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方正門”將爆驚天金融貪腐大案
西諾編者按：本文是由西諾的大陸爆料人直接提供，西諾僅僅作文字修改，改掉了幾個筆誤，其餘的文字是原作者提供。尊重原作者的要求，略去作者的名字。
根據北京政泉控股郭文貴先生的舉報，令計劃家族僅在日本和新加坡兩地的存款就高達三百七十億元之巨。令計劃已成落水之狗，不管怎樣舉報其貪腐罪行，似乎已沒有多大影響了。其中最有料的，是令案牽扯到了現任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甚至波及到前政法委書記、政治局常委賀國強。
根據郭文貴先生的爆料，令計劃、李源潮兩家在日本“東京”的豪宅，購價是三點八億美元，現價愈五億美元。郭文貴並將當事人的身份證明等信息“證據確鑿”地登載在美國“博訊”上。此爆料一出，立即在海內外掀起軒然大波。“博訊”在國際傳媒界是一家很有影響力的綜合性新聞媒體，它所刊載的爆料文章，通常都會引起國際輿論的極大關注，此次也不例外。根據作者和“博訊”記者的深度挖掘，進一步發現“北大方正門”背後隱藏著更為驚人的大黑幕。
先從舉報李源潮說起。就“政泉控股”郭文貴舉報方正總裁李友為令計劃家族在日本購買豪宅事件，經調查：第一，這兩棟房子位置不在東京，而是在京都地區，其區域上價格差異就有天地之別；第二，遭到爆料的這兩棟豪宅，在當地算“旺鋪”，但其實際價值也超不過兩百萬美元（指現值），與五億美元相差甚遠；第三，舉報信所羅列的令計劃、李源潮家族成員的身份證、護照號碼，並沒有出現在那張被公之於眾的“物業收費單”上。根據調查結果，這一舉報文章顯然水分太大，其真實性著實令人懷疑。其實，從表麵上看，郭文貴先生是想把李友拖到“令計劃案”中，為此不惜翻雲覆雨，造謠中傷；但是，如果我們深入一步觀察，就會看到，‘北大方正“與”政泉控股“的一係列令人眼花繚亂的打鬥，實際上激起了中國政壇新一輪反腐浪潮。其涉及人數之多、貪腐金額之巨、涉案老虎之大，都令人瞠目。
郭文貴先生在中國政商兩界早就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了，他深知道舉報這些位高權重的大人物，對其自身很可能會造成難以預料的傷害，何況是拿出這樣一份錯漏 百出的、經不起推敲的爆料文章。關於三百七十億人民幣，這樣一個天文數字，如何通過中國大陸的銀行轉到日本、新加坡的銀行？稍微對中國大陸金融體係有所了解到人，都知道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當然，令計劃家族的貪腐金額可能會更巨大，更加利令智昏，但還不至於愚蠢到這種程度。
那麽，郭文貴寧願冒著巨大風險、以一份錯漏百出的爆料文章舉報“北大方正”並順便連帶上李源潮、賀國強，其用意何在呢？
本文將為公眾提供一把解開這一驚天大案的鑰匙。
首先，舉報人非常清楚，如果單獨爆料舉報李源潮等在位領導，在大陸的傳播會遭到嚴格封殺；而將李源潮和令計劃捆綁到一起，則其傳播速度和廣度、高度將完全不同。
一、郭文貴“政泉控股”是令計劃“西山會”的重要成員，亦是主要資助人。在這場“北大方正門”事件中，其打鬥的起因一直是個謎，直到今日，幕後故事才逐步顯現出來。早在二零零六年，國內外媒體就報道過，發生在廣東的胡煒生案件，打垮胡煒生的林強，後麵的老板就是郭文貴；而郭與令計劃的關係“十分不一般”（在廣東和香港，這已是公開的秘密 ）。此乃證據之一；證據之二，在北京“盤古大觀”（當時叫作摩根中心）項目上，郭文貴以一介平民子弟，敢和眾多國企拚殺，更敢於幹掉北京市主管城建的副市長劉誌華，甚至在資金根本不到位的情況下，頂風作案，硬是將堂堂國有大型企業“首創集團”擠出局，這一番令人驚心動魄的捉對拚殺，如果後麵沒有比部級更高的後台撐腰，是絕不敢為的。而郭文貴的朝中後台，便是當時權傾朝野的令計劃。正是令計劃，把郭文貴提供的劉誌華貪腐證據直接送呈胡錦濤，由此引爆了劉誌華案件。正是因為郭文貴手眼通天，才有可能“空手套白狼”，一舉拿下“盤古大觀”這個獲利愈百億的項目。
在郭文貴加入令計劃小集團之後，令計劃的夫人穀麗萍也將郭文貴和李友納入到自己的小圈子中。需要說明的是，在鬧翻之前，郭文貴和李友是多年好友，都是“河南背景”和“北大背景”。根據目前掌握的信息，郭文貴和李友同屬令計劃的“西山會”成員，這一點已是北京政商圈公開的秘密。否則，郭文貴是無法得知李友與令計劃家族那麽多私密的。
實際上，在薄熙來案件爆發後，郭文貴基本上就不在大陸呆了，大部分時間呆在香港、美國等地。郭文貴這種大佬級的人物，向來是不會在一棵樹上吊死的，但是他也清楚，即使薄熙來案件最終會牽扯到令計劃，也會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種考量，決定了郭文貴此後的舉措。當然，僅就穀麗萍、李友和郭文貴三者的關係而言，李友和穀麗萍的關係顯然更近一層，但動大錢給西山會和令氏家族，主掌國有企業的李友卻不能出麵，隻能是郭文貴，因為郭文貴是民營企業的老板。因為郭文貴負責出錢（而且還是大錢），李友等人就應該負責將郭文貴的“虧空”補上，否則，他們與令氏家族的合作將難以為繼，因為郭文貴是不會總當這個“冤大頭”的。這就是目前“北大方正門”事件的核心機密。了解了這個核心機密，也就能理解，為什麽北大方正這一北京大學的校辦國企，在對郭文貴巨額利益輸送上的舉動，如此不可思議。同時，我們也就能理解，北大方正在這場打鬥中，為什麽會如此被動。
郭文貴與北大的合作，所卷入的各級大小老虎甚多，利益要求方也甚多，對此，郭文貴十分清楚。其實，作為私營企業家的郭文貴，既卷入政治漩渦、玩弄政治於股掌之中，反過來，他又必然會被政治的利刃所傷及，這幾乎是一個斷無例外的規律。在反腐浪潮中，郭文貴看到大小老虎紛紛落馬，自然擔心自己的巨額投入會不會無所產出。於是，在二零零四年年初，郭文貴就向李友提出，加快兌現利益輸送步伐，並大額度進行融資，把大筆資金以最快的速度輸送到境外，為這個集團的外逃做好資金準備。
但是，北大方正內部知道內情的人甚少，就連董事長魏新對此也不甚清楚。因此，單靠李友及少數幾個人很難落實郭文貴的要求，將以百億來計量的巨額利益輸送給郭文貴及各路幕後大佬的承諾自然就落空了。李友在政治爭鬥的黑幕下對此又無法解釋清楚。於是，郭文貴及其團隊就選擇了新的策略，對北大方正作切割處理。即將“北大方正集團”送上公眾審判台，以此為壓力，迫使北大方正兌現承諾。這就是“北大方正門”事件的由來。
郭文貴的如意算盤是，在國內外輿論的巨大壓力下，“北大方正”（其實就是北京大學）必然會做出讓步，從而搶在令計劃出事之前將“政泉控股”的利益予以兌現。沒想到的是，在幾番轟炸之後，郭文貴的目的並沒有達到。而令計劃出事的跡象越來越明顯，公布的日期越發迫近。情急之下，郭文貴開始對北大方正實施更猛烈的攻擊，這就是迅速在媒體上把令計劃的日本豪宅公布出來，並綁架上現任國家副主席李源潮和前任政治局常委賀國強，再嫁禍於李友，造成轟動效應，迫使北大方正妥協。這就是令人疑竇叢生的“北大方正門”事件呈現在麵上的真相。而其幕後更深的背景尚未觸及，本文將在後麵詳述。
揭開令計劃之子突遭車禍之真相
該事件的整個過程是這樣的：令計劃有一大哥令方針，不幸英年早逝，留下一女叫令狐燕。由於令計劃沒有女兒，他收養了令狐燕。由於令狐燕早年喪父，令計劃對這個侄女視為己出，十分憐愛，處處寵著這個女兒。後來，令狐燕在北京開了一家專營二手豪車的車行。所謂二手豪車，不過是為了逃避海關關稅，新車當二手車賣。令狐燕賣出的車，號稱是二手車，實際上隻跑了兩三千公裏，但價格卻要比新車便宜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二零一二年年初，郭文貴為了進一步密切與令計劃的關係，便通過令狐燕為令計劃之子令穀訂購了一輛法拉利跑車，即後來出事的那輛車。令穀平時不敢當著令計劃的麵開這輛車，就一直存放在姐姐令狐燕的車行裏。
在北京大學，由很多官二代和富二代成立了一家“超級豪車俱樂部”（英文名hyper auto club，簡稱HAC），令計劃之子、薄熙來之子、郭文貴之子都是這個俱樂部的成員。在令穀出車禍的當天下午，HAC的名門望族會員們聚會，會後，令穀便同郭文貴之子（還有其他幾位黨政大佬、巨賈富商的公子們）分別從飯店驅車前往郭文貴的大本營“盤古大觀”七星級酒店。去唱卡拉OK。其實，令穀死的有點冤。某大佬想“嚐鮮”，漢族女孩已不新鮮了，郭文貴便打電話給北京民族大學某副校長，讓他安排兩位少數民族校花前來陪伴領導。
更巧的是正好令穀和郭文貴之子一起進了盤古大觀，郭文貴說你們順便幫忙去接幾個人，兩個青年人就去幫忙接人。實際是兩個年輕人接了四個美女返回盤古大觀的。沒有想到，在前往“盤古大觀”的路上，令穀的法拉利出了車禍。令人奇怪的是，令計劃居然比北京市公安局領導還要早就得知此事。原來，國家安全部馬建副部長正在酒店等待藏族美女嚐鮮，聽到車禍報告後，覺得事態嚴重，立即向令計劃親自匯報，並建議立即封鎖現場。這位馬建副部長仍然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說有人要謀殺令公子。令計劃聽到事態如此嚴重，這才出此下策，動用中央警衛局的武裝力量前往封鎖現場。於是，一場普通車禍經過那位副部長的杜撰，轉化成為一場政治危機。
事後，其中一位藏族女孩康複之後，仍被謀殺於醫院，一位青春美麗的女孩成為這些流氓政客的犧牲品。直到今日，該女孩的任職甘肅省公安廳副廳長的父親，對於喪女之痛，仍然不敢吭一聲，足見其中黑幕之黑。
郭文貴的“以暴製暴”、“以貪打貪”新策略
最新的調查結果顯示，郭文貴和北大方正的這場爭鬥，遠非一個人的戰爭。郭文貴後麵還有一隻大老虎團隊。
郭文貴其實是這場官商勾結的利益集團貪腐盛宴的受害者。此話怎講？請看以下事實：
第一，郭文貴在舉報令計劃之後的第八天，令計劃應聲落馬。這絕不是巧合，而是因為郭文貴在海外已經得知令計劃將要被查的確切消息，於是才有了自我切割的無奈之舉，以及在海外媒體上有針對性地發了兩條消息。其中一條就是關於天津的戴相龍家族的貪腐爆料，涉及到平安保險的董事長馬明哲和前民生銀行董事長董文彪。在香港《明鏡》周刊和海外眾多媒體上，該爆料文章揭開了戴相龍家族和馬明哲的平安保險的黑幕，其中受益的大股東除戴相龍家族外，還進而牽扯到天津幫幫主溫家寶。這四家千億富豪家族的各種消息在海內外早已不是什麽新聞，但和令計劃案牽扯上關係，郭文貴還真是功不可沒。但驅動這一切的，仍然是幕後那些“看不見的手”。
在擔任天津市市長期間，戴相龍為溫家寶家鄉天津濱海新區的崛起立下汗馬功勞。但天津原來就有利益集團首領，即前任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張立昌。張站在老天津幫的立場上，自恃有老幫主李瑞環一手罩著，並沒有把戴相龍這個原央行行長、空降到天津當市長的外來戶放在眼裏。溫家寶也知道，張立昌那幫老天津幫把天津視為自己的領地，靠他們來發展天津，怕是沒有指望了。於是，他把希望寄托在戴相龍身上。戴相龍不負重托，迅速給天津貸來上萬億資金。戴相龍與溫家寶密切合作，把天津打造成為北方的金融中心。溫家寶的積極支持和戴相龍的有力推動，天津負債很快突破萬億，各種“信托”公司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有業內人士調侃說，天津可以破產三次了。
在溫戴聯手搞活天津、做大天津時，這兩家並沒有忘記自家的“自留地”也要好好“施肥”。就在此階段，由溫家寶和馬明哲、戴相龍聯手打造的“平安保險”這一投資平台成了這三個大家族的聚寶盆。入股平安，可獲得天文數字般的財富，但總需要幾十億現金來運作。於是，戴相龍女婿車峰便將融資平台放在天津。國企平台鎖定在“天津泰達”，民企平台鎖定在“天津環渤海控股集團”。在二零零七年年底，車峰曾代表溫家和戴家找到時任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管委會書記的皮黔生。皮黔生表示不予配合。在此期間，郭文貴曾到濱海新區見過皮黔生幾麵，二人具體談了些什麽，還不為外界所知。
在加上當時天津市政府實際上也在張立昌的嚴密控製下，針對戴相龍的各種舉報信都落入張立昌之手。張立昌利用這些舉報信成功地阻止了戴相龍接任天津市委書記一職。溫家寶此時的處境已經不妙。家族、幫派利益的暗鬥，使溫家寶和戴相龍恨透了老天津幫。眼看著上千億的“平安上市”提款計劃就要落空，無巧不成書，這時車峰通過郭文貴和令計劃搭上了關係。車峰通過令計劃給天津泰達董事長劉惠文打電話（因為劉惠文是令計劃之弟“王誠”的東北財大的同學），要劉惠文支持“平安保險”的上市和股東運作計劃。劉惠文對此表示讚同。於是，令計劃的介入，使得溫家寶、戴相龍家族的巨額融資計劃（主要是擔保），跳過了天津市和天津濱海新區，直接由“泰達集團”對車峰段偉紅指定的公司進行四十五億元的銀行質押擔保，貸款行仍是戴相龍的根據地“交通銀行”和“民生銀行”。天津方麵得知這一巨額貪腐行為後，立即發動了針對戴相龍的報複行動，最終迫使戴相龍黯然返回北京，擔任“中國社保”理事長，而其仕途就此終結。
溫家寶、戴相龍、馬明哲及董文彪四大金融證券家族勢力為了保證他們的既得利益不受損失，及出於最終平安著陸的安全性考慮，溫家寶直接運作，中紀委常委馬馼出麵，將老天津幫中的天津市政協主席宋平順（自殺身亡）、天津市檢察長李寶金、市委常委、濱海新區書記皮黔生等幹掉。李寶金和皮黔生都被判死緩。至此，老天津幫的內部整肅行動，以天津“三巨頭”的覆滅而劃上句號。
由於對劉惠文的“叛變行為”懷恨在心，天津幫各門派對其舉報不斷。劉惠文也認識到，令計劃這個保護傘將很快失去，自身難保，所以，在中紀委找其談話後的第二天，在家中自縊身亡。
因為郭文貴直接向令計劃引見了車峰，這就使得原本在政治派係上沒有多少關聯的溫家寶、戴相龍集團和令計劃家族集團在私人利益的領域建立了某種聯係。這也就解釋清楚了為什麽車峰在關鍵時刻借給郭文貴六個億。
但是，真相還遠遠不止於此。對於政泉控股的郭文貴來講，他不像車峰、溫雲鬆（溫家寶的兒子）他們，可以動用高層關係來獲得最終利益。郭文貴原本居於中國社會的平民階層，他的所有成功是靠自己打拚出來的，所有社會關係都是依靠金錢來鋪就的，因此，郭文貴的社會關係“成本”是極其高昂的。但是，也正因為如此，郭文貴可以隨時改換門庭，或對其掌握的政治資源做出某種調整。郭文貴的過人之處，是對於政治資源的全方位整合上。必要時，郭文貴可以迅速將這種整合的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從“民族證券”得收購到借殼“北大方正證券”上市的整個運作過程，就是郭文貴這種才能的精彩表演。
顯然，從盤古大觀到民族證券、再到借殼“方正證券”到幾個跳躍；從負債累累到百億級乃至千億級的“三級跳”，自始至終都有令計劃的幕後支持。而郭文貴巧妙地將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係統國安係統整合在一起，來為他的財富帝國及政治夢想的實現服務。如果沒有令計劃案件的爆發，郭文貴的夢想應該是已經成功了。
在民族證券的整個運作中，車峰在其中占有百分之四十五的暗股，這是開始運作民族證券時郭文貴安排的利益格局，然後，各自門戶內的利益自己打點。因此，即使在薄熙來案件突發後，在令計劃的地位岌岌可危時，民族證券的整個推進和鯨吞過程仍然頑強地往前推進。在推進過程中，整個項目要經過證券交易所、審計部門、稅務部門等十餘家部門的審查；同時，還要將背景深厚的大型國企（如首都機場集團）和李鵬家族之李曉琳背景的第二大股東“東方集團”的張宏偉順利擠出局，沒有以車峰為前鋒的原金融證券行業和隸屬於國務院係統的監管部門人民銀行的深厚基礎的支撐，單靠郭文貴的單打獨鬥，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例如，二零一三年初，郭文貴通過戴相龍擔任理事長的“中國社保基金”為新組建的“平安銀行”存入資金二百五十億元長期存款，為郭文貴自己換來一筆二十九億元的人民幣貸款。這一筆貸款才將郭文貴斷裂的資金鏈重新鏈接起來。戴相龍家族如果在民族證券的交易中沒有巨大利益，堂堂“中國社保基金”的理事長怎麽會為郭文貴這樣一介民營企業主、而且社會聲譽一直不怎麽光彩的江湖人物出這麽大的力呢？可以想見，按照“李克強經濟學”的對證券業的重構完成之後，民族證券還沒有上市，其股權將“很不值錢”。於是，車峰和趙大健（原華夏證券總裁，因和董事長周濟譜鬧矛盾，該公司遭受停牌處分）具體運作，以完成此事。
從上述事實中可以看出，如果郭文貴沒有戴相龍、車峰利益集團的幕後聯手，把民族證券推到今天這個程度，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沒有郭文貴、李友和令計劃家族的特殊的政商利益關係，“北大方正”也不可能按照郭文貴的意願明目張膽地進行利益輸送；同樣，郭文貴也不可能掀起如此驚天巨浪。作為中國最著名的學府北京大學，其校辦企業“北大青鳥”和“北大方正”相繼曝出驚天醜聞，某種意義上，是中國教育的悲哀。在打著所謂改革的旗號，其實將其淪為各個利益集團的角逐場，國人能從其中看到中國教育的希望嗎？
郭文貴的後台老板和合作夥伴，在習近平大力反腐的態勢下，已經感到壓力重重，絕不希望如此高調地處理這一醜聞。因此，他們紛紛切割與郭文貴的關係。比如，國家安全部就專門出函，明確指出郭文貴和國安係統沒有關係。對郭文貴而言，利益集團在有利益時，紛紛出手相助；一旦麵臨風險，則紛紛撤離。但是，他們該得到利益已經到手，毫發無損，最終則由郭文貴獨自承受所有的“成本”。如戴相龍家族，把社保基金的錢存在平安銀行，不管郭文貴能不能還上這筆貸款，戴相龍都不承擔責任，資金也不會有任何損失。而郭文貴則不同，他必須承擔以百億計的銀行貸款本息的償還和巨大的關係成本和賄賂錢款。如果北大方正不予配合，郭文貴就麵臨著資金鏈全麵斷裂的危險，由此所有貪腐鏈條及環節將全麵敗露。麵對這種複雜局麵，郭文貴製定了如下對策：舉報自己的幕後老板令計劃，捎帶上李源潮（團派，仍有上升勢頭），也捎帶上賀國強（北大青鳥的最終老板）。同時，將環渤海鄭介甫（是車峰的長期合作者，與薄熙來家族也有交集），同時帶出馬明哲（是溫家寶的大管家）。近來，郭文貴的反腐大宴就這樣拉開帷幕。
郭文貴的意圖是，捅一個天大的窟窿，看誰怕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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