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條微信，中大博士生遭搜查傳訊
廣東中山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博士李保陽，僅僅因為在微信上發出了一條信息，表達對基督教堂中懸掛五星紅旗的不滿，而遭到中大校方約談、警方入室搜查和被帶走傳訊，中大研究員職務也被“一票否決”。近日攜家人抵達美國的李保陽，周一向自由亞洲電台講述了他遭遇的離奇故事。
記者：能不能說一下，你在微信上發表了什麽內容？
李保陽：當時就是發了朋友圈，是有一個朋友不願意去教會了，因為他不認同五星紅旗在這個場合中懸掛的方式。另外，去年我去教堂，講道的人不是講聖經中的教義，而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個事情我也在朋友圈中說了。
記者：後來什麽時候領導找你談話了？
李保陽：我是今年博士畢業，申請了中大一個研究員的職位。去報到的當天，我的導師鄭重跟我說，如果想要在中大任職，這樣的信息不要發。
記者：這是第一次意識到這個信息可能出問題了。
李保陽：對。我當時完全沒想到，會有人用這個信息找麻煩。後來就刪掉了那個朋友圈。
記者：後來學校找你了？
李保陽：後來是黨委書記找我談話，但我還是堅持自己的看法。
記者：怎麽國保警察也來找你？
李保陽：我不確定是不是國保，我問他們是什麽人，他們也不回答我。進來之後拿走了我的手機，然後把我帶上車，拉到一個地方去了。
記者：是什麽地方？
李保陽：車子開出去，我腦子一片空白，因為以前從來沒有遇到這種情況。車開到一個鐵門，進了院子。把我帶到一個很小的房間，有一個桌子和一個凳子，還有一盞很亮的燈。問我的問題大概就幾個，一個是2012年生了個小孩，是（超生）違規；第二個是2015年夏天，在浙江嘉興建一個化工廠，是個汙染企業，很多人去抗議，我也去了；第三就是去年7月，我發過一個朋友圈，是紀念劉曉波的。
我就和他們說，我隻是站在一個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立場上的看法，沒有什麽人在背後支持我。
記者：你沒有報警或者了解一下是怎麽回事？
李保陽：沒有。當時已經嚇傻了。出來後不敢呆在廣州，就回到教書那個地方去了。
記者：你當過多年老師？
李保陽：教過三年中學。後來在中大辦的一個南方大學，是一個私立大學教書。
記者：是不是在課堂上講到了什麽當局認為的出格的言論？
李保陽：這也是我擔心的。比如在課上，對六四這個事件我詳細的講過，我擔心這個可能也會惹來麻煩。
記者：謝謝你接受我們采訪，祝你一切順利。
因在課堂上談六四 教師成學校勤雜工
好聽眾朋友，我們接下來再來談談另一個話題。據香港南華早報的消息，最近中國大陸有一位老師，因為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六四和環保等敏感話題，被學生舉報，被迫在學校做勤雜工。這位老師說，他的職業生涯基本上就算結束了，因為不管他將來到哪裏申請工作，這件事會在他的檔案上跟他一輩子。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說，老師在講課中難免會講到社會和曆史事件，作為一個教師，應當把曆史的真相告訴學生：
“最關鍵的還是體製問題，中國的教育體製被官方所壟斷，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如果除了官方之外，能有廣泛的不受權力製約的民間教育，教育才能真正發展。中國的教育缺乏競爭，前幾年官方說媒體要姓黨，現在教育其實也姓黨。”
所以，朱欣欣老師說，這位老師的悲劇是時代和民族的悲劇，但他相信老師不會白白付出：
“會在孩子心中播下一些種子，讓他們通過老師的遭遇看清中國的教育和中國社會，給學生們心中埋下許多問號，讓他們開始尋求對社會的獨特認識。同時，這位老師也大可不必這麽絕望，但凡有才華有能力的人，也不是完全沒有空間，可以尋求向其他方麵發展。”
深圳社會觀察研究所所長劉開明先生表示，中國現在這類現象很普遍，這兩年已經有了十幾宗這樣的案例，其中也包括大學老師：
“在課堂上發表政府不喜歡的言論而被處理、甚至被解雇的情況都有。很多大學都有所謂信息員，這使得大學老師，特別是人文學科的教師，不太敢探討和引導大家去討論一些敏感話題，這是目前人們感到很不安的一種現象。這種現象在文革的時候會有，從80年代以來基本上就沒有過，這兩年又開始重新出現。我今天還和一個大學同學聊天，他教的專業課都被安排在晚上，而政治課、馬列主義課都被安排在白天好的時間段。對此學生不滿，老師也不滿，但也沒辦法。”
我們再來看看近期的幾個例子：今年8月份，中國警方闖入山東省退休教授孫文廣的家中，當時他正在接受美國之音的電話采訪，批評中國的海外支出。警察突然將他從電話邊拉開並帶走。7月份，在東南部城市廈門，一位資深的國際貿易和經濟學教授因其課堂上的講述遭到大學解雇，大學官員模糊地稱這些講述“激進”。
劉開明先生說，文革後，中國對意識形態的控製是在八五年以後，包括反對自由化和資產階級精神汙染：
“但即使是那時候，學校也不會鼓勵學生去舉報老師。現在是鼓勵學生舉報老師，這樣老師不敢講，師生關係也會惡化，老師無法引導學生進行批判性思維。學術不獨立，思想不自由，不可能有重大研究成果和突破。”
幾天前，美國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當中國大學成了黨的“堅強陣地”》的文章。文章說，今年早些時候，一位台灣學者在上海一所大學做客座講座。第一次演講前一天，他在教室裏試用設備，一個響亮的聲音憑空冒出來，責備他在測試之後還讓機器開著。他掃視房間，那裏沒有人。然後，他在牆上看到了監控攝像頭和揚聲器，這是個令人不寒而栗的提醒——他將在學校當局監視的目光下教學。
這位教授的經曆讓我們看到中國變化中的學術環境，當局將毛澤東時代的人工間諜活動與新的監控技術相結合，找出那些有大膽言論的教授和沒能遵循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學生。
由於中國的經濟困境有可能破壞習近平主席的權威，政府加強了對校園的政治控製。用習近平的話來說，大學應該成為黨的“堅強陣地”。
河北自由撰稿人、教師朱欣欣老師對此表示：
“教師們對此又反感又為難，包括在教室安攝像頭。我想目前這種倒行逆施不會長久。教育是社會和民族發展的根基，一個民族的教育落後，其它的就不要再談。我兒子當年上的是傳媒大學，老師是從電視台請來的，當時竟然敢在課堂上給學生們放有關六四的錄像，這讓我很欽佩，也很為這個老師擔心，後來還是有學生泄露了這個消息，雖然不是主動舉報。但學校領導還算不錯，隻是警告了老師而沒有處理他，這說明在教育界有良知的老師還是不少。”
當然，朱老師說，這是10年前的事情，現在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大學都安攝像頭。他說，當時他已經覺得學校不像樣子，但和現在比其實還是有一定的空間。朱欣欣老師接著說：
“我剛看到一個新聞，美國康奈爾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要結束合作關係，這說明中國大學如果繼續這樣下去，會和整個國際教育和文化脫軌，中國的大學將走向徹底封閉，連科技理工方麵也會受到影響，更別提中國學生的人文素質了。這樣會毀掉一代中國年輕人，毀掉中華民族的未來。”
朱老師最後表示，他希望中共當局能夠從民族和國家的前途著想，即使不能向前走，但至少不能往後退：
“哪怕你能夠堅持鄧小平最初的改革開放道路也可以。中國這幾十年來的發展主要靠開放，通過開放或者外部的壓力和鼓勵，中國才一步步地往前走。其實中國內在進步的動力，很大一部分是來自對外開放。所以希望中共當局能夠重新回到鄧小平的路線上來，不能開曆史倒車。”
紐約時報的文章也指出，自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政府幾乎抹殺了大學校園內的任何異議或獨立思考。教師生活在恐懼之中，大多數人選擇服從，采取自我審查來換取工作保障和人身安全。研究人員現在找到了荒謬的方式，將自己的項目與習近平的執政理念聯係起來，以保護自己不受削減資金的影響。每年有成千上萬的學生湧向西方大學，這說明人們對中國教育體係缺乏信心。
高等教育有助於建立中國的全球地位，大量的大學畢業生將為中國持續的經濟繁榮做出貢獻。但是，加強對學術界的意識形態控製將扼殺創造力和批判性思維。路透社發布的2017年全球最具創新性大學的年度排名顯示，中國處於落後地位，沒有一所中國大學進入前50名。
中國對創造力的壓製助長了抄襲，這種抄襲在中國校園中極為猖獗。此外，在中國政府的鼓勵下，科學家和研究人員將竊取西方知識產權作為中國崛起的捷徑。
紐約時報的文章最後指出，當西方領導人在貿易談判中就知識產權侵犯問題與中國對峙時，務必要將學術自由作為貿易的強製條件，以此向中國領導人施壓。一點外部壓力是改變的唯一希望。
（自由亞洲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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