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微博實名認證的貴州省副省長陳鳴明，因7月28日轉發評論一條美國槍擊案的微博後，引起網絡的軒然大波。他的評論原文如下：“這些人不愛國，為成為中國人感到悲哀，讓他們趕緊去美國，越快越好！敗類，人渣！”；“去之前，先整形，不要讓人家看出是中國人！”。同時，麵對網友的質疑，陳鳴明表示願意接受對自己家人和財產的調查。
29日此消息經過一天一夜的發酵，副省長的言論成為了網上最熱門的聲討話題。為此，下午三點左右，陳鳴明通過自己的官方微博表達了歉意，主題是“有話好好說”。對此致歉有不少人讚同認可他的態度，也有人認為其誠意不足。但不論陳鳴明的致歉效果如何，陳副省長和中國的大多數官員一樣，都需要上一堂關於愛國主義的教育課。
什麽是真正的愛國？
陳獨秀曾寫過一篇題為《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的文章，文中說：“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麽。原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異族壓迫，調和國內紛爭；惡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所以，“若有人問：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我們便大聲答道：……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給副省長普及兩點關於愛國的常識：一，政府不等於國家，批評政府不是罵祖國；二，政府是納稅人的血汗錢養活的，做得好是必須的，做不好就該挨罵。我們常常看到很多人都在把偉大的“愛國主義”標簽往自己身上貼。在很多人眼裏，隻要他“愛國”了似乎就可以登上道德的製高點了，可以驕傲地俯視一切芸芸眾生，就可以不再受道德的約束羈絆。而一旦貼上，那些行為就是合理的，就會有人趨之若鶩。更有甚者動不動就拿出“我代表國家代表某某”，來強詞奪理實施流氓行為。
於是，那些在平日裏這些屬於流氓的行徑，在愛國的名義下，一切都變得那麽理直氣壯。那麽，愛國愛什麽？應該怎麽愛？其實就三點：一是愛國要愛她的人民，二是愛國要愛她的文化，三是愛國要愛她的國土。愛國主義的核心是愛人民，如果不愛人民，其他的愛都不值得一提。這是愛國主義的核心內涵，也是愛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任何抽離了這個基本原則的愛國主義，或者用其他原則淩駕於這個原則之上的愛國主義，都是扭曲的愛國主義，都是毒藥。
批評和讚美哪個更愛國？
陳鳴明在微博回應中還說：“國家同樣需要鼓勵，這對凝聚社會共識，推動國家進步同樣有好處。”看來，陳副省長更偏愛讚美這種“愛國”的方式了。現在的確有一些人，認為愛國就是要無條件對政府的行為說好話、唱讚歌。一見到批評者，他們立刻就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給你扣上。愛國，是否就意味著放棄對這個國家的狀況、政府批評的權利？是否就必須千人一麵、眾口一詞？難道批評者就不算愛國嗎？
要說“愛國”，古往今來，最受中國人尊敬的愛國者非屈原莫屬。可是你看他的文章作品，什麽時候為朝政唱過讚歌呢？可以說，從頭到尾，都是些批評、發牢騷的文字。按照當下某些“愛國者”的理論，屈原完全符合他們“帶路黨、賣國賊”的標準。屈原他既不像某個央視退休的主持人“從不給國家添亂”，更不像某個大媽“從不投反對票”那樣去愛國。相反，他成天喋喋不休地反對、阻止楚王已經成竹在胸的既定國策，和那些隻知道說好話的邪佞們做鬥爭。然而恰恰就是屈原，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也是最著名的愛國主義者。
而當下中國，像屈原的這種愛國方式，之所以不太容易讓人接受的原因在於，批評這種愛國方式，往往與講真話連在一起；而講真話往往要擔風險、付出代價了。有教師陳平福甚至僅因為發了幾篇博文就要被審判了，事實證明用這種方式愛國你注定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不論是屈原的投江而死，還是魏征的數次涉險，中國曆史上總是不斷演繹著忠臣抬棺進諫的故事。相比之下，歌頌總讓人比較舒服，別人也喜歡聽，風險小，收獲大，所以，往往歌功頌德者多。
但從建國1949年以後的曆史來說，凡是民眾和知識分子失去了批評當權者的能力的時候，就是我們民族遭受最大苦難之際。每一個民族災難降臨之前，其實都有微弱的批判的聲音，這種聲音總是被打壓下去之後，災難就接踵而至了。回憶中國的文革時期，到處都充滿了令人惡心的阿諛；永遠都是形勢一派大好。可實際情況如何呢？那些總是吹捧讚美的，又幾乎無一不是心口不一和兩麵三刀的；因為古往今來的中國社會早就有大量這樣的事例，證明誤國誤民的奸臣正是那些專會阿諛奉承的邪佞之徒。
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
事實上，一個社會，如果真是萬眾一心，眾口一詞，幹什麽都一邊倒的時候，這個社會，一定是充斥著危機、危險的社會。我們的報紙越幹淨，社會則越肮髒。電台越和諧，世道則越可怕。電視越美好，生活則越難過。電影越高尚，真實則越虛偽。一個正常的國家，不是隻許歌頌，而是可以反對，不是隻能感謝，而是可以批判。一個擁有眾多批評者的國家，說明它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光明的前景；而一個本國人都不想去批評的國家，說明它已經完全令人絕望，它的國民隻想盡快離開它，移居到別處。
“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這是美國第三任總統湯托馬斯·傑斐遜的一句名言。但在中國，總有一些人把社會不穩定的原因，歸結於批評者。但批評者的作用，其實就如同“扁鵲之於蔡桓公”。蔡桓公正是因為一開始，聽不進扁鵲的“說三道四”，結果病入膏肓。難道蔡桓公之所以病入膏肓，是因為扁鵲的說三道四？正是因為沒有人說三道四，或者，你聽不盡說三道四，才會病入膏肓。
正因如此，請每一個當下的中國人都牢記，當你密切關注民族命運之時，就是這個國家走向文明的開始；當你毫無恐懼地質疑政治機器的腐朽，就是這個國家不甘沉淪的萌動；當你自由投出心中神聖一票，就是這個國家融入世界的關頭；當你強烈感受中華民族風雨飄搖，就是這個國家成熟的征兆；當你接受了國家對你的愛，這個國家才值得你去愛！所以，在當下的中國，我們能夠想到的最好的報效祖國，熱愛國家的方法，就是允分發揮批評的作用，批評它各種不足之處，揭露邪惡的東西……（文/風青楊）
文/風青楊
29日此消息經過一天一夜的發酵，副省長的言論成為了網上最熱門的聲討話題。為此，下午三點左右，陳鳴明通過自己的官方微博表達了歉意，主題是“有話好好說”。對此致歉有不少人讚同認可他的態度，也有人認為其誠意不足。但不論陳鳴明的致歉效果如何，陳副省長和中國的大多數官員一樣，都需要上一堂關於愛國主義的教育課。
什麽是真正的愛國？
陳獨秀曾寫過一篇題為《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的文章，文中說：“要問我們應當不應當愛國，先要問國家是什麽。原來國家不過是人民集合對外抵抗別人壓迫的組織，對內調和人民紛爭的機關。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異族壓迫，調和國內紛爭；惡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壓迫異族，內而壓迫人民。”所以，“若有人問：我們究竟應當不應當愛國？我們便大聲答道：……我們愛的是國家為人民謀幸福的國家，不是人民為國家做犧牲的國家。”
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給副省長普及兩點關於愛國的常識：一，政府不等於國家，批評政府不是罵祖國；二，政府是納稅人的血汗錢養活的，做得好是必須的，做不好就該挨罵。我們常常看到很多人都在把偉大的“愛國主義”標簽往自己身上貼。在很多人眼裏，隻要他“愛國”了似乎就可以登上道德的製高點了，可以驕傲地俯視一切芸芸眾生，就可以不再受道德的約束羈絆。而一旦貼上，那些行為就是合理的，就會有人趨之若鶩。更有甚者動不動就拿出“我代表國家代表某某”，來強詞奪理實施流氓行為。
於是，那些在平日裏這些屬於流氓的行徑，在愛國的名義下，一切都變得那麽理直氣壯。那麽，愛國愛什麽？應該怎麽愛？其實就三點：一是愛國要愛她的人民，二是愛國要愛她的文化，三是愛國要愛她的國土。愛國主義的核心是愛人民，如果不愛人民，其他的愛都不值得一提。這是愛國主義的核心內涵，也是愛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任何抽離了這個基本原則的愛國主義，或者用其他原則淩駕於這個原則之上的愛國主義，都是扭曲的愛國主義，都是毒藥。
批評和讚美哪個更愛國？
陳鳴明在微博回應中還說：“國家同樣需要鼓勵，這對凝聚社會共識，推動國家進步同樣有好處。”看來，陳副省長更偏愛讚美這種“愛國”的方式了。現在的確有一些人，認為愛國就是要無條件對政府的行為說好話、唱讚歌。一見到批評者，他們立刻就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給你扣上。愛國，是否就意味著放棄對這個國家的狀況、政府批評的權利？是否就必須千人一麵、眾口一詞？難道批評者就不算愛國嗎？
要說“愛國”，古往今來，最受中國人尊敬的愛國者非屈原莫屬。可是你看他的文章作品，什麽時候為朝政唱過讚歌呢？可以說，從頭到尾，都是些批評、發牢騷的文字。按照當下某些“愛國者”的理論，屈原完全符合他們“帶路黨、賣國賊”的標準。屈原他既不像某個央視退休的主持人“從不給國家添亂”，更不像某個大媽“從不投反對票”那樣去愛國。相反，他成天喋喋不休地反對、阻止楚王已經成竹在胸的既定國策，和那些隻知道說好話的邪佞們做鬥爭。然而恰恰就是屈原，成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也是最著名的愛國主義者。
而當下中國，像屈原的這種愛國方式，之所以不太容易讓人接受的原因在於，批評這種愛國方式，往往與講真話連在一起；而講真話往往要擔風險、付出代價了。有教師陳平福甚至僅因為發了幾篇博文就要被審判了，事實證明用這種方式愛國你注定要付出更高的代價。不論是屈原的投江而死，還是魏征的數次涉險，中國曆史上總是不斷演繹著忠臣抬棺進諫的故事。相比之下，歌頌總讓人比較舒服，別人也喜歡聽，風險小，收獲大，所以，往往歌功頌德者多。
但從建國1949年以後的曆史來說，凡是民眾和知識分子失去了批評當權者的能力的時候，就是我們民族遭受最大苦難之際。每一個民族災難降臨之前，其實都有微弱的批判的聲音，這種聲音總是被打壓下去之後，災難就接踵而至了。回憶中國的文革時期，到處都充滿了令人惡心的阿諛；永遠都是形勢一派大好。可實際情況如何呢？那些總是吹捧讚美的，又幾乎無一不是心口不一和兩麵三刀的；因為古往今來的中國社會早就有大量這樣的事例，證明誤國誤民的奸臣正是那些專會阿諛奉承的邪佞之徒。
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
事實上，一個社會，如果真是萬眾一心，眾口一詞，幹什麽都一邊倒的時候，這個社會，一定是充斥著危機、危險的社會。我們的報紙越幹淨，社會則越肮髒。電台越和諧，世道則越可怕。電視越美好，生活則越難過。電影越高尚，真實則越虛偽。一個正常的國家，不是隻許歌頌，而是可以反對，不是隻能感謝，而是可以批判。一個擁有眾多批評者的國家，說明它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光明的前景；而一個本國人都不想去批評的國家，說明它已經完全令人絕望，它的國民隻想盡快離開它，移居到別處。
“異議是愛國的最高形式”這是美國第三任總統湯托馬斯·傑斐遜的一句名言。但在中國，總有一些人把社會不穩定的原因，歸結於批評者。但批評者的作用，其實就如同“扁鵲之於蔡桓公”。蔡桓公正是因為一開始，聽不進扁鵲的“說三道四”，結果病入膏肓。難道蔡桓公之所以病入膏肓，是因為扁鵲的說三道四？正是因為沒有人說三道四，或者，你聽不盡說三道四，才會病入膏肓。
正因如此，請每一個當下的中國人都牢記，當你密切關注民族命運之時，就是這個國家走向文明的開始；當你毫無恐懼地質疑政治機器的腐朽，就是這個國家不甘沉淪的萌動；當你自由投出心中神聖一票，就是這個國家融入世界的關頭；當你強烈感受中華民族風雨飄搖，就是這個國家成熟的征兆；當你接受了國家對你的愛，這個國家才值得你去愛！所以，在當下的中國，我們能夠想到的最好的報效祖國，熱愛國家的方法，就是允分發揮批評的作用，批評它各種不足之處，揭露邪惡的東西……（文/風青楊）
文/風青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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