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迷茫
1965年夏季的一天，張老師找我去辦公室，對我說，要在教室門口的走廊裏建立一個壁報，每周出一期，每期都要有變化，要有不同的主題，然後發動有興趣的同學投稿，或是從作文中選稿。老師說，壁報要有一個名字，你說叫什麽好呢？因為當時我正在讀媽媽剛買來的秦牧散文集《藝海拾貝》，於是脫口說出：“藝海拾貝。”老師想了想說，你知道周揚嗎？他是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最近他有一個講話，提出文藝是時代的風雨表，我看《風雨表》這個名字挺好，有戰鬥性。我聽了老師的話，知道這是他早想好了的，就表示同意。
幾天後老師召集了幾個同學開會，宣布成立“風雨表編輯部”,到會的都是編委,主編是我，老師做副主編。我不知道這個主編要做什麽，老師告訴我，要根據每期主題選稿，改稿，設計版麵。這是我升入初中後最忙碌的一段時間，每當星期日下午，我們便聚集在教室裏，煞有介事的研究稿件，布置版麵，將投稿者精心抄好的稿子鑲嵌進走廊裏的玻璃櫥窗中。我喜歡上了這件事。我本來是個胸無大誌的孩子，從小寫作文，一涉及到“我的理想”之類，我便不知所以，因為真不知道我喜歡做什麽職業。科學家、工程師是那個年代幾乎所有孩子都願意表達的理想，但我沒有那樣的向往，我也不想當醫生、教師。有一次聽媽媽說，她讀書的時候，大學裏有一個叫“家政”的專業，竟然讓我很向往，雖然知道不合時宜，但還是常常胡思亂想。現在我突然有了“理想”，我要當一個出版社的編輯，最好是《中學生》雜誌或者《中國青年》雜誌，我更願意自己辦一份刊物，像《新青年》那樣，我開始想入非非。
《風雨表》誕生不到一年，便被一場驟來的風雨奪走了性命。一夜之間，遍布校園、走廊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罩在《風雨表》上的玻璃櫥窗被打碎了。《風雨表》沒有像老師設想的那樣，反映“時代的風雨”，它像它名字的原創者周揚一樣，被從天而降的暴風驟雨淹沒了。
在我還沒有從瞠目結舌、目瞪口呆中反應過來時，風雨就來到了我們身邊，淹沒了課堂和校園，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張寶信首當其衝的成了全校第一批牛鬼蛇神。張老師的罪名真嚇人：“現行反革命”。原因是他放學後經常找身為幹部子弟的同學談話，說什麽:“你們要各方麵表現得好，否則對不起你們父母的希望，如果你們不好好學習，接不了革命的班，將來國家變了顏色，資本主義複辟，國民黨反動派來了，會先殺你們的頭，所以你們一定得努力啊！”
就是這樣的一些話，被所有他約談過的同學紛紛證實、批判，他無可辯駁。其實誰心裏都明白，這些話跟反革命沒有半點關係,在那個言必稱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的年代，這不過是他恨鐵不成鋼的一種表達。我倒是覺得這正是老師缺乏平等對待學生的觀念，所有的同學不都是一代接班人嗎？為什麽對幹部子弟總是照顧有加、過分寬容、網開一麵呢？ 結果，這種特殊關照換來了意外的報答。
我們的班主任是學校裏一顆正在冉冉上升的新星，已經被作為入黨的培養對象了。作為語文組的副組長，負責初中年部的語文教學領導工作，他的辦公桌上立著一個牌子，寫的是“忠誠黨的教育事業”,為此，他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他家裏有三個孩子，都還年幼，他家住的地方離學校又遠，每天他要帶著兩個飯盒上班，一盒午飯，一盒晚飯，在辦公桌上吃完晚飯後，還要繼續工作，常常是十點鍾以後回家，最晚的時候十二點才能離校。我以一個孩子的眼光看出他並不是一個健康的人，他的臉色蒼白無血色，常常咳嗽，愛感冒。他是一個敬業的老師。
此時，他的言行放在“照妖鏡”下一分析，都成了反革命罪證，在劫難逃。一張張大字報貼在牆上，每一張都像子彈一樣射中了他，張老師應聲倒下了。我身邊的同學，爭著搶著在大字報上簽名，唯恐落後，不管是平時因成績不好，或違犯紀律被老師批評過的同學，還是被老師所倚重、信任的團幹部、班幹部們都表現得“愛憎分明”。
我因為拒絕在所有的大字報上簽名，一下子變成了“孤家寡人”。我不明白這是為什麽。一個天天教導我們做革命接班人的老師轉瞬之間變成了階級敵人，我們的教室變成了階級鬥爭的“戰場”，平時把“尊敬老師，團結同學”掛在嘴上的我的同學們喊起“打倒張寶信”的口號來，都是一副充滿深仇大恨的樣子。
一次，在一樓會議室裏召開的批鬥張老師的大會已經結束,他被押解著走到門口的時候，一個平時很老實，甚至有些靦腆的男生竟然伸出了緊握的拳頭，狠狠地打了張老師一拳。一些“紅衛兵”還帶人去抄了張老師的家，當時張老師正生病臥床，一個本來被紅衛兵們所排斥、冷眼的“黑五類”同學一步跨到炕前，揪住張老師衣領喊著“張寶信，起來”,一把把生病的老師拖了起來。更離譜的事情還有，一個一直受到老師青睞的共青團員竟然把他自己的日記本一頁頁撕下來，貼在教室外麵的牆上，然後對每一篇日記的陰暗心理寫出批注，最後總結為，“這就是張寶信所教育的好學生，是張寶信重用培養的結果,從日記中可看出張寶信的反動嘴臉”。這是多麽大的“創意”。
我一遍遍地在心裏問自己:難道他們真是這樣恨老師嗎？答案是否定的，這讓我很憤怒,也堅定了我對這種“革命行動”橫眉冷對的態度。我就像螳臂擋車一樣,阻擋不了任何的潮流，張老師穩穩地當上了正式的“牛鬼蛇神”，首批被實行了“專政”，享受這種“待遇”的全校共有八個老師和校長。
從那時至今，五十個年頭過去了，我們已經從十幾歲的少年成為了六十多歲的老人，但曆史留給我們的思考一直在繼續。我常常會想這樣一個問題:當年那些形式主義的教育，那些積極寫思想匯報、口頭匯報的訓練，是不是也為“運動”中寫大字報，搞大批判打下了基礎呢？那些“突出政治，又紅又專”的政治說教、大話空話造成的後果，就是讓我們與人性中的“真善美”背道而馳,而讓人性中最惡的東西大行其道。我不知道當張老師掛著“現行反革命”的大牌子被一次次批鬥的時候，被監督勞動、跪在地上爬著拔草的時候，還有一次次唱著“牛鬼蛇神歌”向領袖畫像請罪的時候，被他所教過的學生們白眼相向、惡語相加，甚至拳打腳踢的時候，他是否會想到，當初靠近他就是靠近“組織”，而他日把矛頭指向他也是為了向“組織”表忠心，難道不是源於這一代人所受的教育嗎？作為一名教師，他的初衷為什麽和得到的結果大相徑庭？
在這漫長的幾十年歲月中，我曾一度和張老師住在相鄰的兩棟樓裏，無數次地和張老師相遇,也有過多次談話，我特別想問他一些這樣的問題，還想和他討論:為什麽竭盡全力培養的某些“典型”會成為言行不一，心理和人格分裂的人呢？但是我一次也沒有問，沒有說，我們甚至都沒有談過“文革”，因為它是我們不敢正視的“痛”。可是我即使問了，說了，又能怎樣，畢竟他那時隻是一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而現在，我們的孩子們都遠遠地超過了那個年齡。我還有什麽苛求的呢？
我知道他的觀念仍然和我不同，他仍然在“與時俱進”，追趕著時代的潮流，以“發財”、“成功”為榮耀，為驕傲。他曾誌得意滿的對我說:“過去我爸爸是地主，現在我的孩子又是地主。”讓我無言以對。與他相比，我永遠是跟不上形勢，趕不上潮流的落伍者。
就在我寫下這些文字的一年前，張老師去世了。當我在電話中聽到同學金成智告知這一噩耗時，我沉默許久，腦子裏一片空白，繼而又波濤洶湧，一切往事都一一再現。
由於某些理念認知上的不同，或者說是價值觀的差異，我不會是張老師理想中最好的學生，即使沒有文革，也永遠都不會。但是我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好老師，他盡職盡責的工作態度，給我留下了不能磨滅的印象。我不知道我們的國家還有多少這樣忠於職守，獻身教育的老師，他卻遭到了那樣不公正的待遇,在他剛剛三十歲的時候。
我不知道那些當年咒罵他，抄他的家，甚至動手打過他的人是否在他生前曾向他道歉，在他身後曾有過懺悔。我也不知道，他在即將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心中會不會有遺憾和失望。我什麽都不知道，又好像什麽都知道。反正，我的心裏很難過，特別難過，為此，我沒有參加入校五十年的同學聚會，我怕我會更難過。
作為錦州中學曾經的學生，我們在這個學校停留了四年多,讀書不滿兩年，然後是革命、造反、鬥爭、批判，無休止的折騰後，被送往農村。我想，我們大概是這個百年老校曆史上最不堪的幾屆學生吧，因為是我們將寧靜安謐的教室搞得烏煙瘴氣，把美麗清潔的校園變成了武鬥戰場，將傳道、授業、解惑的老師視為仇敵，把他們一個個安上莫須有的罪名揪到高台，拳打腳踢，逼他們下跪，遊街示眾，剝掉他們所有的尊嚴，然後再看管起來“專政”, 讓他們成為“階下囚”。
我們考進了這所學校，沒有得到過畢業證書，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畢業。五十年後，當我們回頭凝望自己走過的路，我想最應該做的是懺悔、反思和對自己人生的總結,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念叨什麽“小清華”、“尖子生”那虛幻和無聊的過往。五十年前我們不明是非，隨波逐流，人雲亦雲，或選擇參與，或選擇逃避，或選擇觀望。那是因為我們淺薄、無知、愚昧。今天，我們改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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