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也夫：鴻鵠、質疑，與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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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過林建華校長的道歉信，我同很多網友一樣，認可其文風質樸和態度坦白。但是也正是從其坦言中，我發現了一個遠比白字更大的問題。

    先說白字。念白字是中國文化中司空見慣的事情。有幾個人敢說一個白字沒念過。我上大課點名時常常見到不認識的字，索性直接問該同學：你名字中的哪個字念什麽。而林校長的問題有二。其一，如網友說，鴻鵠不是生僻的詞匯。其二，為重大儀式的致辭，事先要精心準備的。戴高樂和丘吉爾的即席演講能力舉世聞名。戴高樂的兒子對記者透露底細：“我爸爸一輩子都在準備演講稿，他和丘吉爾的差別是他承認，丘吉爾不承認。”為準備陳子明悼詞，我之前最少念過五遍，而且在稿子上標出了重音。我的不幸是，偌大的靈堂中居然不給麥克。讓一個在發聲上精心準備過輕重抑揚的人，措手不及。文化水平既定，苛求何益。我的譴責是，這是有備而來的發言，不是對即席突發的應對，閣下是怎麽準備的。有不夠敬業之嫌啊。

    但與道歉信中所暴露的另一個問題相比，念白字就是小事情了。道歉信中他說：“真正讓我感到失望和內疚的，是我的這個錯誤所引起的關注，使人們忽視了我希望通過致詞讓大家理解的思想：‘焦慮與質疑並不能創造價值，反而會阻礙我們邁向未來的腳步。能夠讓我們走向未來的，是堅定的信心、直麵現實的勇氣和直麵未來的行動。’”如果不是他在這裏提出，即使我讀過他的慶典致辭，也很可能“忽視他希望通過致詞讓大家理解的思想”。而我以為“焦慮與質疑並不能創造價值，反而會阻礙我們邁向未來的腳步”，是比念一個白字重要百倍的事情。

    我們先從“質疑”說起。質疑是懷疑精神的體現。馬克思在對他女兒的自白中說他的座右銘是：懷疑一切。愛因斯坦說：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沒有懷疑，何來問題；沒有問題，談何解決。密爾說：即使是一個千真萬確地道理，經懷疑後接受，和當作教條來接受，是大不一樣的。我們不談懷疑精神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畢竟社會是有分工的。但至少，對一所大學而言，懷疑精神是至關重要，它當然會“創造價值”。而恰恰是在麵對懷疑精神上，北大的多數教師們與管理者在認識上一直存在著深刻的差異。九十年代初葉，我到北戴河講課，與時任北大副書記的林炎誌住在一個房間。或許因彼此都有了解，雖初次見麵，努力以朋友相待，相互刻意尋找公約數：我們都愛遊泳，中學時代都是跑800公尺的好手。因此相談愉快。返京時又是兩人一同乘坐火車。車上他翻閱一本老教授回憶北大的圖書，翻到張中行的那篇，指著其中強調懷疑精神是北大最重要的精神資源一處，問我：怎麽能這麽說呢，這太不對頭了吧。我已經忘了我怎麽應對的了。隻是記得，我聽後首先是震驚，震驚在看待大學精神上，教授與管理者的深刻差異。應該說，林建華校長的坦率，讓我們領受到更大的震驚。因為林炎誌先生是私下與一個朋友切磋此事，而林建華校長是麵對全校師生、乃至全社會，堂而皇之地宣講“質疑無價值”的人生觀、世界觀。在一個錯別字上，林校長可以立即道歉。我卻很難相信，在價值觀上我能說服他。但是這番道理我必須講，因為這關乎北大精神之核心。

    關於“焦慮”也說幾句。家兄是建設部前負責人之一。一次他問我北大畢業生們的精神麵貌如何。我說：我的研究生們多數是農村子弟，眼下幾乎都是房奴，很多都是父母砸鍋賣鐵還要舉債幫助他們買房結婚；盡管他們不和我談這些，但我可以感到他們內心的悲戚。家兄聽後歎氣說：這是我們住房政策的罪過。他也算是住房問題的管理者，但他對國家住房政策能有多大作為呢。從朱鎔基總理文集的最後一篇，我們可以看到他不讚同發展私人轎車，可是在任時他對此有過作為嗎？難有作為也罷，但作為管理者對無可奈何的焦慮者說一句“焦慮不能創造價值”，是否分寸不當。

    近期，敝人寫於十年前的一篇舊文“醜陋的北大人”在網上傳播。文中有這樣一段話：“那一年我係一個學生的畢業論文中有虛假成分。答辯委員會的一致結論是推遲半年畢業，重寫一篇論文。係領導在沒有充分了解情況下否決了答辯委員會的結論。矛盾上交，一直吵到校級領導。我們無論如何都想不到，在我們擺出全部情況，係領導聽後放棄辯護時，校級領導卻在連續兩次會上，勸說我們寬大那位同學。他們大概不會想到，他們的聲譽在多數與會教師的心目中一落千丈。這一幕令我們黯然神傷。古人雲：國家興亡，食肉者謀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同在一個校園中，大家對北大名譽的理解與珍重竟存霄壤之別。”

    係內矛盾上交到學校，與我們約談的就是時任副校長的林建華先生。這是我與林校長的一麵之緣。林校長當時態度平和、不站隊。但過後教務部的領導竭力勸說這個答辯組的教師放行作弊的同學。因認為這是校方的意思，林副校長的形象在我係這些教授心目中一落千丈。

    接下來披露一下過後發生的，也是我從未講述過的事情。

    當時是兩名本科生涉嫌抄襲剽竊。有一名的論文好得出奇。參考書目中外文書幾十本，更有海量的親自調查的材料。答辯會上，這兩方麵都漏出馬腳。最後一刻我問她：調查有錄音或筆記嗎，還保存著嗎？她說有。我說：回宿舍拿一趟。隻要有調查記錄，任憑她論文中的其他不實之處，我都準備放行。但直到最後一個學生答辯完畢，她也沒有回來。此時該同學已經獲得美國大學的全獎。而答辯會上的結論是重做論文，延遲畢業。稍後該生又偽造了調查采訪的錄音。隨矛盾上交，此事在我係師生中成軒然大波。在幾方對峙，我堅持不退讓之時——我的態度係內師生皆知，該同學來電話要和我麵談。我一再表示不同意麵談，她再三再四地堅持，最後她來到我家。見麵後就說：我是作弊，我欽佩您的態度和眼光，我隻對你一個人講，我也必須對一個人講出此事，不然我心裏堵得慌。在教務部和我係教師座談會上，我隻分析論文，不談該同學和我的談話，因為那是私人談話，不該作為證據。經過激烈爭論後，達成妥協：兩名涉嫌剽竊者，剛才說到的那位延遲畢業重寫論文，另一位放行通過。放行的這一位，日後到香港讀書，一年後再次作弊被學校開除。如此結局，讓人唏噓。

    拙文“醜陋的北大人”中那一段落的結語是：“同在一個校園中，大家對北大名譽的理解與珍重竟存霄壤之別。”這裏加上一句：大家對北大精神的理解，也存霄壤之別。

    林校長道歉信的結尾，表達了他對一個白字導致大家忽視了他的重大思想感到失望。我認同他的大小之別。願與林校長和大家一同關注、討論更大的事情。

    （作者為北大社會學係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