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關係 走向翻版的中蘇關係？

 

 

 

2017年11月1日 來源：多維曹彰

 

中朝關係如今變得陌生和沒有溫度。鮮血凝成的中朝友誼講了60多年，終究抵不過時間的考驗，正在慢慢褪色。

從2017年年初開始，朝鮮中央通訊社以及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不定時地發布影射中國的文章。9月22日，朝中社發表了最新一篇署名“正筆”題為《不知恥的媒體放肆的做法》的評論，對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及其下屬媒體進行點名批判，力度之猛前所未有。其中最後一句話這樣寫道：“顧名思義，朝鮮就是朝日鮮明的國家，想要在朝鮮欣賞西山落日，隻需往中國那邊掉頭。”

中朝關係出了大問題

不少人對中朝關係仍然懷抱希望，會驚詫於朝鮮官媒如此公開數落中國，把中國在讀者心裏描述成“日薄西山”。不過，如果留心兩國關係中的一些細節，就會發現這應當是中朝關係發展的必然走向。盡管朝鮮勞動黨在中共十九大開幕時仍然發來了賀電，但中方對此的報道相較十八大時發生了細微的變化。在十八大時，新華社在對社會主義國家賀電的報道中，把朝鮮排在第一位，稱“朝鮮越南老撾古巴分別致電或致函祝賀十八大召開”，到了十九大則稱“越南老撾古巴朝鮮執政黨分別致電或致函熱烈祝賀中共十九大召開”，朝鮮的位次降到了最後一位，而且其他國家的次序沒有任何變動。

更顯著的變化發生在平壤。從2016年開始，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聯名向朝鮮領導人祝賀國慶的傳統消失了。而朝鮮官員出席中國駐朝使館舉行國慶招待會的層級也在降低，2014年為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副委員長金英大，2015年是文化相，到了今年更是隻有副外相出席。從“副國級”到“副部級”這樣的降格已經說明“兩國關係出了大問題”這個全部事實。

所以當外交部發言人陸慷說“雖然中國對朝鮮發展核武器持堅決反對立場，但是中朝保持正常的國家間關係無可非議”隻能看成一個美好的外交辭令。一個業務門類依然歸屬中聯部而非外交部的中朝關係不可能是正常國家關係。而朝核問題則是橫亙在中朝關係上的最大障礙，無法回避。在平壤不改變核武發展戰略，在北京堅決執行聯合國安理會製裁決議之下，朝鮮祝賀中共十九大召開並沒有更多特殊的意味，中朝關係很難有轉圜的空間。

中朝關係未來會怎樣？2017年10月7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除了大規模增補政治局成員、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書記處成員）、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外，再次確認了經濟建設和核武力量建設的並進路線，並對今後工作進行了部署以應對聯合國安理會製裁。則此會議顯然不會對已陷入低穀的中朝關係帶來任何正麵作用。

雖然中方強調朝核問題的症結在美朝關係，但在客觀上引發了中朝之間的嚴重問題。中方曾經設想過通過其他方式試圖讓中朝關係回暖。比如2015年年底，中方邀請“牡丹峰樂團”訪華演出，最終卻因為“禮儀之爭”，朝方放棄演出，提前回國。之後中朝關係再也沒有此類有益的互動。而隨著中方嚴格執行安理會製裁決議，中朝經貿關係日益收緊，民間交流也受到了嚴重製約。

前述不少人對中朝關係還懷抱希望，最大原因恐怕在於那一紙《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因為“中朝同盟關係”至今還是對這個條約意義的最大注解。這個仍然生效的條約把中朝關係從法律上固定下來。這不由得讓人想起當年的《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與中蘇關係。在《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簽署10年之後，中蘇關係又發生了什麽呢？

條約法律可以總結雙方的過去，卻並不能確定雙方的未來。今天的中朝關係似乎正在步當年中蘇關係的後塵。都曾經是兄弟國家，都有著鮮血凝成的友誼，又都結成了聯盟，但它們的結局卻走向了雙方“初心”的反麵。考察當年中蘇關係從蜜月走向破裂對今天的中朝關係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中蘇關係破裂的三大原因

中蘇關係從蜜月走向破裂不過10年左右的時間，大致從赫魯曉夫上台到其下台完成了這一過程。梳理中蘇關係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一係列突發事件加快了中蘇關係破裂的進程，但這些事件並非能夠單獨引發中蘇關係的破裂，它們的背後有著更為深刻的原因。個人認為主流時代觀的分道揚鑣、超國家的同盟利益瓦解、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爭奪是三個最主要的原因。

1.主流時代觀的分道揚鑣

1956年蘇共二十大是中蘇關係的一個分水嶺。在蘇共二十大上確立的“三和路線”（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和平共處）標誌著蘇共時代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從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不久在朝鮮戰爭問題上就已經慢慢顯現。

“三和路線”的核心內容就是“和平共處”，即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西方世界和平共處，並以此出發提高生產力水平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進行和平競賽，並推動非西方國家走社會主義道路進行和平過渡。“三和路線”著眼於二戰後美蘇兩強格局，從劃分勢力範圍的角度考慮，提出了與資本主義世界“競爭性共存”的方式，根本上改變了此前列寧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觀。

這種改變在中國領導人眼中是不能接受的。中國所麵臨的內外環境與蘇聯完全不同。簡單來說，中國國內剛剛經曆了“三反”“五反”，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整個社會生態與蘇聯上世紀三十年代相當。在內戰中潰敗的蔣介石還在不斷騷擾東南沿海。在外部，朝鮮戰爭剛剛結束，“中華民國”還在聯合國代表中國占據席位，中國為打破外交封鎖在第三世界做了諸多努力，然而除了少數社會主義國家和民主國家外缺少大國認同，仍處於外交孤立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領導人不會貿然改變列寧主義時代觀。

因此，盡管中共八大在某種程度受到了蘇共二十大的影響，並且呼應了赫魯曉夫的報告，但僅僅兩年之後，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就放棄了八大路線，重拾“階級矛盾”與“敵我矛盾”，繼續堅持列寧主義“戰爭與革命”的時代觀，這顯然與“三和路線”背道而馳。

2.超國家的同盟利益瓦解

蘇共二十大另一重要意義在於蘇聯希望借此統領社會主義陣營，發出社會主義陣營一致的聲音，如同現在的歐盟一樣。這個出發點當然著眼於美蘇全球戰略，也隻有此才能有與美國“和平競賽”的可能。然而，莫斯科希望各社會主義國家服務於蘇聯的統一政策，既帶著大國沙文主義的影子，也忽視了現實的複雜性，沒有考慮各國的實際情況。

即使在今天，歐盟也有著嚴苛的入盟標準，土耳其申請入盟數十年至今未果。另一方麵，歐盟少數國家諸如英國也未加入歐元區，統一的貨幣政策也讓部分國家如希臘等國在金融危機中苦不堪言。相較而言，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發展差異更大，曆史文化傳統迥異，僅僅憑借所謂同一信仰來執行統一政策也並非現實。蘇共二十大閉幕不到一年內，“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繼發生都表明，超國家的同盟利益與國家利益發生激烈矛盾時，蘇聯的處理方式有著明顯的國際道德障礙，並違背國際倫理秩序，也不符合馬列主義，蘇聯統領社會主義陣營存在重大合法性危機。 

在中國領導人眼中，盡管中蘇兩國早已結為同盟，但國家利益顯然比所謂的超國家的同盟利益更為重要。中共早期曾經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早已成為了過去時。然而，蘇聯領導人卻認為中國服務於蘇聯戰略理所當然。因此，當中國拒絕中蘇共建“長波電台”與“聯合艦隊”的提議時，蘇方認為中國過於敏感，而中方卻認為蘇聯的提議沒有尊重中國的主權與尊嚴。此後，由於中蘇所秉持的時代觀不同，在一係列問題上發生越來越嚴重的分歧，在對外政策上更是分道揚鑣，中蘇之間超國家的同盟利益逐步瓦解。

3.意識形態話語權的爭奪

中蘇時代觀的分歧事實上是認識論上的分歧，這種分歧受到了曆史文化和現實環境的影響。蘇聯執行“三和路線”符合蘇聯的強盛時期國力發展水平，中國仍然強調“革命與戰爭”與自身實力弱小、國內外環境嚴峻有關。然而，這種認識論上的差異被不斷的放大，並上升為誰掌握“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問題。

這樣的爭論在馬克思主義剛剛誕生後就已經開始。《反杜林論》與《哥達綱領批判》都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它們也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之作。在蘇聯早期，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學說曾經一度流行，但隨著他們被清除出蘇（俄）共領導層，他們的學說最終都遭到官方的拋棄。

主義之爭其實就是話語權的爭奪，更是領導權的爭奪。中共在革命時期，創造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打破了俄共“城市中心論”的單一路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共相繼推進了“大躍進”與“人民公社”運動，引起發了部分東歐國家的關注。這當然也引起了蘇聯的緊張，因為一旦中共在革命和建設方麵都取得了超越蘇共的理論和實踐優勢，那麽蘇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權也就麵臨著中共嚴峻挑戰，這自然也加劇了中蘇關係的緊張。

隨著中蘇從理論到實踐的分歧越來越嚴重，中蘇開始在《人民日報》與《真理報》等刊物展開論戰。1963年6月，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進行批評。從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相繼發表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批判蘇聯為“修正主義”。中蘇矛盾由此徹底公開化。

中朝關係的真正症結

考察完中蘇關係破裂的原因，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要比普通國家之間的關係更為複雜，除了國家利益之外，還有超越國家層麵的“一致性”的問題，比如時代觀的一致性，意識形態的一致性，外交行動的一致性，領導權的一致性。這其中時代觀的一致性最為重要。一旦兩個國家的時代觀不一致，那麽就會產生連鎖反應，在一係列問題上產生分歧，導致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分道揚鑣。中朝關係就是如此。

從目前來說，朝鮮核問題是中朝關係當前的症結。然而核問題僅僅是中朝關係的表象，核心問題仍然是時代觀的差異。中國對世界的認知早已從“革命與戰爭”過渡到“和平與發展”，而朝鮮依然秉持“革命與戰爭”的時代觀。朝鮮發展核武器在客觀上是美國敵朝政策催生的產物，但主要矛盾還在朝鮮自身，這和朝鮮的時代觀有一致性。在這種時代觀的指引下，朝鮮會不自覺地不斷放大威脅，並將這種威脅不斷轉化為與之對抗的動力。這與當時的中蘇關係所處的境況十分相似。

在“正筆”文中，這種“時代觀”的印記十分清晰：朝鮮走近一個世紀的路程，雖是需要衝破萬難的創業之路、前人未曾走過的道路，但這是遠見卓識、前途無量的選擇，以免它遭遇被帝國主義解除精神武裝的東歐的悲劇、因戴上美元的枷鎖喘不過氣來的某國的可憐處境。

中朝的時代觀從1980年代起就有了分野，並逐步擴大。導致中朝時代觀差異的因素十分複雜。首先，朝鮮國土狹小，國力羸弱，麵對強大的駐韓美軍，平壤在蘇聯解體後對安全有著超乎尋常的需求，而中國畢竟是大國，早在1970年代就利用中美蘇三角關係和美國發展關係並建交，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台灣問題的重要性在不斷下降；其次，朝鮮選擇了蘇聯主導的“經互會”，而放棄了加入更為開放的國際分工的時代窗口，隨著蘇聯崩潰導致朝鮮經濟蕭條，而中國主動改革開放，融入全球化進程，並成為全球化時代最大的受益者；再次，朝鮮的外交資源有限，在蘇聯崩潰後不能很好地打開局麵來支持國內經濟地發展，而中國則成功打破了1980年代末期的外交封鎖，成就了90年代一段時期經濟的快速發展；最後，朝鮮選擇了“血統傳承”的保守方式來維係政權安全，而中國選擇了較為“開放”的方式解決了接班人問題，朝鮮對政權安全比中國更為敏感。

時代觀的改變需要大氣候和小環境的配合。1980年代恰好是一個重要的關口，中國抓住了，而朝鮮沒有抓住。此後，朝鮮多次試圖有所改變，比如創立特區，引入外資等等，中國也不失時機地在金正日訪問時不斷地展現上海、深圳等地“改革開放”的成果，希望促使其有所轉變，但終究缺乏地區大環境，國內也沒有恰當氛圍配合，朝鮮時代觀的轉變最終沒能走通。

沒有了一致的時代觀，一致的同盟利益隻能是海市蜃樓，同盟解體也就是個時間問題。《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在簽訂之初針對的是美韓聯軍。在中國與美韓建交後，這個條約的作用已經大打折扣。盡管中國與美韓之間至今在安全上仍缺乏互相、對立嚴重，但如今中國為了朝鮮與美韓發生戰爭是不可想象的。正因為朝鮮早已清楚這層含義，平壤下決心發展核武器也就“順理成章”。如此，這個條約的基礎也就不存在了。

那麽中朝的共同利益隻剩下半島無核化了。在金正日時代，朝鮮雖然於2003年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並在此後進行了核試驗，但平壤仍然在“表麵上”追求半島無核化目標。但2013年，朝鮮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發表的聲明宣布朝鮮將不承認1991年簽署的《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內外交困強化了朝鮮對“革命與戰爭”時代觀的認知，並由此加強了核武開發，並直接導致中朝共同利益的完全喪失。

在主流時代觀的分道揚鑣、超國家的同盟利益瓦解之後，中朝意識形態的輿論戰也開始此起彼伏，雖然兩國官方都還比較克製，但輿論互相揭批正在走向公開化。在2017年，朝中社以及《人民日報》下屬媒體都不止一次地對對方的行為給中朝關係的傷害進行抨擊。在朝方評論中，中國放棄“原則”與美國曆史反動派“同流合汙”屬於“自甘墮落”；而中方的評論則認為朝鮮“頑固不化”，背離世界潮流，一條道走到黑將“自食其果”。這種批判還延續到了民間，加劇了兩國民眾間的疏離，甚至敵意。

更為嚴重的是，中朝領導人之間關係也越來越冷淡。在金日成時期，中朝領導人交往非常頻繁，甚至一年中不止一次會晤，而且語言溝通不存在障礙。金日成將金正日作為接班人培養之後，金正日於1983年6月秘密訪華，與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多位中國領導人舉行會談，將中朝友誼代際傳承。2000年之後，金正日多次訪華，特別是生前最後數年幾乎每年都到訪中國，中朝關係經曆了曲折之後有了一定的回暖。而金正日去世突然，金正恩的接班過程十分倉促。公開資料顯示，他從未訪問過中國，對中國的認知無從談起，與中國領導人的接觸僅限於劉雲山與李源潮等少數幾位，這幾年隨著雙方關係的惡化，高層互動為零。

由此看來，中朝關係正在步當年中蘇關係的後塵，似乎每一步都亦步亦趨。中蘇關係破裂的三大原因也同樣適用於中朝關係。而1980年代中蘇關係的回暖也在於這三大原因完全消除，最根本的還是重新擁有了基本一致的時代觀。那麽，中朝關係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嗎？中國能期待朝鮮改變自己“革命與戰爭”的時代觀嗎？避免中朝關係走向破裂對中國國家利益造成嚴重損失恐怕是未來中朝關係麵臨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