隻是根據這幾件判決的,與其他幾個人有所區別。這一點他應該看得出來。他接著說:陳伯達過去給中央寫的東西,有些是好的,但多數是為自己的罪行解釋和開脫的。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許多同誌要求在決議中點他的名,中央為此做了說服工作,才沒有點他的名。所以他要端正思想,正確對待中央的寬大,不要在一些細節上為自己辯解了。

停了片刻,他接著說:告訴陳伯達,他現在的主要任務是,集中精力把身體搞好,要養好身體,治好病。等病治好以後,他可以研究些問題,如哲學方麵他比較熟悉,寫寫東西,還是可以為黨、為人民做些事情的。

王文耀、王保春去看了這位久別11年的老上級、老熟人。雙方都十分激動。

陳伯達說:是呀!11年了,你們……

保春說:我們被關了5年。

陳伯達說:噢,你們也被關了!關在什麽地方?

保春說:關在政法幹校,後關在豐台。

王文耀說:我是先關在政法幹校,林彪事件後關在大興縣團河農場。

陳伯達聽後立即緊握住他們倆的手,他的手激動地顫抖著,嘴裏不停地說:我很對不起你們,對不起你們的家裏人,還有和我過去有聯係的人,他們都受牽連了吧!我對不起他們!你們都吃苦了……陳伯達哭了。

久別重逢,互相要說的話太多了,但文耀和保春心裏時刻記著自己的使命。鄭重地向陳伯達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精神。

陳伯達聽了中央對他的寬大政策後,情緒很激動,他流淚了。他表示:我是有罪的人。我非常感謝黨對我的寬大,我對不起許多同誌……

傳達完中央的指示精神,大家輕鬆下來。他倆切開帶去的西瓜,陳伯達很高興地說,我好久沒有吃這樣的西瓜了。大家邊吃邊聊,他一開口話題就轉到國家的事上去了。他說:最近我從報紙上看到社會上一些強奸、搶劫犯很多,而且大部分是青年人。這使我想到一個問題,中國人口多,現在提倡計劃生育我贊成,恩格斯也說過計劃生育。但是已經生出來了,就要解決就業問題。……年輕人沒事做,晃晃蕩蕩,犯了罪光殺不行,我不是不主張殺,殺少數可以,殺多了可不行,他不怕了。

談到曆史問題,陳伯達說:對人的問題要慎重,包括馬克思在對人的問題上,都是犯過錯誤的。這個在審判我時我都講過,曆史問題應有個曆史的態度,“文化大革命”我的思想一點準備也沒有。當然,“文化大革命”我是有很大責任的,是有罪責的。一開始的時候我不知道江青的《紀要》,她給我看後,裏麵有些觀點是我提的。那個時候我正在學習《共產黨宣言》。後來毛主席批了,批的什麽,我到天津才看到鉛印稿。

當文耀、保春勸他不要再對一些細節問題上糾纏時,陳伯達說:曆史問題我不想多談,你犯了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讓大家批判,批過頭也沒有關係。但是當我看到報紙上對我批過了頭,也忍不住總要辯解幾句。

文耀、保春說,你可以看看書,研究些問題,寫點東西。陳伯達說:我謝謝你們來看我,謝謝領導同誌。你們告訴黨,我惟一的要求就是想做點事,寫一些東西。

文耀、保春勸他要養好身體,治好病。陳伯達說:我的腿看起來就這個樣子了,病再治也就這樣了,我現在已經77歲了,剩下也沒有幾年了。

當問他還有什麽要求時,他提出︰上回查我的財產時,說我家裏還有兩萬多塊錢,他們問我怎麽處理,我說送給《紅旗》算了。不知給了沒有。如果可能的話,給我100塊錢,我想吃點水果,因為我大便不好,大便不出來,人很難受。還有我家裏有一副帶色的水晶眼鏡,是範若愚同誌的,還給他。

這是文耀、保春第一次與陳伯達見麵和談話的情況。後來,陳伯達從複興醫院轉到友誼醫院,他倆第二次去看他,而且也在過年過節時看望他,隨時將他的情況、要求向中央反映,上邊有什麽指示,也隨時向他傳達,件件都按中央的意圖去做。在這期間,王文耀、王保春向中央轉送了他寫的長短文章32篇。

後期,葉永烈曾多次訪問陳伯達,並發表有文章,從中我們可以得知:

陳伯達家居麵積有一百多平方米,三房一廳。陳伯達的臥室大約十多平方米,整潔而簡樸。兒子陳曉農和兒媳小張精心地照料著陳伯達。

晚年,陳伯達讀書看報寫作,依然秀才本色。

每天,陳伯達看《人民日報》《參考消息》和《北京晚報》。他很注意國內外的形勢,也很仔細讀那些與“文革”有關的文章。

他的大部分收入都用於買書了。陳伯達1981年保外就醫,每月領生話費100元,其中三分之一用了購書。這30元的購書費對他來說當然是遠遠不夠的,所以,除了自己購書外,他不得不托朋友向有關部門借來一部分書。從1983年2月起,陳伯達的生活費增加到每月200元。這時,他購書的費用才稍稍寬裕一些。

陳伯達的閱讀興趣廣泛,偏於學術性強的著作。我隨手記下他的書櫥裏的書︰馬克思著《資本論》精裝本,《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魯迅文選》《毛澤東選集》《劉少奇選集》《周恩來選集》《朱德選集》《中國哲學發展史》《中國哲學史》《隋唐演義》《五代史演義》《戊戌喋血記》《柳宗元集》《彭德懷自述》《蘇聯經濟史論文集》《邏輯學》《美學》《羅馬史》《西方美術史話》《哲學史講演錄》《我與我的世界》(曹聚仁著)《譚嗣同文選》《〈紅樓夢〉詩詞注釋》《史記》《基度山恩仇記》……一本打開在那裏、看了一半的書是《聖經故事》。

讀書之餘陳伯達在思索著。他不斷地把自已的思考寫成文字,受到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被排印出來,在一定的範圍內分發。

我細閱了這些未曾公之於世的文稿,列舉如下,以供讀者了解他在思索些什麽:

1982年1月,《試論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

1982年3月,《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和兩國的“精神危機”》;

1982年8月4日,《黑格爾反對絕對……》(讀書筆記);

1983年,《〈石頭記〉裏的一段公案——關於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的姻緣問題》;

1983年12月初,《同痛苦轉變進行搏鬥——電子學革命問題雜綴》;

1984年6月26日,《評美國人的兩本書——〈大趨勢〉和〈第三次浪潮〉》;

1986年春,《關於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點滴》;

1986年11月4日,《農業合作化的若幹材料》……

此外,還有些曆史事件的回憶。

在我看來,這些新作,似乎缺乏他40年代作品的那股靈氣和那種犀利的文鋒,而是過多地引述經典著作,但是作為八十老翁,思路還是頗為流暢的,觀點頗有見地。他沒有停留在不斷的自我譴責或者頹廢鬱悶之中,連美國新著《大趨勢》《第三次浪潮》都加以研讀,加以評論。

…………………

1989年9月20日中午,85歲的陳伯達正在吃飯。誠如當時在場的他的兒媳小張所述:“父親突然頭一歪,碰到牆上,食物吐出……”醫務人員20分鍾之後就趕到進行搶救,但已經回天乏力。因天氣驟涼,陳伯達死於心肌梗塞。

(六)蓋棺未能論定的康生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康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37年從蘇聯回到延安,康生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以後又任中央社會部部長、中央情報部部長、中央書記。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康生又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8年,康生任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曾主持編輯《毛澤東著作選讀》第四卷。“文化大革命”開始,先後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及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5年12月26日。康生在北京病故,中共中央發布的訃告稱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偉大的革命戰士和馬克思理論家,是黨和國家卓越的領導人之一,中國人民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光榮的反修戰士。”

1977年12月8日,中央黨校16樓走廊出現了兩份小字報,是哲學教研室的人揭發“康生罪行”的。在當時,是非同小可的事情。黨校是康生經營多年的一塊“自留地”,培植他的勢力,也迫害了很多無辜者。所以緊接著又有人貼出了支持揭發康生的小字報。

當時,馬文瑞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馬文瑞深知,早在文革前,康生曾是人所共知的中央黨校太上皇,他指使人批判原校長楊獻珍,使大批理論工作者受到牽連。看來中央黨校要清理積案,平反錯案,康生是個繞不過去的人物。

胡耀邦問:聽說16樓有一批揭發康生的小字報,對於這樣的小字報,我的態度是,一不提倡,二不壓製。文瑞同誌你的意見呢?

馬文瑞:我讚同你的意見。不製止也是有理由的,根據《黨章》規定和黨的傳統,黨員對任何人有意見都是可以提的嘛。

胡︰嗯,問題是,康生雖然死了,訃告中他還戴著三頂桂冠呀,“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光榮的反修戰士”,這也是中央研究定的,需要經過同樣的組織程序才好摘掉。

馬:是呀,那是在1975年,那時候“四人幫”在台上,根據各方掌握和揭露的大量事實看,康生確有嚴重的問題。至少揭發林彪、“四人幫”無法不牽扯到他。

胡:所以我說,現在不要壓製大家的揭發積極性。

馬:康生這個人一貫的問題就是極“左”,好整人。

胡:還是那句老話(左傳),多行不義必自斃。

事後,馬文瑞對“小字報”明確地表示了寬容的態度。通過一次大會,校領導把這個精神傳達到了全校幹部中,客觀上對揭發康生問題做了動員。揭批康生,成了中央黨校揭批“四人幫”的前奏。

為了把來自各地、各部門的學員反映的重大問題及時向中央報告,馬文瑞指示校務部編寫一個專門的《情況反映》。康生的不少問題就是通過《情況反映》報告給中央的。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工作會議。11月13日馬文瑞在東北小組的會上率先揭發康生的問題,引起極大共鳴。這次不同尋常的小組發言,被印發會議《簡報》,特別引人注目。

馬文瑞說︰在我看來,康生文革中的問題,主要是四個方麵。應該說,康生也算是我的老熟人了,在延安時期,我們就認織,但是他給我的印象可一直不怎麽好,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大家恐怕還記憶猶新吧,那是他一手造成的。1943年7月,他做《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把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打成“國民黨特務”和“敵探”、“叛徒”,由於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及時發現,緊急刹車,才糾正了錯誤,挽回了部分損失。解放以後,他是四個問題。

一是理論上的,早在1959年,康生就宣傳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後的標準”;1967年又說工廠中的按勞付酬“有兩麵性,可以產生資產階級思想”。我看這兩個觀點都是錯誤的。

二是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老幹部的態度,不符合馬列主義,是唯心主義的。最惡劣的是文革中,他對朱德、葉劍英、鄧小平、賀龍、陳毅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進行了惡毒的攻擊和汙蔑,動機不純,沒有調查研究,就隨意捏造,上綱上線。據黨校工作人員揭發的材料統計,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就點了379負責幹部的名,給這些同誌扣上這樣那樣的帽子,要統統打倒。

三是和林彪、陳伯達、“四人幫”是一夥的關係。他極力吹棒林彪,指使黨校的人編了四卷“林彪選集”和一本“林彪語錄”,吹捧陳伯達在中央黨校“是堅持毛主席革命路錢的。”

四是汙蔑否定中央黨校的工作。康生說文革前的中央黨校,是“反毛澤東思想的頑固堡壘”,“修正主義的大染缸”,“裏通外國的黑據點”。完全是不顧事實,滿嘴胡言。

馬文瑞的這次發言,有備而來,揭發康生的多項罪行和問題,都是與會者聞所未聞的。恰恰在這次會上,陳雲也在小組發言中講了康生的問題。馬文瑞表示讚同陳雲的意見,表示“應對康生在適當的範圍內進行批判,並審查他的曆史問題,做出結論。”(摘自《炎黃春秋》2016年第3期  王彥君文)

康生和謝富治批準處決盧福坦的命令。處決一位79歲高齡、被關押近30年的老人,公安部的代表對上海市公安局的負責人提出一個“特別”要求,即在處死“犯人”之前,對其進行“封口”,防止他信口胡言。

盧福坦已經老邁年高,體弱不堪,應該不會有很大麻煩,如果對這樣的老人動粗似乎不大合適。可是又不能違反上級的命令,最後上海市公安局以吃飯為名“請”犯人“喝酒”,在他回監室的路上從身後開了兩槍,就這樣,盧福坦被“槍決”了。

盧福坦是什麽人?盧福坦1891年出生於山東泰安,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中共山東青島市委書記、中共山東省委書記、河北省委書記、河南省委書記、全國總工會負責人兼中央組織部部長等職。1928年共產國際和斯大林指示中共:鑒於陳獨秀等人的錯誤,希望中共黨內大量提拔任用工人出身的幹部進入領導崗位。盧福坦因為是工人出身,和項英、關向應、蘇兆征、徐錫根等人一起進入政治局。

1932年12月,盧福坦被英國巡捕抓獲,隨即被遞解到上海市警察局關押。盧被捕後迅速叛變,並成為國民黨中統調查室的侯補持務。他還將中共中央書記處、全國總工會、鐵路總工會和海員總工會等組織人員情況一一供出,中共又遭重創。盧福坦先後擔任過國民黨中統局徐州特區行動股長、上海區情報股長、南京區行動股長等職。1949年國民黨潰逃時,見他已沒有利用價值而被遺棄,未能逃到台灣。1950年5月,盧福坦被公安機關逮捕。又時隔近20年,康生又為何要除掉盧福坦呢?

原來,盧福坦叛變期間,曾經交待一位中共要員的“舊事”,那就是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變的秘密。康生當年被捕,同時入獄的還有國民黨中央要員丁惟汾的侄子丁基實。通過丁惟汾的疏通,康生及丁基實都出獄了。這件事在當時很少有人知道,至於康生是否變節,更是中共黨史中難以破解之謎。上海市警察局的檔案在1949年被接手時有一部分丟失了,還有一部分被轉移到了台灣。所以康生被捕後的具體細節隻有盧福坦給國民黨交待事實時被提及過,而黨內當時知道這件事的人隻有陳賡一人。

後來知道這件事的是時任中共華東局書記的饒漱石。饒漱石曾專門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調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饒漱石看完盧福坦的這份報告後,將內容向毛澤東作了詳細的匯報。毛澤東沒有立即答複,這件事就被擱置下來。

60年代,謝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調閱了饒漱石當年看到的這份檔案的原件,並且做了相應的記錄。對謝富治調閱盧福坦的交待材料這件事,康生本人並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饒漱石在背後搞他的黑材料。他更不知道盧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關押在上海一處不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灣情報當局拋出一份關於康生被捕叛變的資料,通過香港的渠道進入北京,首先被蒯大富等人獲悉,隨後報告給了江青和康生。康生這時才知道盧福坦的事情,最令康生惱火的是,因為紅衛兵的衝擊,上海市方麵沒有做到足夠的保密,盧福坦和造反派組織的幾名頭子在提審時談了一些30年代的內容,甚至還上了簡報。

康生通過江青等人公開宣揚自己從沒有被捕。康生還找到謝富治質問這件事情的來由,並問謝富治,像盧福坦這樣的叛徒為什麽從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謝富治要康生簽字,說隻要他簽字就可以生效。就這樣,康生和謝富治先後簽署了立即處決盧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結,但康生沒有想到謝富治偷偷留了一份處決命令的影印件,這個影印件到了撥亂反正時,被當時中紀委負責人之一的王鶴壽看到,有人準備據此定論康生是叛徒。然而,最後一個知道康生這件事的饒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最終也沒有形成結論。

(據《世紀風彩》沙平/文)

1980年中央做出決定,撤銷1975年對康生的悼詞和訃告,開除康生的黨籍,骨灰移出八寶山革命公墓。

(七)蓋棺亦未論定的謝富治

謝富治,湖北黃安(今紅安)人,木匠出身。因根正苗紅,參加革命不到一年即入黨,兩年升任團政治處主任,後任師、軍政治部主任。後調紅四方麵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川陝省委組織部長。建國前任第二野戰軍三兵團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建國後,謝富治任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司令員兼政委。

1959年9月,謝富治調任公安部,接替羅瑞卿任公安部長,一直到1972年3月。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擔任此職最長的一位,在此期間,他的政治生涯出現了轉折。

“文革”初期,不是政治局委員的江青策動一些人打頭陣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謝富治搶先放了頭炮,把靶子對準了鄧小平,誣陷鄧小平在全國解放以後變得越來越不尊重毛主席了。江青對謝富治的表現很滿意,稱讚謝富治“批得好”,傅崇碧私下向謝富治說︰“小平是你的老領導,是上過《毛選》的人,你批的那些事我怎麽沒有聽說過?”謝富治說:“你沒有聽說過的事還多著呢!”後來,謝富治與傅崇碧介紹經驗︰“對江青同誌要尊敬,握手要用雙手握。”

迫害劉少奇、王光美的主要元凶。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決定設立專案組審查劉少奇、王光美的曆史問題。謝富治雖名為組長,卻一直對組員江青惟馬首是瞻,在重大問題上完全聽命於江青。謝富治與江青、康生等人直接控製、指揮了劉少奇專案組,使其完全成為一個偽證、假證的製造機構,造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此案前文已有詳細記述,在此不再重複。

炮製“中國(馬列)共產黨”假案。      1967年10月8日,北京市發生一起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員”的傳單,傳單點了林彪的名,說陳伯達是叛徒,康生是“托派”,江青是野心家,林彪掌握槍槍杆子,助紂為虐。11月20日,此案在天津被破獲,作案人供認,從頭到尾,自始至終是他一個人幹的?沒有其他人參與。但陳伯達、謝富治卻給辦案人員劃框框、定調子,要追查後台,並授意專案組把這個案子與中央領導人聯係起來。

1968年4月8日,陳伯達、謝富治接見了公安部領導小組成員趙登程。謝富治說:“這個案子的關鍵,是根子沒有找到,根子就是劉、鄧黑司令部的人?”幾天後,趙登程拿出《在北京的作戰方案》,抓住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女實習研究員周慈敖,逼她交待後台。周慈敖在刑訊逼供之下,胡亂編造出來朱德等幾十個中央和地方領導。專案組又追問道:“你們這個組織叫什麽名字?”周慈敖胡亂說個“中國(馬列)共產黨”。謝富治看到這份材料,如獲至寶。第二天,他又迫不及待地指示:“要她寫,明天就要她寫好!”經過上下一致的“創作”,周慈敖於5月30日被迫寫出了一份曠古未聞的《關於偽黨中央產生過程的補充材料》。

這樣一個離奇、蓄意誣陷中央領導同誌的假案,從開始製造到最後收場,都是謝富治直接指揮的,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召開,朱德、葉劍英、李先念等人均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但謝富治仍不死心,一再指使辦案人員繼續搜查有關此案的“證據”。

公然提“砸爛公、檢、法”。      謝富治身處公安係統,對公安係統造成的危害也最大。“文革”剛一開始,他就策劃奪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權。1966年5月,謝富治派出了由44人組成的聯合工作組,進駐北京市公安局一個月後,工作組人數增加至313人。謝富治在6月5日的5000名公安幹警大會上講話:“對一些反黨分子、壞人撤銷職務,停職反省,我們早有這個希望,今天終於實現了!”北京市公安局有1600多人受到迫害,72人被捕入獄。不僅如此,謝富治還夥同康生等人,指使、策動奪取了北京市的領導權,北京市領導幹部13人遭到誣陷迫害,原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書記鄧拓和副市長吳含等人被迫害至死。

8月7日,謝富治在公安部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發表了“謝八七”講話,公然提出“砸爛公、檢、法”的口號。1968年4月,謝富治又授意劉傳新以北京市公安局軍管會的名意義,寫了《舊北京市公安局反革命集團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特務間諜話動的一些情況的報告》,誣陷北京市公局“長期與美蔣特務勾結,進行間諜特務話動”。報告上報中央,於10月7日中發(68)142號文件轉發全國,成為謝富治等人“徹底砸爛公、檢、法”的根據,在全國造了極為嚴重的後果。

患胃癌而死。      因身體原因謝富治逐漸停止了危害社會的活動。1970年3月26日,還不滿63歲的謝富治死於北京。

最早提出要清算謝富治,是在1978年11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這樣,死後的謝富治被中央立案審查了。1980年,中共中央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謝富治的問題的審查報告,決定開除他的黨籍,撤銷對他的悼詞,將他的骨灰盒從八寶山革命公墓清出。198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謝富治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6名主犯之一,但因其已死,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至於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四大金剛”,陸、海、空、後勤的主要將領——黃永勝、李作鵬、吳法憲、邱會作,當然也依法被開除了黨籍,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判了刑,進了監獄。(據《世紀風采》馬儒/文、《同舟共進》吳東峰/文、《黨史博采》霞飛/文綜合)

(八)煊赫一時的戚本禹

戚本禹祖籍山東威海市,但他父母早年去上海謀生,他出於上海,1949年入黨。由於戚本禹年輕(18歲),有文化(高中生),他入黨不久就幸運地被選入中南海做機要工作。上世紀50年代初,中央又把他送到中央團校去學習。戚本禹在中央團校學習結束後,被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看中,田家英選他當自己的助手,做資料。後來,田家英又推薦戚本禹當上了中央辦公廳信訪辦公室科長,行政上是18級。

一“文”驚人      1963年8月,戚本禹刋發了一篇題為《評李秀成自述》的文章,他把太平天國著名將領李秀成說成是太平天國的叛徒,並且用當時“左”的政治觀點對曆史問題進行臆斷,給李秀成扣上了不少政治帽子,可謂一“文”驚人。

江青把戚本禹的文章送給了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後,表示讚成戚本禹的觀點,並在文章邊批了否定李秀成的話:“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保,不足為訓。”毛澤東對戚本禹文章的肯定和毛澤東寫批示否定李秀成的事,很快就在曆史學界傳開了。戚本禹趁勢而上,又寫了《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一文。之後,他又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批判陽翰笙的話劇《李秀成之死》和歐陽予倩的話劇《忠王李秀成》。這一下,戚本禹出了名。

不久,他就受到了提拔,出任《紅旗》雜誌曆史組組長。

配合姚文元。      1965年11月10日,由姚文元署名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在《文匯報》上公開發表。這篇文章,借評《海瑞罷官》比喻當前的現實政治,直接點出了自60年代初以來,中央高層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上的分歧,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此時,在政治上十分敏感的戚本禹,急忙撰寫了一篇題為《為革命而研究曆史》的文章,在《紅旗》雜誌1965年第12期上發表。這篇文章與姚文元的文章,起到了南北配合的作用。

毛澤東很快就看到了這篇文章。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抗州召集陳伯達、胡繩、艾思奇、田家英、關鋒5人談話,提到了戚本禹的文章。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點是沒有點名。”接著,毛澤東談到了姚文元的文章,他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曆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

毛澤東肯定和表揚了戚本禹寫的文章,一下子使戚本禹名氣大振。

田家英本是毛澤東的秘書,也是最早賞識並提拔戚本禹的人。可以說,戚本禹能夠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是與田家英在毛澤東麵前為他說好話有直接關係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田家英被打倒,戚本禹取代了他,成了毛澤東、江青兩人的秘書,並擔任中央秘書局副局長、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掌握著中南海的機要大權。

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設立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組的通知,戚本禹正式成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成員,名列穆欣、姚文元之前。

風雲人物的突然垮台。      

毛澤東從1967年3月起,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國局勢進行了重新估量,決定動用解放軍采取支左的辦法,對混亂的局勢穩定一下。但是,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反其道而行之。他們鼓動造反派搞亂全國之後,又喊出了“揪軍內一小撮”的口號。在這個口號下,各地造反派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了解放軍,最後引發了影響全國的武漢“七二〇事件”。但他們並沒有收斂,又在北京鼓動造反派衝擊外交部,奪了外交部黨委的權,最終發生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嚴重事件。在這一係列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戚本禹,不但是這些事件的積極鼓動者之一,而且是衝擊中南海的直接指揮者。

這一係列事件的發生,使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組,並且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裏麵有壞人。這些壞人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

8月26日,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後,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覺得對戚本禹先不抓,還要看一看,爭取他一下。因此,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隻是宣布對王力、關鋒實行“請假檢討”。事實上,毛澤東在抓王力、關鋒之後,已經對戚本禹的表現極為不滿。此時紅衛兵也提出了“戚本禹滾出中央”的口號,重壓之下,1968年1月14日,在王力、關鋒被“請假檢討”不滿5個月的時間裏,戚本禹也被“端”了出來。戚本禹被“請假檢討”之後,直接被送到了秦城監獄。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依法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滿釋放。安置在上海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

(摘自《黨史博采》2012年第12期 霞飛/文)

戚本禹的同學高鍇曾撰文稱︰張霖之(煤炭工業部部長)冤案至今仍是一個謎團,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被扣上“彭真死黨”的帽子,是戚本禹向礦院紅衛兵宣布的。他曾在上海南洋模範中學上學,比我低一年級,也曾是地下黨員,但與我從無聯係。2OO1年,南模100年校慶,邀請老校友返校,會後有一個節目是“1945~1949年地下黨同誌聚餐”,戚本禹雖已被開除黨籍,也來參加。他和當年同班的幾個黨員爭論得很厲害。有人責備他撰寫《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汙蔑劉少奇叛變,有的斥責他亂點名,陷害了很多老幹部(如張霖之)。戚本禹辯道︰“我是1931年生,而那篇文章寫的是1929年以前的事,我怎麽會知道?那都是江青、康生一夥在我寫的稿中加進去的,至於點名鬥老幹部,也是江青讓我點的,我根本不認識這些同誌,怎麽可能給他們扣這些罪名?”也有人斥責他追隨江青,戚本禹也辯說:“我們那時都熱烈擁護毛主席,毛重用江青,我怎麽可能不相信她?”反問道:“如果你處在我的位置,江青改了你的文章,你會反對嗎?江青要你做什麽,你敢不做嗎?”他所在的那桌大聲爭論,其他幾桌都在靜聽,和我同桌的原上海地下黨學委的一位老同誌喟然歎道:“戚本禹至今缺乏自責之心,但我認為他講的倒是合乎實際,“文革”中還有許多事實糾纏不清,需要澄清,需要總結。”

(摘自《炎黃春秋》2014年第6期)

(九)三進監獄的毛遠新

1976年10月6日晚抓“四人幫”時,毛遠新也被換了住的地方。當時宣布對他是“保護審查”,其實和對“四人幫”的“隔離審查”沒有什麽不同,後來都是送進秦城監獄。按照毛遠新的說法,這是“一進宮”。1982年,有人奉命找已關押了六七年的毛遠新談話,希望他寫個材料,替毛主席承擔一些責任,說這樣做一下就可以出去了。毛遠新說,這個責任,我承擔不了,都有毛主席寫或批的字,其數量有一大摞,那人再三勸說。毛遠新答應寫就寫吧。毛遠新住到了奏城監獄招待所,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寫了一份材料,送上去。上麵不滿意。毛遠新繼續關進秦城監獄,他稱這是“二進宮”。1986年經過審判,毛遠新判刑17年。毛遠新告訴我︰按照當時的意見,判過了就對他實行“假釋”。“天公不作美”,正準備“假釋”我的時侯,恰逢胡耀邦辭去中央領導職務,這件事被擱置起來,我繼續關在監獄。這就是毛遠新所說的“三進宮”。

毛遠新說:我的媽媽朱旦華,還有我的妻子、女兒,都急盼著我出來。1989年3月,我媽媽找了楊尚昆,要我“保外就醫”。楊主席發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讓我到江西我媽媽哪裏去,這樣決定後,公安部的人問我:“你什麽時候走?”我毫不猶豫地答道:“明天就走!”——這是我吸取了“假釋”不成的教訓,怕“夜長夢多”。

(摘自《黨史博覽》2008年第8期  閻長貴文)

(十)深感內疚的韓愛晶

1966年12月中旬,有一天上午,戚本禹叫閻長貴到他辦公室,急匆匆對他說:“現在‘海瑞(指彭德懷)還在四川三線任副總指揮,表現不好,要把他揪回來,你去找朱成昭談談這件事。

戚本禹談話的當天下午,閻長貴到阜內大街地質部機關(那裏有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的聯絡站)找朱成昭(北京地質學院水文係學生,“地質東方紅”一把手,首都紅衛兵“三司”負責人)。朱成昭說:“我去不了,王大賓外出串聯在武漢,他做事細心,可以派他帶幾個人去四川,一定能完成任務。”

一番波折之後,12月25日最終王大賓和成都軍區穀參謀長一行人陪彭總乘火車回京。在軟臥車廂,地院同學時來圍坐,王大賓陪彭總的時間最長,談話最多。他覺得彭總就像自己的長輩一樣和藹可親。彼此沒有任何戒備心理,毫無顧慮。王大賓講“大躍進”、放衛星、大煉鋼鐵等情況,當他講到農村嚴重餓死人的事,彭總幾乎落淚了。同學們都喜歡聽彭總講他的曆史,沒有刁難過彭總,文藝隊員還給彭總演節目。總之,彭總在火車上是安全的,愉快的。每到大站,同學們下車買了好吃的東西,上車後一定要請彭總品嚐。王大賓明白地告訴彭總,我們是受中央指示請他回京的。彭總說,我看出來了,我被北航的人抓去,你們又把我搶回來了。我心裏很明白。

1967年7月21日下午,地院聶樹人等人找到王大賓,說昨天接到中央文革辦公室電話,傳中央指示︰地院和北航聯合批鬥彭德懷。王大賓說,要批彭總,讓北航自己去幹,別拉我們地院。

7月27日上午,聶樹人等人非常氣憤地和王大賓說:“太不人道了,昨天北航召開批鬥彭總大會,把彭總打傷了,大熱天,水也不讓彭德懷喝一口,打一位老人他們也下得了手!他們違背了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方針。還拉來張聞天陪鬥……”

順便說一下,北京航空學院造反派頭頭韓愛晶(北京五大學生領袖之一)對他們學校批鬥彭總,動手打彭總深感內疚。“文革”後,韓愛晶曾說“我一巴掌打了15年”(即他“文革”後被判了15年徒刑)。他解釋說:“我和別人不同啊,我是頭頭,我一動手,別人就跟著動手了,沒輕沒重,我被判刑,罪有應得。”

彭總確實是由地質學院“揪”回北京的,但地院對彭總等人確實一次也沒批鬥過。彭德懷傳記組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彭德懷全傳》講到“文革”中有好多學校和單位批鬥彭德懷,唯獨沒有講到把彭總“揪”回北京的地院——這也是地院師生對彭總態度比較好的一個證明。

“揪彭”事件,王大賓付出了沉重代價——從1971年3月開始被打成“小彭德懷”,罪名有“為彭德懷翻案”、不執行中央“揪彭指示”等;彭德懷被平反後,王大賓又因當年“揪彭”回京之罪被處刑罰。

其實,在揪鬥彭總問題上,戚本禹是直接發出指令的人,但他被判18年徒刑所列罪行中沒有這一條。在審判戚本禹的法庭上,辯護律師傅誌人說:“戚本禹指使學生把彭德懷從四川挾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來。”這樣說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為戚本禹辯護,但沒有說到事情的原頭。事實是,到四川揪彭德懷,是根據最高指示,中央開會議決定的。

在迫害彭總的“文革”狂潮裏,我們都是一粒棋子,我們都有錯誤,我們向彭總的英靈致歉!

摘自(《同舟共進》2O14年第7期 閻長貴 王大賓文)

 

二、雲南煙草巨頭落馬背後

東方泥回昆明以後,每一季度有一次黨支部的組織生活,這個時候

他就去呈貢綜合研究所一趟,而且都提前兩個小時到達,先到孟青家裏去聊聊天。

聊了不少情況後,孟青拿出一份剪報給東方泥看:《雲南煙草巨頭落馬背後》,當然說的是雲南問題,也是令人關注的要聞。全文如下:

(一)巨頭們接二連三落馬

文章開頭的導語:為什麽涉及雲南煙草行業中卷煙廠廠長的腐敗案件,要由中紀委牽頭辦理?油水充足的行業,往往是高官腐敗的延伸地。

20O7年7月13日,曾任曲靖卷煙廠廠長,現為雲南省煙草公司副總經理魏劍涉嫌受賄80萬一案,在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51歲的魏劍是素有“煙草王國”之稱的雲南省繼昆明卷煙廠廠長陳傳柏外逃、玉溪卷煙廠廠長褚時健被判刑之後,因為腐敗犯罪問題落馬的第三名卷煙廠廠長。

雲南省煙草係統有關人士說︰“近10年來,雲南煙草企業的領導幹部對國家和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先後有3個大型企業的廠長因為腐敗問題受到查處,使煙草行業的功臣陷入了振興企業有方,抵製腐敗無術的怪圈。”

(二)檢查放置蘋果的筐子

對於雲南煙草業堪稱“大腕”的3名卷煙廠廠長“前腐後繼”的原因,人們在公開場合多將其歸結為“他們心態失衡,沒有正確把握住自己”。事實上,蘋果腐爛不僅要檢查蘋果自身的原因,還如美國學者阿密泰所說,“清除腐敗,不僅僅是挑出一個爛蘋果,而更應該檢查放置蘋果的筐子。”

魏劍案發後,昆明街頭一度傳其案件與曾任雲南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的雲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黃維彬違法違紀案件有牽連的消息。一名熟悉內情的人士透露:2003年8月初,魏劍被中紀委直接從昆明帶到北京“雙規”,協助調查黃維彬的問題。隨後,煙草係統便不斷傳出了魏劍在幫助黃維彬的兒子黃煒和廣東老板黃文輝做卷煙商標防偽膜生意過程中收受賄賂80萬元的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開庭審理魏劍受賄案的法庭上,其辯護律師說,魏劍收黃文輝的賄賂,不是出於本人的意願,而是外界的脅迫。對此,一名與魏劍家人關係甚密的人士證實,身為省委組織部長黃維彬在為黃煒、黃文輝聯係向曲靖煙廠推銷防偽膜的過程中,充當了與其身份不相符合的角色。起初,他向魏劍打招呼,魏劍不買賬,他就讓魏劍以其子的名義,在黃煒、黃文輝的公司入股,做生意賺錢之後,存在國外,遭到魏劍拒絕後,他又一次在宴會上授意黃文輝為魏劍的愛人“換輛本田轎車”。事後的情況是,“車子太顯眼”,魏劍沒有要,但他收下了黃文輝送給的好處費80萬元。

(三)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

其實,雲南,甚至更高層的個別領導幹部插手雲南煙草業謀取私利的問題,並非今日才暴露。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是,雲南省原省長李嘉廷案發後,在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時說,他任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時,“看到別的領導幹部利用煙草企業為家屬子女謀利,就產生了他們能做的事自己為什麽不能做的失衡心理”。於是,為了幫助兒子李勃出國和在社會上生存,他利用分管姻草企業的便利條件,為香港煥德有限公司董事長楊榮協調出口卷煙2·3萬大箱,使楊榮獲利2300多萬元,其子李勃以跟楊榮合作做生意為名,先後從楊榮處索取或收受賄賂1000多萬元;為了擺平與情婦徐福英的關係,他出麵向香港金時利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鎮桂借款1350萬元給徐福英揮霍,徐福英無力償還後,他又指使雲南省煙葉公司經理胡啟鵬擅自提高煙葉促銷費,使李鎮桂從中獲取非法利益高達2600多萬元。

一名長期參加辦理煙草係統大要案的紀檢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央有關部門十分關注高中級領導幹部在雲南煙草企業中為子女謀利的腐敗問題,所以,對涉及雲南煙草行業中卷煙廠廠長的腐敗案件,都是由中紀委牽頭辦理的。”他進一步分析說:“中紀委管轄的案件範圍是省部級幹部,而雲南煙草行業卷煙廠廠長的級別為廳級,有的僅是處級,但中紀委出麵辦理此類案件,說明對於解決隱藏在雲南煙草行業中的高層幹部腐敗的問題,曆來態度比較堅決。

“態度堅決其實也說明存在的問題嚴重。”這名紀檢官員說︰“昆明卷煙廠原廠長陳傳柏涉嫌貪汙犯罪的問題,實際上與一名當時在雲南擔任重要領導職務10多年的省級幹部領導之子牽扯在一起,並且,該領導之子在非法獲得利數千萬元後,於1994年潛逃到了美國。”而許多消息也不斷在證明陳傳柏隨後同樣也是外逃美國,並且現在仍然居住在美國。

而對於被有關部門視為“鐵案”的褚時健貪汙案。據一名熟悉內情的有關人士透露:“其實當時中紀委的初衷是要查處高層幹部違法違紀,從玉溪卷煙廠批煙謀取私利的問題,但褚時健顯然是‘不識時務’。結果查處的對象戲劇性地變成了他自己。“仔細查閱當年各類媒體對褚時健案件的報道,頗為意外的發現是:中紀委查處褚時健違法違紀案件始於1995年,3月,而褚時健貪案的作案時間為當年七月。其中暗藏的奧妙,絕對不是用“頂風作案”、“膽大妄為”等習慣性評價所能夠概括的。

(四)企業家的命運誰掌握

一名從事宏觀經濟運行研究的雲南省學者指出︰“煙草行業作為雲南的經濟支柱產業,每年上繳國家的稅收不低於300億元。同時,還承擔著支撐地方財政收入,拉動經濟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職能。此外,由於地方財政困難普遍存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益性投資也依賴利潤豐厚和實力雄厚的煙草企業。於是,出現了經濟工作圍著煙草轉,煙草企業圍著政府轉的異常現象。”

“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麵,雲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迫切需要優秀的煙草企業家。另一方麵,煙草係統得天時、地利、人和優勢成長起來的土生土長的優秀的企業家,沒有善始善終,最後跌落腐敗犯罪的泥坑。”雲南省一名法律工作者說,“這充分暴露了政府有關部門對企業家的管理不到位,服務不周到,關愛不徹底;如果個別官員想從中牟利的話,被其掌握升遷命運的煙草企業家是很難抗衡的。”

(據《南風窗》2004年第8期·上半月刊  鄭滇雲 尹鴻偉/文)

(五)省、市一把手接二連三連四連五連六連七貪汙腐敗

東方泥說:“看了這篇文章,正如導語所說,‘油水充足的行業,往往是高官腐敗的延伸之地。’這篇文章,第一,點了三個雲南省級幹部;第二,點到了更高層的個別領導幹部;第三,涉及到褚時健貪汙案時,還有些沒有點透的‘暗藏的奧妙’。省長落馬以後,記得當時中央電視台晚七時的新聞聯播節目中說:“雲南省原省長李嘉廷,按其貪汙的數量本應判死刑,因他坦白交待得較好,並有重大的揭發,改為死緩。”這是中央電視台第一次播這樣的新聞,可見其意義之重大,大家都期待了解他有些什麽重大揭發。後來,各單位組織基層群眾看一部李嘉廷如何腐敗的電視專題片,片中也沒有提及他有什麽重大的揭發,將功折罪,從死刑改判為死緩的情節。該專題片隻重點介紹他包養二奶花了不少錢的餿事。”

孟青說:“我要說兩點,第一,文章中提到的,貪汙逃跑的陳傳柏與‘一名當時在雲南省任重要領導職務10多年的省級幹部之子牽扯在一起。’這個重要領導還與你有點聯係……”

東方泥用疑惑的眼光盯著孟青問道:“他與我有什麽聯係?”

孟青說:“有聯係。據說,正是這個未點名的,在雲南擔任省級重要領導職務的人,根據菅崇智、卞燾、是仁等人打的黑報告,批示要清查218號信箱搞幫派勢力複辟的問題,並嚴加處理,才把廳裏以及你等一些人打了下來,按狐光正所說,這是由上而下定的。然而他兒子貪汙數千萬元,於1994年潛逃到了美國。從此這位省級重要領導人就銷聲匿跡了。說明他兒子不是個孤立的問題。沒有他老子的權勢,誰把他兒子放在眼裏。所以我把這篇文章留下來就是專門給你看的。僅憑一封信,又不調查核實,為所欲為,亂批示,隨隨便便就把一些幹部打下去。這涉及到一個人及其家屬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群眾怎麽看這樣的省級領導?能搞好全省的工作嗎?凡是濫用權力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他幹的爛事絕不止這一件,最後從他兒子身上暴露出來了。”

“這樣的人怎麽當上省裏的領導的?”

“問題才露尖尖角。時隔不久,中共雲南省委的第一書記高嚴因貪汙巨大,叛逃去了美國,中央在全世界對他下了“紅色通輯令”,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把他抓回來;另換的一個省委第一書記白恩培,又貪汙,金額高達兩億元,真是嚇人聽聞,判了他無期徒刑;再換一個省委第一書記秦光榮,還是貪汙,逃跑到什麽地方去了,尚不清楚。三個省委書記、一個省長,還有未點名的省委領導幹部,接連貪汙、貪汙、貪汙、貪汙……;還有三個昆明市的第一書記又因貪汙腐敗相繼落馬。這都是有憑有據的,經過調查核實後,法院判決的,登了報,上了電視新聞的。”

東方泥揺搖頭說:“省、市一把手接二連三連四連五連六連七地貪汙、腐敗、墮落,還不包括拔起來的蘿卜帶出來的泥。就像過橋米線一樣,成為雲南的持產,這在我國黨史上從來沒有過。照說,鑒於‘文革’的教訓,改革開放以後,黨在領導幹部的選用上是非常重視的。”

孟青說︰“這正是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領導幹部的選拔。這一批倒下來和叛逃的領導幹部,應該是屬於第三梯隊,否則進入不了這個層次。可是,從報紙上報道的新聞可以看出,不僅在雲南,在其他省、中央也有領導幹部出了問題。事實證明,少數人選的‘梯隊’幹部靠不住。幹部的選拔要走群眾路線。一個幹部,隻要是當領導,絕不是個空架子,必然廣泛接觸群眾,群眾對他的觀察是立體的、多角度的、透視的、時空的;此外,對幹部要嚴格管理。現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從嚴治黨,‘老虎’‘蒼蠅’一起打。《紅色通緝令》不設時限,這些貪汙腐敗分子一個也跑不掉。

“群眾中流傳這樣的順口溜:毛澤東的幹部兩袖清風,華國鋒的幹部無影無蹤,胡耀邦的幹部猛打猛衝,自選的幹部把國庫掏空,民選的幹部不中不中,習近平的幹部打貪不鬆。”

(六)《貪官貶》罵得好

東方泥哈哈一笑說:“是的,大體如此。我在網站上看到一篇短文——《貪官貶》,是仿劉禹錫的《陋室銘》而作。我背給你聽︰官不在大,有權則靈;利不在多,能撈就行。身價多品,一方霸淩。吃喝嫖賭吹,五毒樣樣精。談笑有三陪,往來盡貪丁。可以耍陰謀,研錢經。無逆言之亂耳,無工作之勞形。國人皆怒罵,中央更緊盯。百姓雲:判他死刑!”

孟青憤憤地說:“罵得好,群眾應該這樣變著花樣罵,讓這些貪官,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下,無藏身之地。”

東方泥說:“最近我在《雲南日報》見到這樣的消息,有的單位將要提拔的幹部登報征求意見。這才是走群眾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