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三粒壯陽藥：明君、大俠和廉吏
早已過了為廉價言論煽動、為無端謠言蠱惑的年齡，然還是被最近的氣氛所震驚，然所有言論皆為積怨甚深之民意，所有謠言皆可成為遙遙領先之預言。
自古以來，中國人治愈悲傷的辦法，就是找到三粒壯陽神藥：明君、大俠和廉吏。
你打開電視，成堆的清官戲、武俠戲。現實中沒有正義，就靠文藝節目來彌補。小民們天天看明君，天天看清官，哪怕生活在最底層，哪怕成天被人欺負，他也會覺得生活充滿著陽光。
中國的上層階級是一個完整的係統，有人負責割小民的肉，有人負責打麻藥。電視就是負責打麻藥的。
不知誰人所寫：滿朝文武持綠卡，半壁江山養紅顏。不知誰人所編：最近得了一怪病，每每看電視新聞，出來一個高官，就想反腐何時能把他拿下？出來一個將軍，就想他家有幾噸人民幣？出來個女官員，就琢磨她又和誰通奸了？
好不容易出來個道晚安的女主持人，就聯想到她一會兒去找那個高官？
今日陶醉某大會，明日熱議明星緋聞，江湖有言：“寧教人嫖，不教人賭；寧教人賭，不教人抽。”
抽之惡，在於薰然上癮，抽之妙，在於不能自拔。
口號之所以麻醉人，在於中間有一個無以具體化的許諾。話說多了，自己也會信以為真；話聽多了，別人自然三人成虎。
到底因為製度如此，官員才如此，還是因為官員如此，製度才如此？
於人於國，道理總是一樣的。政府打腫臉充胖子，說自己有三個自信，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國家。百姓打腫臉充胖子，說自己有三本經，道德經易經黃帝內經，已窮盡宇宙真理。
到底因為人民如此，國才如此，還是因為國如此，人民才如此？
東方文化持性善說，蔣介石有天花亂墜言：
“我們文化傳統，認為人生本善，人性實根於自然之良知，真理與美德，故其所表現於我民族文化者，厥為至真、至善、至美、大智、大仁、大勇；其所見之於行為者，則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老、育幼、講信、修睦、選賢、與能；內而誠正修齊、外而協和萬邦、萬邦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西方文化恰相反，好人壞人，隻是表象，人人皆存原罪，隻要遇到合適土壤、合宜環境，便會生出罪之花來。
而好的製度，抑製罪惡生長，壞的製度，誘發罪惡滋生。
相信性善說者，尋找明君與清官，相信性惡說者，尋求製度作保障。
本性貪婪，卻要使之正行無私，而無持衡強力之監督，大致不可能實現，製度設計定有缺陷。一人如此，一國亦然。
製度設計缺陷者，必是官位越高、人格越存疑之結局。
依靠官員而非製度的社會，官員之職責至重，而社會之寄希望於官員者亦至高。官員如此不堪，可想社會失望之深，惟有自身速速墮落下去，趕上落伍之步伐，方為心理之補償。
一雙新鞋，剛穿時很在意蹭上的那點髒，久之，縱使被踩一腳，也懶得低頭。星光墮水白於月，樹色粘雲暗似山，暗淡極了。就這麽暗淡了幾千年。
魯迅有文《流氓的變遷》，從俠談起，至強盜，至流氓，至“革命文學家”，筆墨雖簡，卻清晰勾勒了流氓史的千年暗淡脈絡：
“……他們的旗幟是‘替天行道’。他們所反對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們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將相。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滸》，說得很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魯迅談《水滸傳》）
這段話的落腳點，最精辟的自然在最後一句。
隻反奸臣，不反天子，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使反對者淪為奴才；
又或者，也許反對者本來便深具奴性，生在了“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才導致隻反奸臣，不反天子，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企圖經由造反，通往“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是謂“殺人放火受招安”。
那既反貪官，又反皇帝，會如何？
《水滸傳》的李逵便是個連皇帝也反的主兒，動輒高呼“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裏快活”。
那麽，奪了鳥位之後呢？
“晁蓋哥哥便做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將軍……”
他們治國，未必能好過趙官家，從本質上講，還是一丘之貉。
老話說：換湯不換藥。
按魯迅的說法，就是：城頭變幻大王旗。
“隻反貪官，不反皇帝”，使貪官成為皇帝的替罪羊；
“隻反皇帝，不反製度”，使皇帝成為製度的替罪羊。
“隻反貪官，不反皇帝”，這是奴才；
“隻反皇帝，不反製度”，如李逵，則是大盜。
這個大盜，不是一般的草莽綠林，而是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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