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記憶變遷：從“反美帝”到“國恥日”
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政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共產黨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麵對社會進行了全麵改造。作為曆史遺產的南京大屠殺，其基本史實被繼承。與此同時，在新的社會框架內，隨著政治熱點的不斷轉換，被重新加以整合與詮釋，賦予了新的內涵。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受害者名單牆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為動員民眾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全國上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宣傳教育運動。開展曆史教育，激發民眾的民族情感，是宣傳教育運動的重要環節。在建國初期的中國民眾心目中，近百年來的中國曆史就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血史”，而日本的侵略又在中國民眾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的傷痕。相對來說，當時不少人存在”對日本恨，對美帝不恨”的思想。這種情況在南京尤其如此，南京市第七區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報告中寫道：”16、17兩日分別在浦口及南門區開了兩浦工商界控訴大會，計到群眾1187人，參加控訴者20人，材料多係受日寇迫害事實，故對日仇恨，而對美帝很模糊”。
為廣泛地發動群眾，克服”畏美”、”崇美”、”親美”的思想，培養”仇美”、”鄙美”的心態，政府有意識地把民眾對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引向對美國的仇恨。1951年2月，南京市以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為中心，開展了規模浩大的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控訴活動。2月11日，6萬餘工人舉行了”紀念’二七’反對美的武裝日本”的示威遊行。3月8日，12萬婦女走上街頭，舉行反對美國武裝日本的示威遊行，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是遊行示威活動的主要內容。與此同時，在各街巷裏弄召開了數以萬計的回憶控訴會、紀念會，據統計，全市有80%以上的人民受到了愛國教育。
南京市還廣泛征集有關日軍暴行的資料、照片等史料，舉辦展覽會。江蘇省委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從1951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連續刊發有關活動的報道，開辟了專欄《舊恨新仇》，連續發表了李秀英等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血淚控訴。2月19日，南京抗美援朝分會舉行各區、各界聯席會議，決議定期集會，追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2月28日，南京市第一區舉行紀念大會，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3月11日，南京市各界代表3000餘人在南京市人民大會堂舉行集會，紀念30萬同胞慘遭日寇屠殺、反對美國重新武裝日本大會。這是新中國最早的紀念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集會。
《人民日報》對南京的遊行示威及控訴活動，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1951年2月14日，該報以《不共戴天之仇》為題，刊登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遺屬、北京汽車公司職工劉康麟的慘痛回憶。4月8日，該報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中寫道：”人們怎麽能夠設想可以叫南京的人民忘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達一月之久的三十萬人的大屠殺？”
宣傳活動大多沿著這樣的路徑：從控訴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暴行開始，聯係控訴美帝及反革命分子的罪惡，引導民眾逐步認識到”美、蔣、日、特務是一家”。在這樣的宣傳思路指導下。西方人士組織的難民區被描繪成日美”忠誠合作的產物”，是”受難的難民區”，在難民區內，”美國鬼子點名，日本鬼子執行”。曾經不顧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責為大屠殺的參與者和凶手，”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參與了當時南京的大屠殺。他一麵在金大向同學們傳布親日思想，一麵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義下，把大批的中國難民移交給日寇，讓日寇集體屠殺了”。
雖然新聞媒體將南京大屠殺定位在”集中表現了帝國主義強盜野蠻獸性的南京大屠殺，集中表現了英勇不屈的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所遭受的巨大災難的南京大屠殺”，將大屠殺遇難者定位在”在南京大屠殺中被害的愛國人民”，並且，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也曾提議將紀念性的活動長久持續下去，南京逸仙橋地區的居民還自發捐款募集了15萬元資金，準備為30萬遇難同胞立碑。但是，作為一場由政府所倡導的、群眾性的大屠殺控訴運動，在開始後不久就很快平靜下來了。其原因在於控訴日本暴行的目的是引導民眾仇恨美國，而”有些宣傳內容隻強調了日寇過去的罪惡，對今天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卻宣傳不夠”。其次，從政治的角度來看，抗美援朝政治宣傳的主題是”發揚民族自尊心和人民革命戰爭的偉大傳統，樹立打敗帝國主義的信心”，而且，建國初期百廢待興，需要更多地營造樂觀向上的氛圍，引導民眾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中去。從1951年3月，南京市在宣傳活動中，更側重於挖掘大屠殺期間南京軍民反抗的典型個案。以《新華日報》為例，1951年3月1日和2日，分別以《一個不屈的姑娘》和《切瓜刀砍死鬼子》為題，介紹了南京婦女反抗日軍強奸的事跡；3月3日，介紹了拒絕為日軍開車運送子彈、與日軍搏鬥最後遭到槍殺的汽車司機梁誌成的感人故事；3月8日，以《英勇不屈的母親》為題，刊登了幸存者李秀英和她6個孩子的照片。3月下旬以後，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揭露和宣傳力度逐漸減弱。
憶苦思甜大會（資料圖）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全國上下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期間還興起了編寫”新四史（家史、廠史、社史、村史）”的活動。階級教育是運動的核心內容，憶苦思甜、訪貧問苦、進行今昔對比是階級教育中的常用方式。南京大屠殺也成為階級教育的素材之一。上海的一位中學老師在介紹階級教育的教學經驗時說：”每當講到關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教材，我都突出講述血跡斑斑的曆史事實，引導學生去認識’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第一個和最凶惡的敵人’。講到抗日戰爭時期的曆史，我就著重指出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的野心，列舉出日本侵略軍在南京城內進行滅絕人性的燒殺淫掠等慘絕人寰的罪惡事實，以加深學生對帝國主義的認識和仇恨”。
不少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遇難者遺屬曾在廠礦企業、學校的憶苦思甜大會上講述過自己及家庭的慘痛遭遇。很多學校，還讓學生回去請爸爸談童年、媽媽講過去，”不少學生的爸爸媽媽都是舊社會的受苦人。父母和子女一道，不拘形式，絮絮而談。因為是親身經曆，聽的人又是自己的子女，一些細微的地方都能談出來，給子女感受至深”。雖然作為政治運動，階級教育的核心是突出新社會的”甜”和和舊社會的”苦”，然而，正是在這種耳濡目染的社會教育中，南京大屠殺的記憶得以延續。
在東西方冷戰的國際背景下，在階級鬥爭作為主旋律的政治格局下，民眾的南京大屠殺記憶受到了扭曲。同時，它還受到來自政府層麵的對日方針的製約。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積極開展對日工作，大力開展民間外交，提出了”把日本軍國主義與廣大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爭取日本人民，發展兩國人民友好關係，推進中日關係發展”的原則方針和政策構想。1954年12月1日，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指出：”現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占領國了，處於困難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壓迫”，因此，”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也不那麽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態度”。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由於中日關係的根本性變化，中國終止了戰後以來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批判，中國媒體中批判日本的言論大大減少。
在此情境下，根本不可能對南京大屠殺進行深入、廣泛、係統的揭露和批判。1975年，日中友好舊軍人協會訪問南京時，接待人員總是回避談及日本軍隊的侵略行為，不得已時才敷衍幾句，最後總要補充道：”事情已經過去，這不是日本人民的罪過，責任在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頭子”。
但是，對於親曆過日本軍國主義塗炭的普通民眾而言，日本軍國主義並不是一種抽象的概念，而是親人被殺、家園被燒毀、妻離子散、顛沛流離的切膚之痛。幸存者薑根福原姓徐，大屠殺期間，他的母親被日本兵槍殺，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親被抓走，他後來被薑姓人家收養。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薑根福作為南京市工農講師團的一員，經常到學校、機關演講。對於中日友好，薑根福一開始並不認同。又一次，領導讓他給來訪的日本人作報告，他不肯。黨委書記找他談心，他依然不肯去，薑根福說：”我見到日本人就氣。我恨他們”。黨委書記最後以”共產黨人要聽黨的話”要求他，他這才放下個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南京一位婦女在廣播裏聽到日本總理大臣到中國訪問的消息時，立刻昏倒在地，她的丈夫在南京大屠殺期間被日本兵殺害。幸存者和遇難者的家屬、後代從未忘記這段慘案，正是他們的口耳相傳和訴說，使得這段曆史記憶不斷延續下去。
對於日本民眾而言，在東京審判以前，由於日本當局的新聞統製政策，大多數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的專案審理，使日本民眾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其後，南京大屠殺的相關記述作為戰史回憶或中國訪問記的一部分，開始在出版物中出現。同時，作為日本侵略中國暴行的典型事例，南京大屠殺也開始進入學者的研究視野。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於1967年出版了專著《近代戰史之謎》，其中近一半篇幅是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論述，其後，他又出版了《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殺（決定本）》等一係列著作。1971年，日本著名記者本多勝一來到中國，訪問了南京、平頂山等當年遭受日軍暴行的重災區。本多是戰後第一個對中國受害者調查采訪的日本人，回國後撰寫了長篇報道《中國之旅》，在《朝日新聞》連載。文章客觀、真實地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犯下的罪行，給日本國民以很大的震動和衝擊。不久《中國之旅》集結出版，並多次再版，從而使南京大屠殺引起了日本民眾的廣泛關注。
同時，隨著日本經濟迅速恢複和發展，美化侵略戰爭的思潮開始蔓延。20世紀60年代，林房雄推出了《大東亞戰爭肯定論》，全麵為日本侵略戰爭翻案。1972年，鈴木明、山本七平等人在《諸君》雜誌上發表了係列文章，攻擊洞富雄和本多勝一等人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章。鈴木明在《諸君》雜誌上發表了係列文章《”南京大屠殺”的無稽之談》，獲得了”大宅壯一報告文學獎”，1973年又出版了單行本，並多次再版被南京大屠殺否定論者奉為圭臬。70年代中期，日本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爭論日趨激烈，引起了人們對這一事件的更多關注。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築上布置的“國家公祭”主題標語牌。
當時，中國還處於不正常時期，中日兩國雖然恢複了邦交，但在各個方麵仍處於不能自由交流的蔽塞狀態。對於日本國內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論戰，普通的中國國民還無法了解。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有關的論戰信息被介紹進來，學術界也對此作出了反應。1979年，國內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高興祖在《南京大學史學論叢》第2輯上，發表了《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斥鈴木所謂”南京大屠殺等於虛幻”的謬論》。同年，南京大學曆史係於1962年編著的《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被重新修訂後內部出版，書名改為《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該書以”駁斥’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謬論”為題，對鈴木明的論點、論據逐一進行了批駁。
1982年6月，日本發生了教科書事件。一套對日本侵略史實有多處篡改的中學教科書，通過了日本文部省的審定。書中將日軍”侵略華北”寫成了”進入華北”，將南京大屠殺的原因歸結為”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還對日本侵略朝鮮和東南亞的史實進行了篡改。
教科書事件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重視。中國政府認為，這種錯誤的曆史觀會使”日本人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忘掉日本侵略中國和其他亞洲太平洋地區國家的曆史，把他們再次引上軍國主義老路”。在鄧小平的親自指導下，開展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在通過外交渠道與日本政府交涉的同時，在輿論宣傳中發表了大量批駁日本篡改侵華曆史問題及其觀點的文章。
其間，南京大屠殺再次成為輿論宣傳的中心。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編製了紀錄片《南京大屠殺》，在全國放映。在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與南京博物院聯合舉辦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罪證史料展覽》，有關部門舉辦了多場座談會，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紛紛控訴日軍暴行。
受教科書事件的刺激，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日本侵華罪證的收集工作。1982年10月，中國文化部印發了《關於做好保護日本侵華罪行遺址工作的通知》，通知中說：”小平同誌講過，岸信介要搞滿洲建國之碑，我們一定要批評，二是他們要搞滿洲建國之碑，我們就到處搞日本侵略之碑。這對教育人民、教育青少年和子孫後代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要組織有關單位，收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其間屠殺中國人民的罪證，作為文物保護起來，對群眾進行教育”。同年年底，南京市開始了建國以後的首次文物普查，日軍當年進行集體屠殺遺址和遇難同胞叢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點，位於江東門的”萬人坑”遺址被作為文物保護起來。
由於中國政府長期的思想教育，”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日本人民也反對侵略戰爭”、”將日本人民與日本軍國主義者分開”等意識已經深入人心，”和平友好”的日本形象已經部分地改變了人民原先對日本的惡感。而教科書事件的發生，使人們不得不麵對”不肯認罪的日本”這一嚴峻的現實。巨大的反差形成了強烈的刺激，各行各業的人紛紛向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寫信上訪，呼籲政府”為曆史也為未來，為南京人民、中國人民，也為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就南京大屠殺事件建館、立碑、編史，以紀念死者，教育後人，”把這血寫的不容篡改的曆史，永遠銘刻在南京的土地上”。民間呼籲，對於政府的決策產生了強大的推動作用。
通過教科書事件，中國政府意識到對青少年進行重溫曆史、加強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與緊迫性。鄧小平後來對來訪的朝鮮勞動黨總書記金日成說：好多年來，我們為了講友好，沒有重溫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侵略中國的曆史。最近日本修改教科書篡改曆史，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溫曆史、教育人民的機會。這件事不僅教育了中國人民，也教育了日本人民，其實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們的那些娃娃，那些年輕人需要這一課。他們不大懂曆史，有些曆史已被忘記了。特別是現在我們實行對外開放政策，鼓勵外國投資，講友好，就容易忽視這一麵。
正是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下，愛國主義教育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國恥教育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與此同時，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也使得抗日戰爭史上一些長期束縛人們思想的禁區被打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新被提起，國民黨的抗戰功績逐步被肯定，外國友人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受到了積極的評價，這些都為南京大屠殺的宣傳和研究提供了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建立被提上了議事日程。1983年底，南京市成立了相關的領導機構，市長張耀華親自掛帥，積極推進。1985年8月15日，由鄧小平親筆題寫館名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建成開放。在日軍當年集體屠殺和遇難同胞叢葬地遺址上，陸續建立了十幾處紀念碑。作為社會記憶的設施，紀念館和紀念碑將南京大屠殺的記憶予以保存、展示和傳承，人們在這裏悼念和憑吊遇難者，寄托哀思。
建館之初，紀念館更多的被定位為對內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陣地，有關部門曾經提出”不主動邀請或安排外國人參觀”。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開展和平教育”、”對外和平交流”所占比重越來越大。以紀念館的建立為契機，南京大屠殺的史料收集與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動下，首次組織、大規模地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與見證人進行了普查，在短短數月內，共查出幸存者、目擊者、受害者1756人。其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照片集》、《日軍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等大屠殺資料和專著相繼出版。
向遇難者獻祭
記憶是對過去的重構，它總要受到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製約和影響。南京大屠殺的記憶是值得研究的社會文化現象。戰時，它作為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象征，戰後審判進一步強化了民眾的這一印象。新中國成立後，其象征地位繼續延續，但又與”反對美帝國主義”、”揭露國民黨腐朽統治”和”中日友好”等現實政治相連接。20世紀80年代以後，南京大屠殺與現實政治的糾葛並沒有減弱。由於日本社會不斷有人否定侵略曆史，曆史認識問題成為中日關係障礙之一，南京大屠殺在其間居於重要地位，成為中國民眾對日本侵華曆史認識的一個象征。毫無疑問，南京大屠殺越來越為國際社會所了解和關注，其內涵也大大豐富。但是，如何借鑒以往的經驗，克服概念化、空洞化和抽象化的傾向，仍然是我們麵臨的重要任務。要還原真實的大屠殺曆史，不但需要學者的努力，而且需要廣大民眾的有力配合，這其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本文轉載於《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作者：劉燕軍，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工作人員；原題為：《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受篇幅所限，有所刪節並略去文獻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