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的意義

五四運動過去已經幾天了，本來不想說這個話題的。今天赫然看到有人說“54運動就是反對北洋政府”，所以我又必要說幾句。五四運動不是就是反對北洋政府，正如六四不是反對中國政府一樣。沒有一個六四人願意把六四著實成反政府，同樣，現在認為五四就是反北洋政府，是完全錯誤的。

如果把它與八個月前發生的深圳佳士維權事件相比的話，兩者也有一些相似之處。事件中的北大學生，可以是1915年入學北大的江西青年許德珩，也可以是2014年考入北大的北京女生嶽昕。許德珩寫下的是《北京學界全體宣言》，嶽昕寫下的是《北大學生就'深圳7·27維權工人被捕事件'的聲援書》。

雖然他們的訴求不同，一個是爭主權除國賊，一個是工人權益；規模不同，一個數以千計，一個隻有幾十個學生；方法不同，一個出現暴力手段，一個完全非暴力，但跨越百年間的兩場運動，相似之處要遠大於不同之處。

這種相似性間接回答了一個問題：一場百年之前的運動，為何要紀念它？

已故的《五四運動史》作者、美國威斯康辛教授周策縱早已給出更直接的回答——“五四運動是活的曆史，因為它的精神還活著，它所提出的目標還沒有完全達到，還有更年輕的人誌願為他而推動。自由、民主、人道、科學，都是永遠不會完結的事業。”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秦暉在其論著中進行了“小五四”與“大五四”的劃分——“小五四”指1919年5月4日那天北京學生示威抗議巴黎和會對中國不公；“大五四”通常指以1915年《新青年》創刊為起點標誌而持續到1920年代初的新文化運動。

1919年，人權與科學的口號，逐漸變為民主與科學，也就是廣為人知的“賽先生”（Science）和“德先生”（Democracy）。

長期以來，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民主與科學已成為五四精神的代名詞，但是深入曆史細節和後世學者的研究，不難發現，五四的精神內涵是“個人主義”。

1989年後離開中國大陸前往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學者和社會評論家金觀濤與劉青峰在其著書中曾表示，“民主”一詞在五四時期具有極大的含混性和歧義性，1918年時的中國，民主的價值核心已不再是個人權利，而是一種反對儒家綱常的新道德。

在台灣，2018年5月4日，台大大學自主聯盟在校園舉行靜坐與罷課，抗議教育部不依法遵循台大新遴選校長的結果，是以政治力摧毀“大學自主”與民主法製精神。適逢五四運動99周年，發起者也將其稱為“新五四運動”。在台灣大學校門不遠處建有名為“傅園”的陵墓，用於追念其已故校長傅斯年。而傅斯年恰是99年前，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

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新文化運動就在我們身邊，現在正在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