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溫哥華的老朋友小嚴來我家取我的新書《潤後餘生》。
上一次見小嚴還是疫情前的2016-2017年左右。一晃也有近十年沒見了。
小嚴的父親是中國科技大學數學教授，在數學界和陳景潤幾乎齊名。小嚴自幼隨家歲科技大學遷居合肥，在合肥長大，但北京戶口一直未遷出，所以後來又回北京讀了高中，又考入北師大數學係。大學畢業後分配到玉泉路中學任數學老師，但當時教師待遇低下，被社會歧視，所以隻幹了一個月就跳槽到了外企。1998年結婚，1999年育有一子，2009年移民溫哥華。
初始小嚴，還是在溫哥華市區西端我家附近的一格公共市場，小嚴是菜市場收銀員。樸實無華、待人厚道，乍一看就是理工女的形象，果不其然，原來是數學大家之女、北師大數學才女。當時做著兩份工作，周日還去教會，信主十分虔誠。
她對回國不很熱衷。去年終於回了一趟北京，感慨萬千。國內已經沒有一個親人了，因此也就少了牽掛。時過境遷、今非昔比——過去的同學當年在中學當老師，如今退休金都有12000人民幣了，而當年跳到外企的那些同學，90年代的薪水是別人的十幾倍，如今退休金才6000多元。
和人聊起往事，總有人會提起：看著那沉甸甸的12000人民幣退休金，那些跳槽到外企的，現在後悔了嗎？那些移民了的，現在後悔了嗎？
我想，沒什麽可後悔的。就為了那12000人民幣後悔不迭，豈不是太沒出息了嗎？人生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你看到了退休後的12000，你沒看到中青年時期的煎熬。有人看到你在菜市場收銀，卻沒看到你現在住進了1400平尺的大公寓，有了一個出息的兒子。她兒子要說一下——
跟她來溫哥華的時候，她兒子才九歲，英文幾乎是零，為了在溫哥華本地入學，還要跟她學上幾句。
今年兒子26歲，現在英語成了母語，中文可以說，但是已經不會讀了，要是寫漢字就更不行了。所以兒子跟她發短信時候總用英文，她就不高興了，道：“你是中國人，跟你媽發短信能不能不用英文？” 她兒子解釋道，他漢語拚音也不怎麽靈光了，而且敲出漢語拚音有時候也不知該選哪一個漢字。如果緊急情況下，她兒子還是發英文短信更快捷自如。
她兒子來往的朋友也都是加拿大長大的華人、日本韓國人。問為什麽沒有中國同齡朋友，他說，他們說不到一塊兒。觀念、思維、價值取向都不一樣，說起話來，雞同鴨講。小時候兒子回國還很興奮，現在居然對回國不感冒了。
兒子最出息的是，從18歲開始，沒有花過她一分錢。
高中畢業要上大學那一年，小嚴心想，幹脆就上溫哥華的UBC，學校也好，離家也近，但是兒子非要離家上大學。小嚴說，那不妨申請到美國？道：“你媽雖然沒錢，但還是可以咬咬牙供你去美國上大學。” 兒子道：“媽，美國大學學費太貴，沒必要，就在加拿大上吧。”
於是兒子去了安大略省的麥克馬斯特大學，也是一所名校，入讀土木工程係。大學五年，學費、生活費，一分錢沒有問小嚴要，全是這個孩子自己打工掙的！整五年啊！現在工作了，每個月還給她800。
小嚴道，很多人問兒子這麽優秀，是不是小嚴教子有方，而她堅決否認，說這可不是她教出來的，有可能是她在兒子小時候帶她去教會的緣故。
我一聽哈哈大笑，道：“拉倒吧！教會，尤其華人教會，我可領教過了，大多是藏汙納垢之地，我敢打包票跟教會無關（這還不是我說的，是我校一老外牧師長說的，她說正因為那些人有人格問題，社會接納不了，才投奔教會）。我認為這是加拿大整個社會大環境使然，因為這邊主流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就是推崇少年自立、自強。你看看那些中國來的留學生，他們中就沒有這種觀念，而以花父母錢理所應當，且互相攀比、愛慕虛榮。”
小嚴連連稱是。所以說，看著北京老同學退休金12000人民幣，心裏略有酸楚，但是加拿大社會給你培養了這麽一格出息的兒子，如果時光倒流，你選擇留在北京，你兒子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嗎？不好說。
小嚴來溫哥華時候41歲，她兒子當時九歲，所以兒子融入了主流社會，而她骨子裏還很中國。比如，她對兒子說：“你找女朋友一定要給我找中國人，別給我別找洋人啊，否則的話我沒法跟她交流。”
我說，你管呢？還沒找你就先琢磨婆媳相處的問題了？
她兒子思維則已經去中國化了，且有時候爭執起來會對她說“你們中國人”如何如何。我不覺得這是孩子數典忘祖，而是他們成長在家庭和社會兩種文化中，傾向於更為文明、進步的價值取向。人往高處走，我們移民，不可能移到比中國更不文明的國度。舉例說，她兒子大學五年學費、生活費完全自理，沒花她一分錢，在加拿大主流社會中是很受推崇、敬佩的，但是在她中國的那些親友口中，卻指責她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指責她不讓兒子踏踏實實讀書，卻浪費大好時光在打工上。她聽了自然很生氣。不過還好，我們已經逃離了那個社會，不用在乎別人的看法。
回首往事，沒有遺憾。如有來生，還願生活在溫哥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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