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總與現實勾連，作為日本軍國主義暴行象征的南京大屠殺，亦不例外。南京大屠殺長期以來與“反對美帝國主義”、“揭露國民黨腐朽統治”和“中日友好”等現實政治糾葛不斷。在糾葛過程中，南京大屠殺被誤用甚至扭曲變形。
究竟對南京大屠殺的扭曲是如何進行的？出於何種目的？本文將對此作大致梳理。
◆南京大屠殺被政治扭曲
對日仇恨被引向對美仇恨，西方友人被錯批成凶手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美國在遠東采取遏製共產主義的戰略，我國為了政權穩定，開展聲勢浩大的反美政治運動，這種東西對立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更為劇烈。為配合反美政治運動，我國有意識地培養民眾“仇美”心態。當時人民對“美帝”的仇恨相當模糊，對於日本的卻仇恨刻骨銘心。這種情況在南京尤其如此，南京市第七區在1951年1月20日的工作報告中寫道：“16、17兩日分別在浦口及南門區開了兩浦工商界控訴大會，計到群眾1187人，參加控訴者20人，材料多係受日寇迫害事實，故對日仇恨，而對美帝很模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有意識地把民眾對日本的民族仇恨引向對美國的仇恨。
1951年初，我國以美國對日單獨媾和、簽訂片麵的《舊金山和約》以及重新武裝日本為切入點，開展了全國範圍的抗議美國重新武裝日本的控訴運動。在控訴運動中，南京大屠殺自然被當作重點宣傳對象。在宣傳時，我國將日軍暴行的控訴與美帝和反革命分子的罪惡相聯係，最後引導民眾認識到“美、蔣、日、特務是一家”。在這種宣傳策略下，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被歪曲了，甚至將原本救助難民的西方友人被錯批判成大屠殺的參與者和凶手：
“西方人士組織的難民區被描繪成日美‘忠誠合作的產物’，是‘受難的難民區’，‘南京難民區國際委員會’用許多巧妙名詞欺騙中國人民、世界人民，說什麽‘南京難民區’的地位是‘中立’‘特殊’的……好一個‘中立’‘特殊’的地位啊，日寇在這裏找到了懷著無限誠意並聽其擺布指揮的‘合作者’和代理者了”。在難民區內，‘美國鬼子點名，日本鬼子執行’。曾經不顧安危救助南京市民的西方人士被指責為大屠殺的參與者和凶手，‘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參與了當時南京的大屠殺。他一麵在金大向同學們傳布親日思想，一麵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義下，把大批的中國難民移交給日寇，讓日寇集體屠殺了”（《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1937—1985）》、劉燕軍，《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
遇難者紀念碑文被大幅度改寫以證明國民黨“賣國投降”
建國以來，階級鬥爭一直作為正統理論，滲透到社會方方麵麵，尤其在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階級鬥爭”更演變成一係列的狂熱社會運動，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記憶，亦不可避免地與“階級鬥爭”焊在一起。在“階級鬥爭”路線下，國民黨政權是“腐朽墮落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而在整個抗戰曆史敘述中，國民黨的曆史功績長期被刻意掩埋，南京大屠殺也被當作國民黨政權“消極抵抗、賣國投降”的證明而受到侵蝕。南京下關電廠遇難工人紀念碑的變遷，說明了這一點：
“建於1947年的南京下關電廠遇難工人紀念碑，1951年被電廠工人砸毀重建，紀念碑文被大幅度地改寫。將紀念的對象，又增加了兩名在1950年2月28日國民黨軍飛機轟炸中犧牲的工人，將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中電廠45名工人的遇難，說成是‘將匪幫和日寇迫害而死的’；將抗戰初期南京淪陷時的國民政府，描寫成‘蔣匪幫的那些反動頭子和他們的奴才走狗，早已逃到四川和香港，他們正在那裏盤算向日寇賣國投降的陰謀’；將抗戰勝利後廠方建碑紀念死難工人的行為，說成是‘欺騙手段’、‘假仁假義’、‘讓我們被迫害而死的弟兄們含冤受辱’、‘要麻痹我們工人的階級仇恨心和削弱我們工人的鬥爭意誌’、‘真是陰狠毒辣到了極點’等，改寫後的碑文強化了階級矛盾，大大淡化了民族矛盾。”（《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1937—1985）》、劉燕軍，《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
梅汝璈寫南京大屠殺被批為軍國主義張目，跡近“漢奸”
長期以來，我國對於抗日戰爭描述有著十分嚴重“浪漫化”傾向。在“地道戰”“地雷戰”等為代表抗日題材的電影裏頭，不長腦袋幼稚到極點的日本鬼子被聰明機智的老百姓打得抱頭鼠竄。可以想象，在這種氛圍之下，講述中國人民的生靈塗炭十分不合時宜。所以，不難理解，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小說《戰鬥的青春》被誣蔑成“大毒草”，其罪狀之一就是“恣意汙蔑抗日軍民、大肆渲染戰爭恐怖……梅汝璈撰寫的《關於穀壽夫、鬆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遭到了莫須有的指責，被扣上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戰爭報複’，還有人甚至從截然相反的方麵指責文章誇耀侵略者的勇猛，為軍國主義張目，跡近‘漢奸’、‘賣國賊’。梅汝璈不得不一次一次地就這些問題做檢查交代。”（《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1937—1985）》、劉燕軍，《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
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對南京大屠殺的揭露和研究舉步維艱
除了受到東西方冷戰以及階級鬥爭意識影響外，民眾的南京大屠殺記憶還受到中日關係變遷的影響。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提出了“把日本軍國主義與廣大日本人民區分開來，爭取日本人民，發展兩國人民友好關係，推進中日關係發展”的對日方針。1954年，毛澤東會見緬甸總理吳努時指出：“現在日本的地位也起了變化，變成半被占領國了，處於困難的境地”，“日本民族受到壓迫”，因此，“中國人民對於日本也不那麽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態度”。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對南京大屠殺係統的揭露和批判、研究開展得十分艱難。甚至當年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的修建，也不得不考慮到中日關係。據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修建參與者回憶：“中國政府對修建、擴大紀念館非常謹慎，以免日方擔憂，致使中日關係緊張。”（《南京人屠殺紀念館與中日關係》，《新華文摘》、2007年7日）
在另一方麵，學界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亦受到影響。
1995年，華中師大的校長章開沅撰寫的《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見證》一書出版，但因當時處於中日關係友好期，“當時的政策是唯恐民間製造什麽事端”，即使他是校長，他所在學校也沒有把這項研究作為科研成果上報，反倒是銷售時排長隊等候的學生給了他極大的心理安慰。（《南京大屠殺：抽象記憶和感情記憶》，王愷，2007年）
◆民間對南京大屠殺曆史的傳承
60年代知識分子整理南京大屠殺的資料
盡管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受到諸多限製，但是民間依然以自己方式拯救這段曆史。從60年代初期開始，知識分子便開始著手編輯和整理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資料。
“1951年，郭士傑的《日寇侵華暴行錄》由聯合書店出版。作者收錄的日軍暴行比較廣泛，如潘家峪慘案、平陽慘案、揚州萬福橋慘案、重慶大轟炸、毒氣戰、細菌戰、無人區等，‘南京大屠殺的慘痛回憶’位居篇首。其中，作者根據當時報刊上的記載，對南京大屠殺重新進行了整理，以‘災難的開始’、‘殺人的比賽’、‘婦女的仇恨’、‘不屈的人們’等4個標題，記述了南京大屠殺的全過程，簡要通俗，適合普通讀者閱讀。”
“1960年，南京大學曆史係部分教師生對南京大屠殺進行了調查，翻閱了相關的檔案資料，收集了相關的照片，走訪了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和見證人，編寫了一本約7萬字的小冊子《日寇在南京的大屠殺》，《人民日報》為此作了報道。1962年，適逢南京大屠殺25周年之際，對初稿進行了審定和增補。1963年，江蘇人民出版社計劃以內部發行的方式出版，11月，江蘇新華印刷廠編排印刷出清樣稿，但最後因故未能公開出版。這是建國以後有關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本研究著作。”（《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1937—1985）》、劉燕軍，《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
幸存者試圖擺脫政治講述慘案，曆史記憶在口耳相傳中延續
雖然南京大屠殺曆史被扭曲，進入大多數民眾的記憶裏頭，但仍有部分幸存者和遇難者的家屬、後代試圖擺脫政治訴說這段曆史，將這段曆史記憶延續下去。
“幸存者薑根福原姓徐，大屠殺期間，他的母親被日本兵槍殺，弟弟被摔死，二姐被刀劈，父親被抓走，他後來被薑姓人家收養。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薑根福作為南京市工農講師團的一員，經常到學校、機關演講。對於中日友好，薑根福一開始並不認同。又一次，領導讓他給來訪的日本人作報告，他不肯。黨委書記找他談心，他依然不肯去，薑根福說：‘我見到日本人就氣。我恨他們’。黨委書記最後以‘共產黨人要聽黨的話’要求他，他這才放下個人恩怨，去接待日本朋友。”（《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1937—1985）》、劉燕軍，《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
政府應對：日本篡改南京大屠殺曆史後開始重視
從80年代開始，日本美化侵略戰爭的思潮開始蔓延。1982年6月，日本發生了教科書事件。一套對日本侵略史實有多處篡改的中學教科書，通過了日本文部省的審定。書中將日軍“侵略華北”寫成了“進入華北”，將南京大屠殺的原因歸結為“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
教科書事件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重視。受教科書事件的刺激，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日本侵華罪證的收集工作。南京市開始了建國以後的首次文物普查，日軍當年進行集體屠殺遺址和遇難同胞叢葬地是普查工作的重點，位於江東門的“萬人坑”遺址被作為文物保護起來。1984年，在南京市政府的推動下，首次組織、大規模地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與見證人進行了普查，在短短數月內，共查出幸存者、目擊者、受害者1756人。其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照片集》、《日軍侵華暴行—南京大屠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等大屠殺資料和專著相繼出版。1985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建立。（《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記憶（1937—1985）》、劉燕軍，《抗日戰爭研究》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