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民公寓》:一部堪稱文革紀念碑的長篇小說

來源: HEPTA 2024-05-09 07:29:02 []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 次 (17370 bytes)

《福民公寓》:迄今為止最全麵,最真實,最深刻地揭示文革本來麵目的文學作品。全景式文學呈現,上海文革慘烈真相,也是整個中國文革的詳實秘史。文革親曆者蘸著蒙難者的血跡,寫出那個時代的悲劇,注定成為文學史上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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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堪稱文革紀念碑的長篇小說
——新版《福民公寓》出版弁言



此前,我們決不會想到出版這樣一本書,而且還帶著驚喜。這本叫《福民公寓》的長篇小說,二〇〇四年在香港出版,二〇一二年在台灣出版,前後已經發行了二十年,且是講述“過時”的文革故事。

關於文革,我們雖非親曆者,但在國內時沒少讀此類作品。早在二〇〇〇年,文學評論家許子東就出版了《為了忘卻的集體記憶——解讀五十篇文革小說》的評論集,還準備增訂出七十篇文革小說,顯見涉及文革的作品已洋洋大觀。後來不少名家的小說:如莫言的《生死疲勞》、閻連科的《堅硬似水》、餘華的《兄弟》、賈平凹的《古爐》等也常被列入文革作品。

不妨欣賞一下這些作家的“生花妙筆”:

——《生死疲勞》出現這樣的場景:“車上的紅衛兵在‘大叫驢’的率領下喊起了口號:打倒驢頭縣長陳光第!——打倒奸驢犯陳光第!‘大叫驢’的嗓門,經過高音喇叭的放大,成了聲音的災難,一群正在高空中飛翔的大雁,像石頭一樣劈裏啪啦地掉下來……”大雁肉味清香,集上的人像一群餓瘋了的狗因搶大雁而發生踩踏,引發混戰,最後變成武鬥。“事後統計,被踩死的人有十七名,被擠傷的人不計其數。”而陳縣長卻“騎著紙驢,在全縣的十八個集市被遊鬥,把身體鍛煉得無比結實,原來的高血壓、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如此出彩的文革鏡頭,顛倒人們的文革認知,卻以“魔幻現實主義”高自標譽。

——《堅硬似水》的男主角複員軍人高愛軍和女主角嫁到鄉鎮的城市女孩夏紅梅,背叛各自的婦與夫成為戀人,在文革中患上“革命狂魔症”,極度宣泄權欲和性欲。他們一壁以革命的名義造反奪權;一壁聽到紅歌勃起,想到革命手淫,伴著文革的口號標語和鬥爭歌曲在廢棄的墓洞、野河、溝渠、草垛,甚至挖地道瘋狂通奸做愛,及至在地道裏砍殺奸婦之夫,雙雙被槍決。這般“出奇出新”聞所未聞的文革,有一頂“荒誕現實主義”桂冠。

——與之相比,《兄弟》中的文革“寫實”到近乎漫畫,故事中的行凶者都是無名無姓的紅(衛兵)袖章。地主分子宋凡平在車站被追堵他的六個紅袖章截住,又趕來五個紅袖章,十一個紅袖章一起把他活活打死;紅袖章把野貓放進孫偉父親的褲襠裏抓咬,還用煙頭燒他的肛門,他受不了折磨往自己的腦殼砸大鐵釘自殺……光怪陸離的“紅袖章”的暴行,一看就是道聽途說文革者的編湊。

——文革在《生死疲勞》中隻是閃回,在《兄弟》中是片段,到了《古爐》才細說一個村莊的文革“全過程”,故被論者譽為“中國大陸目前所看到的有關寫文革的這類題材創作中,最獨到、最蘊厚、最辟裏、最人性、最具有人類意識的一部作品。”然而,作品的“最文革”是:古爐村裏兩支造反隊——夜姓村民組成的造反派榔頭隊與朱姓村民組成的保皇派紅大刀隊——你死我活的武鬥,看上去十分慘烈,但若沒有文革的獨特布景襯托,完全是中國傳統農村勢不兩立的宗族爭鬥。

看似賈平凹別有深意,藉此詮釋文革與中國民族性的關係,斲掘出文革發生的曆史淵源,古爐(村)燒出的瓷器(China)正是中國的象征。但作者回避了文革狂飆能夠鼓蕩起的原由是中共的獨裁體製,以及主宰這個體製的文革策動者毛澤東,不追索文革肇事者的孽愆,而去推溯民族劣根性,都是避實擊虛地自欺欺人,是以“文化決定論”為現政權脫罪。

所以,無論是莫言的魔幻、閻連科的荒誕、餘華的戲說、賈平凹的“尋根”,都是同一路數,如評論家許子東(用讚賞的口吻)評價《活著》:“隻述厄運,不查原因,隻見苦難,不見惡人。”“小說是可以承受的沉重宣泄,但又不直接關乎體製。”於是,在精神上自斷脊梁的作家,既利用文革素材,又不逾界觸禁,便把文革當小說人物的背景,用變形金剛的技巧圖解文革的荒唐崇高,用低級趣味的下流消解文革的“神聖”意義,再冠以先鋒文學之類的美名。所謂“魔幻”“荒誕”之類,不過是用眼花繚亂的鬼畫符模糊曆史真相,用故作高深的手法蔽匿內在精神的孱瘠,直至裱褙創作功力不逮的尷尬,最後寫出的隻能是回避憯酷現實,患上失語症的病態作品。

由此也解答了我們的一個疑惑,文革題材在大陸已屬犯禁,這些欲望賁張的狗血劇情和言不及義寵物呻吟式的“文革”作品為何能大行其道?因為隔靴搔癢無傷大雅的文革故事可以混淆視聽,讓無文革踐曆的讀者曲解文革,以為文革好似中國民眾自發的一場鬧劇,而紅衛兵如同清末愚昧凶頑的義和團。

有趣的是,不知因過度憂懼而自造緊張,還是為推銷書籍而自造噱頭,《堅硬似水》《兄弟》之類的書還被“疑問”:這種書怎麽能在大陸出版?



直到在海外邂逅喻智官先生的力作《福民公寓》,在承受心理和意識衝擊中讀完該書,我們才知道什麽是文革,什麽才是真正書寫文革的作品,也才明白,僅就文學作品論,牆內牆外也完全是兩個天地。《福民公寓》這樣的書別說在國內出版,出版社碰都不敢碰。所以,比之《福民公寓》,前述名家的“文革”都是贗品,《福民公寓》才貨真價實全景式地摹繪了文革的整個過程。

首先,從橫向的麵上說,《福民公寓》集中狀寫上海原法租界高級公寓裏居民在文革中的遭際:其中有副區長和區委辦事員;有參與造反的紅衛兵;有大資本家;有右派分子;有留學過日本的研究所圖書館員;有解放前百樂門的舞女;有留學過英國的天主教徒醫生;有印尼歸國華僑等眾多角色。作者在鋪敘這些人物生死歌哭的同時,通過這些人物的活動,勾勒了文革時下至大、中、小學校,上達市、區政府的劇變,還延伸觸及上海平(貧)民地段和周圍農村地區乃至外地的文革騷亂,讓福民公寓的厄難成為全國文革的縮影。

其次,從縱向的線上說,《福民公寓》的故事發生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八六年間,但通過人物遙憶等情節,倒敘公寓住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的景況,表明盡管文革始於一九六六年,但“福”民公寓住民從一九四九年就開始罹亂了,文革迍殃隻是一九四九年後一係列政治運動的總爆發。在一九四九年這個節點上,還有兩個從蘇維埃亡命上海寄居福克(民)公寓的白俄,驚悉中共軍隊跨過長江後,一個不畏老邁再遠走加拿大,一個幹脆絕望地自戕。如此就把一九六六年與一九四九及暴政濫觴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聯係起來,把文革置於國際共運的鏈條上徹底反思:文革雖非必然,但也絕非偶然,它隻能在國際共運分支的中共極權下發生。

與此同時,小說用社會衝突標示野蠻地抄家批鬥,並開鑿不同當事者的前世今生,透泄出國人冤冤相報貧富輪回的遺弊殘滓。比如,遭大難的資本家南荃裕,追勘他祖上的發家史,可以窮究本末到百年前太平天國時期,他的先祖趁火掠劫財主得暴富;而子女紛紛參加紅衛兵造反的吳東旭,如刨根稽考,百年前他的祖上卻是富甲一方大地主。

這樣,《福民公寓》在橫幅和縱軸兩麵敷陳,傾力從廣度和深度攝錄文革。



需要強調的是,《福民公寓》不是用說教而是以經典現實主義,也即巴爾紮克、契科夫的現實主義創作理念,以生動的現場感,豐富真切的生活細節,情理畢肖的時代氛圍,藝術地演繹本身足夠荒謬荒誕足夠“非現實主義”的文革。

《福民公寓》圍繞公寓居民寫了四十幾個人物,不僅主要角色形象逼真靈動,即使著墨不多的次要角色,也獨具性格,麵目分明。他們的音容笑貌讓你讀之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就像一組群雕,讓人鐫印在腦,也讓人聯想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人物的活畫。

不難看出,書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大量充實貼切的細節,是作者基於現實生活中的原型進行藝術的再現,而不是在書房閉門造車“虛構”製作。

就說文革第一要角紅衛兵。迄今有關紅衛兵的形象不外乎兩類:一類是張承誌、梁曉聲等人筆下的“理想主義者”,紅衛兵始終是正麵人物;另一類是餘華(沒身臨文革初期大動亂,僅憑口耳之學得來的信息)等人筆下的凶神惡煞,屬於反麵人物;兩者的共同點都是把紅衛兵簡單化或臉譜化。而《福民公寓》中的紅衛兵不落窠臼,他們參加紅衛兵造反的動機各異,既有受毛蠱惑的一麵,又有不滿學校及各級領導官僚主義的一麵。參加裏弄專政隊裏的紅衛兵吳國慶,因自身的貧寒而帶著仇富心理加入抄家批鬥資本家,同時,當外來的紅衛兵批鬥喜歡自己的歸國老華僑,她還出麵阻止。諸如此類既反映了紅衛兵造反心理的複雜,又剖悉了文革也是當時社會積累的各種尖銳矛盾的破防。

《福民公寓》還多層次多角度地演示人物的生存狀態,在關照人物個性和命運的同時,注重為異化時代留存真跡。

——舞女祝秋藝,“解放”後為找政治靠山,先是嫁給工人丈夫,文革中丈夫在武鬥中喪身,為尋找新的靠山,又用色相腐蝕戶籍警,這是她可憐的一麵;同時,她不甘忍受低人一頭的成(身)份,常在鄰裏間尋機引風吹火無事生非,顯露出潛意識中要做“正常人”的好勝,又是她可嫌的另一麵。

——戶籍警趙河竹利用公職與舞女搞腐化,還性侵資本家孫女,十分可惡。但他占有上海女人的欲望出自失敗的戀愛。“解放”後的戶籍製度在城鄉間築起鴻溝,趙河竹憑退伍軍人從農村招進上海公安局,使他成為極少數進城工作的農家子弟。然而,他進城的幸運反成為他婚戀的不幸,他因自身與城市隔膜的農民特征而受歧視,致使他與上海姑娘的戀愛一再失敗,人們在譴責他時難免帶一絲同情。

——嚴軻因父親的曆史問題喪失上大學的資格成為社會青年,為補救自己的“先天”缺陷,他把自己的皮夾子(錢包)上交裏委會,自造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試圖以“出身不能選擇,重在自我表現”爭取上大學。這一情節,既為嚴軻怨恨父親,在文革中批鬥父親埋下伏筆,也記實了因製度性歧視造成的社會不公,以及“學雷鋒,做好人好事”之類洗腦活動的虛偽和異化。

這些人物的悲劇既出自他們的生性,更由畸形時代“鍛造”,他們都是非人道政治製度的犧牲。



《福民公寓》以飽滿而多姿多彩的人物,自然而扣人心弦的情節,形成大開大闔的張力和美感,讓讀者獲得極大的藝術享受,這些固然是小說的成功所在,但《福民公寓》的最大價值,在於用批判現實主義的姿態,精微顯著地雕鏤時代和社會本真,以此昭示世人:借社會主義之名,行極權統治之實的共產製度,必定給人類造成巨大災難。因此,《福民公寓》在紛呈時代風雲的廣度和深度的基礎上達到了罕有的高度。

二〇〇八年,加拿大一位讀者在網上列出自己喜歡的《一九八四》《動物莊園》《福民公寓》等四本書,他對《福民公寓》的定位非常準確。如果說寫於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是預言小說,那麽故事起於一九四九年止於一九八四前後的《福民公寓》,用極權社會的世相百態實證《一九八四》的不朽預言。

《福民公寓》中有一個情節寓意深長:來上海大串聯的北京紅衛兵誘奸了資本家的孫女南延泠,回北京前他留給南延泠的姓名是:毛文革;地址是:北京天安門一號。南延泠因懷孕打胎而瘋了。十年後,毛澤東駕崩,南延泠早就把毛澤東和貌似毛澤東的紅衛兵“毛文革”混為一談,在觀看電視轉播天安門追悼會實況時,她以為自己尋找了十年的“毛文革”死了,禁不住哀慟悲愴地吼叫:“毛文革死了!”僅此一吼,舉重若輕自然巧妙地把故事推向高潮,也把強奸民情,淩辱民心,發動文革的毛澤東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作為長篇小說的《福民公寓》在結構上也頗具匠心。從引章寓居福克(民)公寓年逾古稀的白俄出走即將落入中共之手的上海開場,到末章寫“福”民公寓裏熬過文革歲已耄耋的資本家等人遁離上海劇終,不僅前後呼應,也深化了小說的主題和思想,達到藝術形式和內容完美結合的審美效果。

彰顯深刻思想的作品必然有雋永的生命力。《福民公寓》所解析的文革浩劫和逃逸共產專製的命題,迄今不斷得到現實的回應與佐證。

新冠疫情期間,號稱國際化大都市的上海,在世界麵前上演了一幕幕用極端手段封城的人道慘劇,主導運作的還是曾經操縱文革的權力機構。同時,從一九一七的逃離莫斯科(蘇聯)潮到一九四九和一九八〇年代兩次逃離上海(中國)潮,再到一九九七年和二〇二二年兩次逃離香港潮,都在在證明,共產極權專製存在一天,中國社會就沒有走出文革,中國人就擺脫不了遷逃的宿命,由此可以說,文革既是過去的曆史,也是當下的現實。

《福民公寓》作者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我隻擔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難”自我鞭策,從見證苦難這一樸素的文學立場出發,醞釀二十載,伏案五年,用身心當筆,蘸著奔湧的熱血,抒寫交織愛與憎的不可複得的人生體驗,撰著非目睹者不能盡言的悲劇曆史,完成了一部可遇不可求,在華語文壇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因此,我們秉持與作者同樣的精神,為留住真實的曆史,留住真誠的文學,也為擴大與《福民公寓》不相配的影響力而出版此書,意欲讓更多讀者結識這部凝聚文革文學結晶的作品,走進或回味那段創钜痛深的曆史,並重新審視認識我們身處的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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