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殺: 抽象記憶和感情記憶
《三聯生活周刊》
按照猶太裔德國漢學家舒衡哲的觀點，
抽象是記憶的最狂熱的敵人。
他說：“我們常常說納粹殺害了600萬猶太人，
日本兵殺害了中國南京30萬人，
實際上是以數字和術語的方式把大屠殺抽象化了。
在他看來，這些數字雖然看起來很觸目驚心，
但以這種概括的方式去總結曆史，
大屠殺真正意義反而在數字的抽象中被淹沒。
記者◎王愷 實習記者◎王麗娜 王墨馥
由於種種原因，從上世紀80年代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大陸學者高興祖開始，關於大屠殺的研究和記憶長期在抽象層麵進行，學者張連紅認為，這些研究雖然有較高的價值，但光靠這些顯然不能構成關於南京大屠殺的完整記憶。
為了不讓南京大屠殺的記憶被各種數字的抽象所淹沒，在舒衡哲看來，應該嚐試在一點一滴中顯現大屠殺，即在一個又一個的故事，一段又一段的記憶中去直麵那段曆史。大屠殺意味的不是數字，“而是一個人，加一個人，再加一個人”。
已故美國作家張純如正是在這樣“一點一滴”記錄“感情記憶”。1995年，她來到南京，給她當了20多天翻譯的楊夏鳴從那時起開始感到:“不帶感情地記錄那段曆史是不可能的。”
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已經看到，南京大屠殺應該是“沉埋在中國人以及有良知的日本人心目中活生生的曆史記憶”，90年代開始，中國學者開始搜集大量的海外檔案資料，包括當事人的日記；2000年之後，幸存者的口述回憶整理也在重新進行，曆史之門正在漸漸打開。
幸存者口述史
1982年，日本右翼力量否定南京大屠殺的教科書事件發生，中國政府在45年後重新麵對南京大屠殺。1984年，南京市政府在市民中展開廣泛調查，讓親曆者回憶，主要目的是進一步證實南京大屠殺。
在此之前，即使是許多專門學習中國現代史的大學生，也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存在，1963年就讀於“南大”曆史係的經盛鴻教授說:“當時現代史基本上不提民國史。”所以隸屬民國史的“南京大屠殺”也就不見蹤影。
曆史學家張連紅還記得，1984年發放給南京市民的表格很簡單，薄薄幾張紙，“當時沒有經費”，就是讓親曆過屠殺的市民填上家裏有幾口人遇害，以及所目擊的日軍暴行，“當時發現了1700多名幸存者，主要用於反駁日本右翼教科書”。
現在學者們稱那時的調查為“應對性研究”，這種“應對性研究”非常簡單，雖然是以市民的口頭回憶的方式，但是沒有死者名單，沒有苦難經曆的具體訪談，更沒有戰前戰後的生活史對照，“關鍵是沒有任何細節，缺乏感人的東西”。
最可惜的是，可以作為紀念方式之一的“死亡名單”在當時沒有記錄。“當時的幸存者還非常多，如果那時候就開始記錄，肯定不至於到今天才有1萬多名具體死者的姓名。”經盛鴻說。
在這之後，南京大學曆史係老師高興祖帶領幾名學生對幾百名幸存者進行訪談，他是中國大陸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這些訪問主要是揭發日軍暴行的，相對比較簡單”。
1997年，又為了應對反複出現的日本右翼教科書事件，南京市教委組織千名中學生尋訪幸存者，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的親曆者回憶。
在曆史學家看來，這一次搜集的親曆者回憶也缺乏學術價值，“做口述曆史需要專業技巧”。這些沒有經過訓練的中學生的調查失之過簡，“還是第一次的機械重複”。唯一不同的是，這次調查發現，幸存者已經少了很多。
而沒有親曆者回憶的南京大屠殺曆史記錄是有缺陷的，張連紅所在的南京師範大學是當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所在地，“戰時這裏是美國傳教士管理的安全區，存在了半年之久，收留了1萬多名中國女性，大量女性借這裏躲避了性暴力”。可是關於這裏的材料卻完全缺乏，“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做幸存者研究”。
上世紀90年代末，在張連紅做幸存者的口述曆史之前，隻有少數個人做過幸存者采訪。1985年，南京軍區作家徐誌耕采訪過100多名幸存者，徐誌耕回憶當時的采訪，充滿了艱難:“大屠殺紀念館整理的小冊子上隻有幸存者姓名，沒有地址，每個人也隻記錄了200多字，找他們要地址，他們隻肯給六七個人的地址。”幾次聯係後，紀念館被徐誌耕所感動，給了他幸存者名單，他最後聯係采訪了100多名幸存者，回憶當年的采訪，“每天采訪一兩個人，充滿了激情也充滿氣憤”。那些故事，他覺得非常慘烈，“最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也創作不出來”。
可是徐的采訪采用了當時流行的報告文學形式，在今天的學術界看來，許多記錄缺乏曆史學價值，更令人沮喪的是，他所采訪的100多人，現在基本上都已經死亡。1995年張純如雖然隻采訪了10人，但因為有錄像佐證，相比之下，學術價值反而更高。
90年代南京市開始拆遷老城區，不少幸存者就此失去下落。張連紅就在這階段才進入口述史的采集，“每天跑在南城的小巷裏，像搞傳銷的一樣”。
不僅幸存者越來越少，而且還要糾正以往的口述史角度偏差，例如1984年許多性暴力受害者因不願意講述經曆而被忽略。張連紅就偶然發現了一位80歲的老太太，是他在采訪另一名幸存者時碰見的，她住在那家隔壁，“因為我天天去那家采訪，大家都熟悉了，她才願意對我講真話”。
這位老太太1937年12歲時因被強暴失去了生育能力，一生幾次結婚都沒有自己的子女，遭遇非常不幸，“但她覺得這些事情都不用再提了，是她自己命不好，而不是戰爭造成的此生不幸”。老太太在以往的搜集工作中都被忽略，但她的心態，包括她一生經曆都是口述曆史的最好材料，“國外的大屠殺幸存者口述中，不僅重視屠殺現場的記錄，更重視幸存者此後的經曆，那樣更有價值”。
另一名讓張連紅流淚的老太太也是以往被忽略的對象，因為她沒看見丈夫死亡，“1937年11月她結婚，懷孕期間丈夫被日軍抓走，一直沒找到屍體，她到現在都相信丈夫會回來”。隨著細節化的調查深入，他發現，不僅這名婦女此生不幸，她生下來就沒有父親的孩子也很不幸，一直受旁人歧視，“難怪國外的幸存者曆史要研究幸存者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大屠殺的陰影確實會一直存在這個家族身上”。
“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可是幸存者越來越少了。”目前發現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僅剩400多人，他們的口述史被整理後編進新近出版的28卷本的《南京大屠殺史料匯編》中。
另一現實原因使曆史學者不願做幸存者口述，“到現在為止，田野調查也不算研究成果，很多老師隻能讓學生去做一些義務性的工作”。
私人檔案的挖掘
1985年，高興祖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著作由正規出版社出版，但是整個80年代，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隻有一本史稿，一本史料，然後就是高老師那本小冊子”。所以張連紅談起許多關於南京大屠殺的電影作品，像《屠城血證》、《南京1937》時並沒有批評之意，“文藝作品要在大量研究成果基礎上才能產生，但是我們缺少基礎材料”。
華中師大的校長章開沅整理出來貝德士的檔案材料，算是中國學者較早在海外搜集到的南京大屠殺私人檔案材料。章開沅1988年在美國耶魯大學神學院研究中國教會大學曆史，無意中發現了1000多卷整理好的貝德士檔案，“1946年，我在南京讀書時候，他就是我的老師了”。翻開這些檔案才知道，貝德士在南京擔任國際安全委員會委員的時候，做了很多事情，他的日記、往來書信、備忘錄、給日本軍隊的抗議信，基本上是他在南京每天的目擊記錄，“都是研究南京大屠殺最直接的檔案”。當時南京有20多個外國人組成的難民委員會，“他們的材料是第一手的材料”。
神學院圖書館的分類係統不同，並沒有按主題，基本上按照書信往來分類，所以一直無人過問，中國學者也不知道，“沒想到他做了這麽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所以，盡管自己的研究方向不是這個，章開沅還是將貝德士檔案中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材料係統複印出來，“當時南京一些老師覺得我不會翻譯人名，他們一直管貝德士叫貝茨，其實他們不知道這個名字是他自己取的中文名字”。
後來幾年，章開沅又三次去神學院圖書館，不僅將貝德士的檔案資料複印出來，還將當時大量在南京的傳教士檔案共1000多頁複印回國，可是他的工作一直沒有受重視。1995年，他撰寫的《南京大屠殺的曆史見證》一書出版，但因當時處於中日關係友好期，“當時的政策是唯恐民間製造什麽事端”，即使他是校長，他所在學校也沒有把這項研究作為科研成果上報，反倒是銷售時排長隊等候的學生給了他極大的心理安慰。
章開沅在編輯這些書的時候，基本上原文照錄，不做刪節，目的就為讓讀者自己接觸當時當地的一手材料，他最喜歡引用貝德士的話:“如果事實說明了一個現代軍隊的種種野蠻行徑，那就讓事實說話吧。”
在出版界，吳源以出版《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著稱。從小他就聽父親說南京大屠殺，包括拉貝搞的安全區，“很多沒有跑到安全區的百姓在路上就被殘殺了，非常殘酷”。於是他路過南京大學拉貝住的小樓的時候，常常有心中一動的感覺，“那時候總覺得和日本的爭論缺乏史料證據”，很容易說出“無根的話”。
1996年春，拉貝的孫女萊因哈特夫人在美國紐約家中的地窖裏發現了祖父拉貝在南京的完整日記。“知道了這件事，我們覺得這很有意義，以前找到的史料缺少這些西方見證人的記錄，以前我們也不知道拉貝有日記留存。”吳源先是和萊因哈特夫人聯係，但是她已把“拉貝日記”的版權賣給了德國的斯圖加特出版社。所以當年4月，吳源就和另一個懂德語的副總編趕去德國，5月份就拿到了版權，“當時花了64萬元人民幣去買版權”。
《魏特琳日記》也是吳源他們所在的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魏特琳和拉貝一樣，當時是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她以特有的女性關懷，保護了南京的貧民，特別是婦女和兒童。當時南京的人們把她稱作“活菩薩”，“要是沒有他們，肯定會死更多人”。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將她的日記翻譯和整理了出來。
吳源覺得她的文筆特別好，有一種女性特有的人道主義情懷，“她的書是第一手曆史資料，記錄從日軍轟炸南京到南京大屠殺的全過程;和拉貝日記中途斷了不同，拉貝1938年就離開了”。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對日本的性暴力記載要比拉貝日記多而充分，更具說服力。她保護了很多人，也目擊了很多事情。另外，魏特琳是記者，她的書應該更容易流傳和傳播。
《魏特琳日記》於2000年10月出版，主要銷售對象是研究機構、學校和學者，“老百姓買得少”。在吳源看來，《魏特琳日記》、《拉貝日記》和以前的書不一樣，他們是經曆了南京大屠殺的當事人，並且是在當時記錄下來的，“這也是我們出這些書的原因。我出的書有一個特點，都是史料性質的，可以作為證據的”。
這幾本私人日記更大的價值是，他們以個人視角記錄了曆史，能喚起人們的“感情記憶”。盡管如此，章開沅還是覺得，中國學者做得很不夠，他的一個老朋友就常常和他開玩笑，讓他學習張純如，說他和唐德剛、吳天威，“三個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老教授，還不如那個小姑娘”。章開沅覺得，在西方世界用英語寫作的張純如，把這個事情鬧得沸沸揚揚，“她的功勞是無可替代的”。
張純如的啟示
1995年大暑那天，南京大學老師楊夏鳴第一次見到張純如，“她當時隻有26歲，很年輕，我看見她的時候覺得很驚訝”。
楊夏鳴是應朋友邀請為張純如做翻譯，“張純如聽得懂中文，但是不能表達”。之前，楊自己雖然知道南京大屠殺，但相關知識還不如張純如豐富。張來之前已經做了相當準備，幾百張南京大屠殺的照片一一編號，而關於東京大審判的材料則有幾千頁之多。
現在楊夏鳴正重新翻譯張純如那本著作，“先前的那本翻譯錯誤太多，甚至很多時間都是錯的”。翻譯過程中，他不時回憶張純如與自己探訪幸存者的經過：“南京最熱的20多天裏，我們帶著錄像機，拿著好不容易得到的10個人名單，一家家去做口述。”那些幸存者生存狀況之惡劣，在他意料之外，“有位老太太，家裏隻有6平方米，我們找到她時，她正在房間裏用一小盆水洗澡”。楊夏鳴還記得看見這些場麵時自己的感受:“這些幸存者一直被當作政治工具，需要時候拿出來使用，可是沒人真正關心她們的生存。”而張純如看了之後，更是抱著巨大的同情心，她表示，她今後不會再寫作，而是要花時間學法律，為這些人打官司，“那時候我聽了很慚愧”。
張純如把她采訪的幸存者口述全部完整地記錄在書中，一個人往往占幾頁篇幅，“我翻譯的時候還在想，怎麽有那麽多”。但把采訪的錄像帶拿出來一對照，“發現完全是逐字逐句地記錄，她一點都沒有渲染”。在這些錄像帶裏，幸存者往往把衣服脫下來，讓張看他們身上的傷口，8歲時被日軍強暴的夏淑琴回憶自己被殺害的母親和兩個姐姐時，把褲子也脫下來，展示自己的刀傷。楊夏鳴說:“有個美國曆史學家批評張是帶著感情來寫作的，我重新看這些錄像帶，覺得在刀傷麵前，不帶感情寫作是不可能的。”
國內也有一些文學作品反映南京大屠殺，但在楊夏鳴看來，和張純如的著作不是“一個檔次”，在翻譯中他發現，張的寫作很嚴謹，整本書有563個注解，“她從沒表示自己是曆史學者，也沒表示此書是曆史專著，但是她這本書是對曆史的重新調查，毫無虛構和誇張之處”。而許多敏感的地方，張純如並沒有采用一種說法，而是把幾種主要觀點都拿出來，“她超越了一些固有的糾纏，而是從旁觀者的立場看問題，這樣的寫作特別有力”。
楊夏鳴就是在見到張純如之後，改行做起了南京大屠殺研究，“她給我影響太深了，因為她做了一件讓曆史學家汗顏的工作”。
經盛鴻還記得張純如來采訪他的情景:“她氣質很好，但那時候覺得她太年輕了，能寫好這本書嗎？”現在經盛鴻已完全沒有疑惑，“我還特別想向她學習，學習她的那種寫作方式，我們的曆史著作太枯燥乏味了。”
逐漸打開的曆史之門
在張連紅看來，以往進行南京大屠殺研究，是與日本右翼研究“對立性的研究”，政治傾向太強，又總是糾纏於一些具體數字或概念中，“那樣的研究沒有進步”。例如一些研究喜歡證明日本人屠殺中國人的數目越多越好，“在這樣民族主義情緒支配下，反而製約了研究本身”。“我在大學講課時，就和同學們說，不是死亡人數越多越好的，我們反思一下，那麽多人沒有反抗就被日本人殺害了，是我們的恥辱，為什麽要放大這種恥辱呢？”但這些想法，他從來沒有放在網上發表，因為害怕被罵做“漢奸”。
經盛鴻覺得，在很多方麵，南京大屠殺的研究還太政治化，而沒有做到真正的學術化，條條框框太多了，他們想拍攝一部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紀錄片，結果底本受到了嚴格審查，“審查很多次都沒通過”。
許多具體研究也受政治幹擾，例如日軍在慰安所使用安全套的情況，“大概是覺得有美化他們的嫌疑，所以也不許研究”。而每篇研究文章的送審已成慣例。
一麵是政治化研究傾向，一麵是許多基礎材料的缺乏，“到現在為止，南京大屠殺發生期間基本的日本報紙還沒有翻譯過來，當時日本報紙上很多是長篇報道，可是這些報紙，包括南京檔案館的基本檔案，都還沒有搜集整理完畢”。
1997年之後，南京大屠殺的研究者陡然增加，“但真正拿出研究成果的，還是最早的五六個人，多數是沒有新發現的以論代史的文章”。而這些文章，表麵上是繁榮了南京大屠殺研究，實際上沒有多少作用。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幾位專家策劃了28卷本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花費了6年時間，搜集了大量以往沒問世的台灣地區、日本的史料，按照總編輯何民勝的話說:雖然肯定是虧本的，28本精裝本，隻賣900元，但是“拿史料說話，比起光與對方無根的爭論，要好得多”。之後還要出一本精選本，基本麵對普通讀者。
光拿史料說話還不算完整，更重要的是具體的工作方法。張連紅還記得有研究屠殺猶太人的學者來南京講課的情況，“他拿出一張照片來，上麵是一堆鞋子，那些鞋有老人的、婦女和孩子的，他沒有講大屠殺的人數和整體情況，而是從一雙孩子的鞋子講起，講那些孩子是怎樣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在張連紅看來，各國的曆史教科書、學術研究中，關於大屠殺的記載可能都是短短幾行，也可能是枯燥的，但是講述方法不同，則給聽眾的感受極其不同。“抽象記憶必須轉為感情記憶。”
(本期封麵故事包括以下內容：
32 情感如何記憶——“南京”
36 《南京》 :大聲講出人類的災難
42 南京大屠殺:抽象記憶和感情記憶
50 未遂的曆史討論
52 南京屠城的中國講述
54 1988:血證
56 1995:吳子牛的《南京大屠殺》
58 2005:棲霞寺的辛德勒
62 南京！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