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華夏使用煤作爲能源做飯、取暖確實很早以前就有了，而北京地區特別是內城早在明代的萬歷年間就已經開始大量采用煤炭了，因爲北京周邊的林木在明代早期就已經近於枯竭，皇家不得不去西南麵更遠一些的太行山脈的北段伐木燒炭以供內府，民間日常使用的柴薪日漸稀少且價格愈來愈高，不得不轉而使用便宜耐燒的煤炭。北京城的供煤歷史是一個華夏在明清時旣存在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典型意義的事例，因爲對煤的使用在明清的京城中生成了産銷一條龍的鎖鏈，“有産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運煤之夫，有燒煤之家”，環環相扣，是一整套的生産與銷售相結合的體係。當時京城所用之煤是産於門頭溝、房山及周口店等被稱為西山的地區，上世紀五十年代時鄧拓，對就是那個吳晗、鄧拓、廖沫沙三家村中與人合寫“燕山夜話”的那個鄧拓，曾在門頭溝煤區蒐集煤窯契約及與當地人訪談，最先寫出了關於明清時期西山煤礦開采股份製的文章，探討該地的“資本主義萌芽”，接著才有了後來的相關硏究，鄧拓應該算是開啓明清京城煤業硏究的前驅，可惜的是他把大好的時光都花費在了“人民日報”上，他是個有才華的人，但其一生都獻給了黨的宣傳事業，最後因為文革還不得不自殺了事。民國時期，漢族確實出現了一大批接受世界新觀念的科學、政經精英。但隨著民國被逐出大陸，這批人不管是走進統治階層，還是想不聞窗外之事，都不可避免地被各種無休無止的“運動”席卷著，而且無論他們的本意如何，都對華夏無所作爲一直到他們生命的終結。今天的人們常説十年文革耽誤了一輩人，這太片麵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統治者著力於封錮思想，滿清崩毀後的軍閥混戰時期，各路豪傑逐鹿中原，無暇頋及上層建築，那時正是漢族知識精英得到的一時之解放思想。但曇花僅僅一現，接著的國民黨、滿洲國及日本統治者都著力於控製思想和文化鉗製，特別注重在進行奴化教育，最最可悲的是，在新中國範圍內，毛澤東指揮共産黨帶領“全國人民”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從思想到肉體上的宗教洗涮，從我者生，逆我者亡。
在遺留的資料中可以看到滿清中晚期，從京城至西山煤區有相當多的人口是煤炭業的從業者，《方輿彙編》載：“由門頭村登山數裏至潘闌廟，三裏上天橋，從石門進，二裏至孟家衚，民皆市石炭爲生”，所謂“石炭”者煤也，相對木炭而言之。靠馱煤爲生之人被稱爲煤黑子，而運輸工具主要的就是騾馬與駱駝。煤産地皆為山區，交通極其不便，煤礦隻管挖出煤來，運煤的商人要先把煤從煤礦運到所謂的煤厰，煤厰通常都建在大路邊。從礦上到煤厰的山路都是坡陡之道，通常使用騾馬馱運。從煤厰到京城的道路要寛平許多，因此就使用駱駝和大車運輸。到達京城後就卸到煤舗，再由煤舗銷售到千家萬戶之中。
在京城經營運銷煤炭行業的以山西人為多，平遙、太穀、榆次及夀陽等縣的商人在京城不是經營茶舖就是開辦煤舖。舊傳因煤行甚苦，而山西人素以忍耐辛勞而著稱，所以該行業爲他們所壟斷，此説法幷不能令人信服。而且我懷疑此説就是經常煤業者自己散佈的，目的是解除京城本地人對他們的排斥。是的，經營煤行等業可能確實比別的行業要辛苦一些，但山西人都是老闆，而非運煤之人，同時哪地方都有能喫苦之人，而京城的煤炭行業在滿清時是利潤很豐厚的行業，不可能僅是山西人注意到了這一點。究其能在京城運銷煤炭行業中逹到一手遮天的原因，我想有兩點長處可使山西商人能夠排除競爭者而獨占煤行，一個是山西商人在滿清入關前及進入中原時曾為其提供經濟後勤支持，從此在內務府紮下根來，成為了皇商；山西的商人是滿清八旗進取中原逐鹿的功臣，但至今未見有研究的文章，是爲一怪。第二、山西人在接觸滿清之前是先從事對蒙古的買賣，那時管它叫走西口。由蒙古進而再到達關東進行商貿，在此過程中就熟悉了如何飼養和駕馭駱駝的技能。而滿清時期北京駝煤的駱駝都是來自蒙古，如果看一下滿清及民國時期的北京老照片，經常可見一隊隊的駱駝行走於街道之上，這些駱駝幾乎都是來自蒙古用於運煤的。
騾馬的耐力在山區要遠超駱駝，但在平坦之地則駱駝的運載能力又大於騾馬。騾馬通常可以承載二、三百斤，日行七、八十裏；駱駝相較可承載更多的貨物，速度與騾馬相似，若是急行則馬不能及，日超二、三百裏以上。滿清中葉出版的《駱駝經》言：“駝雖冰雪在地，尋嚙草根、木枝，即可度日，不費草料。一駝可負四百斤，伏地裝貨，捆載畢，牽之即起，則力能勝任；不能即起，則所任太重，當為減去。”在過去畱下的資料中，駱駝不稱隊，而以把來計算，六隻一隊的稱小把，八隻一隊的稱大把。拉幾把駱駝一齊出行時，需在最前麵的一匹駱駝的脖子下繫一個大鈴鐺，在最後一匹駱駝的脖子下繫一個小鈴鐺。若是一把，那就隻有最後一匹駱駝需要戴鈴即可。拉駱駝者多是在後半夜即出發進城，黑天趕路，隻有靠鈴鐺的聲響來確定駝隊有沒有駱駝走失。據説滿清時廣安門外有一家專門製作駝鈴的老店，叫“鈴鐺李”，當時很是紅火。駝鈴的響聲也是很有講究的，外人分辨不出來，隻是聽著悅耳而已，但自家人一聽即知是否為自己家的駱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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