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級外科專家冒險搶救受傷民工記（上）

國寶級外科專家冒險搶救受傷民工記（上）
1972年，一支上海支邊醫療隊來到雲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南華縣。帶隊的是上海第一醫學院附屬華山醫院外科主任朱錫琪醫生。(我在《毛死那天我結婚》LINK: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6881/201112/28668.html一文中曾介紹他當過上海市革委會宣傳組長。登錄之後我收到醫療隊一位老師的電郵，指出朱醫生雖然在解放初期是上海醫學院的黨總支委員，但文革期間一直在華山醫院從事臨床工作沒有從政。改革開放後任複旦大學醫學院博士生導師，著有《乳房外科學》等專著)。隊裏人才濟濟，包括了臨床各科的優秀專家。楚雄那時還相當落後。這樣一支醫療隊的到來，猶如一顆夜明珠立刻發出耀眼的光芒。特別對於我，完全可以說：戲劇性地改變了我的一生。
   就在一年前，我在楚雄州醫院進修結束。臨走時州醫院的革命委員會主任（後來改叫院長）趙文鼎找我談話，問我願不願意來州醫院工作。我當然願意。老趙說那好，我現在把底給你透一透：州衛生局已經發了商調函向你們縣要求將你調來，但縣上不同意。這不要緊，我們始終會有辦法。你回去開展工作千萬要謹慎。你才從學校出來，不知道社會上人際關係的複雜性，一不小心一輩子就完了。有什麽困難可以寫信或打電話給老黃（外科主任）或者我商量。就這樣, 我回到金沙江畔的永仁縣平地公社衛生所（現在叫四川省攀枝花市平地鎮中心衛生院）。當時我確實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沒把老趙的話放心上，回去後的那一年中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做了不少手術。上天保佑，沒出大漏子。現在回想起來還真有點後怕。
南華縣是個小縣，病人不多。朱醫生有一天帶了兩個隊員來州醫院參觀。剛跨進外科病房走廊，他們與眾不同的氣質立刻引起了外科主任黃純亮醫生的注意。他主動向對方打招呼，寒暄之後知道真是神仙下凡，便把他們領到院長辦公室介紹給老趙。老趙1960年畢業於四川醫學院，精通業務，有理想要改變州醫院落後的現狀。他對這支醫療隊寄以厚望，特意向州黨委提出申請：將他們從南華縣轉來州醫院。批準以後，他又在工作上、生活上為醫療隊作了妥善的安排。還特意請了一位名廚李代昌師傅為醫療隊做飯，我們的故事就從李師傅這兒開始（本文沒有任何虛構）。
    為醫療隊煮上兩天飯之後，李師傅對隊裏的腦外科蔣大介醫生說：“蔣醫生，我自己這兩年也老犯頭疼，吃了不少藥也不管用。”蔣大介醫生1949年畢業於上海醫學院（即後來的上海第一醫學院，改革開放後改名複旦大學醫學院）。神經百科是這樣介紹他的：“曆任華山醫院神經外科主任、教研室副主任，神經病學研究所副所長等，著有《神經外科手術學》和《實用神經外科手術學》等。自行研製很多神經外科手術器械，是我國立體定向研發和使用的第一人。手術精湛，才華蓋世，桃李如雲。”朱醫生早已離別我們，蔣醫生現居美國，88歲了。我在本文中把朱醫生和蔣醫生稱為國寶級專家，大概不算過分。在仔細詢問了李師傅的病情後蔣醫生心中應該有了底：腦腫瘤。但他不動聲色，隻讓李師傅來做一個腦血管造影。
當時CT和核磁共振尚未發明，腦腫瘤的診斷隻能靠經頸動脈的腦血管造影。醫療隊的X光技術員老徐是上海灘大名鼎鼎的“徐一槍”。這綽號來自於他穿刺頸動脈從未失手，一針搞定。果然老徐替李師傅做了腦血管造影後，X光片上顯示右腦部長了一個雞蛋大小的腦膜瘤（良性）。蔣醫生很快為李師傅開了刀摘除了腫瘤。1994年我隨太太回雲南探望嶽父母時，李師傅術後已二十多年，雖已退休仍雄赳赳地在一家私人飯店幹活“補差”。
    楚雄州醫院本來就隻有鳥槍沒有炮，從未做過腦腫瘤手術。1971年我在那兒進修時，連一個顱內血腫清除都是了不得的大手術（這病例我仍記得很清楚：公公兒媳吵架，公公拿銅煙鍋往兒媳頭上就是一下子，過了不一會兒媳叫頭疼，嘔吐，送到醫院時已深度昏迷，大小便失禁，X光顯示顱骨線性骨折。把顱骨鋸開後，一個核桃大小的硬膜外血腫冒了出來。清除止血後病人恢複健康了）。這回全城轟動了：李大師傅腦子裏那瘤子有雞蛋大呢，人家上海醫生硬是要得呢！不幾天州黨委辦公室便打來電話：傅政委也常患頭疼，想請朱醫生和蔣醫生給看看，什麽時候方便我們派車來接。傅永昌，山東人，原屬三野，文革前任楚雄軍分區政委, 此時任州革命委員會主任，州黨委第一書記。土皇帝可是要小心服侍的，把土皇帝服侍舒服了，就可以求風得風求雨得雨了。老趙接了電話就來找朱醫生商量：能不能乘此機會順便幫我們從下麵調個小鬼來？名字和工作單位我寫在這裏了。
接下來就挺順利，經朱醫生和蔣醫生仔細檢查傅政委患的隻是輕度神經衰弱，CANCER大大的沒有，開點藥米西米西就OK了。然後傅政委感謝醫療隊為我們全州人民的健康不遠萬裏.......有什麽困難嗎?我們雖然是夾皮溝，但隻要辦得到，州黨委一定幫助解決。機會來了-----朱醫生非常適時、得體地建議：州醫院外科黃主任年紀不小了，沒有合適的接班人。他看中了個小鬼，可縣裏不放。-----亂彈琴！咱們楚雄州還是共產黨一元化領導的嘛，回頭你讓趙文鼎把名字送給我。-----名字和工作單位老趙寫在這裏了。-----沒問題，三天，就三天，一定調來。
    共產黨真要幹什麽勾當，比愛因斯坦的光子還快。就在他們談話的這天下午，我正在平地水庫遊泳，衛生所周所長氣喘噓噓地跑了來通知我：縣上來了電話，叫你三天之內到州醫院報到。你快去收拾東西走，檔案戶口糧油什麽的我們隨後給你辦去。平地到楚雄二百多公裏，隻有一班渡口市（即現攀枝花市）的過路班車，就算有空位也得走一天半。老趙怕我來不及，索性派了救護車來接。衛生所還殺了一頭大肥豬，我帶了一大罐油炸肉上了救護車。來到州醫院，老趙告訴我：上海醫療隊明天一早去祿勸縣撒營盤公社巡回醫療，你跟他們去。這一年你的任務就是跟他們學，他們上哪你也上哪，現在我帶你見朱醫生去。
    多年以後我才知道當時州黨委安排上海醫療隊去撒營盤的真正原因。就在朱蔣兩位醫生和傅政委談話前幾天，省“少數民族政策落實辦公室”主任、省委宣傳部長梁文英到楚雄州搞調查聽匯報。林彪摔死後，一些過左的政策正在糾正。本州的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是有名的貧困山區，主要的政治問題卻是所謂教會活動。1904年一個澳大利亞牧師VICTOR（村民叫他魏牧師）來到撒營盤傳教，後來還在那大山溝裏建了一間名字大得嚇人的“西南神學院”，彝族苗族信徒甚眾。文化大革命前教牧人員全被抓去勞改，文革中“清隊”、“一打三反”運動又打擊了一些信教群眾，致使對立情緒加重。隨梁部長到楚雄的省黨辦秘書周孜仁回憶縣委副書記陳銀貴介紹說：祿勸縣民族信教的生產隊110個，占70%。四所民辦中學，一所學校的教師是傳道員，另外三所的教師是信徒。一上課就教基督、唱讚美詩。有人幹脆公開宣布信教，說“我不學你們的文件，我要去做禮拜”、說“你們說我們信上帝不好，但我們總不隨便打人”呀！有個生產隊是個少數民族隊，7戶人家44人全部皈依了基督教，隊長楊某自任長老；會計、民兵隊長等全部成為宗教骨幹，生產隊一開會，就首先唱讚美詩，接著才議正事。縣人保組（相當於現在的公安部門）和大隊派來工作組進行整飭，七戶人被批被鬥者達六戶。隊長態度最是頑固，於是捆起來：吊、打。問：“你到底信宗教還是信共產黨？”吊得受不了，隻好說了：“行，我信共產黨”放下來，緩過氣，動動胳膊，好些了，還是說：“想來想去，我覺得我還是得信上帝……。”又吊起來，又打。麵對一種悠長的民族精神韌性，暴力往往無能為力。工作組隻好向山民謊稱(周孜仁的工作筆記如是記錄)“縣上汽車壞了。等車修好了再來抓你。”群眾的回答是：“你們要抓，就把我們全抓走吧！”太過愚蠢的做法大約是被領導批評了，就改換一種方式，派人給他們送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語錄，讓他們多多學習最高指示。再送些“半導體”去，讓他們天天收聽北京的聲音----可惜，矛盾激化如斯，固執的山民一律不要：你送過去，他全部退回，甚至幹脆扔了，砸了。梁部長在一次座談會上也麵對一位中年農民的咄咄逼人語氣和冷峻不屑的眼神。他不是在等待恩賜，而是要理直氣壯地索回本該屬於自己的權利。部長平靜耐心地把一切都聽完。
    上海醫療隊顯然在緩和民族矛盾方麵起了官方做不到的巨大作用。我們到處受到熱烈歡迎, 在撒營盤和祿勸縣城巡回醫療的一個多月間，忙得不可開交，天未亮就診病人已排成長隊，手術一台連著一台，似乎永遠也做不完。我是老老實實依照老趙和老黃的指示辦事，除了老師上廁所不跟，別的一概都跟；什麽都學，甚至連徐老師的那一槍絕活也向我傳授。他們看英文業務書，我也跟著看。本來我的英文基礎就比較紮實，此後的學習讓我在後來考研究生和出國都很輕鬆。還學上海話、學橋牌......十幾個國家級師傅雕一個朽木徒弟，我算是掉到孔夫子的口袋裏了，再笨再蠢也多少得對得起老師們吧。那一年中我和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直到今天,我還能講一口洋涇浜上海話，打一手洋涇浜橋牌呢！
    祿勸縣是楚雄州最邊遠的縣份（改革開放後劃歸昆明市郊）,位於烏蒙山脈的西端。最高點烏蒙公社（現在叫烏蒙鄉）的轎子雪山海拔4247米，有“滇中第一山”的美譽。撒營盤在縣城北80公裏，位於撒營盤的祿勸第二中學是前“西南神學院”舊址，村旁還有毛在長征渡金沙江前一晚住過的小屋。從撒營盤往北，當時正在修築一條通向金沙江的山區公路，路基已粗略成形。據說已修到北麵約30公裏的大鬆樹公社，隻等碾平鋪沙了。一天傍晚我們正在吃晚飯，隨隊負責後勤的祿勸縣衛生局長趙守謙匆匆從公社跑來，說縣委來電話，大鬆樹築路工地爆破時發生嚴重事故，已有一人死亡，還有兩位民工受傷，其中一位腦漿還在往外淌。縣委希望醫療隊派最得力的醫生前往搶救。公社正在四處找車，請醫療隊做好準備，找到車隨時出發。朱醫生略一思考就宣布：“老蔣，小百（那時不叫這個名，姑且代用）和我去，家裏工作由荘醫生負責。荘醫生，明天的手術，你停它兩台。周雅芳（麻醉師），你幫我們準備手術包。”
（待續）