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980641-1.shtml
This is a paper that NOT political right. But important to us Chinese live in north America. What US policy will be toward Chinese? Like the little boy in ABC? So US can face no competition and failure?
作者：Ron Unz
DXP於1978年啟動改革以來，30年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經濟規模以人類曆史上最快的速度翻了40倍，目前蓄勢待發，即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十多億華人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將自己的經濟生活從用牛耕作、騎車出行，提升到汽車即將普遍走入千家萬戶。
中國人的學業成就也同樣驚人。根據2009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的測試結果，上海（總人口1500萬的大都市）學生雄踞全球之冠。1 中國其餘地區的PISA結果顯示，那些地區的學生的優異表現也相差無幾，中國廣大農村數以億計的學生（大多出自年收入低於2000美元的農民家庭）的平均成績足以與歐洲最發達國家（如德國、法國、瑞士）的學生相匹敵，甚或超過，與美國比較更是遠遠勝出。2
在上一代，鄰近中國的多個小型華人國家或地區（比如台灣、香港、新加坡）也取得了類似的經濟和技術成就。而在以白人為主導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規模較小的華裔少數族群同樣取得了巨大的學術和社會經濟成就。中國大陸不甘示弱，尾隨其後，取得了上述成就。黃帝的子孫看來注定要在人類未來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對於20世紀中葉的西方人來說，他們更加熟知的是中國的赤貧與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狂熱，故而中國新近的這些成就可能會令其吃驚，但對於100年前的傑出思想家來說，它們就遠不是那麽出乎意料了。當時的很多人都曾經預言，中國終將重新躋身一流大國之列。比如美國早期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A.E. Ross就曾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Chinese（變化中的中國人）中忽略彼時中國的貧窮、痛苦、腐敗，而把目光投向了未來的現代化中國，預測其科技實力將足以匹敵美國及歐洲領先國家。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廣泛讚同Ross的觀點，比如Lothrop Stoddard就預言，中國若從長達幾個世紀的沉睡中醒來，則必將對歐美國家長久以來享有的世界霸權構成挑戰，而這一天也不會太遙遠。
中國現下取得的廣泛成功的可能根源，在當今西方的主要媒體上鮮見深入探討。這些媒體傾向於避開對華人民族特點的關注，而對其機構體係、政府形式更感興趣。不過，盡管後者的作用顯然至關重要（比如在經濟成就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顯然要遠遠遜色於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我們需要記住，中國人的上述成功故事所發生的社經/政治製度等背景多種多樣，並不是單一的。
舉例來說，數十年來，香港擁有世上最為自由的市場之一，其經濟體係接近於毫無政府幹預的純自由主義狀態；而與此同期的新加坡則處在李光耀及其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嚴密控製之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政府的指引與控製隨處可見。但兩地的人口均大多是華人，兩地也都經曆了幾乎齊頭並進的快速經濟發展，均在50年間就從戰後的一片破敗淒涼、處處難民窟的景象，迅速轉變為全世界最為富裕的地區之一。台灣的華人人口更多，它走的是中庸的發展路線，同樣取得了類似的經濟成就。
在美國，盡管華人經曆了長久的種族歧視與虐待，但那裏的小型華人群體現在也同樣興旺發達，華人人數甚至在1965年移民法案通過後快速增長。近年美國的頂尖學子中，無論是按客觀標準，比如在奧林匹克數學競賽或英特爾科學大賽中獲獎的比例，還是按較為主觀的標準，比如常青藤學院的入學率，華人均占了相當數量。從具體數字來看就更加驚人：盡管美國每年的高中畢業生中僅有1%是華裔，姓氏分析表明華人在尖子生中的比例占到了近15%，這一數字是猶太裔美國人（學業表現最佳的白人族群）所占比例的4倍多。3 在世界各地，無論來自什麽經濟製度和文化背景，華人似乎都在繁榮興盛。
20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美國的頂尖學者幾乎無一人能預見這些新形勢，而其後繼者盡管就生活在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卻同樣沒能認清形勢。學者有多鼠目寸光，於首屈一指的發展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及James Robinson的著作中可見一斑。其著作中對中國經濟升至世界主導地位的描述著墨不多，且認為這種繁盛不過是曇花一現，很快便要曲終人散，僅僅因為中國遵循的機構體製與兩位作者所推薦的“超級自由市場新自由主義”大不相同。4中國政府在引導經濟決策方麵卷入過深，故而必將失敗，雖然所有證據都截然相反；而美國高度金融化的經濟必將成功，盡管我們的失業率高企，增長乏力。按Acemoglu和Robinson的看法，國際間的競爭成敗取決於政府體製，由於中國現有體製不對，故而必將失敗，盡管現在似乎沒有任何失敗跡象。
也許這些學究會被證明是對的，中國的經濟奇跡將如他們所預測的那樣土崩瓦解。但如果這種事情沒有發生，假如過去35年間一直持續的國際趨勢再繼續維持5到10年，那我們就應該轉而向那些久已為人遺忘的思想家（如Ross和Stoddard這樣的個人）尋求解釋：他們實際已經預見了我們今天所經曆的世界發展形勢。日本侵華、二戰、內戰致使中國蒙受大範圍破壞，隨後毛澤東思想又帶來了經濟上的破敗，這些使先賢預測的中國崛起向後推遲了一兩代人，但除去這些意外，他們對中國潛力的分析看來極具先見之明。比如，Stoddard曾心有戚戚地引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Charles E. Pearson教授的預言：
終有一天，中國將從其煤礦中開采出廉價的燃料，用鐵路和輪船實現廉價的交通運輸，設立技術學校，發展工業，而這一天已近在咫尺了。對於這一點，有人懷疑嗎？不管那一天何時到來，到時，中國將從英國和德國手中，奪走世界市場（特別是全亞洲市場）的控製權。5
困境鑄就的民族
與今天相比，百年前的西方學術界相當不同，具有與當今截然相反的信條和禁忌，其時代精神也自然給當時的領頭學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跡。種族主義——即認為“不同民族所經曆的獨特曆史，往往會給該民族留下與眾不同的內在特質”的觀點——在那時占據主導地位，幾乎人人均將其奉為真理，並加於歐洲人及非歐洲人頭上，有時所用方式相當粗暴。
對於華人，當時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央集權式的中國社會在長達數千年間保持基本穩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稱獨特，給華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盡管中國也出現過政治分裂局麵，但為時短暫。實際上，這個東亞的羅馬帝國從未真正淪陷，東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羅馬滅亡後西方所遭受的長達千年的野蠻蒙昧、經濟崩潰、科技退步的命運。
而其不利一麵在於，最近數百年來，龐大的人口增長逐漸使中國極為高效的農耕體係疲於應對，使得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離馬爾薩斯描繪的饑荒僅一步之遙；這些壓力和困頓據信也反映在華人身上。比如，Stoddard寫道：
中國大地人口密集，在巨大經濟壓力的重重逼迫下，人人艱難求存，如大浪淘沙，舉世罕見。在國內，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幾近食不果腹。因此，離開故土來到其他較寬容的環境中後，中國人依然勤奮努力，常常令其競爭對手瞠目結舌。6
為支持他本人的這些生動用詞，Stoddard還大量引用了其他重要觀察家（有西方人，也有中國人）的詳細描寫。Ross的描寫要更加謹慎、更富經驗性，寫作風格沒那麽文學化，但其分析也頗為類似。在他關於中國人的專著中，有超過40頁用於描繪中國人日常掙紮求生的動人細節，這部分內容的標題頗為聳人聽聞：“中國人的掙紮求存”（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7
在20世紀後半葉的美國，種族主義成了思想理念上的禁忌話題，很少能在公共演講中聽到諸如“若某個民族置身於某個特定環境中長達數千年，將會給該民族烙上不可磨滅的印跡”這樣的觀點。但隨著新千年的到來，在權威性學術季刊上又能再度看到這種看法。
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要數A Farewell to Alms（別了，救濟）。作者Gregory Clark在其發表於2007年的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深層次根源。該文在精英圈子中廣受評點與讚譽，《紐約時報》的經濟學專欄作者Tyler Cowen稱其可能將是“經濟學中下一個熱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Brad DeLong稱其“精彩”。
Clark在文中雖然著墨於多個方麵，但最受關注的要數他從人口構成角度對英國曆史所做分析。分析依據的是他對流傳下來的個人記錄的一番審視。Clark發現，有證據顯示，在數百年間，較富有的英國人的後代數量要遠遠多於窮人的後代，因此，前者的後代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隨每一代人而遞增。可以想見，這是由於他們有財力早早結婚，並且由於營養較豐富、生活條件較好，他們本人及家人的死亡率因此降低。確實，當時的普通英國人大多接近馬爾薩斯描繪的饑寒境況，故而，窮困的下層人民往往無有子嗣，其位置逐漸為富人子孫中境遇不佳者所取代。由於個體的經濟境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諸如是否勤奮、節儉、能幹等特質，Clark認為，這些特質逐漸擴散，在英國人中變得較為普遍，為英國後來的經濟成就打下了人的基礎。
姑且不論曆史證據是否支持Clark的假說——經濟學家Robert C. Allen就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且相當有說服力的文章，與之針鋒相對8——他提出的理論架構看來相當言之成理。盡管文風不同、數字例證詳略不同，但Clark就英國的分析顯然與Stoddard、Ross等人對中國的分析遙相呼應。也許因此可以探討一番，看看對於中國人，我們是否也能套用一下Clark的那種分析方法。
有趣的是，Clark本人也用了幾頁篇幅探討這個問題。結論是，與英國不同，中國富人的子嗣並不多於窮人，因此不會在中國出現類似的某種特質逐代越發明顯的趨向。9但Clark並非中國專家，他的簡短分析所依據的是皇家鳳子龍孫的出生記錄，完全無法代表更廣大的普通民眾。事實上，隻要對來自中國的資料再細看一遍，就可找到極具說服力的證據，可以證明直接與經濟狀況有關的中國家庭子女人數的嚴重不對稱，而且這種模式甚至比在英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明顯。
更有甚者，中國傳統社會的某些特點可能還對這種效應起到了維持和強化作用，其機製也完全不同於在歐洲或其他很多地方可見的同類機製。的確，中國可能要算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極端“社會達爾文”社會，這個因素在塑造現代中國人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10。
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
中國社會以其穩定、長久而著稱。從隋（589-618）唐（618-907）時期官吏政治製度逐漸建立，到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千年間同一種社會經濟關係一直揮之不去，僅在因王朝更替、軍事征服，導致政府上層建築出現周期性變化的時候才略有演化。
該官吏製度的中心特點，就是中央政府通過優勝劣汰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任命為地方官員，以此替代貴族對地方的統治。究其本質，中國早早便摒棄了世襲封建領主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結構（比歐洲國家要早一千多年），代之以“除身為統治者的皇帝及皇族之外，幾乎人人均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製度。
科舉製度具有極大社會重要性，其作用相當於歐洲直至現代之前一直采取的、根據血統來決定某人可否邁入統治精英圈子的做法，其滲入本國大眾文化的程度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國或德國的大貴族家族也許能將其曆史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或巴巴羅薩時代，他們的祖先在那時被提升為貴族，隨後其後裔的社會及經濟地位在曆史長河中起起伏伏。而在中國，一個家族會自豪地一一列舉曆朝曆代該家族中曾出過的狀元，還有他們因此被任命的重要官職。在歐洲，像“英勇的平民小夥為國王立下汗馬功勞，並因此獲封騎士或更高等貴族”的傳奇故事雖廣為流傳，但這些故事直至法國大革命也隻是故事。但在中國，即便是最偉大的書香世家，其根源也幾乎均出自普通農耕家庭。
中國是第一個利用書麵考試來實現優勝劣汰的國家，不僅如此，世界其他地方所采用的類似做法，歸根到底也很可能是模仿中國。比如，在18世紀、19世紀，以中國的製度為樣板，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建立了唯才是用的公務員製度，使效率有了革命性提高。更有極具說服力的曆史證據表明，甚至連大學入學考試以及榮譽學位考試，也是借鑒中國的科舉考試。劍橋大學著名的Math Tripos（數學榮譽學位考試）便是最早的範例11。現代的書麵考試可能跟筷子一樣，是典型的中國產物。
既然在過去1500年間的大部分歲月中，中華文明均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去占據具有全國性權勢的位置，有時不免讓人猜測，可能考試的能力已經溶入中國人的血脈，不僅在文化層麵如此，即便在生理層麵也是如此。不過，雖然這種猜測也許有一點真實成分，但它所描述的機製不大可能會有什麽重要意義。在科舉時代，中國的人口達好幾千萬，並且不斷穩定增長，從公元900年之前的6千萬人口一路增長到1850年的遠超4億人口。但在過去600年間，得以參加科舉中最高級的殿試、成為進士的中國人數目，每年卻常常少於百人。其中要數宋代（960-1279）的進士最多，但人數也僅超過每年200名。即便我們加上低於進士的舉人，這些高等書生的人數可能舉國也不過寥寥數萬12,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遠低於工匠、商人的人數，更別提占據人口絕大部分的務農者了。考試選才製度具有龐大的文化影響，但其直接的基因影響應可忽略不計。
同樣是這種相對比例上的不對稱，令任何拿生物進化模型去套中國的做法都困難重重。Gregory Cochran和Henry Harpending令人信服地用進化論解釋了歐洲Ashkenazi猶太人高智商的成因。13這些猶太人人數不多，不與外界通婚，絕大多數人從事很需要高智商的商業與金融業工作，僅有無足輕重數量的基因來自從事其他行業的外族。與之相對的是，並無證據顯示成功的中國商人或學者會不樂意從普通民眾中娶妻；而每代人中僅需些許此類婚姻出現，就會令有助於商業成功或學業成功的基因稀釋。若想找到可以與Clark關於英國假說中所述相提並論的機製，就必須仿效前麵提到的19世紀觀察家們的做法，把目光投向中國數目廣大的鄉間農民的生活環境：他們在數百年間均占人口的百分之90以上。
階層不固定，可流動變化
事實上，盡管西方的觀察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中國驚人的貧困上，中國的傳統社會其實具有某些非同尋常、甚至是獨一無二的特點，可能在塑造中國人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也許其中最為重要的特點，要算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社會幾乎沒有固定階層，不同經濟階層之間具備極強的流動性。
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1000來年，中國的封建製度就已經宣告終結，在法律麵前幾乎人人平等。14士大夫——通過科舉獲得秀才或更高功名者——擁有某些特權，而小人——娼妓、樂伎、奴仆及其他各種社會底層人士——則遭受法律歧視。但這兩種階層均很小，各占據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而平民——其他所有人，包括農夫——則完全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不過，法律地位的平等並不意味著經濟地位上的平等，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能看到極為懸殊的貧富之差，即便是同宗的小村莊也不例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中國的農村居民按其財產的多寡、按其“剝削”收入的多少，被分為：地主（他們的大部分收入或全部收入均來自地租，或剝削自雇工）、富農、中農、貧農。他們的財產及地租收入依次遞減，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必要性依次遞增。此外還有雇農，他們擁有的土地可以忽略不計，將近全部收入均依賴出賣勞動力。
若時勢艱難，財產的多寡很可能就意味著生與死的差別。但人人都認同，這種劃分隻是經濟層麵的劃分，而且並非固定不變：若地主喪失其土地，就會變成貧農；而發了財的貧農就大可與地主平起平坐。在革命鬥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宣傳說，地主與富農僅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卻占有百分之70到80的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農與雇農僅占百分之10到15的土地。立場中立的觀察家認為，這些說法為宣傳效果而誇大了事實，但離嚴酷的事實也不是很遠。15
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再加上經濟地位的天差地別，兩者合一，造就了有史以來羈絆最少的自由市場體係，並不僅僅在城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也是一樣（在傳統中國，幾乎全部人口均居於農村）。土地這一主要財富形式可被自由買賣、交易、出租、轉租、抵押。金錢借貸、糧食借貸，兩者均隨處可見，特別是在荒年。利息通常高得有如高利貸，往往超過每月百分之十的複利。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出賣妻兒換取錢糧的做法也不鮮見。若無親戚接濟，無地無錢的農民常常餓死。與此同時，那些境況較佳的農民往往投身極為商業化、極具企業色彩的農業活動，常常涉及複雜的商業安排。16
幾百年來，中國農村日常生活中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人口密度極高。隨著中國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個世紀裏從6500萬增長到4.3億17，幾乎所有土地最終都被開墾出來，用於高效耕種。盡管中國社會是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社會，在1750年，山東省的人口密度即已達到荷蘭的兩倍以上，雖然荷蘭是當時歐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在工業革命早期，英國的人口密度更是僅有江蘇省的五分之一。18
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向來極為高效，但到了19世紀，隨著中國人口的不斷增長，在當時科技水平與經濟製度的局限下，農業體係的絕對馬爾薩斯負荷容量終於被人口趕上並超越。19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受到死亡率（包括高嬰兒死亡率）、因營養不良所致的生育率下降、疾病、周期性的地區性饑荒等因素的極大製約，而地區性饑荒平均消滅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生命。20甚至連中文都演變成以食物為中心，比如傳統上打招呼的用語是“吃了嗎？”，再比如人們常常用“去吃酒”來表示去參加婚禮、葬禮或其他重要社交場合。21
文化與思想觀念對中國社會的製約，也使得這種無休無止的生命悲劇更加難以終結。盡管與此同期的歐洲貧民無論男女，都很晚結婚，甚至一生單身，但中國人生活的一大主題就是盡早成家，生兒育女。亞聖孟子有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確，娶妻生子成了長大成人的標誌。另外，隻有兒子才能繼承香火，在父母百年後給父母及祖先上供。為了預防夭折，還得生育多個兒子以防萬一。從實用角度來說，若生的是女兒，嫁出去後便成了夫家的人，父母老來隻能依賴兒子。
幾乎所有農業社會都強調孝順父母、娶妻成家、生兒育女的重要性，並將兒子置於女兒之上，但在傳統中國社會，這種趨勢顯得特別強烈，成為生存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主題。由於極端貧困，為人父母的常常要做出殘酷的選擇，將女嬰殺死（包括任其自生自滅）的事情並不罕見，成為窮人的主要生育控製手段。這導致婚齡婦女的數量往往比婚齡男性要少百分之10到15。因此，為求得這些女性青睞，育齡男性競爭激烈。這些女性往往二十不到便名花有主，幾乎無一漏網。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便是人口總數自然而穩定地大增，直到各種因素導致死亡率上升，將增長的勢頭遏製住。
This is a paper that NOT political right. But important to us Chinese live in north America. What US policy will be toward Chinese? Like the little boy in ABC? So US can face no competition and failure?
作者：Ron Unz
DXP於1978年啟動改革以來，30年間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經濟規模以人類曆史上最快的速度翻了40倍，目前蓄勢待發，即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十多億華人在短短一代人的時間裏，將自己的經濟生活從用牛耕作、騎車出行，提升到汽車即將普遍走入千家萬戶。
中國人的學業成就也同樣驚人。根據2009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的測試結果，上海（總人口1500萬的大都市）學生雄踞全球之冠。1 中國其餘地區的PISA結果顯示，那些地區的學生的優異表現也相差無幾，中國廣大農村數以億計的學生（大多出自年收入低於2000美元的農民家庭）的平均成績足以與歐洲最發達國家（如德國、法國、瑞士）的學生相匹敵，甚或超過，與美國比較更是遠遠勝出。2
在上一代，鄰近中國的多個小型華人國家或地區（比如台灣、香港、新加坡）也取得了類似的經濟和技術成就。而在以白人為主導的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規模較小的華裔少數族群同樣取得了巨大的學術和社會經濟成就。中國大陸不甘示弱，尾隨其後，取得了上述成就。黃帝的子孫看來注定要在人類未來的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對於20世紀中葉的西方人來說，他們更加熟知的是中國的赤貧與毛澤東思想的革命狂熱，故而中國新近的這些成就可能會令其吃驚，但對於100年前的傑出思想家來說，它們就遠不是那麽出乎意料了。當時的很多人都曾經預言，中國終將重新躋身一流大國之列。比如美國早期最偉大的社會學家之一A.E. Ross就曾在其著作The Changing Chinese（變化中的中國人）中忽略彼時中國的貧窮、痛苦、腐敗，而把目光投向了未來的現代化中國，預測其科技實力將足以匹敵美國及歐洲領先國家。當時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廣泛讚同Ross的觀點，比如Lothrop Stoddard就預言，中國若從長達幾個世紀的沉睡中醒來，則必將對歐美國家長久以來享有的世界霸權構成挑戰，而這一天也不會太遙遠。
中國現下取得的廣泛成功的可能根源，在當今西方的主要媒體上鮮見深入探討。這些媒體傾向於避開對華人民族特點的關注，而對其機構體係、政府形式更感興趣。不過，盡管後者的作用顯然至關重要（比如在經濟成就上，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就顯然要遠遠遜色於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國），我們需要記住，中國人的上述成功故事所發生的社經/政治製度等背景多種多樣，並不是單一的。
舉例來說，數十年來，香港擁有世上最為自由的市場之一，其經濟體係接近於毫無政府幹預的純自由主義狀態；而與此同期的新加坡則處在李光耀及其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人民行動黨的嚴密控製之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政府的指引與控製隨處可見。但兩地的人口均大多是華人，兩地也都經曆了幾乎齊頭並進的快速經濟發展，均在50年間就從戰後的一片破敗淒涼、處處難民窟的景象，迅速轉變為全世界最為富裕的地區之一。台灣的華人人口更多，它走的是中庸的發展路線，同樣取得了類似的經濟成就。
在美國，盡管華人經曆了長久的種族歧視與虐待，但那裏的小型華人群體現在也同樣興旺發達，華人人數甚至在1965年移民法案通過後快速增長。近年美國的頂尖學子中，無論是按客觀標準，比如在奧林匹克數學競賽或英特爾科學大賽中獲獎的比例，還是按較為主觀的標準，比如常青藤學院的入學率，華人均占了相當數量。從具體數字來看就更加驚人：盡管美國每年的高中畢業生中僅有1%是華裔，姓氏分析表明華人在尖子生中的比例占到了近15%，這一數字是猶太裔美國人（學業表現最佳的白人族群）所占比例的4倍多。3 在世界各地，無論來自什麽經濟製度和文化背景，華人似乎都在繁榮興盛。
20世紀60年代或70年代美國的頂尖學者幾乎無一人能預見這些新形勢，而其後繼者盡管就生活在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卻同樣沒能認清形勢。學者有多鼠目寸光，於首屈一指的發展經濟學家Daron Acemoglu及James Robinson的著作中可見一斑。其著作中對中國經濟升至世界主導地位的描述著墨不多，且認為這種繁盛不過是曇花一現，很快便要曲終人散，僅僅因為中國遵循的機構體製與兩位作者所推薦的“超級自由市場新自由主義”大不相同。4中國政府在引導經濟決策方麵卷入過深，故而必將失敗，雖然所有證據都截然相反；而美國高度金融化的經濟必將成功，盡管我們的失業率高企，增長乏力。按Acemoglu和Robinson的看法，國際間的競爭成敗取決於政府體製，由於中國現有體製不對，故而必將失敗，盡管現在似乎沒有任何失敗跡象。
也許這些學究會被證明是對的，中國的經濟奇跡將如他們所預測的那樣土崩瓦解。但如果這種事情沒有發生，假如過去35年間一直持續的國際趨勢再繼續維持5到10年，那我們就應該轉而向那些久已為人遺忘的思想家（如Ross和Stoddard這樣的個人）尋求解釋：他們實際已經預見了我們今天所經曆的世界發展形勢。日本侵華、二戰、內戰致使中國蒙受大範圍破壞，隨後毛澤東思想又帶來了經濟上的破敗，這些使先賢預測的中國崛起向後推遲了一兩代人，但除去這些意外，他們對中國潛力的分析看來極具先見之明。比如，Stoddard曾心有戚戚地引用了維多利亞時代的Charles E. Pearson教授的預言：
終有一天，中國將從其煤礦中開采出廉價的燃料，用鐵路和輪船實現廉價的交通運輸，設立技術學校，發展工業，而這一天已近在咫尺了。對於這一點，有人懷疑嗎？不管那一天何時到來，到時，中國將從英國和德國手中，奪走世界市場（特別是全亞洲市場）的控製權。5
困境鑄就的民族
與今天相比，百年前的西方學術界相當不同，具有與當今截然相反的信條和禁忌，其時代精神也自然給當時的領頭學者烙下了深深的印跡。種族主義——即認為“不同民族所經曆的獨特曆史，往往會給該民族留下與眾不同的內在特質”的觀點——在那時占據主導地位，幾乎人人均將其奉為真理，並加於歐洲人及非歐洲人頭上，有時所用方式相當粗暴。
對於華人，當時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央集權式的中國社會在長達數千年間保持基本穩定而有序，在世界各民族中堪稱獨特，給華人留下了特有的烙印。盡管中國也出現過政治分裂局麵，但為時短暫。實際上，這個東亞的羅馬帝國從未真正淪陷，東方也因此得以免遭羅馬滅亡後西方所遭受的長達千年的野蠻蒙昧、經濟崩潰、科技退步的命運。
而其不利一麵在於，最近數百年來，龐大的人口增長逐漸使中國極為高效的農耕體係疲於應對，使得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離馬爾薩斯描繪的饑荒僅一步之遙；這些壓力和困頓據信也反映在華人身上。比如，Stoddard寫道：
中國大地人口密集，在巨大經濟壓力的重重逼迫下，人人艱難求存，如大浪淘沙，舉世罕見。在國內，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幾近食不果腹。因此，離開故土來到其他較寬容的環境中後，中國人依然勤奮努力，常常令其競爭對手瞠目結舌。6
為支持他本人的這些生動用詞，Stoddard還大量引用了其他重要觀察家（有西方人，也有中國人）的詳細描寫。Ross的描寫要更加謹慎、更富經驗性，寫作風格沒那麽文學化，但其分析也頗為類似。在他關於中國人的專著中，有超過40頁用於描繪中國人日常掙紮求生的動人細節，這部分內容的標題頗為聳人聽聞：“中國人的掙紮求存”（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in China）。7
在20世紀後半葉的美國，種族主義成了思想理念上的禁忌話題，很少能在公共演講中聽到諸如“若某個民族置身於某個特定環境中長達數千年，將會給該民族烙上不可磨滅的印跡”這樣的觀點。但隨著新千年的到來，在權威性學術季刊上又能再度看到這種看法。
其中一個典型例子，要數A Farewell to Alms（別了，救濟）。作者Gregory Clark在其發表於2007年的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國工業革命的深層次根源。該文在精英圈子中廣受評點與讚譽，《紐約時報》的經濟學專欄作者Tyler Cowen稱其可能將是“經濟學中下一個熱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家Brad DeLong稱其“精彩”。
Clark在文中雖然著墨於多個方麵，但最受關注的要數他從人口構成角度對英國曆史所做分析。分析依據的是他對流傳下來的個人記錄的一番審視。Clark發現，有證據顯示，在數百年間，較富有的英國人的後代數量要遠遠多於窮人的後代，因此，前者的後代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隨每一代人而遞增。可以想見，這是由於他們有財力早早結婚，並且由於營養較豐富、生活條件較好，他們本人及家人的死亡率因此降低。確實，當時的普通英國人大多接近馬爾薩斯描繪的饑寒境況，故而，窮困的下層人民往往無有子嗣，其位置逐漸為富人子孫中境遇不佳者所取代。由於個體的經濟境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諸如是否勤奮、節儉、能幹等特質，Clark認為，這些特質逐漸擴散，在英國人中變得較為普遍，為英國後來的經濟成就打下了人的基礎。
姑且不論曆史證據是否支持Clark的假說——經濟學家Robert C. Allen就發表了一篇措辭激烈且相當有說服力的文章，與之針鋒相對8——他提出的理論架構看來相當言之成理。盡管文風不同、數字例證詳略不同，但Clark就英國的分析顯然與Stoddard、Ross等人對中國的分析遙相呼應。也許因此可以探討一番，看看對於中國人，我們是否也能套用一下Clark的那種分析方法。
有趣的是，Clark本人也用了幾頁篇幅探討這個問題。結論是，與英國不同，中國富人的子嗣並不多於窮人，因此不會在中國出現類似的某種特質逐代越發明顯的趨向。9但Clark並非中國專家，他的簡短分析所依據的是皇家鳳子龍孫的出生記錄，完全無法代表更廣大的普通民眾。事實上，隻要對來自中國的資料再細看一遍，就可找到極具說服力的證據，可以證明直接與經濟狀況有關的中國家庭子女人數的嚴重不對稱，而且這種模式甚至比在英國或其他任何國家都更加明顯。
更有甚者，中國傳統社會的某些特點可能還對這種效應起到了維持和強化作用，其機製也完全不同於在歐洲或其他很多地方可見的同類機製。的確，中國可能要算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極端“社會達爾文”社會，這個因素在塑造現代中國人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10。
傳統中國的社會經濟
中國社會以其穩定、長久而著稱。從隋（589-618）唐（618-907）時期官吏政治製度逐漸建立，到1949年的共產黨革命，千年間同一種社會經濟關係一直揮之不去，僅在因王朝更替、軍事征服，導致政府上層建築出現周期性變化的時候才略有演化。
該官吏製度的中心特點，就是中央政府通過優勝劣汰的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任命為地方官員，以此替代貴族對地方的統治。究其本質，中國早早便摒棄了世襲封建領主及其所代表的社會結構（比歐洲國家要早一千多年），代之以“除身為統治者的皇帝及皇族之外，幾乎人人均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製度。
科舉製度具有極大社會重要性，其作用相當於歐洲直至現代之前一直采取的、根據血統來決定某人可否邁入統治精英圈子的做法，其滲入本國大眾文化的程度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國或德國的大貴族家族也許能將其曆史追溯到查理曼大帝或巴巴羅薩時代，他們的祖先在那時被提升為貴族，隨後其後裔的社會及經濟地位在曆史長河中起起伏伏。而在中國，一個家族會自豪地一一列舉曆朝曆代該家族中曾出過的狀元，還有他們因此被任命的重要官職。在歐洲，像“英勇的平民小夥為國王立下汗馬功勞，並因此獲封騎士或更高等貴族”的傳奇故事雖廣為流傳，但這些故事直至法國大革命也隻是故事。但在中國，即便是最偉大的書香世家，其根源也幾乎均出自普通農耕家庭。
中國是第一個利用書麵考試來實現優勝劣汰的國家，不僅如此，世界其他地方所采用的類似做法，歸根到底也很可能是模仿中國。比如，在18世紀、19世紀，以中國的製度為樣板，英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建立了唯才是用的公務員製度，使效率有了革命性提高。更有極具說服力的曆史證據表明，甚至連大學入學考試以及榮譽學位考試，也是借鑒中國的科舉考試。劍橋大學著名的Math Tripos（數學榮譽學位考試）便是最早的範例11。現代的書麵考試可能跟筷子一樣，是典型的中國產物。
既然在過去1500年間的大部分歲月中，中華文明均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去占據具有全國性權勢的位置，有時不免讓人猜測，可能考試的能力已經溶入中國人的血脈，不僅在文化層麵如此，即便在生理層麵也是如此。不過，雖然這種猜測也許有一點真實成分，但它所描述的機製不大可能會有什麽重要意義。在科舉時代，中國的人口達好幾千萬，並且不斷穩定增長，從公元900年之前的6千萬人口一路增長到1850年的遠超4億人口。但在過去600年間，得以參加科舉中最高級的殿試、成為進士的中國人數目，每年卻常常少於百人。其中要數宋代（960-1279）的進士最多，但人數也僅超過每年200名。即便我們加上低於進士的舉人，這些高等書生的人數可能舉國也不過寥寥數萬12,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不到，遠低於工匠、商人的人數，更別提占據人口絕大部分的務農者了。考試選才製度具有龐大的文化影響，但其直接的基因影響應可忽略不計。
同樣是這種相對比例上的不對稱，令任何拿生物進化模型去套中國的做法都困難重重。Gregory Cochran和Henry Harpending令人信服地用進化論解釋了歐洲Ashkenazi猶太人高智商的成因。13這些猶太人人數不多，不與外界通婚，絕大多數人從事很需要高智商的商業與金融業工作，僅有無足輕重數量的基因來自從事其他行業的外族。與之相對的是，並無證據顯示成功的中國商人或學者會不樂意從普通民眾中娶妻；而每代人中僅需些許此類婚姻出現，就會令有助於商業成功或學業成功的基因稀釋。若想找到可以與Clark關於英國假說中所述相提並論的機製，就必須仿效前麵提到的19世紀觀察家們的做法，把目光投向中國數目廣大的鄉間農民的生活環境：他們在數百年間均占人口的百分之90以上。
階層不固定，可流動變化
事實上，盡管西方的觀察家往往把目光集中在中國驚人的貧困上，中國的傳統社會其實具有某些非同尋常、甚至是獨一無二的特點，可能在塑造中國人的過程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也許其中最為重要的特點，要算這樣一個事實，即中國社會幾乎沒有固定階層，不同經濟階層之間具備極強的流動性。
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1000來年，中國的封建製度就已經宣告終結，在法律麵前幾乎人人平等。14士大夫——通過科舉獲得秀才或更高功名者——擁有某些特權，而小人——娼妓、樂伎、奴仆及其他各種社會底層人士——則遭受法律歧視。但這兩種階層均很小，各占據人口的百分之一不到，而平民——其他所有人，包括農夫——則完全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不過，法律地位的平等並不意味著經濟地位上的平等，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能看到極為懸殊的貧富之差，即便是同宗的小村莊也不例外。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裏，根據傳統的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中國的農村居民按其財產的多寡、按其“剝削”收入的多少，被分為：地主（他們的大部分收入或全部收入均來自地租，或剝削自雇工）、富農、中農、貧農。他們的財產及地租收入依次遞減，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必要性依次遞增。此外還有雇農，他們擁有的土地可以忽略不計，將近全部收入均依賴出賣勞動力。
若時勢艱難，財產的多寡很可能就意味著生與死的差別。但人人都認同，這種劃分隻是經濟層麵的劃分，而且並非固定不變：若地主喪失其土地，就會變成貧農；而發了財的貧農就大可與地主平起平坐。在革命鬥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宣傳說，地主與富農僅占人口的百分之十，卻占有百分之70到80的土地，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貧農與雇農僅占百分之10到15的土地。立場中立的觀察家認為，這些說法為宣傳效果而誇大了事實，但離嚴酷的事實也不是很遠。15
法律地位上的完全平等，再加上經濟地位的天差地別，兩者合一，造就了有史以來羈絆最少的自由市場體係，並不僅僅在城市如此，更重要的是，在中國廣大的農村也是一樣（在傳統中國，幾乎全部人口均居於農村）。土地這一主要財富形式可被自由買賣、交易、出租、轉租、抵押。金錢借貸、糧食借貸，兩者均隨處可見，特別是在荒年。利息通常高得有如高利貸，往往超過每月百分之十的複利。在極端情況下，甚至出賣妻兒換取錢糧的做法也不鮮見。若無親戚接濟，無地無錢的農民常常餓死。與此同時，那些境況較佳的農民往往投身極為商業化、極具企業色彩的農業活動，常常涉及複雜的商業安排。16
幾百年來，中國農村日常生活中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人口密度極高。隨著中國人口在1850年之前的5個世紀裏從6500萬增長到4.3億17，幾乎所有土地最終都被開墾出來，用於高效耕種。盡管中國社會是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社會，在1750年，山東省的人口密度即已達到荷蘭的兩倍以上，雖然荷蘭是當時歐洲城市化程度最高、也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在工業革命早期，英國的人口密度更是僅有江蘇省的五分之一。18
中國的農業生產方式向來極為高效，但到了19世紀，隨著中國人口的不斷增長，在當時科技水平與經濟製度的局限下，農業體係的絕對馬爾薩斯負荷容量終於被人口趕上並超越。19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受到死亡率（包括高嬰兒死亡率）、因營養不良所致的生育率下降、疾病、周期性的地區性饑荒等因素的極大製約，而地區性饑荒平均消滅占人口百分之五的生命。20甚至連中文都演變成以食物為中心，比如傳統上打招呼的用語是“吃了嗎？”，再比如人們常常用“去吃酒”來表示去參加婚禮、葬禮或其他重要社交場合。21
文化與思想觀念對中國社會的製約，也使得這種無休無止的生命悲劇更加難以終結。盡管與此同期的歐洲貧民無論男女，都很晚結婚，甚至一生單身，但中國人生活的一大主題就是盡早成家，生兒育女。亞聖孟子有雲，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確，娶妻生子成了長大成人的標誌。另外，隻有兒子才能繼承香火，在父母百年後給父母及祖先上供。為了預防夭折，還得生育多個兒子以防萬一。從實用角度來說，若生的是女兒，嫁出去後便成了夫家的人，父母老來隻能依賴兒子。
幾乎所有農業社會都強調孝順父母、娶妻成家、生兒育女的重要性，並將兒子置於女兒之上，但在傳統中國社會，這種趨勢顯得特別強烈，成為生存之外在日常生活中的中心主題。由於極端貧困，為人父母的常常要做出殘酷的選擇，將女嬰殺死（包括任其自生自滅）的事情並不罕見，成為窮人的主要生育控製手段。這導致婚齡婦女的數量往往比婚齡男性要少百分之10到15。因此，為求得這些女性青睞，育齡男性競爭激烈。這些女性往往二十不到便名花有主，幾乎無一漏網。隨之而來的必然結果便是人口總數自然而穩定地大增，直到各種因素導致死亡率上升，將增長的勢頭遏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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