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組合論 第二章 命運環境論 第三節

三

人是時間的產物，存在於某一個特定的時間段落裏。或者說，每個人都生存於一個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人文環境之中。這個特定曆史時期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狀況，與社會中每個人的生存狀態都密切相關。從這個角度上說，人的命運又是社會人文環境的產物。人們通過各類主觀活動能動地作用於社會，而又受到社會運行各類因素的影響與製約，命運因此自然具有濃厚的社會特征、時代特征。

人們常說，時勢造就英雄。時勢是什麽？就是格局，就是態勢，就是特定的時間段所具有的社會客觀形勢。如社會變革、朝代更替、戰爭爆發、社會動蕩等等。在舊的時代的利益格局下，一個人的命運可能是固定的，卑賤的，永遠無法得到某些東西，永遠無法改變自身現有的生存狀態。我國漢代開國皇帝劉邦、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都是典型的時勢造就的曆史英雄人物。如果不是秦失其鹿，天下反秦之勢洶洶如潮的話，劉邦這個沛縣的小吏，如何能夠拉起一支隊伍，逐鹿中原？朱元璋本是一個要飯的叫花子，還曾做過和尚，如果不是元末政治腐敗，民族矛盾對立嚴重，各地反元鬥爭空前激烈的話，朱元璋就沒有機會參加起義軍，更不可能成為起義軍領袖，最終推翻元朝統治，開創一個新的曆史時期。《三國演義》中的劉備，雖是中山靖王之後，正宗漢室“血統”，但無奈家道衰落，隻得編織草席為生，盡管誌存高遠，也苦於無門崛起。恰逢黃巾軍起義作亂，朝廷張榜征兵。劉備麵對榜文長籲短歎之時，來了豹頭環眼的黑大漢張飛，又來了棗紅臉丹鳳眼的美男關羽，三人搭話，相見恨晚，於是在張飛家的桃園敬香盟誓，結為兄弟，並共同組建了一支小隊伍。經過幾年的打拚，劉備之軍雖然頗有氣象，但仍然很弱小。經徐庶舉薦，劉備三顧茅廬，諸葛亮在決定出山之時，透徹地向劉備分析了天下大勢，確立了先取荊州為本，後取西川建國，北拒曹操，東聯孫吳，以成鼎足之勢，然後再圖中原的戰略構想。劉備在諸葛亮的幫助下，順應天下大勢，奪取西蜀五十四州，建立蜀漢政權，三分天下取其一。可見，劉備也是一個因時勢造就的曆史英雄人物。

時勢造化弄人。它可以助人乘勢而起，如大鵬之展翅，直上雲霄九重，展現英雄的命運光輝；它也可以似泰山壓頂，將某些看似強大的人物，擠壓成粉末，落一個淒慘慘的命運結局。“苦命皇帝”崇楨，就是被大勢所毀滅的一個大人物。崇楨皇帝朱由檢，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他十七歲登基，當時國家內外交困，風雨飄搖。外有清軍的侵擾和覬覦，內有全國性的大饑荒，以及各地饑民的揭竿而起，而給明朝以致命打擊的，是李自成部和張獻忠部的起義造反。崇楨皇帝在位17年，曾立誌複興國家，夢想做一代明君，他的確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業業。他的勤奮簡直可以評定為帝王中的楷模。但是，他卻生不逢時，在一個錯誤的時期被推上帝位。時代給予他特殊的身份，卻沒有給予他強健的體魄和堅毅的性格。曆史為他提供了舞台，卻是一個搖搖欲墜、無法一展身手的舞台。積重難返的國勢和日益加深的危機，使得一度躊躇滿誌的他難以振作精神，生性多疑和剛愎自用的個性使他注定無法演繹中興之君的夢想。公元1644年3月18日晚，在大順軍攻城的炮聲中，崇楨皇帝與貼身太監王承恩吊死在煤山壽皇亭旁的樹上。崇楨之死，標誌著明王朝的滅亡，也標誌著崇楨悲慘命運的落幕。著名明清史專家孟森在他的《明史講義》中曾經這樣評價崇楨皇帝：“思宗（即崇楨皇帝）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也；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以矣。”可見，明朝之亡，非崇楨一人之亡；崇楨之死，非崇楨自身一己之因而死。明朝之亡，崇楨之死，乃天下大勢使然。

有道是，時代朝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袁世凱的最終命運結局，也十分典型地證明了逆大勢而行的悲慘下場。袁世凱是曆史上的一位大人物，北洋軍閥頭子，滿清末年內閣總理大臣，掌握了清政府差不多全部的權力。當時南北議和，袁世凱表示願意順從民意，推翻帝製，擁護共和，從而登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的寶座。可是，袁世凱坐穩總統寶座之後，竟以一國總統之權威，巧設機謀，費盡心機，登基做“洪憲皇帝”，結果全國共討，萬人痛罵，短短的83天就嗚呼哀哉，一命歸西。個人的力量無論如何強大，與整個社會比較起來，都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猶如大海浪尖上的一片樹葉。

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經曆了幾個重要時期，發生了一係列重大政治事件，如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的知識青年大規模上山下鄉運動，以及1977年的恢複高考。這幾個重要的曆史時期，給全國廣大百姓的命運帶來的影響是深刻的普遍的。1957年的反右運動，有50多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戴上“帽子”，開始了各自痛苦的人生。有的坐牢判刑，有的被遣送到偏遠地區的勞改農場進行勞動改造，也有的由機關、學校、醫院等下放到農村工廠，由群眾監督勞動。在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的五十年代，這批知識分子無疑是國家的精英，有文化有知識有思想，假如沒有這場反右派運動，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將成為各個領域的佼佼者，他們的人生曆程將是一片光明與美好，命運肯定比一般人要好得多。可是，這場反右派運動，由於他們的直言，由於他們的衝動，也由於別的一些什麽原因，他們的命運一下子從雲端掉到泥潭裏，受他們影響和牽連的還有他們的妻兒父母，親朋好友。這裏麵演繹的苦難人生，可謂千姿百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老父床上奄奄待斃，幼兒流落街頭……後來的影視作品、文藝作品和許多回憶性文章，都作了真實的描述與訴說。老劉是1951年的大學畢業生，據說解放前還是學校共產黨組織的外圍成員，這一點一直未得到證實。老劉大學畢業後，不知道怎麽弄的被分配到一家國有大型企業，做的是寫寫畫畫的宣傳工作。他不滿意這份工作，加之為人耿直，也有點自傲，與周圍同事的關係不夠好，與領導也有不少矛盾。在1957年大鳴大放的時候，他表現很積極，既大鳴又大放，還寫大字報，言辭頗為尖銳。這裏麵既有怨恨情緒的發泄，也有真誠幫助黨組織克服缺點的意思表示。運動後期，風向突變，各級黨組織開始布置抓右派，老劉第一個被定為右派。老劉的人生軌跡由此徹底改變了。這天，他正要舉行婚禮，突然來了一群保衛幹部，將他帶到會議室，宣布他為右派分子，並對他的右派言行進行揭露與批鬥。他不服，甚至憤怒地爭辯質問，結果招來一頓拳腳，破了頭皮，斷了肋骨。晚上，他拖著疼痛的身體，獨自躺在床上，望著窗玻璃上的紅喜字，手裏拿著一張紙，那是與他領了結婚證尚未入洞房的妻子寫的告別留言，心中的忿恨與不平，疑惑與無奈，如潮水般洶洶而來。老劉由於不配合不認錯，在單位被批鬥了好多次，身上留下的傷疤數不勝數。他被打成右派後，首先受連累的是他那位在公安局做政治保衛幹部的弟弟，他弟弟是黨員，是單位培養的幹部苗子，本來已內定為政保科副科長。他的事出來後，弟弟的副科長告吹了，而且公安係統也不能呆，被調到商業部門當了一名普通幹部。他的父親知道了兩個兒子的事情，急火攻心，血衝腦頂，口吐白沫而亡。老劉成了右派，辦公室不能坐了，被安排到豬場喂豬。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席卷全國，批鬥“地富反壞右”和“走資派”愈演愈烈。文革前期，工廠裏隔三岔五就是一場批鬥會，十場批鬥會七八場有他，甚至經常由陪鬥變為主鬥對象。有一次批判會，有人檢舉揭發，說他經常偷偷地在豬欄裏記變天賬，還經常買報紙看，窺探方向，尋找機會，企圖變天翻案。他反駁說，沒有變天賬，所記的都是養豬的一些體會。這一下人群激憤，檢舉者和另外幾個衝上台來的群眾，一齊動手，將他一頓暴打。他倒在地上，流了好多血，滿口的牙齒全打脫了。從此，他隻能吃稀的和軟的食物，凡是需要咀嚼的東西，一概不能。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政治環境的逐步改善，右派分批摘帽平反，老劉是最後一批摘帽平反的人。平反後的老劉已經五十多歲了，身體狀況也不好，單位將他從豬場調到工會，管理圖書報刊，直到退休。他終身未娶，非不為也，實不能也，誰願意嫁給他這樣的右派分子？他沒有子女後代，弟弟和侄兒侄女們也不願意與他往來，都說他是毛坑裏的石頭——又臭又硬。六十七歲那年，老劉孤苦地走完了一生。

1966年至1976年發生在我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浩劫與動亂。這個非常時期，全國廣大幹部和群眾的命運，也紛紛發生了非常態的變化。各級各地黨組織和政府的領導被打倒，許多身經百戰的老革命、老幹部從高位上被拉下來，戴高帽，進牛棚，遭批鬥，掛牌遊街，身陷囹圄，甚至死於非命。曾經戰功卓著、赫赫有名的賀龍元帥也不能幸免於難。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含冤蒙屈，竟無處訴說，無處申辯，任人宰割，飽受非人折磨，淒涼棄世。在遺體焚燒場上，連個真實的姓名也沒有。人生如此謝幕，命運給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英雄偉人，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

在那個非常的年代，人鬥人，人整人，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為敵，如此種種之怪狀，隨處可見。在那個政治混亂，思想狂熱，法紀廢弛的歲月，人身安全也難以得到保障，各種荒唐的悲劇慘案輪番上演。例如，1967年8月初，廣州城突然掀起一股打“勞改犯”的熱潮，使廣州市民陷入“紅色恐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傷痛。對於這股潮流，當事人和受害人至今還噤若寒蟬。據2013年4月22日《文萃報》轉載的文章稱，進入1967年夏季，武鬥正酣的廣州街頭忽然傳出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說是粵北“勞改犯”大暴動，將會很快前來洗劫廣州城。消息傳開之後，廣州城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廣州公檢法機關也是一片大亂，僅8月6日，公檢法機關就多次受到衝擊。8月8日，傳聞市郊茶頭一個農場的“勞改犯”500多人走掉400多。最權威的是《廣州地方誌》記載，8月10日，市收容遣送站放走84名收容人員和拒收樟木頭收容所送來的兩車共83名偷渡人員。之後，“釋放勞改犯”的謠言不脛而走。據廣州一位居民回憶：“當時，一德路商鋪林立，由於害怕被洗劫，在頂層用杉木搭起天梯，互相聯通聯防，成了廣州怪異一景。”此時，“不管什麽人，打了再算”，“打死都不出聲”，“勞改犯打死活該”等論調大行其道，形成一個“勞改犯就該人人喊打”的氛圍。但若不是勞改犯呢？照打！誰也沒有想到群眾的思維已經落入危險的陷阱之中。有人於1995年開始調查，找到可能是第一例被殺害的人。文章這樣記述死者家屬的控訴：我哥“文革”前是廣州七中的畢業生，本來他初中、高中的各科成績一直很好，還特別喜歡唐詩宋詞。由於家庭出身的原因，哥哥當時不可能被錄取上大學。他那時想得多，精神漸漸不正常了。那天晚上，我哥吃完飯像往常一樣去散步，誰也沒有料到一夜未回。當時到處都搞“街道聯防”，街街巷巷安了閘，晚上見生人過就打鑼、追殺。全家人在焦急不安中過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出去找人的父親回來說，見到我哥在東山口一路車總站，被吊死在電線杆上。並且不是由我們收屍的，是政府處理，沒有骨灰。廣州培英中學一位教師回憶起另一個事實：“1967年8月12日早上，我從惠福路家裏出來，走珠海中路到西門口，乘19路公交汽車返白鶴洞學校。上車之前，發現這路段有一個吊屍，上車後，沿路看得就多了，中山七路、中山八路，過珠江大橋、芳村……一直到白鶴洞，僅是從車上一側（人多擋住，看不見另一側），就數出10具屍體。那個年頭，人們對“階級敵人”充滿了“階級仇恨”。“勞改犯”屬於“階級敵人”，逮住就往死裏打，毫不手軟。好好的一個人，有人叫一句“這是勞改犯”，立刻就會有一幫人圍上去，用木棍、鐵管甚至用槍去消滅他。從人們的回憶看出，許多死者都是平民百姓，並不是勞改犯，而且就是廣州市居民。事後，廣州“紅警司”曾組織公安刑警和中學生，分兩撥點數各地的屍體，得出180多和190多這兩個接近的數字，應該比較有參考價值。實際上到底有沒有勞改犯逃脫這回事，誰也沒有得出結論，成為“文革”時期的一宗懸案。

社會的不理性或非正常化狀態，往往是思想狂熱的傑作。在那種歲月裏，仿佛一腳踏入了虛幻離奇的洞穴，所經所曆，在今天看來卻是那樣的不可思議。“出身壓死人”，“黑五類”（即地、富、反、壞、右分子）及其子女或近親屬，被打入“另冊”，剝奪了平等的政治權利，無法正常主張自己的命運。不少有才華有思想的無辜青年，在爭取應得的政治權利的過程中，溺死於唯出身論的深潭。我國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開始，階級歧視現象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嚴重，“文革”興起之初，一曲《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歌曲，把這種歧視更是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文革”時期因寫《出身論》而在青年中引起強烈震動，最終也因此而遭槍決的遇羅克的遭遇，在當時出身不好的青年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遇羅克的父親原是水利電力部華北電力總局的工程師，母親是一家公私合營工廠的私方副廠長，1957年雙雙被劃為右派，當時遇羅克十五歲，他的操行一下子就從“優”變成了“中”。1960年夏天，遇羅克高中畢業，雖然他的文理兩科成績在班級和年級裏是拔尖的，報考誌願時他還是隻敢填報地質專業，以為報考這個冷門也許比較容易用優異的成績掩蓋父母的政治問題。結果，他還是榜上無名。後來有人查看了教育部存檔的成績單，證實他考得確實很好，但因家庭問題而未予錄取。遇羅克此時家境已十分困難，父親去勞改，剩下一家六口，全憑母親幾十元錢的工資度日。為了減輕家庭經濟負擔，也為了更好地鍛煉自己，就響應號召，自願上山下鄉，成為北京市最早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之一。在生產勞動之餘，他同幾個境遇相似的夥伴刻苦攻讀，此時他對自己的前程，還抱有些許幻想，“少年幸遇讀書風”，就是他那時寫下的詩句。1962年，大學擴大招生的消息傳來，他和夥伴們非常振奮，以為作為社會青年去報考，就不會再有人作梗。他積極報考，考後覺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孫山。這時，傳來蔣介石企圖反攻大陸的消息，征兵開始了，他又立刻報名，“大學不要，我們上前線去，戰鬥會證明我們有一顆赤子之心！”然而，他們連檢查身體的資格也得不到。新打擊落在舊傷口上，使他倍覺疼痛和惶惑。1964年初，他因病離開農村。兩個月後，他被分配到科技情報所做翻譯資料的合同工，後來又到一個小學代課，始終未能得到一個固定職業。無論他付出什麽樣的努力，表現出多麽出色的能力，但沒有人敢要一個右派的兒子。正是因為多年來為出身問題所付出的沉重代價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他在“文革”時大膽寫出了令人振聾發聵的《出身論》。這篇文章發表在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的創刊號上，這份報紙隻出了這一期就停刊了。文章開宗明義就提到出身對青年造成的傷害：“特別是所謂黑五類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經成了準專政的對象。他們是先天的‘罪人’。在它的影響下，出身幾乎決定了一切。”文章提到，每年大學招生完畢，高教部總發表公告：“本年優先錄取了大批工農子弟、革幹子弟。”不少大學幾乎完全不招收黑五類子女，大學中的重要科係就更不用提了。學校以設立“工農革幹班”為榮，上了大學的，也是出身好的受優待，不少大學還設立“貧協”一類組織，與團組織並列。文中說街道辦事處印製的無職青年求業登記表上，也有出身這一項，用工單位來挑人，沒有不挑出身好的。要不，放著出身好的你不挑，單挑出身壞的，是什麽思想？所以，不被學校錄取而在街道求職的青年，曆年積澱下來的，大多是出身不好的。文中敢於公開大膽地宣稱，盛行一時的那副著名的血統論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不是真理，而是絕對的錯誤。他說，它的錯誤在於，它隻承認老子的影響，認為老子超過了一切，而實際上，社會影響也罷，家庭影響也好，都是外因，而人是能夠選擇自己前進方向的，這是因為真理總是更強大，更有感召力。唯家庭出身，強調血統，這貌似立場鮮明，貌似有階級觀點，其實，這是階級偏見。“按照他們的觀點，老子反動，兒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類永遠不能解放，共產主義就永遠不能成功，所以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當時關於階級政策，最權威的解釋是：“一我們有成分論，二不唯成分論，三重在政治表現。”甚至不少高級領導人談到出身問題時，也以這段話教導青年。遇羅克卻指出，這是不看對象，是把背叛本階級的個別分子講的話，用在這些分子的子女身上了。而成分和出身，卻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哪裏有一種沒有剝削的剝削階級呢？其次，他提出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他揭穿了當時最流行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現”這一觀點的虛偽，他說：“出身是死的，表現是活的，用死標準和活標準同時衡量一個人，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嗎……究竟一個人所受影響是好是壞，隻能從實踐中檢驗。這裏所說的實踐，就是一個人的政治表現。表現好的，影響就好；表現不好的，影響就不好。這和出身毫無牽涉。”在中國整個社會將階級鬥爭之弦繃得緊而又緊、官方媒介反複強調不同階級之間不僅談不上什麽平等和愛，甚至也絕不能存有一絲調和和溫存的時候，他卻敢於公開宣稱：人的政治權利，應該是平等的。這實在是太超前了！然而，這也正是這篇文章的真正價值所在。至今讀來，仍讓人對他思想的深刻、批判鋒芒的尖銳感佩不已；而文章中聲聲血淚的控訴，尤令人感到不平和沉重。遇羅克為自己這篇思想解放宣言而遭逮捕，並被槍決，付出了所能付出的最沉重的代價：生命，以及全家被株連。

“文革”是一個特定的混亂年代，也是思想專製最嚴酷的時期。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物質和精神都極度匱乏的中國大地上，流傳著一種故事梗概完全相同而文字長短不一的讀物，被稱之為手抄本。影響最大的有兩本，一本是描寫歸國科學家的愛情故事《歸來》，另一本則是淫穢讀物《少女之心》。《歸來》的作者是湖南長沙人張揚，他於1963年根據真實故事寫成了一本描寫知識分子曲折的事業、生活和愛情的小說初稿，小說主人公蘇冠蘭的原型就是自己的舅舅。這部感動了整整一個時代的中國人的手抄本小說，與其作者張揚的命運，緊緊地捆在一起，幾經磨難，履死地而後生。從小說的初稿《浪花》到《香山葉正紅》再到《歸來》，小說三易其名，曆經十幾稿，張揚也從一名中學生成為一位知識青年。1965年，張揚插隊到湖南省瀏陽縣的中嶽公社。在勞作之餘，在鄉村的土屋裏，張揚懷著對文學的熱情不斷修改著小說，直到1970年第一次入獄，才不得不停下來。那時，張揚因為對“文化大革命”提出懷疑，跟瀏陽一中的一個紅衛兵小將在通信裏頭說了一些黑話，什麽“要砍倒那淋漓的偶像”，“識破蒙太尼裏那個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紅衣大主教”，其實很明顯都是指向林彪及徹底否定“文革”的。後來這個紅衛兵小將被捕，抄他的家時發現了張揚的信。張揚因此被抓，作為反革命送進瀏陽的看守所。後來林彪叛國逃跑摔死了，張揚就承認通信裏惡毒攻擊的就是林彪。由於情勢所變，1972年底，張揚被釋放了，回到原來的鄉村土屋，繼續埋頭改寫小說。他竟不知情的是，這部小說初稿經他弟弟的手已在社會上流傳開來。在流傳的過程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書名，《氫彈之母》、《歸來》、《歸國》等等，其中有一本流傳到北京，是一位工人從湖南衡陽帶過去的，沒有封麵，也不知道叫什麽書名，他看完以後，就做了一個封麵，取名《第二次握手》。結果以北京為輻射點向全國擴散的時候，書名基本上都叫《第二次握手》。在當時“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風聲中，張揚在小說中對周恩來的讚頌，引起了姚文元的注意。姚文元在電話裏做了這樣的指示：我翻了一下，這是一本很壞的東西，實際上是搞修正主義，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這不是一本一般的壞書，要查一下作者是誰？是怎麽搞出來的？必要時，可請公安部門幫助查。就這樣，在大人物的關注下，1975年1月，張揚“落網”，被關進長沙某監獄，被內定為死刑。在獄中，張揚認定自己的小說是歌頌真善美的，自己是無罪的，不斷地給有關部門寫信申訴。在多次申訴未果之後，絕食是張揚獄中鬥爭的一部分，身體成了文字以外的又一件鬥爭工具，兩次絕食，最長的一次竟達十四天之久。1978年，中國結束了“文革”動亂，全麵平反冤假錯案，該案平反獲得了胡耀邦的支持。1979年1月18日，時年三十五歲的張揚終獲釋放。四年的牢獄之苦使得他的身體狀況到了崩潰的邊緣，體重不到四十公斤。可為了《第二次握手》的公開出版，張揚在北京結核病醫院的病床上支起小書桌，短短的五十多天，完成了二十五萬字的定稿。1979年7月22日，《第二次握手》終於由手抄本變成沉甸甸的鉛字，在北京王府井書店首發。這本書累計印數達四百三十萬冊，至今居新時期以來我國當代長篇小說發行量的首位。三天後，《人民日報》為小說的出版發表了題為《正義得到伸張，冤案得到平反》的文章。

遇羅克和《出身論》，張揚和《第二次握手》，其命運的遭逢際遇，令人唏噓感歎不已。時代的大起大落，帶給芸芸眾生的是大災大難、大悲大喜。時代風雲變幻這隻無形的手，又常常是那樣的強硬，使人無法抵禦它的捉弄，身不由己，命也不能由己。

任何人都不可能離開特定時代的社會大背景而自主作為。在那所謂革命的年代，同時也是封閉的年代，形成了一個獨特命運形態的群體——“老三屆”（即1966年、1967年、1968年初高中畢業生），老三屆這個命運獨特的群體，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下，他們的成長經曆大致相似，生命底色大抵相同，頭上頂的是同樣的太陽，嘴裏唱的都是同樣的歌曲，心中秉承的都是同樣的意誌，血管裏流淌的都是同樣的鮮血，可就是每個人都不知道，命運會在何時把自己遣送何方。對於老三屆人來說，不可能理解，不可能選擇，不可能超越的東西太多了。反過來，曆史又要他們用命運去承負過重的責任。這的確是一個殘酷的事實。1968年掀起的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了與共和國同齡的一代人的命運。老三屆畢業生，懷抱單純的熱情理想，落藉到中國社會最底層，曆經各種磨難，使他們不僅深入了解了中國廣大鄉村和農民的真實情況，還體會到社會人生的諸般嚴酷世相，從而形成一個獨特群體的獨特個性，以及一個獨特的共名——“知青”。知青的命運，就像一杯定額分配的苦酒，喝與不喝，都由不得自己，“上山下鄉”運動已成為不可選擇的現實。這場前後曆時10年的知青運動，共有2000萬人卷入其中，若按家庭計算，估計約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城鎮家庭受到波及。

老三屆那代人有著濃厚的“生不逢時”的味道，出生在激烈變革的1949年前後，那時他們的媽媽們可不會像今天的準媽媽們，還懂得保胎期及胎教之類；到了十來歲長身體時，遇上三年自然災害，缺吃少穿，身體發育受損；到了該上大學的歲數，又碰到“文革”和“上山下鄉”，學曆因上帝的筆誤和曆史軌跡的偏差，被定格在初中、高中，雖然後來的高考恢複以及“電大”、“自考”等，改寫了一些人的學曆，但所占比例很小；好不容易“文革”噩夢結束，又集中麵臨返城、考大學、找工作、找住房、找對象、結婚生子，然後，還要為今天已和當年自己同樣年齡的兒女考大學、找工作操心，等一切奮鬥得差不多了，也到了該下崗回家的年齡。他們那一代人的最可悲處，就在於人生的每個年齡段，都不能做那個年齡段應該做的事情。時空斷代，人生錯位。至今，幾乎每個人內心深處都留有各自在那段曆史時期的抱撼和隱痛，一些人談起，還會對當時被裹挾在社會劇烈的變動中，被強行拿走自己的未來而心有不平。如果把老三屆這個群體放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觀察，明顯感受到他們的整體命運始終伴隨中國現代政治而跌宕起伏。幾乎每次社會大動蕩，他們都成為主要載體，或者說是主要的犧牲品，凸顯出他們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所大學中的實驗班角色。如果把他們這個群體放到同時代的國際社會中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整體經曆不僅絕無僅有，而且具有不可複製性。他們是在國際社會都在向都市化發展邁進中，主導了一場反曆史前進方向的社會大遷徙。上山下鄉是這代人並不幸運的曆史，但這一難忘的經曆磨礪與奠定了他們吃苦耐勞、忍辱負重的品質，使他們成為社會人生經驗最豐富，從而精神世界也相當豐富的一代人。甚至，許多不能寫進教科書裏的人生哲理也由特殊的生活經曆教會了他們。因此，上山下鄉多少彌補了他們所受教育的不足。他們的偏執狂熱，在那些偏僻鄉村，在那些貧窮沒有什麽文化的農民中間逐漸冷卻下來。他們的人格缺陷，也是在那種嚴酷艱苦的環境中，多少得到一些糾正和改變。並不是說貧下中農比知青更先進、更文明，而是在那種特定的環境下，越是偏遠的鄉村，其遭受政治風浪的波及就越少；那裏人們的生活也越正常、越接近人生的自然常態，這是扭曲的時代才特有的扭曲的糾正方法。所以，“接受再教育”的曆程，造就了共和國曆史上這一代人的特殊性格和優良品質：即不貪婪、不讒佞，更不會因一己之私利而背叛自己坦蕩做人的初衷。然而，無論如何，老三屆這一代在中國現代曆史進程中，如果用代與代之間做比較，他們是受害最深的一代人。一位學者曾這樣分析評價：他們在了解國情、了解基層和個人意誌品質鍛煉方麵確有一定的優勢，然而為此“得”付出的諸多代價中最沉重的莫過於青春的逝去和知識結構的欠缺。此一“失”終生難以彌補。這代人中每位佼佼者身後被埋沒的同齡人的基數比任何一代都高，換句話說，這是淘汰率最高的一代，被淘汰者並非完全因為他們無能，很多是出於曆史的陰差陽錯。

回顧曆史，我們不難發現，曆史進程的改變，往往也改變著千百萬人的命運。我國1977年恢複高考的偉大決定，影響和改變了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給1966年以來的3000多萬初、高中畢業生帶來了命運的驚喜與希望。1977年8月4日，鄧小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了全國科技、教育工作座談會，會議決定恢複高考。文件規定招生對象為：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鄉知識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尚未分配工作的）、複員軍人、幹部和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20歲左右，不超過25歲，未婚。實踐經驗比較豐富，並鑽研出成績或確有專長的，年齡可以放寬到30周歲，婚否不限。1977年底，全國570多萬人報考，錄取23.7萬人，錄取率百分之四點八。1978年7月，618萬名考生參加高考，錄取了42.7萬人。據統計，全國高校77、78、79三屆共招生88萬餘人。這88萬人統統被人們稱為含有特殊意義的“新三級”。這些由老三屆變為新三級的大學生們，人生意義非同尋常，他們是絕處逢生的一批苦命兒，是人生道路上浮出水麵的幸運兒。從此，他們出人頭地，畢業後很多人官運亨通、財運亨通、學（術）運亨通，真應了“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的古話了。據張曉霞所著《中國高層智囊》（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一書披露，影響當今中國發展進程的“京城四少”（即四位中青年經濟學家），除鍾朋榮外，魏傑、樊綱、劉偉都是恢複高考製度後的第一屆大學生。魏傑生於1952年10月，是一位極普通的農家子弟。1977年，魏傑考取了西北大學管理學院（或稱經濟係），兩年後參加了研究生考試，被著名經濟學家何煉成招至麾下，1982年研究生畢業後留西北大學任教。1984年底，魏傑考取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博士生，成為著名經濟學家衛興華的門徒。1988年，魏傑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並破格晉升為經濟學副教授；1990年破格晉升為教授，調任經濟係擔任係主任；1991年被評為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2年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樊綱1954年出生於北京，上大學前是一名上山下鄉知青。恢複高考的第一年，樊綱考取河北大學經濟係；畢業後又考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攻讀經濟學碩士；碩士畢業後被公派美國國民經濟研究院及哈佛大學作訪問研究；回國後，1988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93年成為博士生導師。樊綱現擔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秘書長，《經濟研究》雜誌主編。樊綱在經濟學研究領域著作頗豐，觀點又往往有驚人之處，再加上他年齡的優勢以及他所擔任的職務的重要性，所以被視為經濟學界的一顆新星，一匹驚世駭俗的經濟學“黑馬”。劉偉生於1957年，是軍人的後代。劉偉當年填寫報考誌願時，並沒有想到會考上北京大學經濟係，甚至連經濟係到底是學什麽，都不太清楚。從中國恢複高考製度的首屆大學生，到1992年成為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1994年成為北京大學及全國最年輕的博導、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前後花了十七年的時間。短短十幾年就已獲得學術最高職稱及榮譽，達到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夢寐以求需要奮鬥終生才能實現的目標。劉偉及其一代學人，是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下誕生的專業人才，在現行體製不變的條件下，會長期受到政府的扶植和關照。鴻運當頭，命途燦爛。因為這一代經濟學家，本身就是經濟改革的成果象征，同時，也是一定發展階段的既得利益者群體。

時至今日，許多“新三級”的學子們，在登上學術或事業的一定高度後，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憶及當年，感恩高考製度恢複這個偉大的曆史機遇，慶幸自己的人生命運因此而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從而能夠領略人生的許多良辰與美景。每每回憶，這些人都會百感交集，豪情澎湃，沉浸在昨日脫離苦海的幸運和這之後成為社會名流的輝煌中。這一切，都因為一個上大學讓他們自己有了天壤之別的變化。“新三級”這個群體是輝煌的，他們填補了“文革”後的知識分子青黃不接的空白，也因為恢複高考的幸運，成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前期人才短缺的應急力量，以至於在這之後成了社會中堅力量。

在特定的曆史時代，在非正常的社會人文環境之中，芸芸眾生，不論是普通百姓，還是上層精英分子，大多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走向，掌握自己的命運狀態，甚至無權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幹什麽，不幹什麽，喜歡什麽，不喜歡什麽，想要什麽，不想要什麽。不少人對那一段被選擇的人生經曆，至今仍有一番複雜滋味在心頭。曾被打成“右派”的那批人，他們的人生經曆基本如此。“老三屆”那個群體，大多亦如此。還有哪些樹為各種典型的先進人物，以及各領域的拔尖人物，他們的身上也有很多被選擇的鮮紅印記。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全國著名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典型邢燕子，1958年初中畢業後回鄉務農，組織“燕子突擊隊”。1960年，《河北日報》、《人民日報》報道了邢燕子生產自救的事跡，全國形成規模浩大的學習邢燕子的熱潮。毛澤東主席5次、周恩來總理13次接見過她。她先後當選為共青團九大代表，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執行主席，中共九大代表，中共第十屆、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中共十三大代表。邢燕子現在的家在天津北辰區，客廳陳設簡單，牆上懸掛的放大的老照片格外惹眼。這些照片記錄了年輕的邢燕子受到毛主席、周恩來總理接見的光榮時刻。邢燕子說：“我這一生，就跟說笑話似的，一會這樣一會兒那樣，全是急轉彎。我沒想出名，卻出名了，還鬧到中央去了；我沒想當官，卻有了一大堆職務；可是等我想繼續革命工作的時候，卻突然什麽也不讓我幹了……你說是笑話不是？”邢燕子的一生都是被黨選擇的，無論經曆多大的政治風波，從來沒有違背過黨的意誌。邢燕子最早從天津回鄉，目的很簡單，就是“回老家跟爺爺作伴”。她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然成為一個全國知名人物，成為一個時代的偶像。她所在的天津市寶坻縣大鍾莊公社司家莊大隊是個窮隊，村裏勞動力少，為了解放婦女勞動力，她先是辦了個幼兒園，後來幹脆帶著女團員組成了“燕子突擊隊”。“燕子突擊隊”很快從7個人擴大到16個人，這樣一來，婦女就在這個村幹起來了。邢燕子帶著突擊隊冬天砸開三尺厚的冰窟窿結網打魚，晚上搞生活自救打葦簾子，三個月就給村裏掙了3600多元錢。那是1960年，正值農村最困難的年頭，許多回鄉知識青年與農民紛紛流入城市躲避饑荒,國家正需要樹立一個“發奮圖強，紮根農村，大辦農業”的青年典型。邢燕子的事跡被發現後，立刻在全國造成一個空前的宣傳聲勢，各大報刊、電台紛紛報道，邢燕子還被邀請到福建前線和各地學校作報告。郭沫若專門為邢燕子寫了首題為《邢燕子歌》的詩。“一出名來信的就多了，成麻袋成麻袋地裝。”這些信裏自然有不少表達愛慕之情的，其中不少還是部隊的幹部。這下驚動了當地領導。要知道，邢燕子是紮根農村的典型，萬一她要對外麵的人動了心，離開了農村，那影響可大了！“黨對我的婚事就開始重視了，特意從唐山地區調來一個副書記，專門對我加強培養。最後替我選了村裏的生產小隊長王學芝。”王學芝是村裏的困難戶，兄弟四個，家裏隻有四間房，但他1956年就入黨了，是個老黨員，思想好，政治可靠，是“黨認為最合適的人選”。可邢燕子不同意，不是嫌他家窮，而是覺得對方年齡太大了。“他歲數比我大六七歲呢”。可爺爺喜歡。爺爺認為王學芝老實厚道，將來不會出問題。“我聽黨的話，也聽爺爺的話，我就這麽著同意了”。那些年，邢燕子的名氣越來越大，職務越來越多，最多的時候從村、公社、縣、市到省，從婦聯、共青團到貧代會，大大小小16個職務，“經常半夜三更從被窩裏掏出來去開會。”後來邢燕子反映到周總理那裏，說每天開會脫離群眾，才讓她隻保留了上一職（天津市委書記）、下一職（司家莊村委書記）。丈夫一個人在家不會做飯，熬的鹹粥就著饃饃吃都鹹。孩子出生以後，他又承擔起了原本該是媽媽的任務。“我們兩人從結婚到現在從來也沒吵過一次嘴，可是也沒說過貼心話，更不像一般的夫妻那樣一起去逛個馬路什麽的，看電視也是這些日子才看到一塊兒。”兩個人都內向，不愛表達，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邢燕子頭幾十年太忙了，先是沒有機會說，後來是習慣不說了。她感歎自己這一輩子“值”，卻分明又透著些隱痛。她最受不了的是有一刊物介紹她是“文革幹部”，她說自己是1960年出來的，和“文化大革命”沒有什麽關係。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她受到巨大的衝擊。在一個悶熱的小屋裏被關了一個月，接受清查，要她說明和“四人幫”的牽連。讓她做檢討的時候，她拒絕了：“要從‘文化大革命’說起我說不著，因為我既不是造反派也不是保皇派，批劉少奇那也是統一安排，我有什麽可檢討的呢？我是共產黨員，是老老實實帶著群眾勞動的，沒有停過一天生產去造反鬧事，天天在地裏拉沙、治堿、弄莊稼、搞綠化，幹活吃苦有什麽錯？”那些日子裏，邢燕子被貼了無數的大字報，她傷心得吃不下飯，關在屋子裏哭。而這些委屈她沒有和任何人談起過，直到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長胡耀邦說了一句話：“邢燕子是黨培養起來的，不是‘四人幫’培養的。”她的問題才算清楚了。1981年，四十多歲的她突然被調到一個知青農場。那是一個生活條件比她的村莊更差的地方，雜草叢生，蚊子成群，雖然擔任天津市委書記的職務，她仍然要去拾柴打井挑水，去養豬場幹活。1983年，她被解除了天津市市委書記的職務，1987年又被解除了天津市政協副主席的職務，1989年黨的十三大召開，新的中央委員與候補中央委員名單裏也沒有她的名字。此時邢燕子已經明白，自己的曆史使命從此結束了。邢燕子真正退休是在2001年，退休前的崗位是北辰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一切聽黨的，黨需要當就當，黨不需要當就不當。”

    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背景，人們有著不同的命運狀況。處在同一時代，同一社會背景之中，他們的命運底色大致相似，但他們的命運境遇及狀態，則各有不同，甚至也有天上地下之差。這裏有個能否“識時務”的問題。所謂“識時務”，就是了解形勢動態，順從時代洪流，適應變革或正在變革的社會環境。“識時務者為俊傑”，自古以來備愛追捧與推崇，成為能否建功立業開創人生命運新天地的頭等才智。事實上，命運格局恢宏，命途通達順暢的人，十有八九都是“識時務”的高手；那些命途多舛，命運格局糟糕的人，在變化了的時代和社會環境麵前，往往表現得麻木不仁，甚至是與之相對抗。以1977年恢複高考為例，作一簡單剖析。據統計，當時全國有3000多萬符合報考條件的初、高中畢業生，參加報考的570多萬人，報名參考的人數還不到符合報考條件人數的五分之一。盡管這些沒有報名參考的人，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最根本最重要的一條原因，就是沒有認識到高考是改變人生命運的重大機遇，難能可貴的機遇！假如那些沒有報名參考的人都報名參考，假如參考之後又有人考上了，那麽這些人的人生際遇與未參考而擁有的實際命運狀態，肯定迥然不同。在“時務”麵前，“識”與“不識”，給人帶來的是命運的兩極現象。譬如說，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50多萬名知識分子，雖然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他們的前期經曆也大致相同，但他們的後期經曆，以及平反改正之後的經曆，則各有不同，甚至天上地下：有的人受不了這種冤屈，憤然自殺身亡；有的人始終不低頭，不認輸，愈遭打壓愈反叛，最終身心兩殘；有的人（即大部分）默默忍受，圖存求變；還有的人不與暫時出現的惡劣環境爭峰，堅守心中的信念與理想，盡可能地暗中準備和創造條件，以求來日大展身手……王蒙、叢維熙、劉紹崇、張賢亮等一批“右派”作家在摘帽平反之後，其創作激情如岩熔噴濺，其優秀文學作品如雨後春筍，為我國文學藝術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與此同時，他們的人生價值也得到最大的彰顯，他們的人生命運也驟然升騰。王蒙還以作家身份從政，擔任國家文化部部長職務。如此種種，難道不能給我們以寶貴的啟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