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釋放的消息中，最引人關注的是周永康與薄熙來案從腐敗案回歸政治案。雖然政治罪確是這兩位貴官的真實獲罪緣由，但當局的態度卻經曆了從刻意“去政治化”，再回歸“政治化”這一曲折曆程。讓消失將近30年的“反黨集團”重新歸來，中共最高當權者究竟是出於何種考慮？
周、薄案件的新定性：反黨叛黨
先說3月18日頒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4）》，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教育幹警充分認清周永康、薄熙來等人踐踏法治，破壞黨的團結，搞非組織政治活動的嚴重危害”。可能擔心芸芸眾生意識不到此語玄機，微信號【學習大國】XXDAGUO專門作了“獨家解讀”：“非組織政治活動是非組織活動的“升級版”，踩到反黨叛黨的底線了”，“周永康等人踐踏法治，搞非組織政治活動，具體參與的可能都有誰呢？我們可以盤點一下已經落馬、且與周有明顯交集的人”。北大廉政建設研究中心莊德水在接受《北京青年報》采訪時表示，非組織政治活動說明兩點：“一、這個政治活動是非法的；二、這個政治活動不符合正式的組織程序和要求，搞得像四人幫，搞小的利益集體，試圖獲取權力，影響公眾的政治態度。”
莊德水所說的“四人幫”大概是個比喻，不一定實指四人之數，但他解讀的指向很明白，這“非組織政治活動”涵蓋了薄熙來當年在重慶“唱紅打黑”、倡導重慶模式，向下爭取社會支持的活動。這活動確實“影響公眾態度”，目的是“試圖獲取權力”。
中共高層如今所強調的政治化特點，恰好就是他們在薄案中竭力避免提及的。以下是簡略回顧：
2011年3月薄被抓之初，總理溫家寶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指出，這是“路線鬥爭”。據說此論遭到黨內激烈反對。路透社消息稱，在5月初的一次會議上，總書記胡錦濤強調，薄熙來事件隻是“個別現象”，以此防止黨內出現更大的裂痕，同時也停止進一步追究薄熙來的支持者。薄的罪名最後落實為貪汙、腐敗與濫用職權。
薄周關係在薄案庭審中薄的供詞中有所體現。《紐約時報》曾根據他們獲得的庭審未公開材料寫了一篇《薄熙來稱依照中央命令處理王立軍》（8/31/2012），指薄在未公開證詞中稱，關於王立軍事件，他收到了來自中央政法委員會的“六條指示”，其中之一要求他“以人道之名及健康原因”來解釋王立軍的消失。其時，周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這份供詞之所以未在庭審中公開，應該是出於不想牽連太多的原因。
周案與薄案完全不同。在2014年12月正式宣布抓捕之前，其工作過的石油係統、四川省政商兩界均遭受大清洗，其家族成員除少數幾人之外，多已入獄，為其擔任過秘書的官員亦無一幸免。在周永康被捕的消息正式宣布之時，已是六罪加身，其中包含“泄露黨和國家機密”，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宣布“周永康所作所為與顧順章等叛徒無異”，暗示最高可判死刑。2015年1月13日，《鳳凰周刊》刊發封麵報道《中共向結黨營私宣戰——周永康六大罪狀解析》，文中稱“周永康曾與薄熙來密談要大幹一場”，案件最終可能以政治罪定讞已輪廓初現。
“反黨集團”重現江湖，意在“更大的老虎”
如今，無論是對薄還是對周，罪名再加多少條，無非就是家毀人散，終老秦城。那麽，弄出一個“反黨集團”來說事，究竟意欲何為？
目標應該有二。其一是為了安撫浮動的官心尤其是黨內達官貴人之心。 “反腐永遠在路上”有如在官員頭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讓他們惶惶不可終日。惶惶不安者當中，當然也包括曆任退休常委，因為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的家族都不幹淨。因此，這次由最高法院院長周強等人出麵解析“非組織政治活動”踩到反黨叛黨的底線，結合王歧山去年12月講過的“重點查處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在重要崗位並且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幹部”，老常委們從中得到的信號是：隻要不與“周薄反黨集團”有啥瓜葛，金盆洗手，大概可以睡個安穩覺。
其二則是為了抓捕反黨集團更大的後台。這個後台，目前很不幸的指向了被媒體冠以“慶親王”之稱的曾慶紅。我這樣說的依據有幾點：一是中紀委刊發的那篇《大清“裸官”慶親王的作風問題》，據《上海觀察》介紹，作者“習驊同誌實際工作地點為中央紀委監察部駐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紀檢組監察局”，他寫的文章並非“閑筆“。二是曾慶紅前秘書施芝鴻3月5日在兩會上就“慶親王”一事發飆；三是美國親北京學者沈大偉明確地挺曾貶習。他的《中國走向崩潰》在3月6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之後，爭論者的興趣都集中在中國是否就要崩潰之上。為了說明他的寫作初衷，他在《紐約時報》3月17日的采訪《我為何對中共的執政前景不樂觀》中毫不隱諱地挺曾貶習，高度讚揚曾慶紅“采取主動和動態的方式執政，以開放的姿態，嚐試引導和管理變革。從大約2000年到2008年，在曾慶紅主持下，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後一種方式。但我認為，在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也就是說，在有曾慶紅主持的2008年以前，中國雖然出現了很多被他列為可能導致崩潰的因素，但因為有曾慶紅的主持，中共這艘船不會翻，中國將繼續繁榮；現在習近平的種種措施，有可能導致中共政權崩潰。
如果曾慶紅目前地位穩固且安然無事，絕對不會有施芝鴻救主之言與沈大偉這兩篇文章。去年王岐山政協講話中明言，還有“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郭伯雄黨內地位低於周，不夠資格當“更大的老虎”，隻能說，中紀委那篇“慶親王”的文章確是有為而來，曾慶紅本人目前處境不妙。
曾柔習剛，哪種手段更強？
“2000年到2008年，在曾慶紅主持下”，對內，中共以“三個代表”理論營造了新階級以擴大其統治基礎；對外則大力推行大外宣，營造對中共更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對異議人士圈采用了滲透與引導的方式，讓他們感覺似乎有“黨內改革派”存在，將與民間異議互相呼應，促進中國政治改革；對海外民運則采取了收買與打壓並用的方式，讓本已潰不成軍的民運圈更加形同散沙。這種複雜的方式與今天習近平相對簡單的方式確有天壤之別。習近平統治分為兩翼：一翼是黨內反腐，清除政治團夥包括腐敗官員；一翼是消除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在思想上加緊控製並打壓一切溫和的反對者。兩種“治理方式”相比，當然是曾慶紅的方式高明，更有彈性與容納性。但是，實現曾慶紅式的控製並非易事，需要能人控製並靈活運用手下各路人馬。當考慮到曾慶紅的力量與網絡在2009年之後介入了中共的權力鬥爭，並給習這位繼位者造成了種種麻煩之時，“除惡務盡”，“不留空間”就成了習的主導思想。
周薄案件，原點是因為薄熙來想獲取政治權力，發現通過“組織活動”入常無望之後開始走上“非組織化政治活動”道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知這個“反黨集團”的雪球最後將滾成多大？讓人深為感歎的是，在這場權力鬥爭中，無論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堅決拒絕西方的民主製度。他們忽視了一點：正是西方的民主選舉製度，保證了政治競爭的公開化，勝者有榮，敗者不辱，大不了積蓄力量投入下一輪競爭。不為蒼生計，隻為這些政治大佬們自身安危計，也是民主政治遠遠優於獨裁政治。
周、薄案件的新定性：反黨叛黨
先說3月18日頒布的《人民法院工作年度報告（2014）》，其中最重要的一句話是“教育幹警充分認清周永康、薄熙來等人踐踏法治，破壞黨的團結，搞非組織政治活動的嚴重危害”。可能擔心芸芸眾生意識不到此語玄機，微信號【學習大國】XXDAGUO專門作了“獨家解讀”：“非組織政治活動是非組織活動的“升級版”，踩到反黨叛黨的底線了”，“周永康等人踐踏法治，搞非組織政治活動，具體參與的可能都有誰呢？我們可以盤點一下已經落馬、且與周有明顯交集的人”。北大廉政建設研究中心莊德水在接受《北京青年報》采訪時表示，非組織政治活動說明兩點：“一、這個政治活動是非法的；二、這個政治活動不符合正式的組織程序和要求，搞得像四人幫，搞小的利益集體，試圖獲取權力，影響公眾的政治態度。”
莊德水所說的“四人幫”大概是個比喻，不一定實指四人之數，但他解讀的指向很明白，這“非組織政治活動”涵蓋了薄熙來當年在重慶“唱紅打黑”、倡導重慶模式，向下爭取社會支持的活動。這活動確實“影響公眾態度”，目的是“試圖獲取權力”。
中共高層如今所強調的政治化特點，恰好就是他們在薄案中竭力避免提及的。以下是簡略回顧：
2011年3月薄被抓之初，總理溫家寶在新聞發布會上明確指出，這是“路線鬥爭”。據說此論遭到黨內激烈反對。路透社消息稱，在5月初的一次會議上，總書記胡錦濤強調，薄熙來事件隻是“個別現象”，以此防止黨內出現更大的裂痕，同時也停止進一步追究薄熙來的支持者。薄的罪名最後落實為貪汙、腐敗與濫用職權。
薄周關係在薄案庭審中薄的供詞中有所體現。《紐約時報》曾根據他們獲得的庭審未公開材料寫了一篇《薄熙來稱依照中央命令處理王立軍》（8/31/2012），指薄在未公開證詞中稱，關於王立軍事件，他收到了來自中央政法委員會的“六條指示”，其中之一要求他“以人道之名及健康原因”來解釋王立軍的消失。其時，周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政法委書記。這份供詞之所以未在庭審中公開，應該是出於不想牽連太多的原因。
周案與薄案完全不同。在2014年12月正式宣布抓捕之前，其工作過的石油係統、四川省政商兩界均遭受大清洗，其家族成員除少數幾人之外，多已入獄，為其擔任過秘書的官員亦無一幸免。在周永康被捕的消息正式宣布之時，已是六罪加身，其中包含“泄露黨和國家機密”，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宣布“周永康所作所為與顧順章等叛徒無異”，暗示最高可判死刑。2015年1月13日，《鳳凰周刊》刊發封麵報道《中共向結黨營私宣戰——周永康六大罪狀解析》，文中稱“周永康曾與薄熙來密談要大幹一場”，案件最終可能以政治罪定讞已輪廓初現。
“反黨集團”重現江湖，意在“更大的老虎”
如今，無論是對薄還是對周，罪名再加多少條，無非就是家毀人散，終老秦城。那麽，弄出一個“反黨集團”來說事，究竟意欲何為？
目標應該有二。其一是為了安撫浮動的官心尤其是黨內達官貴人之心。 “反腐永遠在路上”有如在官員頭上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讓他們惶惶不可終日。惶惶不安者當中，當然也包括曆任退休常委，因為他們當中絕大多數人的家族都不幹淨。因此，這次由最高法院院長周強等人出麵解析“非組織政治活動”踩到反黨叛黨的底線，結合王歧山去年12月講過的“重點查處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問題線索反映集中、群眾反映強烈，現在在重要崗位並且還要提拔使用的領導幹部”，老常委們從中得到的信號是：隻要不與“周薄反黨集團”有啥瓜葛，金盆洗手，大概可以睡個安穩覺。
其二則是為了抓捕反黨集團更大的後台。這個後台，目前很不幸的指向了被媒體冠以“慶親王”之稱的曾慶紅。我這樣說的依據有幾點：一是中紀委刊發的那篇《大清“裸官”慶親王的作風問題》，據《上海觀察》介紹，作者“習驊同誌實際工作地點為中央紀委監察部駐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紀檢組監察局”，他寫的文章並非“閑筆“。二是曾慶紅前秘書施芝鴻3月5日在兩會上就“慶親王”一事發飆；三是美國親北京學者沈大偉明確地挺曾貶習。他的《中國走向崩潰》在3月6日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之後，爭論者的興趣都集中在中國是否就要崩潰之上。為了說明他的寫作初衷，他在《紐約時報》3月17日的采訪《我為何對中共的執政前景不樂觀》中毫不隱諱地挺曾貶習，高度讚揚曾慶紅“采取主動和動態的方式執政，以開放的姿態，嚐試引導和管理變革。從大約2000年到2008年，在曾慶紅主持下，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後一種方式。但我認為，在2009年中期，曾慶紅退休之後，中共的方向突然發生了轉變。”也就是說，在有曾慶紅主持的2008年以前，中國雖然出現了很多被他列為可能導致崩潰的因素，但因為有曾慶紅的主持，中共這艘船不會翻，中國將繼續繁榮；現在習近平的種種措施，有可能導致中共政權崩潰。
如果曾慶紅目前地位穩固且安然無事，絕對不會有施芝鴻救主之言與沈大偉這兩篇文章。去年王岐山政協講話中明言，還有“比周永康更大的老虎”，郭伯雄黨內地位低於周，不夠資格當“更大的老虎”，隻能說，中紀委那篇“慶親王”的文章確是有為而來，曾慶紅本人目前處境不妙。
曾柔習剛，哪種手段更強？
“2000年到2008年，在曾慶紅主持下”，對內，中共以“三個代表”理論營造了新階級以擴大其統治基礎；對外則大力推行大外宣，營造對中共更有利的國際輿論環境；對異議人士圈采用了滲透與引導的方式，讓他們感覺似乎有“黨內改革派”存在，將與民間異議互相呼應，促進中國政治改革；對海外民運則采取了收買與打壓並用的方式，讓本已潰不成軍的民運圈更加形同散沙。這種複雜的方式與今天習近平相對簡單的方式確有天壤之別。習近平統治分為兩翼：一翼是黨內反腐，清除政治團夥包括腐敗官員；一翼是消除社會上的不同聲音，在思想上加緊控製並打壓一切溫和的反對者。兩種“治理方式”相比，當然是曾慶紅的方式高明，更有彈性與容納性。但是，實現曾慶紅式的控製並非易事，需要能人控製並靈活運用手下各路人馬。當考慮到曾慶紅的力量與網絡在2009年之後介入了中共的權力鬥爭，並給習這位繼位者造成了種種麻煩之時，“除惡務盡”，“不留空間”就成了習的主導思想。
周薄案件，原點是因為薄熙來想獲取政治權力，發現通過“組織活動”入常無望之後開始走上“非組織化政治活動”道路，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也不知這個“反黨集團”的雪球最後將滾成多大？讓人深為感歎的是，在這場權力鬥爭中，無論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堅決拒絕西方的民主製度。他們忽視了一點：正是西方的民主選舉製度，保證了政治競爭的公開化，勝者有榮，敗者不辱，大不了積蓄力量投入下一輪競爭。不為蒼生計，隻為這些政治大佬們自身安危計，也是民主政治遠遠優於獨裁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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