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反腐與官員不作為現象
陶林 發表於2017-06-30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壓反腐。反腐已經開展四年多，成為新常態。即不是運動式反腐，而是始終強調反腐的一種高壓態勢，具有三個特征：
第一，反腐不留死角，蒼蠅老虎一起打。反腐打破了官場多年的潛規則，消除了黨員幹部的僥幸心理。十八大以來，除了一些縣級、處級、廳級幹部落馬，更有重量級的老虎落馬。如大老虎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蘇榮、令計劃等。反腐涉及國家部委、軍委、甚至包括前中央政治局常委。
第二，反腐主要依靠紀委為主要力量，通過派設工作組、專案組、巡視組，分赴各地蹲點，接受群眾舉報、以網絡平台了解民意、搜集資料。
第三，通過開展群眾路線教育活動，開展“兩學一做”活動，提高廣大黨員幹部的思想政治素質，加強黨的紀律教育，頒布八項規定，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等。
01
不少官員消極怠政
在反腐高壓背景下，一方麵我們看到，反腐敗取得了顯著的成果，揪出了一批大老虎。獲得老百姓的高度認可，大快民心，深得民意。為官亂作為得到有效遏製。但是另一方麵同時則出現地方官員的不作為現象。原來地方政府官員因為政績的驅動，發展地方經濟會打擦邊球。
現在因為環境汙染、群體性事件、腐敗的高壓態勢，加上國內經濟轉型形勢嚴峻，一些地方官員出現消極的不作為現象。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怕出事，不敢幹事的消極怠政現象。這將對地方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目前國內一些地區甚至已經出現一些廳級幹部主動辭職的現象。
反腐高壓態勢下我們看到現在一些政府官員出現了新情況，即懶政、怠政現象。有的學者稱之為“不作為”。2015年3月“兩會”期間，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曾指出：“少數政府機關工作人員亂作為，一些腐敗問題觸目驚心，有的為官不為，在其位不謀其政，該辦的事不辦”。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嚴肅批評，不作為也是一種腐敗。為官不為，官主要是有職權的地方行政官員。為，即官員的作為。即公務員的行為責任的界定，哪些事情應該做，哪些事情必須做。為的效果如何。為官不作為是指官員不盡心盡職或者消極履行自己本職工作的行為。有學者概括了官員不作為的六種類型。“1，能力缺失型；2，享樂散漫型；3，環繞退讓型；4，名利偏好型；5，被動應急型；6，聞風觀望型”。
02
怠政懶政的四種表現
遼寧省通過統計，群眾反映的為官怠政懶政的形式主要有五大類。第一，工作效能低，辦理業務不及時，處理投訴不及時；第二，監管不力；第三，政策執行不到位，違規執行政策，濫用職權。第四，作風散漫，不按時上下班；第五，風紀形象差，執法和服務態度差，生冷強硬。概括起來，為官不為現象實際上在高壓反腐之前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但是在當前背景下表現尤為突出，主要表現為“不願為”、“不會為”、“不敢為”、“消極為”四個方麵。
第一，有抵觸，不願為。在高壓反腐背景下，一些官員心理有抵觸，沒有動力，不願為。在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中央出台了一係列的規定和規則，“八項規定”， 反對“四風”，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款旅遊等有效遏製。
一些部門幹部原有的“特權”受到有效製約，加上地方有關領導的反腐敗措施糾枉過正，停發了一些正常部門的年終福利等等，從而使得實際工作中有關官員的“油水”大打折扣，無利可圖。特別是實行了陽光工資後，他們在其位不謀其政，屍位素餐。他們心理失衡，認為反腐敗，不能影響正常的福利。他們假借“公事公辦”之名，有意不作為，在工作中帶有情緒化傾向。
第二，缺能力，不會為。隨著改革進入深水期，各種社會矛盾凸顯。加上經濟新常態，環境汙染問題，群體性事件高發頻發，網絡虛擬社會興起等等，種種社會矛盾和問題拷問地方政府的執政能力和水平。中央出台了一係列的文件和方針政策。這就要求新時期的黨員幹部要深入學習黨中央的重要文件和會議精神，不斷提升執政能力和水平。
一些基層提拔的幹部工作經驗豐富，但是忽視理論學習。在日常工作中，不能實事求是的結合本地實際開展工作，不能與時俱進提高專業知識和工作技能，有的習慣做表麵文章，真才實幹能力不足。
第三，怕出錯，不敢為。在新常態背景下，黨中央不斷加大反腐力度，對腐敗問題零容忍，取得了顯著效果，對於有效改善黨內政治生態，改變政府工作作風具有良好效果。但是由於缺乏相應的容錯機製，部分領導幹部害怕出事，做事畏手畏腳。他們不知道應該幹什麽，必須幹什麽。希望做太平官，混日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第四，被動為，消極為。一些地方官員在反腐高壓形勢下，不是主動調研解決問題，而是熱衷於開會，作報告，表麵上很忙碌，實際上是空轉，行政效率低下。有的地方官員是在出了問題之後再出麵解決，沒有樹立預防為先，綜合治理的理念。
消極被動，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用人民幣解決，水平就是搞定，穩定就是一切。在麵對群體性事件時候，往往會采取息事寧人的方法解決，要麽賠錢賠償，要麽簡單出動警力，用行政手段解決。有的則是滿足於現狀，認為升遷無望，倚老賣老，平庸度日。
03
怠政懶政的危害
2015年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第三次廉政工作會議上說，庸政、懶政、怠政也是一種腐敗。“對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要公開曝光，堅決追究責任”。
為官不為實際上主要表現就是，一是精神懈怠。缺乏服務意識。二是能力不足。對於上級的政策執行力不夠，陽奉陰違。三是怕出事，混日子。把自己的事情推給下級，身居高位一身輕。可以什麽都管，也可以什麽都不管。2015年8月國務院監察部審核發現，全國有7個省，59名幹部存在懶政怠政不作為。為官不作為具有很大的危害。已經成為阻礙改革的重要阻力，而且是體製內的阻力。
第一，為官不為不利於有效化解官民矛盾和社會矛盾。有損害於黨在人民群眾心中的形象，消解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執政合法性的基礎就在於人民群眾對於黨和政府的認同。地方官員的不作為，會損害黨和政府的公信力。
特別是一些群體性事件，如果地方政府不作為，往往會釀成嚴重的社會後果，影響社會穩定。第二，為官不為可能惡化本就嚴峻的政治生態。它助長了官本位的思想，不思進取，曲解執政為民的理念。會形成一種固化，影響某一部門或者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阻礙改革。
在當前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黨和政府是領導者和推動者，如果出現地方官員不作為，則會出現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的政策執行失靈。長期以往，會形成一種不健康的亞政治文化，消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損害黨風，政風，影響整個社會風氣。
04
為官不為的原因
為官不為就其原因而言，是多方麵的。有曆史文化因素，幹部考核機製不完善，行政體製不健全，基層公務員福利待遇較低、社會監督不足等外部製度原因，另一方麵則是官員自身素質和能力不足“等”主觀原因。
第一，受到官本位的傳統政治文化的深遠影響。中國是一個具有幾千年的封建專製文化傳統的大國。官本位的文化根深蒂固，有悠久的傳統。東漢班固的《漢書·朱雲傳》有著名的屍位素餐的典故。在官本位的影響下，為官高人一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當官潛意識的應該為自己撈好處。
官員習慣於發號施令，有功勞一起爭搶，有責任則互相推諉。這一點從曆年來的考公務員熱的現象可以看出，“2003年參加國家公務員考試人數為87609人，從2004年開始到2012年開始增加，從2004年12萬人增加到2012年的96萬人。”每年報考人數居高不下，競爭非常激烈。這和公務員的工資、待遇和傳統政治文化的影響有關。
第二，基層公務員的工資福利比較低。十八大以來，實行八項規定，嚴懲四風。公款吃喝現象得到有效遏製。但是在一些地方存在糾枉過正，連公務員的正常福利也受到影響，一些基層公務員甚至認為反腐敗不能影響員工的正常福利。但是在反腐敗高壓下，地方基層領導幹部寧願不亂發，造成民眾不滿。
公務員工資實行陽光工資，取消了之前的一些福利，停發了部門的獎金津貼，各種灰色收入也沒有。尤其是在一線大城市，麵臨高額的生活成本，和房價壓力。調研中發現很多基層的公務員抱怨，唉聲歎氣，日子不好過。
以南京為例，一般的科員工資為7-8萬，處級公務員為10-12萬。縣級的公務員則是6-7萬左右。扣除小孩的學校教育費用，小孩上培訓班的學費，加上日常的和朋友吃飯應酬，還房貸，車貸，贍養老人，基本上所剩無幾。而與之相對比的是，社會上的確存在一些既得利益集團，他們生活奢侈，底層官員在與之接觸時候，難免會心態失衡，產生攀比心理。
所謂十年寒窗苦讀考上公務員，尤其是有了一些行政級別之後，希望生活風光一點。但是在反腐敗高壓之下，基層公務員工資或者沒有上漲，或者是上漲幅度趕不上CPI指數，動力不足，混日子現象較多。
第三，行政管理體製不健全。盡管實行了6次較大規模的行政改革，實行了大部製，但是機構設置重疊，權責不明確還是存在。政府機構盡管大為減少，但是政府職能轉變還是不到位，政府越位、缺位和錯位現象還是不同程度的存在。由於體製的漏洞和缺陷，在出現問題時候，各個部門之間往往出怕出事，互相踢皮球。
加上沒有嚴格的責任追究機製，導致部分官員不作為。針對為官不作為缺乏具體的法律規定和懲罰措施，問責製度落不到實處。問責過程中出現“板子高高舉起、輕輕落下”。
05
幹部考核機製的改革
第四，幹部考核機製的固化。主要有四方麵。首先，幹部考核機製的形式化。在傳統的幹部考核機製下，形成了形式主義現象。年終考核述職，無論是公務員還是事業單位基本上都是一樣，德能勤績廉五方麵，很多公務員的述職報告都是在百度網站上下載後簡單修改。五大方麵的考核指標沒有細化。
而且在現有體製下，公務員一旦考試錄用之後，隻要無大過失，基本上可以長期任職。盡管有《公務員法》，但是在現有體製下，即使發現公務員怠政懶政等現象，也很難處罰和辭退。
其次幹部考核機製的平均主義，激勵不足。考核機製的大鍋飯，加上基層編製的緊張，在公務員日常職務晉升方麵，有時候看資曆，甚至有人情關係等等。因而有效的激勵和獎懲機製不足，公務員的動力不足。有很多基層公務員麵臨年齡限製，晉升職務麵臨天花板。在新常態的幹與不幹、幹好幹壞所得到的獎勵與報酬差別不大。
三是群眾監督和評議權重低。調研中發現，過去幹部考核的GDP中心主義有很多問題。但是這一考核體製雖然簡單但是易於操作。實行新的複合的考核指標體係，一些領導幹部從風險角度出發，會選擇成本低的風險小的易於實現的目標，這也是一個原因。也就是說GDP的考核比重還是占很大。同時幹部考核機製在實際操作中，群眾監督和社會輿論監督的權重較低。外部監督不足，沒有壓力。
四是缺少一定的容錯機製。應該承認，在黨員幹部隊伍中絕大多數為官者是想幹事、能幹事的，然而由於官員在實際幹事過程中缺乏相應的容錯機製，導致部分幹部擔心出問題，受處罰，從而導致黨員幹部膽小，不願為。
第五，官員自身素質和能力因素不足。領導幹部為官不為自身素質和能力不足是重要的主觀原因。首先理想信念不足，對於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動搖，對於黨的宗旨意識薄弱，缺少責任心，服務意識和進取精神，滿足當太平官，混日子。其次是政治心理上從眾心理，害怕出名。
受到傳統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中庸之道主張，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不敢為天下先，害怕“槍打出頭鳥”。特別是在當今網絡時代背景下，官員一言一行都需要謹慎，否則會曝光。他們產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態；三是怕“得罪人”。中國官員之間一直存在一種圈子文化。得不到圈子裏的認同，往往很難工作。
中國仍然是一個人情社會，圈子文化。各種潛規則，關係錯綜複雜。不作為也是一些幹部拒絕潛規則的行為的發泄。有的官員想保持廉潔，但是礙於大環境，所以隻好隨波逐流，隨大流。四是一些官員麵對新的政治生態和複雜的社會和經濟發展情況，不能適應，沒有新的工作思路，不敢為。以往的“擦邊球”、靠吃喝拉關係跑項目等傳統方式失靈，新的工作思路和辦法不多，有的甚至束手無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