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人類對命運的關注由來已久。自從人類有自我意識，能夠將自身與環境、主體與客體分別開來的時候起，就有了得與失的感受，這種得失的感受則是吉凶觀念賴以產生的現實基礎和心理源頭，正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也”。然而，由於人們對自身與環境的認知所限，由於時代與社會的局限，由於命運本身所具有的神秘色彩，也由於不同群體、不同階層各自有著不同的利益渴求，不同的生存理念和人生價值觀，因此人們對命運的認知不盡相同，公說公有理，婆說理更長，呈現於世的各種命運觀無疑是五花八門。將其歸納概括起來，對人們的思想產生較大影響的有四種，即天命論、宿命論、人力論與不可知論。
天命論。古人認為“天”能致命於人。人一出生便有了命運，上天就注定了其一生的生死壽夭、富貴貧賤和吉凶榮辱。所謂命運，就是天命，一切皆由天定，人力不可為，為也是白搭。早在殷周時期，“受命於天”就被鐫刻在鍾鼎上乃至先民的心中。春秋時期，孔子有“五十而知天命”的感歎，認為命運是一種自然之天所形成人力無法抗爭的異己力量和必然趨勢，宣揚“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漢代以後，儒家學說風行天下，儒學集大成者董仲舒極力提倡“畏天命”。他認為，天有意誌和道德，天是人的原形，人是天的副本，即所謂“人副天數”，天創造了人，天決定著人世間的吉凶禍福。從此，天命論更加深入人心。天命論是唯心主義的命運觀。天命論是封建統治階級用來奴役百姓，企圖永久維護其封建統治的思想工具。“一切皆是命，半點不由人。”麵對殘酷的壓迫和剝削，身受屈辱與痛苦，遭受打擊與傷害，你必須默默承受與忍耐，不許也不必不滿、憤怒與抗爭。因為這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是不可改變的，反抗也無濟於事。你隻能逆來順受，俯首貼耳。這種命運觀無疑嚴重束縛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使人們成為被動接受命運，聽從命運安排的奴隸，從而變成一種助長和滋生愚昧與落後的工具，嚴重地阻礙著社會的文明與進步。
宿命論。“宿”，代表夜晚，在這裏含有過去之意。佛門稱人的前生即過去之世為宿世，稱人的前生所作之善惡為宿業。宿命論認為，人的命運是由天上的神靈決定與安排的，人隻能被動地接受命運的安排與驅使，而沒有絲毫的主動性。宿命論是一種封建迷信的命運觀。這種宿命思想主要來源於佛教教義。佛教講輪回轉世，說人有前世、今生與來世。杭州西湖“三天竺”之一的法鏡寺後，廢棄的茶園中，有一貌奇磊落的巨石，上刻“三生石”三個紅色的篆字。字如碗口般大小，刻在石頭內側，很不顯眼。石頭較光滑的一麵，鐫刻著《唐圓澤和尚三生石跡》碑文。碑文內容采自蘇東坡《僧圓澤傳》。說的是唐朝東部洛陽，有一座惠林寺，以前是光祿卿李橙的府宅。安史之亂中，李橙以身殉國，其子李源因此體悟到人生無常，發誓不做官、不娶妻、不吃肉食，捐家宅改建惠林寺，並住在寺裏修行。寺中僧圓澤，通曉音樂。李源和他互為知己，常常促膝談心，一談就是一整天，沒有人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麽。有一年，兩人相約去四川青城峨嵋遊玩。李源想從荊州方向坐船一路遊玩過去，圓澤認為從長安斜穀路上過去更加快捷。李源不肯，說：“我已斷絕世事，怎麽可以再從京師去呢？”圓澤沉默良久，說“人生真是由不得自己啊！”兩人選定走水路。當船到南浦時，圓澤看到有個婦人背著瓦罐在河邊取水，就落了淚，他對李源說：“我不想走水路，就是因為她”。李源驚問緣故。圓澤說：“這個婦人姓王，我應該投胎做她的兒子。她已經懷孕三年了，因為我沒來，所以一直沒有生產。今天我既然見到了她，就沒有辦法再逃天命了，請你幫助我盡快去投胎吧。三天後，給嬰兒洗澡，你來看那嬰兒，他對你笑，你就知道是我了。十三年後，中秋月夜，我會在杭州天竺寺外和你再相見。”這天晚上，圓澤果然圓寂了，那婦人產下一名男嬰。三天以後，李源去那婦人家，嬰兒見了李源果然笑了。李源把事情的經過告訴那婦人，王氏一家大為驚奇，便出資把圓澤葬在山下。李源再也沒有心思去遊玩，就回到惠林寺。他向圓澤的徒弟說起這件事時，徒弟說：
“師父走之前，已經有過囑咐了。”十三年後，李源從洛陽到杭州西湖天竺寺，去赴圓澤的約會。在天竺寺外葛洪川畔，他看到有牧童騎牛走過。牧童一邊敲著牛角，一邊唱：“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易性長存。”李源聽了，知道是舊人，忍不住問：“澤公，還好嗎？”牧童笑著回答：“李公真守信約，可惜我的俗緣未了，不能和你再親近，我們隻有努力修行不墮落，將來還會有見麵的日子。”這個故事，到底是不是真實的，如今已不可考。李源、圓澤早成古人，而見證著他們當年隔世相會的三生石猶在。但不論它真實與否，通過它，可以體味佛家所講的“輪回”與“轉世”。
佛教大力宣揚與推崇因果報應，認為“諸法皆由因緣起”，眾生均有三世因果。今生命運之好壞，乃前世諸行所為之結果；而今生今世的所作所為，又將決定你下輩子的命運。倘若你這一輩子命運多舛，總在社會底層掙紮，受苦受難時日居多，或是一不留神便招來天災人禍，陷入了人生之絕境，你既不必怨天，也不必怨人，這是因為你前世作惡太多，業障深重，所以今生要用吃苦受難來償還。如果你的鄰居，你的朋友，你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其命運順溜，子孫發達，日進鬥金，福壽綿綿，你不得眼紅，不可嫉妒。即使眼紅嫉妒也奈何不得，因為這是他們前世積德行善、廣種福田所致。“頭上三尺有神明。”神在掌管著天下大眾的諸般善惡，並據其善惡構命造運，安排榮辱貴賤與吉凶禍福。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因果循環，惡有惡報，善有善報。人們若想改命換運，唯有積德行善，舍此別無他途。
人力論。人力論實質上是與天命論相對抗的一種命運觀，其哲學基礎是自然論。它一切從自然的角度詮解世界和人生，堅持無神論，更不信天命，認為所謂天道是不體現任何意誌的自然現象。人力論認為，人生的一切吉凶禍福，皆由人力自為，人隻要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就可以扼住命運的咽喉，自由地創造幸福和歡樂。人定勝天的思想理論，萌芽於殷商時期，成型於戰國末年，主要代表是戰國末期的趙國人荀況，即荀子。這種思想理論在封建王朝統治的數千年裏，一直遭受嚴重的打壓，始終處於下風，呐喊之聲時高時低，若隱若現。隨著封建統治製度的推翻，社會政治製度的更新與進步，人定勝天的思想理論攀上了一座又一座高峰，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後的一段特定時間內，這種思想理論登峰造極，達到無以複加的境地。“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隻有想不到，沒有辦不到”。“我就是玉帝，我就是龍王”。興奮過度的自我膨脹，導致了盲目狂熱的自我崇拜，“一句頂一萬句”，“兩個凡是”等等。無神論異化出“以人為神”。如此無限地誇張人力，肆意地濫用人力，不可避免地違背和破壞了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許多荒誕悲劇因此而產生，代價是沉重的。
不可知論。不可知論的哲學基礎是懷疑論，既不肯相信天命，也不相信鬼神，更不認可人力論。同時，它又不能完全地給予否定。在他們的眼中，世間萬物萬事都是不可認知的，既不能說出真理，也不能說出謬誤。人有這樣的父母和家庭，人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和國家，異性相遇相愛乃至結婚，人是否健康而無疾病等等，所有的人生事件都是偶然的。人生譬如一棵樹上的花朵，從同一根樹枝發出來，都有一個花蒂。這些花被風一刮，紛紛落下，有的通過窗簾，掉在褥墊上，有的通過籬笆，落到糞廁邊。掉在褥墊上的，就像王子；落在糞廁邊的，就像賤民。人生命運就像“隨風而墮”的花朵，飄到何方，落在哪裏，純屬偶然。正因如此，人生命運究為何物，根本就說不清，現在說不清，將來永遠也說不清。人的存在，沒有理由，沒有原因，沒有必然性。“在”的定義本身向我們揭示了它的原始的偶然性。所以，人生活在偶然性的世界樊籠中，偶然性把握和支配著人生的命運。命運
既然不可知，把握命運無疑是一句空話、廢話。人在現實生活中，對諸事物應放棄認識，放棄判斷，這樣才能保持心靈的恬靜，活得自在。
無論是天命論、宿命論，還是人力論和不可知論，它們在人類幾千年的曆史長河中，相互爭鬥，各逞其能，分別體現著各自不同的生存理念和人生價值觀。其中，有的輝映著唯物主義光彩，有的彌漫著唯心主義的玄機，分別以不同的魅力激蕩著現實世界，對人類的思想言行構成了極大的影響。它們各有千秋，互有短長，融真知灼見與謬誤乖舛於一體。首先，我們講天命論。天命論的謬誤主要是否定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承認人生命運有可認知可掌握的部分。天命論主張宣揚人的命運是上天注定的，人一生下來便有了自己不可更改的命運，這種觀點整體上是荒謬的，但就其某個局部內容來看，又不能否認它的正確性。譬如說，我為什麽是我而不是你？我為什麽出生在這樣的家庭，而不能落戶在另外好一點的家庭？我為什麽生長在亂世，而不能生活在和平年代？還有性別、血型、地域等種種問題，都是與生俱來的，不可選擇，不可更改。將這些客觀現象用天注定來解釋，可以說得過去，應該不會有大錯。其次，我們來看宿命論。宿命論的謬誤與天命論的謬誤大致相同，認定人生命運與生俱來，早就注定好了。不同的是，掌管主宰人生命運的不是天而是神靈。宿命論雖然籠罩著濃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也有不少觀點主張閃爍著理性的光輝。它告誡人們不要沉溺於命運的傷感之中，因為過去的宿業已然如此，縱然再懊惱，也無法追回。它不光是希望人們樂天知命，更希望人們洗心革麵，它勸導人們注重現在和未來的命運，通過多行慈悲，多培福德，多修懺悔，從而使今生或後世的命運得到改善與轉變。宿命論認可人生命運是可以改變的，這無疑有著十分積極的社會意義。但它又把命運的改變僅僅歸結於“積德行善”之一途，則又顯得相當偏狹！宿命論講因果報應，勸人拒惡行善，這對於減少罪惡，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與和諧的人際關係，所產生的積極作用是毋容置疑的。此外，人生命運的發端、走勢、結局，無一不是亦因亦果。人生命運就是一條因果鏈，其一言一行、一得一失，既是因也是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彰顯人間正義，閃耀著人性的光輝。第三，我們來說人力論。人力論高舉思想解放的大旗，十分推崇和張揚人的主觀能動性，突出人類在認識命運、改造命運和認識世界、改造世界實踐中所具有的偉大力量，這對於人類的自身解放，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的發展與繁榮，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遺撼的是，真理向前跨進一步便成了謬誤。自然界有其固有的規律和法則，人類社會也有其內在的運行規律。人類隻能遵從與適應，不能超越，更不可違背。然而，在人力論狂熱的年代裏，置客觀規律於不顧，盲目蠻幹亂鬥的事情時有發生，人際關係一度空前緊張，社會生產力與社會文明進程一度遭到嚴重破壞。最後，我們說一說不可知論。雖然不可知論整體上是否定命運的可認知性，容易將人們導入自然主義的泥潭，任由命運擺布。但它又實實在在地提出了偶然性對命運的影響作用，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貢獻。縱觀曆史，不少英雄人物因偶然事件導致命運逆轉，事業功敗垂成，甚至有的朝代、有的地區和民族，由於偶然事件的降臨，從而改變了曆史進程或發展方向。
從上述簡要的分析與評價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命運觀首先是對命運的認知存在偏差，不僅不能給出一個正確、科學、全麵的描述，反而迭見雜出，視聽混淆，更增添了命運本來麵目的難辨與迷離。其次，由於認知上的偏差，毫無疑問，人們對待命運的態度與行為，也勢必存在偏差。為何時至今日，人們仍不能正確全麵科學地認識命運、掌握命運，其緣由顯而易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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