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初中的時候文革還沒結束（1973-1975），那時有的學校是三年初中，兩年高中，我所在的學校就是三年初中。那時要學工，學農，學軍，接受所有人的再教育。記得學農的時候是夏天， 我們班被分配到北京郊區的溫泉公社冷泉大隊，學校在海澱區，是走著去學農的，當然不能用任何交通工具帶步。
第一天到了那兒已經是下午了，好像是 溫泉公社的書記，要不就是冷泉大隊的隊長（記不清了）先給我們講話，也就是上政治課，把村裏的階級鬥爭曆史和現狀介紹了一遍，當然把村裏的 “地，富，反，壞，右”以及各類不法分子一一數落了一遍，讓我們要分清“敵，我，友”，不要被階級敵人老實的外表所蒙蔽，一定要跟階級敵人劃清界限等等， 總之是要好好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第二天就開始下地幹活兒了, 記得開始是上山開地，上山沒什麽樹，盡是石頭，要用鎬來刨，大家都為了爭取好的表現拚命幹活，因為天氣很熱, 記得臉上的汗都連成了河往下流，我那時算比較瘦小的，可收工後晚飯能吃至少四個二兩的饅頭，還覺著沒飽，幸好學農時糧食沒定量，想吃多少都行。
晚上全班女生都睡在一間大房子的通鋪上（大概有不到二十人，記不太清了），因為是夏天，屋子裏蒼蠅蚊子很多，我從家裏帶了一瓶從國營商店買的避蚊油 （類似圖上的那種），到了晚上跟大家說都抹上點兒，可以減少蚊子的叮咬，好像是沒人抹或隻有少數幾個人抹了，不過我也沒多想，隻是覺得避蚊油是從商店買的，應該是無產階也可以用的，不然商店也不會賣。
開完地以後是幹各種不一樣的農活，插水稻，割麥子等等，總之我自認表現還不錯。學農大概持續了一個月，然後是總結評比，當然要評出積極分子。記得在評比的時候有同學提了我的名字，說我這次學農進步很大（因為我是家裏的獨生女，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家裏的經濟條件好一些，沒穿過帶補丁的衣服，我一直是被劃分在應該克服嬌生慣養，要學會艱苦樸素的行列），應當被評為積極分子；這時有一位同學說：“我不同意，因為她資產階級思想嚴重， 自私自利，隻顧自己不顧別人， 為了不讓蚊子咬自己抹避蚊油，那不就是讓蚊子咬別的同學嗎？！”於是避蚊油成了一件很嚴重的政治事件對於我是否能被評為積極分子。記得在爭論時，我們當時的班長說：“我覺得她的表現不錯，避蚊油的事不是她的錯，她讓大家抹了，你不願意抹那是你的事兒，不能怪她。”雖然班長也沒抹我的避蚊油。
在那個年代，結果誰都會想到，就是我當然不會被評為積極分子， 而且要克服資產階級思想的評語永遠地留在了每一個學期的報告上直到畢業。
文革時的很多事，讓我認識到人性的善良，醜惡與否不是在和平，安定，繁榮的環境中能完全體現的，要看在險惡的政治環境和惡劣的經濟條件下的表露。都是在同樣的環境和條件下，為什麽有的人就可以對那些教授，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下狠手，至他們於死地？這不是一句當時我們年輕，受了蒙蔽可以解釋的，這是人性的體現。至於人性是怎麽形成的，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說清楚的，但一定和家庭的教育和家長的言傳身教有關。那個不同意我被評為積極分子的同學的父親那時是北京某名牌大學的政治老師，多年後同學聚會聽說那個同學當上了某精神病醫院的副院長 （可能現在是院長了或者是更高的官了），還有其他各種榮譽頭銜什麽的，到處去講課，開會什麽的，其實這是誰都會想到的結果。
幾年前跟那個替我說了幾句公道話的班長在美國聯係上了，當我提起這件事時，她說記不得了；但是同學微信聊天兒的時候，她問另外一個同學是否還記得那個同學無償的給她糧票的事兒（那時糧票都是限量的），另外那個同學也說記不得了。我們往往會永遠記住在困難時幫過我們的人 （當然也不會忘記害過我們的人），而那些不出於任何目幫過別人的人卻往往不記得他們所做的善事。
文革是全民族所痛恨的，很多事情都不堪回首，但凡事都有兩麵，在文革中我們可以看清人性，看清善良與醜惡，看清什麽人可以做朋友，什麽人應該遠離。不要讓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的事再發生在我們的下一代身上一直都是我選擇來美國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