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這是為什麽?》第六章 軍事管製 (五)軍代表表態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 (六)周興的第二次檢討

五、軍代表表態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

軍代表同指揮部負責人及革命群眾研究一致認為,采用召開大會的方法,公開表明態度很有必要,而且一定要將大會開好,這是件大喜事。

(一)開好軍代表支持左派的群眾大會

決定四月二十日下午在新華山(原為五華山,掃“四舊”時,改為新華山)禮堂召開支左大會。

這一天,禮堂四周紅旗招展,禮堂正中是毛主席像,兩旁各豎

立著五杆紅旗,毛主席像前擺有十盆青鬆。舞台上方掛著《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會》的橫幅標語。有五百餘座位的禮堂來了七百餘人,除本單位職工外,2I8號信箱所屬在昆單位的代表來得不少;省軍管會的代表、省紅炮兵司令部及工交、農水兵團的代表應邀出席了大會。造反派都戴上了《紅炮兵》袖套,胸前別有毛主席像章,人人懷揣毛主席《語錄本》,有的甚至換了整潔的衣服。驅虎豹戰鬥隊負責敲鑼打鼓;飛鳴鏑戰鬥隊負責大會的記錄(落在了東方泥頭上)和放鞭炮(祝建林自告奮勇承擔),勁鬆和大無畏戰鬥隊負責大會的布置(會前的布置會後的撤除);開新宇、全無敵、登險峰、工人戰鬥隊負責打掃會場的衛生(會前會後);雄鷹、反到底、爭朝夕戰鬥隊負責接待(燒水送茶)、革命造反戰鬥隊負責安全,有的在會場內外巡邏,郟彩瑛目光炯炯地站在會場大門口。

濟濟一堂,歡聲笑語,像過節。

首先是汪總軍代表講話,摘要如下:

218號信箱無產階級革命派指揮部及所屬戰鬥隊,是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是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中產生和壯大成長起來的。他們是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白色恐怖下衝殺出來的,痛擊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他們經過曲折的鬥爭,徹底揭露和批判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種種罪行,為被打成反革命的同誌平了反。推倒了強加在革命群眾頭上的一切誣陷和不實之詞,肅清了資反路線的流毒;他們響應黨的號召,抵製經濟主義,擊退了資反路線的新反撲;他們執行黨的幹部政策,進行了革命的三結合,取得了抓革命促生產的新勝利。他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他們奪了218號信箱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這個權奪得對,奪得好!(暴風雨般的掌聲)這一切方麵,這一切事實,都是廣大革命群眾有目共睹的。這一切勝利是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一切都歸功於我們偉大的領袖毛澤東,一切都歸功於我們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堅決支持218號信箱無產階級革命派指揮部和指揮部所屬的戰鬥隊,即:

毛澤東思想驅虎豹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大無畏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勁鬆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開新宇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全無敵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雄鷹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工人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反到底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爭朝夕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登險峰戰鬥隊

毛澤東思想飛鳴鏑戰鬥隊

在台上當記錄的東方泥聽得很清楚,當汪總軍代表念到毛澤東思想飛鳴…的時候,台下就開始敲鑼打鼓了。

總軍代表立即揮手做了一個安靜的手示,鑼鼓聲停了下來,會場鴉雀無聲。汪總代表繼續講道:“對於不屬於218號信箱無產階級革命派指揮部的‘東方紅’和‘從頭越’兩個戰鬥隊,由於他們的大方向是錯誤的,我們表示堅決不支持。如果他們(指‘東方紅’和‘從頭越’戰鬥隊)不正視自己的問題,就會被壞人利用。我們相信他們之中多數人是受蒙蔽的,應該立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

這時,菅崇智站起來手一揮,領著一夥“捍總”的人,在眾目睽睽之下離開會場表示抗議。東方泥注意到費香影和諶懷遠沒有動。

馬驫嘀咕道:“一小撮跟屁蟲像‘掃把星捧月’似地溜了。”

門友昰兩眼望著天花板,不屑一顧地說:“什麽捧月,他像什麽月?他是‘打紅屁股充猴王’。”

坐在左邊的展玉君捂著嘴格格地笑,坐在右邊的宿大勇啊哈一聲笑起來。

汪總軍代表講完,向群眾敬了一個軍禮。頓時會場掌聲雷鳴,鑼鼓喧天。站在台側幾大掛鞭炮旁邊的祝建林用疑惑的眼神望著東方泥不知所措。

“快放鞭炮嘛!”東方泥急忙叫道。

會場裏有人指著老祝喊:“嘿!格笨賊!”

“有不有我們隊?”祝建林睜大眼睛問東方泥。

東方泥忙說:“有!有!”

祝建林這才點燃鞭炮。禮堂有回音,鞭炮聲震耳欲聾,人們高舉《語錄本》歡呼: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歡呼聲震動新華山大禮堂。尤其是那些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白色恐怖下,首先衝殺出來受了種種迫害的堅強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戰士和那些被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迫害為“反革命”“牛鬼蛇神”的革命群眾,不少同誌激動得熱淚滿眶。馬驫的嗓子都喊沙啞了。

本來沒有安排革命群眾發言,但不少同誌都爭先恐後地上台發表感言:“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派來的好戰士,是我們最親的人啊!軍代表句句話,都暖在了我們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心窩裏;毛主席他老人家就像在我們身邊一樣,毛主席啊!千句萬句隻有一句,永遠忠於你老人家,永遠跟你老人家幹革命,永遠忠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在軍代表的領導下努力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把218號信箱辦成紅彤彤的大學校。”這些激情的語言,這赤誠的心願,就是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共同心願和共同的誓言。沒有參加戰鬥隊的革命職工,也紛紛上台對大會表示了堅決的支持,對無產階級革命派表示堅決支持,今後要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積極投入文革的各項鬥爭中去。

最後千折南代表十二個戰鬥隊的全體隊員表態,摘要如下:

昆明部隊廣大指戰員,積極響應毛主席支左、支工、支農、軍管、軍訓的偉大號召,堅決執行中央軍委命令,於三月二十一日對我廳實行了軍事接管,這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對全省218號信箱係統革命職工最大關懷,最大支持。軍事接管是毛澤東思想接管,是政治接管,這從各方麵都充分體現出來了。軍事接管後,首先在政治上給予了無產階級革命派最大的支持,把學習毛主席著作放在了第一位,建立了天天讀的製度,並把部隊突出政治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經驗傳給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用於了鬥爭,用於了自我思想革命化,提高了學習毛主席著作的自覺性,這就大大促進了我廳文化大革命的深入開展,革命和生產秩序更加健康地建立起來,出現了民主的、朝氣蓬勃的革命意誌煥發的政治局麵。與此同時,軍代表認真貫徹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正確處理革命與生產的關係,以政治統帥生產,以革命促生產,使我係統的生產有了較大的增長。

駐我廳軍事代表全體同誌,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堅決相信和依靠廣大革命群眾,相信和依靠廣大革命幹部,以兩條路線鬥爭為綱,他們始終看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大方向,抓主流和本質,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深入廣泛發動群眾,充分走群眾路線,深入細致地進行調查研究工作。在整個調查工作中,采取“四結合”的辦法:1、正麵調查和側麵調查相結合;2、個別交談和集體匯報相結合;3、上下、左右調查相結合;4、內部調查和外部調查相結合。並把識別無產階級革命派的政策、標準和要注意的問題交給革命群眾,又充分地發動了群眾,逐隊進行了民主討論,這就掌握了大量的材料,弄清了運動發展的整個情況和主流。尤其是軍事接管以後,透過實際鬥爭,對無產階級革命派各個方麵的實際行動,周密地進行了觀察和驗證,然後進行了分析研究,得出結論。

今天軍代表在這個大會上,對我廳無產階級革命派指揮部所屬的十二個戰鬥隊表示了堅決支持,對“東方紅”、“從頭越”兩個戰鬥隊表示了堅決不支持。這是嚴肅的、實事求是的、符合客觀事實的,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這個大會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大會;是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勝利的大會;是檢閱無產階級革命隊伍的大會;是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群眾團結的大會;這個大會是頌揚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路線最莊嚴最美的一首讚歌;是大長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誌氣,大滅資產階級威風的大會;這次大會的召開,是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派以及一切保守勢力沉痛的打擊。218號信箱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群眾將在軍代表的領導下,在勝利的基礎上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革命和生產推向一個更高峰,努力完成一鬥二批三改的曆史任務,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最後,讓我們共同高呼:

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

無產階級專政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大會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中勝利結束。

四月二十一日(即支左大會的第二天),“東方紅”“從頭越”兩個戰鬥隊,在革命形勢的逼迫下,發表聲明解散。

有傳單發出消息說,劉林元於四月二十日失蹤,二十一日上午在昆明西郊眠山頂上一條壕溝裏發現劉的屍體(頭部太陽穴中彈)。這是繼一·八閻紅彥自殺後又一重大政治懸案,引起不小的震動。是自殺還是他殺?誰也說不清。劉林元事件已向周總理和中央文革報告,並已成立了在省軍管會領導下的專案組進行調查,情況尚不明。

(二)我們識別左派的初步體會

展玉君接到一份軍代表交給她打印的材料,她覺得寫得很好,問晟翬,我們是否留幾份。老晟拿來一看:我們識別左派的初步體會。晟翬和東方泥看了以後,認為這份材料從軍代表的視角看革命群眾的大方向,比較係統、有事實、有分析、有理性、有說服力。這對革命造反派是很有利的。晟翬認為,這是一份要上報並發給下屬單位軍代表的材料,沒有注明“保密”二字,可以留幾份。東方泥建議由千折南出麵正式請示軍代表,我們可否也給直屬機關革命造反派及省《紅炮兵》司令部、工交、農水兵團發幾份。後經請示,軍代表同意了。

千折南說:“這個意見很好,軍代表不便廣泛發。我們群眾組織比較自由,這不僅僅是一份向上級匯報和指導下屬單位軍代表工作的材料。這是一份有宣傳價值、有實用價值的經驗總結。”摘要如下:

最   高   指   示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人民解放軍應該支持左派廣大群眾。

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麽?那麽,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曆史吧!你完完全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

         X                  X                X

我們識別左派的初步體會

今年三月二十一日,我們奉命接管了218號信箱。

218號信箱機關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後建立了許多群眾組織,截至接管時,尚有一個指揮部十四個戰鬥隊。十四個戰鬥隊中有十二個先後聯合起來,於一月二十日組成《218號信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並於元月二十七日奪了218號信箱的黨、政、財、文大權。他們隸屬於省級機關革命造反司令部(紅炮兵),加入了原大聯合指揮部(其中三個戰鬥隊與“八·二三”兵團有直接聯係)。另有兩個戰鬥隊,即《東方紅》、《從頭越》沒有加入《218號信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他們反對奪權。這兩個戰鬥隊與“捍衛無產階級專政總部”聯係。

我們經過二十五天的調查了解,經過群眾的廣泛討論,經過多次反複細致的研究,識別出了218號信箱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於四月二十日召開大會,公開宣布支持《218號信箱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及其所屬的十二個戰鬥隊。同時,也明確表示堅決不支持《東方紅》《從頭越》兩個戰鬥隊。

我們在識別左派的工作中有以下幾點體會:

(一)明確認識軍管的實質是政治接管,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識左、支左是軍管的首要任務,也是搞好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問題。軍管是最高統帥交給我們的一項光榮、偉大而艱巨的任務。現在的軍管與解放初期不一樣,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在大民主條件下,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勝利的條件下進行的。軍管的實質是政治接管,是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軍管的首要任務,是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同廣大群眾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要完成這個任務,關鍵是識別左派,支持左派。這一方麵,一開始就比較明確,隨著工作的實踐,認識上就更自覺,更加提高了。接管後,我們就集中主要力量抓了識別左派這項工作。接管的第二天就開始對各戰鬥組織的調查了解,並且始終把這項工作擺在首要位置上。

(二)深入群眾,調查研究。接管後,擺在我們麵前的許多問題都是新事物。對於各戰鬥組織,哪個是左派,哪個不是,更是未知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遵循毛主席教導的:“你對於那個問題不能解決麽?那麽,你就去調查那個問題的現狀和它的曆史吧!你完全調查明白了你對那個問題就有解決的辦法了。”我們首先學習了毛主席關於調查研究的論述,製定了調查綱目,研究了調查方法及力量組織使用等問題。對戰鬥組織的情況做了多方麵的了解,既要了解他們的現狀和他們的曆史,又要突出了解他們的大方向如何,以及領導成員的情況。在調查中還要抓好調查對象的活思想,要向他們說明為什麽要調查?調查些什麽東西?以使其全麵地正確的地實事求是的地介紹情況,防止私心雜念。對我們來說,調查的過程,既是了解情況的過程,也是當小學生學習的過程。因此,要具有謙虛、平等待人、探討研究的精神,對許多問題不能隨意表明表態度或下結論。調查中我們采取了“四結合”的方法(略)。我們先後向指揮部及各戰鬥隊的領導及成員調查過,向他們聯係的組織調查過,向軍區文辦及沒有參加戰鬥隊的群眾調查過。在占有材料的基礎上再進行反複的“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研究工作。這樣才有助於得出比較正確的結論,才能達到“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

(三)依靠群眾,識別左派,緊緊掌握鬥爭的大方向。

我們認為,軍事代表的調查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僅僅依靠軍事代表的調查了解還很不夠。因為我們沒有直接參加本廳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不可能把所有情況都了解得一清二楚,而本廳的廣大革命群眾一起學習,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戰鬥,互相很了解,誰個優,誰個劣,誰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他們最清楚,他們最有發言權。因此,在調查的基礎上,在胸中有數的條件下,應該發動群眾來識別,由群眾來當“裁判”。但我們對這個問題一開始認識上並不統一,有的認為完全可以搞,有的則持懷疑態度,怕出問題,怕搞不好,難以收拾。

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識別左派,這不僅是一個方法問題,而且是一個路線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我們應當相信群眾,我們應當相信黨,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那就什麽事情也做不成了。”

敢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來認別左派,是相信不相信群眾的問題,依靠不依靠群眾的問題,是能不能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的問題,也是檢驗我們階級立場的一個試金石。我們在軍事代表集訓期間,根據毛主席、林付主席的教導,根椐十六條的精神,從思想認識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們怎樣做的呢?

毛主席說:“善於把黨的政策變為群眾的行動,善於使我們的每一個行動,每一個鬥爭,不但領導幹部懂得,而且廣大群眾都懂得,都能掌握,這是一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藝術。我們的工作犯不犯錯誤,其界限也在這裏。”根據主席的教導,我們召開了全廳人員會議,向大家闡明了為什麽要依靠群眾認別左派?根據什麽標準去識別左派等等。而後,以戰鬥隊為單位組織討論,沒有參加戰鬥隊的群眾也編組研究。既討論自己隊的情況,也逐個研究其它戰鬥隊的狀況。討論學習了毛主席有關指示和《解放軍報》四月十四日社論:《再論緊緊掌握鬥爭大方向》一文。

發動群眾識別左派,必須要有一個衡量左派的標準和依據。我們根據報紙上的文章、社論及兄弟單位的經驗,提出了“四看”、“三注意”。“四看”即是:一看戰鬥隊是在什麽情況下產生的?建立戰鬥隊的目的是什麽?左派隊伍是在兩個階級,兩條路線激烈鬥爭中形成的,是為了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鬥爭的需要而團結在一起,戰鬥在一起的。二看他們的大方向是否正確?鬥爭矛頭指向誰?指向哪個階級?哪個階級的代表人物?左派隊伍堅決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邊,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敢想、敢說、敢闖、敢於大造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反,大造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矛頭始終指向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三看他們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左派隊伍熱愛毛主席,忠於毛澤東思想,最聽毛主席的話,最能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用毛澤東思想統帥一切,指導一切,改造一切。四看他們是否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和黨中央製定的方針政策,特別是“抓革命、促生產”的方針。這“四看”是互相聯係著的,但看大方向是主要的、基本的。

依靠群眾識別左派,除了“四看”以外,我們還提出了三個注意。即:一是注意正確看待大方向與小缺點的關係。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派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但在具體工作中,也難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和錯誤。這隻不過是十個指頭中的一個指頭,他們能夠在,而且已經在鬥爭中不斷地克服缺點,修正錯誤,在鬥爭中學會鬥爭,在遊泳中學會遊泳。所以,一定要看本質和主流,要看大方向。二是注意正確看待群眾組織純與不純的問題。我們認為:世界上絕對純的東西是沒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各種群眾組織,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產物。我們主要看各個組織是貫徹實行了哪條路線,不能離開兩條路線鬥爭這個綱去單純地片麵地看成份,看出身,看曆史,看是否黨團員或黨團員的多少,看過去是否積極。群眾組織中也可能混進個別壞分子,群眾一旦發覺後,就一定會把壞分子清洗出去,主要是觀其行。不能隻看一時一事,要看全部曆史和全部工作。當然,群眾組織的領導權掌握在什麽人手裏也是個主要問題。這個問題原想軍事代表心中有數就可以了,故未向群眾講明。但群眾討論中,自然而然地都談到這個問題。看來,公開講明有利於群眾識別左派,有利於群眾組織的領導權真正掌握在無產階級革命派手裏。

實踐使我們認識到,廣泛發動群眾來識別左派,這實際上是一次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教育,也是一次活的毛澤東思想的教育。群眾反映:識別左派的過程,是兩條路線鬥爭的過程;是發展壯大左派隊伍,孤立分化保守勢力的過程;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破私立公的過程;是總結過去(肯定成績,找出缺點,明確努力方向)正確認識自己的過程;也是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共同提高的過程。實踐證明,通過群眾的大討論,揭露了左派內部實際存在的一些矛盾,經過鬥爭,加強了團結,左派隊伍更加堅強了。而且隨著鬥爭形勢的發展,必然會日愈壯大起來。而保守組織則進一步被群眾識破,他們更加孤立,因而必然會迅速崩潰和瓦解。這樣,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聯合,有利於推進文化大革命的向前發展。因此,這種做法,得到廣大革命群眾的熱烈擁護。

(四)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

經過調查,經過群眾討論之後,我們集中了各方麵的意見,集中了廣大革命群眾的意見,最後作了一次綜合研究。認準之後我們堅定地旗幟鮮明地表明了我們的態度。我們於四月二十日下午召開了“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無產階級革命派大會”。(大會情況略)

原想對指揮部所屬的十二個戰鬥隊具體區分為革命左派和革命群眾組織進行表態,但各方麵不少人不同意此種做法。最後從策略上考慮,從當前社會階級鬥爭形勢考慮,為有利於革命派的團結與聯合,有利於保守組織的分化瓦解,因此,取消了原來的想法。從效果來看,這樣做確實比較好,否則將使自己處於被動,增加今後工作的困難。在大會上(及會後)對不支持的兩個戰鬥隊,我們沒有給他們戴保守派的帽子,隻是宣佈不支持,並簡短地說明理由和指出努力方向。從會後看,效果很好,亦博得廣大革命群眾的支持,說我們的表態很客觀,有分寸,講策略。

(五)毛澤東思想是我們識別左派的法寶。從這段工作中,我們深深體會到,識別左派的過程,就是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的過程。我們工作中的每一步,都是向毛主席著作請教,才端正了方向,獲得了力量。

在識左、支左的工作中,最重要的問題是立場問題。毛主席教導我們:“人民解放軍應該積極支持革命左派”。我們根據毛主席的這個指示,堅定地站在無產階級革命左派一邊,粉碎了保守勢力的離間挑釁,抵製了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拉攏,從而取得了無產階級革命派的信任。他們說:“軍代表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態度明朗”。

我們在進行各項工作的時候,首先學習毛主席的有關指示、文章、語錄及報紙上的重要文章,這樣使得我們在工作中頭腦清醒,方向明確,及時解決了工作中遇到的許多問題,使我們的工作始終沿著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前進。我們先後帶著識左、支左工作中的問題,學習過《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反對本本主義》等文章,以及毛主席關於調查研究的論述,關於群眾路線的論述,政策和策略的論述等等。

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激烈鬥爭中,我們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還注意解決世界觀這個根本的問題。實踐證明,識左、支左的過程,也是我們頭腦中滅資興無,破私立公,促進思想革命化的過程。因此,才能堅定我們的無產階級立場,堅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線一邊,同左派廣大群眾一起,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光榮偉大的曆史任務。

雲南省軍事管製委員會駐218號信箱軍事代表(蓋章)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展玉君打印好的“我們識別左派的初步體會”交給軍代表,軍代表蓋了章留下二十多份,其餘讓展玉君交給千折南。然後她來到東方泥辦公室,向老東說道,東師,費香影回到打字室,工作怎麽安排也沒有人說。我們打字室又沒有負責人,軍代表、指揮部拿材料來讓我打我就打了。她閑在那裏,如果我交給她打,好像是我在支配她,我哪這麽不自量;我不分任務給她幹,又是歧視她,提防她,不信任她了。她倒是沒有說什麽,沒有活幹就坐在那裏學習。但是我就覺得很不自在,怎麽辦?老東問,你們以前是怎麽安排工作的嘛!以前隻有我一個打字員,是廳辦公室統一安排的,照領導批示,該打印的就送來,送來的人就多了。費香影來了以後,文件遞給誰的手上就誰負責打。漸漸地,她打“文革小組”的,我打生產組的。後來,她打“捍總”的,我打“八派”的;再後來,我就被攆出來了。我們兩個都不是共產黨員,但打字員都學過保密規定。一、不亂傳保密內容;二、底稿退回原處;三、到固定地點(新華山有專門的地方)銷毀打印的機密文件的廢紙和臘紙。東方泥說,既然安排你們打字,也學過保密的規定,就不存在信任不信任的問題。我建議,你拿一個筆記本,凡送來的材料按時序登記,順著來,誰手上打完了,就按順序接著打,當然有些特殊緊急的可以提前。這就不存在誰支配誰、信任誰不信任誰的問題。展玉君說,啊!好好!就這樣辦,我就知道你會想辦法的,說完就跑了。唉!唉!慢點,東方泥叫住她說,我這隻是建議,你把這個意思告訴千折南,如果他同意了,讓他到打字室向你們倆人交待一下,看看他還有什麽好辦法,讓你們幹得既順心又順手。不這樣做就變成我在這裏瞎指揮了,我哪能這麽不自量呢?展玉君笑著說,對!對!東師太細心了。

雲南日報被造反派查封了以後,每天都出新聞電訊,讓群眾能及時看到毛主席的最高最新指示及中央的文件和有關首長講話的精神。封閉了舊省委的喉舌,頑固地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當權派及其保皇組織就不能利用報紙來製造輿論,欺壓革命群眾,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一月革命奪權時,雲南日報是八派奪權。改名為《全無敵》,其字體為毛主席的草書。編輯、記者以嶄新的麵目與群眾見麵了,放開膽子顯其才。觀點鮮明、文筆辛辣,深受革命群眾歡迎。

雲南日報社是文化單位,是重要的輿論陣地,是文化大革命的重點單位。雲南省的“文革”首先是從雲南日報開刀的,拋出其主編,舍車馬保將帥。並以深挖雲南“三家村分店”嘍囉之名把大批在雲南日報副刊發表文章的革命群及有關編輯打成反革命,掩人耳目,轉移鬥爭的大方向。奪權以後報社召開狠揭深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行大會,把馬驫也請去進行了控訴。保守派的人攻擊《全無敵》是派報,吹風找裂縫地找問題抓辮子。保守派垮了,散兵遊勇,勢單力薄,“蚍蜉憾樹談何易”。

(三)“八·二三”與“九·一四”之爭

四月二十三日,八·二三派和部分砲團戰士在檢閱台召開慶祝八·二三八周月大會。某些人妄圖轉移鬥爭方向,挑動革命小將打內戰。如雲南軍區XX對砲派說:“他們有個八·二三,你們有個九·一四嘛!”於是有人喊出了“發揚九·一四、九·一六革命精神”。昆明軍區XXX也對八·二三派一些負責人說:“八·二三是春城人民的驕傲,八·二三是春城人民的自豪!”此後在春城展開了一場“八·二三與九·一四誰最革命”之爭。

機關幹部對這種辯論很少參加,不管八·二三也好,九·一四也好,都是革命行動,都是在揭露省委的錯誤,爭個誰更革命沒有意思。再說那時機關幹部都被限製在機關裏,禁止與紅衛兵接觸,並未參加這些造反行動。而“捍總”的人認為,不管八·二三也好,九·一四也好,都是反革命行動。現在“捍總”垮了,誰還管你哪個更革命。所以機關裏沒有人辯論。軍隊支左對革命形勢又是一次堅定的、深入的推動。

東方泥、馬驫熱情地邀請費香影參加飛鳴鏑,“捍總”的兩個戰鬥隊宣部解散,她沒有約束了,欣然寫了申請。對當前大方向作了明確的、仔細的闡述,實際是對自己原有立場的重新認識,表明她的轉變是真實的,真誠的,不是形勢所迫,也不是耍兩麵派。大家都對她表示熱烈的歡迎。用大紅紙寫出吸收她參加飛鳴鏑戰鬥隊的通告。群眾反應很好。218號信箱原抱觀望態度的人,包括甲育文倆口子及幾個處級幹部都加入了指揮部所屬的戰鬥隊。本應邀請費香影和諶懷遠一道參加飛鳴鏑,軍管以後,軍代表提出歸口大聯合,原來跨部門的人,現都回歸各部門的戰鬥隊。諶懷遠屬於一局,不便邀請他參加屬於辦公室的飛鳴鏑。他本人也未采取行動,聽其自然吧!

六、周興的第二次檢討。

(一)周興的請罪書

革命造反派指揮部在走廊裏貼出一份臘紙刻印的小字報,密密麻麻,足有五張臘紙。並給各所屬戰鬥隊一份。全文如下:

最   高   指   示

        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向毛主席請罪!向造反派請罪!

我的第二次檢討——周興

我在雲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犯了嚴重錯誤,中心是維護了以閻紅彥為首的雲南省委,抗拒了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忠實地執行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劉鄧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使雲南文化大革命遭到了嚴重的阻礙,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省委內部的階級鬥爭蓋子沒有進一步揭開,我到雲南隻有兩年,但我負有重大責任,我沒有站到無產階級立場把問題在省委內部揭開來,相反,采取了資產階級立場對閻紅彥為首的雲南省委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遷就敷衍,甚至為他們作了很多宣傳,參加了策劃,這就把問題更加掩蓋起來,錯誤更加嚴重。閻紅彥叛黨自殺之後,我在一月二十一日作了第一次檢討,我現在根據大家最近對我的揭發的問題,再作進一步檢查,請同誌們嚴加揭發和批判。

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起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用毛澤東思想來改造我們靈魂的大革命。十六條指出:我們的目的是鬥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肓,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製度。這次鬥爭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把領導權奪到無產階級的手裏來。《紅旗》四期社論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各級領導幹部是一場嚴峻的考驗。各級領導幹部要在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尖銳的鬥爭中,用毛澤東思想為武器,自覺地認真地不斷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才能保征我們國家不變色,不出修正主義。

十七年來,這個竊據了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地位的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貫地他和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唱反調,瘋狂地反對毛主席、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大肆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夢想把中國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他們的滔天罪行,罄竹難書,十惡不赦。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無產階級革派派終於把這個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揪了出來,撕去了他的老革命的偽裝,還他個老反革命的本來麵目,挖出這顆大定時炸彈,除掉這個大害,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

我對於這一場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立場是站錯了,正因為這樣,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來,我違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積極地支持推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是極為嚴重的。

我犯錯誤大體經過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六月到九月十四日,我沒有直接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隻參加了省委一些會議,個別地接觸了一些工作,閻紅彥交待我管生產,他與孫雨亭、劉明輝管文化大革命,他管全麵。

第二階段:九月十四日到閻紅彥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回來,閻紅彥、孫雨亭、馬文東九月十四日前後,已經在昆明軍區。秦基偉提出要我到第一線活動,主要接觸南下革命同學和昆明地區的同學。我這段活動頻繁,錯誤很多,主要充當了閻紅彥的幫凶,吹捧閻紅彥,忠實地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鎮壓了革命學生、革命群眾。

第三階段:閻紅彥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回來以後,到他叛黨自殺,這段對我自己錯誤有初步認識,但是沒有同閻紅彥決裂的決心,對閻紅彥的罪惡活動,還沒有充分認識到。

第四階段:閻紅彥叛黨自殺後,周總理有六條指示,我們根據指示正想努力工作,扭轉局麵,但是我們立場沒有根本轉變過來,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向我們奪權,進一步暴露了省委的問題,可是由於原省委組織早已癱瘓,後來由於軍區和造反派共同做了大量工作,才把局麵逐浙扭轉過來。

第五階段:現在昆明軍區根據中央指示實現了全省全麵的軍事接管,軍管之後,“三支”“兩軍”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我們在軍管的條件下,一麵參加一點工作,一麵聽候革命造反派揭發批判,並準備進一步檢討。

我的主要錯誤事實:

第一,對派工作組的態度      省委派工作組到幾個大學,開始沒有經過討論。是由閻紅彥、孫雨亭和組織部決定的。閻做動員報告我沒有參加聽。到撤工作組閻從北京打電話給孫雨亭、馬文東,要我參加大學座談,我八月初到了雲大、醫學院、勞大三個大學,開始我說派工作組是對的,撤也是對的,後來又改說派也是錯的。這是根據北京毛主席已經在中央全會上說了派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性錯誤。為什麽雲南不直接了當地承認派工作組也是方向路線性錯誤,閻紅彥不但不願意這樣承認錯誤,並說我問了陶鑄,陶鑄說:要是工作組沒有把群眾打成反革命,工作組就不是犯方向性路線性錯誤。閻紅彥企圖這樣解釋問題,說雲南派的工作組量少質強,沒有把群眾打成反革命,有個別學校把左派分子搞出來了。如果說工作組有錯誤,是框框套套,約束了群眾的手腳。其實工作組到學校之後,在雲南省委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幹了許多壞事,給省委定調子,框框套套很多,壓製打擊了革命群眾,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我坐在上麵做官當老爺,根本不去聽群眾的呼聲,隻聽一下匯報,就認為工作組成績很大,主流是對的,其實根本不是這樣,由於我也有這樣一個錯誤看法,我在省委會議上講過:“派工作組和不派工作組,比較起來還是派比不派好,派了運動搞得好一點,搞得穩一點,少一點亂子”。這種說法雖然在主席批評之前,但是其性質仍然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思想反映。

第二,對八·二三的態度:

“八·二三”晚上我接見了農林學院的一批同學,他們提出很多問題,其中心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懷疑省委內部還有牛鬼蛇神,我當時的答複:牛鬼蛇神被揭發出來了,還沒有揭露的現在不掌握材料,同學們可以懷疑,但是不能把懷疑當事實。實際上我把問題頂回去了,沒有積極地支持農林學院的同學,他們對我的答複是不滿意的。

對“八·二三”看法,我在地委書記會議把“八·二三”的情況向他們介紹了一下,並向他們放了“八·二三”的實況錄音,我介紹時說“八·二三”是大多數不明真象,少數壞人挑動。並說雲大、八中的同學表現不錯,立場堅定,又說閻紅彥回答問題好。這些都是帶有傾向性的觀點,說明我們當時不讚成“八·二三的革命行動,讚成省委利用一部分不明真象的學生來保護省委,把革命群眾學生打成反革命。各地委書記聽了我的介紹,就把“八·二三”真相歪曲了,回去繼續犯方向性、路線性的錯誤。這個問題我要負重大責任。

第三,對待南下革命同學問題:

我接觸南下革命同學比較多,我始終向他們解釋道:我們是衷心希望你們來的,讚成炮轟省市委,我們沒有把南下同學打成反革命。實際上省委通過各機關,學校,企事業,工廠對南下同學層層設防。“大拖小頂",省委機關文化大革命也停下來,專門對付南下革命同學,不讓他們相互串聯,不準他們看大字報,生怕內外夾攻,借口抓革命促生產,實際革命沒有抓,生產也沒有搞好,有些單位因為有些幹部職工,不滿意本機關的嚴密封鎖,受到打擊。南下革命同學因為要衝破那些單位的封鎖,支援革命幹部職工鬧革命,受到了圍攻。有的被專政機關進行調查,有的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份子”“南下一小撮”,由於省委陽一套,陰一套,表麵歡迎“炮轟”,實際反對“炮轟”,所以在八·二三以後挑起了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到處圍攻革命派,這些罪惡行為、方針都是省委書記處研究,往下布置的,我參加了書記處會議,有的我是讚成的,有的沒有反對,有的我也是參加策劃者之一。

對於電管局陳亞生的兒子,清華大學同學,隨第一批南下同學到昆,陳亞生電話要求我接見,我與郭超、王甸見了一次,知道他兒子是一個反炮轟派,我們要他同全省文革聯係。以後看見他反映的情況報告,認為他很好,這是挑起學生鬥學生的又一罪證。

第四,關於“九·一四”問題:

我是同薛韜、嶽肖峽到省委禮堂去接見的,本來有劉明輝,他故意拖時間不來。事情起因:由於雲南日報執行了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報刊上發表了“自來紅”“自來黑”的血統論的反動觀點,九月十日、十一日又連續發表了兩篇群眾鬥群眾,學生鬥學生的社論,激起了許多學生到報社抗議,後來又到省委禮堂要求見閻紅彥,閻沒有去,我們三人到省委二樓那邊等候,先要嶽肖峽和學生代表接見,學生代表提出了報社扣留了幾個學生,此事反複問,報社說,沒有扣留,引起了雙方爭論,閻紅彥、秦基偉、孫雨亭坐在昆明軍區幕後指揮,要我們不要去,並最後他們寫了一張大字報底稿,電話傳給我們,要我們為拒絕接見收場,我們上了當,不出去接見學生是錯誤的。我們一直蹲在組織部,把大字報交出去以後,我們從組織部後門走了,到了天亮的時候,又有一批反炮轟派的學生去大禮堂把革命的學生又轟了一通,這樣實際上我們又挑動了學生鬥學生。

第五,關於譚力夫的問題:

我知道譚力夫到昆明來,是接見郭振峰、劉京等人向我提出來的,他們說:譚力夫由廣州到貴陽,要到昆明,請幫助安排一個安全的地方,他住幾天,說有同學要抓他。我當時說:“譚力夫犯了錯誤,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到昆明來我們不接見他,免得引起學生之間的爭論,增加省委的麻煩,要他自選住處,來了就走,在昆明出事不好。事先郭振峰等人到昆明時,西南局有電話要省委派人接見,我覺得有必要把譚來昆的事告訴在京開會的閻紅彥,同時在省委書記處也談了一下,要辦公廳去安排,開始住在二十二號一晚,就有人發現了,又轉到翠湖賓館住了幾天,他們走的時候又打電話告訴西南局。譚力夫在昆明印檢討書,事前我不知道,王甸批準印的,事後在書記處會議上王甸順便談起,他說他看過譚力夫的檢討書,他要求在昆明印好帶到學校去發,過去我們同別的同學也印過。這件事我的錯誤沒有認識到譚力夫是全國需要批判的代表人物,沒有認識到潭力夫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認為他犯的錯誤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又是學生,隻要在昆明沒有出來,回到學校去檢討,認真接受批判就可以了,這證明我是用資產階級立場來對待這樣嚴肅的問題。

第六,去年國慶節前後,省委派我出來主動向剛從北京回來的昆明同學作宣傳,這一段我十分賣力,到處奔走各方遊說,替省委定調子,說什麽省委領導前段運動大方向是對的,隻是有缺點錯誤。以閻紅彥為首的省委幾年來有成績,省委曾炮打了於一川、高治國兩個黑司令部等等,特別在去年九月下旬,在師範學院、雲大、工學院返昆明同學座談會上講得更露骨,我強調指出:同學們提炮轟省委可以,但要具體分析省委是不是資產階級司令部。這個話實際上是說省委是無產階級司令部,轟錯了,我這些講話,對雲南省委內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說成了他們的護身符和防空洞。

第七,對一些受我們蒙蔽的群眾組織態度問題:

去年頭一段,省委是利用他們作為保護自己的工具。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省委並沒有向他們作認真檢討,促使他們覺醒,而是冷淡政策,避而遠之,免得找麻煩,後來省委派我去做點工作,但我又采取簡單化的方法,對他們壓得多,啟發幫助少,結果對立情緒越來越大,閻紅彥叛黨自殺後,他們把我叫去鬥爭了幾次,並在我住的地方寫了很多標語,嚴格批評我,我覺得他們做法是對的,我接受他們對我的教育。

第八,對於反革命經濟主義:

去年十一、二月省委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些當事人,在困難時候,利用反革命經濟主義腐蝕革命群眾、工人、學生,破壞文化大革命,企圖轉移鬥爭目標,我在這個問題上也批了一些不該批的條子,說了錯話,對於泛濫反革命經濟主義有影響,我負責任,但是我也督促過省文革接待站,根據自己的開支經驗並接受別的省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麽經驗教訓可取的,吸取研究之後,搞出一些開支的標準,經過省委常委批準之後,供給有關接待單位參考,可是沒有正式搞出這樣的文件,開支在各單位已經失去控製,我認為在不應該開支的地方應當具體檢討,區別責任,吸取教訓。

第九,關於省委機關警衛問題:

使用幹部協助省委機關警衛,這是省委書記處幾次討論要加強的,並且一度在我們省委書記處對革命造反派發生錯誤估計的時候,布置的更嚴密,主要是我們怕革命群眾,怕紅衛兵來衝書記處大樓,怕衝宿舍,因此使用了許多錯誤措施,例如書記處大樓工作的一部份工作人員穿軍衣,要司機使用軍用牌照,這些都是違背中央軍委的規定,這件事情處理上經我的手,我要直接負責任。

第十,一月四日事件:

一月四日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指揮部開群眾大會,省委作了錯誤的估計,拒絕參加,結果引起大聯合指揮部把群眾隊伍開到昆明軍區,要閻紅彥出去接見。我一月五日到昆明軍區參加他們的大會,他們不要我參加,要閻出去,我打了三次電話要閻出去,閻沒有出去,後來我到了小麥雨,見了閻紅彥,六號七號我沒有勸他出去,八號淩晨一時半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打電話要閻到群眾中去,他把我叫起來,問怎麽辦?我當時吃了安眠藥睡覺,起來時迷迷糊糊,我答應他肯定要出去,是否天亮再定。他利用這個空隙服毒自殺,並惡毒把死的責任歸到中央文革小組,這是明目張膽反對毛主席,我沒有盡到革命的責任,反而幫了他的倒忙,我的罪過十分嚴重。

第十一,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奪權問題:

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向雲南省委、省人委走資派奪權是必然的,遲早要奪的。一月二十六日新雲南革命造反派聯絡站發起向我們奪權,我們事先不知道,也沒有經驗,隻知道要向我們奪權,不是一個革命造反派,當時已有兩個大的革命造反派,省委省人委機關造反派,當時我不清楚,因此當新雲南革命造派聯絡站代表向我提出要奪權時,我提了兩個條件,一、要省委常委研究;二、要大會聯合指揮部也派代表參加。這兩個條件,新雲南革命造反派都做到了,但到了會場研究如何奪權,如何交權,兩個造反派互相爭論起來,並且有一同學提議,革命造反派內部的爭論,不能在省委當權派麵前暴露,兩個革命造反派都同意把我們省委常委從三樓轟到二樓。天亮之後大會聯合指揮部派代表向我們宣布說,省委的大權已經他們奪了,要我們等候他們的一號二號通令,暫時要我們回家規規矩矩等候通令,我們當時還是說明要兩個革命造反派參加,而且以後怎麽工作也要考慮。當時他們都沒有和我們說清楚,這樣就形成了省人委是新雲南造反派宣布奪了權,省委是大聯合指揮部宣佈奪了權,事後我們了解,雙方都把大印奪了就認為奪權。第二天我們把情況向國務院作了報告,並要接電話的秘書同誌報告總理。

以後我們不知道怎樣活動,每天都有人找,有的叫去參加控訴會,有的叫去參加某單位的奪權會,有的抓去要東西,答複問題,有的抓去寫檢討,有一個短的時間,完全不能自己控製自己的活動,癱瘓的局勢越來越嚴重,我請求軍區出來做工作,又打電話給李成芳政委,後來得到中央指示軍隊和革命造反派出來做了大量工作,才把我們省委造成的癱瘓局麵扭轉,現在是全省已全麵軍管,我們在軍管下進行抓革命促生產,並準備進一步實行真正的革命三結合。我在這一段工作,有同誌批評我沒有挺起腰杆,做應該做的工作,說我躺倒了,我願意聽候同誌們進一步批評和審查。

我為什麽會犯這樣嚴重的錯誤?

第一,我犯錯誤的最根本原因,還是由於沒有高舉毛澤車思想偉大紅旗、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來改造自己。到雲南兩年多了,經常忙於應付,學習更差,最近看了一點主席著作,但由於立場沒有完全轉過來,看了用得不好,這一點我和革命小將比起來,就差得太遠了。我深深體到毛澤東思想一刻也離不開,一離開肯定走到邪路上去。

第二,我腦子裏有資產階級世界觀,雖然在革命隊伍裏鍛煉了幾十年,但資產階級世界觀並沒有改造好,我家庭出身是小手工業生產者,自己高小畢業後,當過學徒店員,但還是受了舊社會的思想影響,愛麵子,參加革命以後,由基層到中央的部門工作,又由中央下放到省,一直是在專政機關工作,沒有全麵地獨當一麵。解放以來,進了城市,一直高官厚祿,養尊處優,地位高了,權力大了,生活好了,腦子裏的資產階級思想不是減少而是增多了。正因為這樣,當著革命到自己頭上的時候,就發生了抵觸,隻想革人家的命,不願革自己的命,怕字當頭,不是敢字當頭,壓製群眾,不敢放手發動群眾,實際上是代表了資產階級思潮,代表了維持現狀派。為什麽我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總是格格不入,而對劉、鄧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所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那樣容易接受呢?因為自己在一係列問題上沒有緊跟毛主席、緊跟黨中央,而接受了劉、鄧的思想影響,這是我犯錯誤的一個總根子。

第三,私心雜念較多,個人患得患失,有嚴重的個人主義,也有奴隸主義思想,在我的曆史上,曾經多次犯過錯誤,受過批評。在江西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我犯了逼供信擴大化的錯誤。

在1945年,在延安參加審幹運動和反特運動,我又犯了擴大化的錯誤,這次錯誤在黨的正確路線下迅速糾正了錯誤。

在1957年因為社會上有些違反治安秩序的人不好處理,在中央公安部黨組領導下,羅瑞卿要我主持有關部門製定了一個治安行政處罰條例。這個條例反複經過中央政治局如人大常委討論通過,但精神不符合毛主席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指示原則。

在1958年初各方麵工作大躍進。我到山西參加政法三長會議,受了羅瑞卿階級熄滅論的影響,我反映了他們提出的群眾運動“二十無”。企圖通過大躍進,苦戰三年基本上消滅反革命殘餘,建立一個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社會治安局麵,這顯然是辦不到的。我把這個意見反映在最高人民檢查(察)刊物上麵,後來發現有原則錯誤,我口頭上作了檢討,停止文件發行。

在1964年,在山東麵上(四清)社會主義教育,我反映了劉少奇形左實右的修正主義觀點,在兩個專區麵上社會主義教育的三級幹部會議上,我做了動員報告,這個報告,對基層幹部的黑暗麵擴大了,當時雖然沒有正式處分哪一個幹部,但對幹部仍然有壓力,中央二十三條公布以後,這種情況才轉變過來。

65年到雲南,路過北京,賀龍和我談話,談到雲南工作是做得不壞的,閻紅彥掌握工作很“穩”,李井泉沒有聽他的話吃了虧,你周興過去在西北、西南、北京都沒有同主要領導人搞好關係,這次要當好閻紅彥的助手。我當時認為他講得武斷,對我的批評,事實不完全是這樣,但我不能不加以警惕。

到了雲南之後,閻紅彥對我的分配,談過三次話,我以為他不敢放手我做工作。第一次談省人委的工作問題,他說於一川對省人委工作隻做兩件事,一、迎送外賓,二、做省人委內的統戰工作。閻紅彥說我對省人委工作抓多了,抓得太勤了,說省人委各口工作有書記分工,省委管了,叫我不要多管。省委分工,我是常委書記,他又和我談過一次,說省委各部門的工作,一般的過問一下,可以管,可以不管,都有書記管了,叫我多照顧一下政法,劉明輝養病回來,政法工作劉明輝管,我究竟管什麽呢?正好文化大革命來了,他又找我談一次,說文化大革命由他和孫雨亭、劉明輝三人管,他多管,叫我多管一下生產。

到去年九月十四日,秦基偉提議我到文化大革命第一線活動。我當時曾向省委表明態度,說我不會粗心大意,能答複的就答複,不能答複的問題,請示省委,這是針對閻紅彥多次談我“粗”,怕出亂子。我認為閻紅彥對我的看法是賀龍的看法,因此我來雲南以後,就有一個顧慮,怕和閻紅彥的關係搞不好,別人說我有野心,想鬧分裂,當“伸手派”,所以處處注意維護閻紅彥的威信,對他的意見十分尊重,講話也總要和他對口徑,很少爭論問題,有時即使有些分歧也不敢堅持原則。

例如:中央十月工作會議,通知說各省委對文化大革命有不同意見的也可以去參加中央工作會議。閻紅彥在省委會議上故作姿態問,省委內有沒有不同的意見的,如有,去參加中央會議。我當時是有些問題有不同意見,如對文化大革命矛頭究竟對學生?還是對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左派究竟是炮轟派還是反炮轟派?派工作組是方向路線性錯誤還是工作中錯誤缺點?省委機關是放手發動群眾搞四大呢?還是防止內外夾攻?這些問題在思想上有活動,但不敢公開提出來。

閻紅彥到了北京開會時,我和秦基偉在一次書記會議上又爭論開來,我提了運動以來,我們有一係列的問題上是不是有原則錯誤。但談到運動基本上正確不正確,我又說基本正確,其實前後矛盾,我談運動結論時,沒有反映我內心真實情況。

閻紅彥從北京回來以後,關於檢討問題,他代表省委作了兩次檢查,都是敷敷衍衍的,沒有觸及靈魂,我向他提意見準備作第三次檢討。我自己也沒有作過一次係統的認真檢討,在開三級幹部會議時,閻紅彥拒絕檢討,我檢討了一下,承認自己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但檢討也是浮淺,同樣沒有觸及靈魂,主席教導我們:“不破不立”,既然沒有徹底破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決心,又怎麽能在腦子裏立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呢?

對革命造反派采取什麽態度,是檢驗一個人是真革命或是假革命的分水嶺,在關鍵時刻就發生動搖,“八·二三”戰鬥兵團成立大會,我去參加了,講了話,造反派歡迎我起義,但有人諷刺我是“起義將領”,我由於患得患失,始終沒有站出來,毛澤東主義砲兵團開成立大會,我參加了,本來準備代表省委講話,並作一些檢查,閻紅彥看了之後表示反對,我就妥協了,把檢查一段刪掉了。

以上說明,我不是按毛澤東思想辦事,而是看閻紅彥怎麽說就怎麽辦,“和稀泥”、“搞調和”,“私”字當頭,“我”字領先,這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是我犯錯誤的又一重要原來。

第四,我還有一個“驕"字,對自己估計過高,自以為是,雖然我在工作中犯過多次錯誤,但總是認為已經糾正了。到雲南以後,又覺得來的時間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我沒有擔任什麽責任,半途拉上,做了若幹錯事,又做檢討了,承認改正錯誤。我對別人不民主有反感,但有時自己不講民主,對來自群眾的反麵意見,不容易聽進去。特別是十月中央工作會議以後,革命造反派的同誌,對我曾經進行多次忠告,希望我轉變立場,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投降”“起義”,可是我總認為自己做得對,沒有什麽了不起的錯誤,並且對閻紅彥的看法也有一個框框,看好的一麵多,壞的一麵聽不進去。忠言逆耳,良藥苦口,沒有決心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決裂。現在看來,還是革命群眾做得對,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我自己卻是“鼠目寸光”,幼稚可笑的。

總之,我犯了嚴重錯誤是由於毛主席著作學習差,沒有用主席思想來改造自己,沒有用主席思想來認真指導工作。由於世界觀未改造好,站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一邊,因而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給黨和無產階級事業帶來了嚴重損失。文化大革命革了我的命,給了我極為深刻的教訓,我應該老老實實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線方麵來,徹底改正我的錯誤,爭取立功贖罪。

關於省委內部的問題,我認為閻紅彥有自己的一個班子,內部沒有原則鬥爭,一切大小事情,經過閻紅彥,也取決於閻紅彥。他口裏也喊突出政治,實際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講階級鬥爭。他實行的是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不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我到雲南以來(一九六五年以前的政策我沒有研究)我認為閻紅彥在政策上有求“穩”怕亂的改良主義指導思想下有一係列的錯誤。檢查起來,他是有利於發展資本主義,不利於發展社會主義,加強無產階級專政。他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根據黨中央毛主席的二十三條高標準,而是根據西南局和他自己要求的低標準。他注意的是糾“左”,不注意防右。他對於糧食征購三三製政策,不是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基礎上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兼顧,而是隻注竟增加農民的口糧,維持簡單再生產。發展牲畜的問題,隻強調殺、賣、吃,而不強調突出政治增加積累,進行擴大再生產。山林政策,他把國家全民所有製下放到集體所有製,使政策倒退。邊疆政策,少數民族政策,他隻注意團結一麵,不注意發動基本群眾進行階級鬥爭。他的發展農業,發展工業,不是立足於自立更生,勤儉建國,學大寨、學大慶,而是強調向國家要投資。他的幹部政策是閻孫宗派主義,奴隸主義政策,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體製政策,是向上要權,向下集權。我自己因為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舉得不高,又沒有很好地下基層做調查研究,對上麵許多政策問題,讚成的多,反對的少。因此,也跟著閻紅彥犯錯誤。

這次文化大革命,多數常委和書記處同誌,經常在會上反映的消極麵很多,總是說亂子出在革命造反派,出在來自於北京,這種觀點說的最多的是閻紅彥、孫雨亭、馬文東、趙增益。我在常委會上唱過反調,我說如果有資產階級社會思潮,首先在我們常委中就有不少的這樣觀點,因此我們不支持革命造反派,而是指責,這樣就越來越對立。

在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去年地委書記會議上,地委反映中小學教員說在政治上不純,成分不純的,有各種問題的說有百分之二十、三十,甚至四十不等。閻紅彥、孫雨亭當時根據這個情況,主張在運動中一個縣要鬥三至五個左右,鬥爭後要逮捕三個到五個,並準備抽一批政治和成分純潔的青年,去換百分之十五到二十。這個決定,現在看來,是有擴大,這對各地在各中小學教員中亂打反革命起了決定作用。

同誌們,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積極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對黨對人民罪過不小,造成的惡果很大。我現在勇敢地站出來,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徹底決裂,堅決同革命左派、革命群眾站在一起,堅決向黨內最大的走資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猛烈開火。我再次歡迎大家炮打周興,火燒周興,對我的錯誤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

我一定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證明我是在逐步改正錯誤,回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

我一定堅決響應毛主席號召,參加高舉無產階級的批判的行列裏,把黨內大大小小的走資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倒、批深、批臭!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勝利萬歲!

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周  興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

雲南省級機關革命造反司令部《紅炮兵》翻印

(二)比請罪更引人注目的是……

八派的人看了這份檢討以後,多數人反映說,這是我們目前看到的省級幹部所作的第一份檢討,態度誠懇,願意觸及靈魂,有一定的分析批判,是一份值得肯定和歡迎的檢討。

第二天就見走廊裏有一張小字報,批判周興的第二次檢討是避重就輕,上推下滑;吞吞吐吐,欲蓋彌彰;隻談現象,不談本質;大帽子下麵開小差,甚至把自己打扮成不明真相的受害者,猶抱琵琶半遮麵。打倒周興,周興不投降就叫他滅亡!落款是218號信箱毛澤東主義砲兵團《一月風暴》戰鬥隊。

這張小字報比周興的請罪書更引人注目。人們議論紛紛。

“好快啊,才宣布解散,就立即變成砲兵團了。”

“一夜之間就脫胎換骨了!?”

“換湯不換藥。”

有人在這張小字報上批道:完全同意《一月風暴》戰鬥隊的觀點。《單槍匹馬》戰鬥隊。

大家奇怪,這是什麽人?以前還未聽說過有這個戰鬥隊。一打聽,原來是狐光正。他與卞燾、勞偉海同時轉業到218號信箱,分配在廳三局所屬的一個工程籌備處。該處有十多個職工。因文革,工程停建,職工組織戰鬥隊參加了八派,狐光正倆口子持“捍總”觀點。周總理六點指示以後,他又說自己屬於八派觀點,本單位八派組織未吸收他。聽說軍代表要支左了,趕緊自己成立一個戰鬥隊,隊員隻有他老婆一個,他老婆性馬,遂取名《單槍匹馬》戰鬥隊。這次軍代表支左,支持了八派,認為他不算戰鬥隊,對未參加戰鬥隊的、觀望的、動搖的、兩邊倒的,勿須表態。自己教育自己,認準方向,緊跟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狐光正對軍代表未支持他的戰鬥隊表示不滿。說自己早在長春劇場第二次批資反路線時就表態支持為米宜超平反,參加過砲派奪省人民委員會的權等等革命行動。

四月二十六日晚,砲兵團為紀念一·二六奪省人委權三周月,在檢閱台召開“打到劉、鄧、陶,萬砲再轟省市委,血戰到底誓師大會。”並且得知,砲兵團吸收了大量的原三大保皇總部的保守組織為其成員。會後要進行十萬人的火炬遊行。省軍管會表示不支持。省級機關革命造反司令部《紅炮兵》通知所屬戰鬥隊造這個大會的反,把各單位的老保指認出來,揭露砲兵團做了保守派的防空洞,讓他們借屍還魂,繼續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大家認為,砲兵團為了擴充勢力,拿原則作交易,特別是讓省級機關已經解散的“捍總”保守組織,死灰複燃,不能容忍,是應該找砲頭辯論。

去!大家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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